骨头受伤了喝什么汤:国学都涉及哪些内容?

国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能够指导中国人在世界竞争中胜出的法宝，而且这些民族文化能够得到世界人民的敬仰。
虽然人人平等，但一个民族如果都是拿来文化，那么这个民族在当今人类文明社会中永远是劣等民族；一个民族如果一直是狭隘的海岛侵略文化，那么这个民族终将受到世界人民的排斥。
一个国家的文化精髓能够指导她孕育的人民不断取得新的辉煌。
中国的国粹要从《易经》开始学习领会。

当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想的最多的就是现在做什么是对的，做什么能让自己今后更好，内心期盼有神仙或者是高人给以指点。
陷入绝境、走投无路的人会向苍天大喊：“天啊，祈求你，告诉我该怎么做吧！”
成功人士在别人问他成功的秘诀时，除了说毅力和思考外，多是笑而言他，或避而不谈，回家后向苍天默默的祷告：“长生天，请继续给我勇气和信念，继续保佑我吧！”
西方的成功学都是讲“术”，如培养积极心态、掌握沟通技巧、学习管理营销知识、激发创造力等，每个招数都对人的改善很有效果，而且感觉起来距离财富只有一步之遥。如果让一个成功人士总结起来，都基本具备些共性，但没有一个成功人士全部具有这些特性，大家也都知道，这些东西加起来绝对不等于成功。
中华民族的成功学讲的是“道”，如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致胜之道，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或者是老庄的避世修身之道，曾国藩“挺经”的处世之道。让人感觉神龙见首不见尾，不知从那里开始学习，也不知道这些知识在未来的什么时刻能转化成钞票。
人类总是不断的探索各种奥秘，但最让世人感兴趣的奥秘，就是比尔•盖茨如何从一个大学没有毕业的学生变成世界的首富，李嘉诚如何从一个小伙计变成资本大鳄，成吉思汗如何从一个生长在荒原的弃儿变成改变世界格局的民族英雄。
按厚黑教主李宗吾的说法，英雄的成功在于“厚黑”二字，但他的这种说法也流于西方“术”的一类，仍然是总结分析起来头头道道，但做起来却很难达到目标。最后李教主只能称自己是个孤家寡人的名誉教主，手下没有一个旗帜鲜明跟着走的教众。
李宗吾还揭示了一个社会现象，那就是西方学术的发展总是徒弟超越老师，如瓦特发明了蒸气机，后人深化他的技术，发明了火车、轮船和飞机。而中国人总是学生超越不了老师，孔子是儒家开山鼻祖，孟子只能当亚圣，后人谁也没有人敢说自己超过了这个至圣先师。老子最后也被后人捧上了天，成了太上老君，感觉中国的师傅总是对徒弟留了一手。
李宗吾生活的年代是中国从一个泱泱大国没落后，任西方列强凌辱的黑暗年代，当时曾有一社会名流大发感叹，说是正是由于中国的汉字缺乏组合型，导致了从根本上限制了国人的思想解放，应该彻底消除汉字。从鸦片战争以来，说这种汉奸话的人一直大有人在，只是程度和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在某个时期可能会得到众多民众的认可。
人们总是喜欢以一时成败论英雄，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解放前这一百多年中，中国一直处于衰落阶段，新中国的成立停止了这种衰退，改革开放使中国龙从睡梦中醒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路奋进，在胡总书记的带领下，进入世界发达国家行列并排名不断的在前进。但在没有恢复到世界第一的位置之前，总是有那么一些人对中国的悠久文化的先进性产生置疑，虽然不敢公然叫嚣对其进行抵制，但那种言辞中的忧虑，其内涵路人皆知。杨振宁先生2004年9月3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所做题为“《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的报告，称《易经》是导致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生的原因，提倡摒弃天人合一而完全用西方的办法去做事情。
人做事情要把握两个大原则才不能让自己最终后悔（未济：贞吉，无悔），一是不能让自己的头上没有天（大有：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二是不要低估中国古典文化精髓的力量（大过：藉用白茅，无咎；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1949年解放军渡江后开始解放全中国，蒋介石难得有闲暇的时间在台湾阳明山的寓所中研究为什么一个典型中国农民家庭出身的毛泽东能够领导一只人数装备绝对落后的队伍，最终能打败武器精良、接受过美国正规军事训练指导的“国军”。将毛泽东的文章通读一遍后，叹息说道“输共产党输在了哲学上面”，后悔自己从来没有真正重视过这个强大的对手。
美国总统杜鲁门骂蒋介石愚笨，他压根就不把新中国当成对手，派五星上级麦克阿瑟统帅比八国联军多一倍的十六国联军，向中国的小兄弟朝鲜发起侵略战争，根本就没有把旁边那个刚刚站起来、又穷又瘦的哥哥放在眼里。在朝鲜战争的初期，出现了人类战争历史上对垒双方军力差距最大的现象，美军有飞机、坦克、大炮、军舰等重型武器，志愿军除了炒面加步枪不说，就连冬衣和脚下的袜子都没有，后期运输几乎停止（坎：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但最终还是狠狠的教训了一下联军，干跑老麦不说，美军还折了一个曾经和名将巴顿一起横扫欧洲的中将，撤换了三个上将，以伤亡70万比36万的悬殊差距，不得不在投降书上签字（离：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出涕沱若，戚嗟若）。克拉克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成为历史上签定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军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痛苦”。
从杜鲁门总统到参战的每一个上将，都感觉到了这种痛苦，可他们除了痛苦和推卸责任外，没有一个人从中总结教训，这一点就不如蒋介石的胸襟，如果做不到这点，今后不仅由于不胜而签署的停战条约越来越多，搞不好密苏里号上的角色也可能发生转换。
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抵抗了列强的侵略、扭转了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劣势，所用的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哲学（困：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所取得的成就是在掌握了客观规律后指导实践的表现。而这种客观规律一经发现，后人自然就不可能对其超越或改变，而指导实践的表现形势和最终结果可以是千变万化，推陈出新的。
比如勾股定理、《孙子兵法》中的奇正、门捷列夫发现的元素周期表，这些都是人类和客观世界必然存在而且不会发生改变的必然客观规律，符合自然之道，后人只能在应用方面超越而不能在概念上对其进行超越，例如毛泽东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仗”的战略思想，超越不出《孙子兵法》的“虚实篇”，高分子科学再如何发展，也脱离不了元素周期表，高等数学只能以初等数学为基础而不能将其替换、摒弃。谁先发现发现了这种自然之道，谁就是让后人膜拜的至圣先师。这就是中国古典文化的圣人们为什么会给人感觉“总是留了一手”的原因。

已经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易经》，就是这样一张指引人成功的元素周期表，正确的说应该是一本关于成功学的哲学典籍，只要是一个对华夏文化充满敬畏之心，辨正科学的对待中西方文化，并能虚心学习、坚定不移的付诸行动的人，必将使自己的生活犹如神助，目标清晰而容易实现，生活中充满了惬意、和顺和新的朝气，取得更佳的人生成就。
中国哲学博大精神，贯穿了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各个层面，《易经》做为群经之首，是因为他指引出人生的发展方向，从而激发出自然本性中的斗志，为实现目标、心愿而勇敢的不断前进。
在知晓了《易经》的真谛后，才能更好的将华夏文明的其它经典更好的学习与掌握，并有效的应用在工作、生活中的各个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