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宝库:有人知道朱九思得故事没？ 高分

使朱九思下台的事，我倒是知道。
当年一个骗子冒充是北京某高干的儿子，直接见了朱九思说要在华工读书。朱九思估计是老糊涂了居然相信了这个人，居然让他在华工里面落了学籍。直到3年后，才有人揭发那个人是骗子，根本上不是什么高干子弟。朱九思因为这件事情颜面扫地，于是便黯然下台了。
我是华工毕业的，不过这件事情估计连很多华工的学生都不知道，可是内幕消息哦～

如果你想知道朱九思还有些什么事，可以问问我，也许我也是知道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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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就读于扬州中学，1935年毕业。1936年考入国立武汉大学。1937年到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1949年后曾任《群众日报》、《天津日报》、《新湖南报》总编缉、社长。1953年，与查谦等人创建华中工学院（1988改名华中理工大学，2000年改为华中科技大学），任副院长。1979年，担任院党委书记、院长。1984年担任名誉院长。

曾获日本广岛大学名誉博士。

朱九思

男，江苏扬州人，1916年生。我国著名教育家，日本国立广岛大学名誉博士。1936年入武汉大学学习，1937年12月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执教，1953年--1984年任原华中工学院副院长、院长、院长兼党委书记等职，为华中科技大学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特别重大的贡献，其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985年至今从事高等教育学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现任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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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后，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爆被免职内幕17年后，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爆被免职内幕
发信站: BBS 珞珈山水站 (Fri Nov 11 10:28:03 2005)

刘道玉是武汉大学的蔡元培，是198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开
创了武大继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十七年前刘道玉因为改革激进，
得罪了保守势力，被突然免职，并几乎被封杀。武大辉煌不再，刘道玉成了武大学子挥之
不去的心结。从此，“有井水处皆咏柳词”－－有珞珈学子处，皆有刘道玉话题。11月5日
晚，应武大某学生社团邀请，刘道玉时隔十七年后首次重登武大讲台，就他的新作《一个
大学校长的自白》发表演讲。刘道玉卸职时仅有3－4岁的大学生们竟然为之沸腾了，许
多学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他们掌声雷动－－为这位传奇的校长，为这位最有个性的校长
，为这位永远站在学生一边的校长。以下是选摘自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中被免职
部分的内容。

－－－－－－－－－－－－－－－－－－－－－－－－－

1988年1月25日至31日，国家教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直属院校工作会议，部署了新
的一年工作的安排。回校后，我向中层以上的干部传达了会议的精神，要求各院系、各部
处在放寒假以前，提出本单位新学期的工作计划，重点是转变教育观念，制定加大教学改
革力度的措施。与此同时，我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先后到法学院、经济学院、图书情报学
院、管理学院、中文系、化学系进行调查研究，直到2月9日上午，我还在物理系召开教师
座谈会。我的打算是，在调研的基础上，利用寒假的时间，制订《武汉大学第二个十年教
育改革纲要》，以便从寒假以后的新学期开始，掀起武汉大学教育改革的第二次高潮。

可是?搅说诙?欤?月10日），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是日上午，国家教委驻汉
工作组组长张文松通知我到东湖宾馆谈话，宣布免除我的党委副书记、校长的职务。当天
晚上，工作组在东湖宾馆召开武汉大学校级干部会议，宣读了国家教委免除我职务的传真
文件。

时值春节前夕，消息传出，全校哗然，业内震惊。校内外为我请愿的信函纷纷寄到
北京，质问这是为什么？虽然这些于事无补，但是为我鸣不平的深情，却使我得到了极大
的慰藉。正如一位教授对我所说：“道玉同志，你被免职是因为你的观念超前了，改革的
步伐太大了，致使那些‘九斤老太们’不能容你。”我心想，是呀，我32岁任副教务长，
39岁任党委副书记，45岁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48岁任大学校长，54岁被免职
。所以，有人说，我是个超前的人，不仅教育观念超前，而且任职和离退也都超前了。

过去，有不少人曾不解地向我提过相同的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辞去教育部的任
职和拒绝出任武汉市的市长？要不然，你现在也能当上一个什么大官了，至少地位、物质
生活条件要比你现在强多了。”在某些人看来，这的确是不可思议的，有些人为了往上爬
，削尖脑袋投机钻营，到处跑官、要官，甚至不惜用重金去买官。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
可理解的，人各有志，人各有求嘛。尽管人性中有一种迷恋权势的倾向，但我却重义轻利
，重术轻权。我国自古就流传着：“文人不做官，做官的非文人。”我相信这一点，我崇
尚自由，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不愿任人摆布，想说自己想说的话，不愿鹦鹉学舌。在一
些高官看来，他们是主，群众是民，他们可以搞特权、耍威风，但是他们在其上司的面前
，又是某种意义上的臣仆，我讨厌这种依附性的主仆关系。古时文人中有一句俗话：“不
做官，不受管。”我很欣赏这句话，所以就不愿做官。

当然，我先后多次婉拒了堪为要职的安排，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放弃，可能使我
失去了本可以得到的某些东西，但是我并不后悔。其实，在我的一生中，还有过很多的放
弃，如放弃了在前苏联学习研究的优越条件，放弃了获得副博士学位的机会……对此，有
人就说：“刘道玉太傻，不该去响应什么‘反修’的号召，如果像其他人那样‘两耳不闻
窗外事、一心专门作研究’，他肯定会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副博士学位，凭着他的聪明才智
和勤奋精神，或许也评上了中科院的院士，也会名利双收。”但是，我认为人生是一个大
舞台，我们每个人都要在其中扮演某一个角色，有的是自己选择的，也有的是阴差阳错促
成的。我认为，在人生的舞台上，不管你担任何种角色，只要你尽心尽力，光明磊落地做
人，那么你就问心无愧。因此，我对自己的人生选择，无论是追求也好或是放弃也好，我
都无怨无悔。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对马克思作了这样的评价：“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
，但未必有一个私敌。”我很欣赏这一句话，也很敬仰这位学识渊博的学术大师的做人行
事的典范。

我信奉孟子的“性本善”的观点，在教育实践中也一贯倡导博爱精神。因此，对于
我来说，不存在“有过许多敌人”，更不可能“有一个私敌”。但是，我崇尚教育改革，
身体力行地实践教育改革，在改革中两种观念上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于是，那些抱着极
“左”路线不放的少数几个人，对我妒忌，左右都看不顺眼，把我当作“敌人”，总是欲
除之而后快。我突然被免职以及以后所遭受的打击，就是他们这一思想的表现，是对我的
报复。其中的一个人，在他整我的目的达到以后，曾洋洋得意地对人说：“我把刘道玉整
倒了，真是痛快得很，我毫不手软，要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还是这个人，利用手中的权
力，指使一个青年教师进京告我的状，并说如果没有路费，可以到他那里去报销。本来，
这个教师是我的学生，他原在外省的一所普通大学任教，但是他工作了十多年后还没有提
升为讲师，他感到受压。于是，他写信给我，希望调回母校，报效母校。我觉得那所学校
的做法太过分了，出于保护学生的思想，我把他和他妻子（本无对口工作）一起调入了武
大。为了支持他的工作，很快解决了他的讲师职称，我还亲自为他的一本书写了序言。但
是，他并不满足，紧接着他又要求提升副教授，我未予同意。就这样，他反目成仇，并立
即投靠了那个搞“左”倾的人，充当了反刘的急先锋。

但是，这个教师恩将仇报的做法暴露以后，很快遭人不齿。他无法在学校呆下去了
，于是要求调走，再次改换门庭。不知是出于良心自责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在离校前居
然来向我告别，并征求我对他的意见。我接待了他，心平气和地对他说：“中国知识分子
十分重视道德文章，我认为你缺少的就是品德修养。尽管你做出了对不起我的事，但是作
为你的老师，我还是不忘传道之责，至于听不听由你。怎样做一个德行高尚的人呢？我赠
送给你三句话：不以胜败论英雄，不以好恶判是非，不以得失分亲疏。”接着我解释说，
这三句话是我的信条，包含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在正常情况下，人们总是要争取胜利而避
免失败，但是对胜利与失败也必须作具体的分析，那种靠整人起家，踏着别人身子而爬到
高位的胜利，是“胜”而可耻；而那些因为说了真话而受到打击或因改革而遭受的失败，
虽败犹荣。是非是有客观标准的，并接受实践的检验，是不以人的好恶为转移的。亲与疏
也应当建立在正确的价值观念之上，不能因为得到了某人的好处就亲近他，或者反过来就
憎恨他，如果这样，那岂不是把人降为普通动物一样了吗？

类似的情况，在我的经历中还有很多很多，真是不胜枚举。有的人，受到我的培养
而成才，但他却忘恩负义；有的人受到我的器重而擢升，但他又背弃我；还有的人，因犯
错误受到我的保护而摆脱困境，但他却又写书恶毒地诽谤我。更多的人是，在你得势时，
他紧跟你，但是一旦气候变幻，他们马上变脸，或揭发批判，或划清界线，对此，一些好
心的人问我：“你对那些无情无义的人怎么看，是否后悔过？”人本来就是形形色色的，
从个人总结识别人的教训来看是应当的，但后悔却是不必要的。我的信条是：宁可人负我
，而我决不负于人。我还认为，爱是奉献，是以不求回报为前提的，如果你要求索取，那
就是把爱心当作了商品，这是对伟大爱的亵渎。因此，我对任何人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自
觉自愿的，是无怨无悔的。

1988年7月中旬，我的学生田安邀请我到通山县九宫山去避暑，正好我想利用这个机
会在那里写书，于是我同意了。说实在的，我太累了，在任副校长、校长和高教司司长的
15年间，没有过一个寒暑假，没有游览过名山大川，甚至连校工会组织教职工分批到庐山
夏游，我也未能享受。被免职以后，我真正品尝到苏东坡被贬谪黄州时所发出的“无官一
身轻”感叹的滋味！

一天，我携带一箱图书和文献资料只身上山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到避暑胜地过暑
假，一切费用完全自理。那时，旅游条件比较差，道路还是碎石路，坑洼不平，汽车颠簸
得很厉害，沿着崎岖的山路，到午后1 时才攀上海拔1500多米的九宫山的天池，在一个县
乡镇企业管理局的普通招待所住了下来。

8月5日，学校派车把高伟送到九宫山我住的招待所，她的突然出现使我惊愕不已。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问：“你怎么来了，出了什么事？”她说：“几天前，学校党办
打电话找你，说教育部要你到北京去一趟。我告诉他们你出差去了，没有写信回来，现在
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对他们说，刘道玉已经免职了，还找他干什么，没有什么好谈的。
可是，昨天他们又来电话说是李铁映要找你谈话，好像很急迫似的。所以，我们商量一下
，看去还是不去？”

我突然被免去校长已6个多月了，事前事后均没有任何领导人给我做工作，为什么现
在要找我去谈话呢？我们分析意图有二：一是对我免职的做法不民主、不公平、不公正，
因而引起了校内外的强烈的反响，以至于教育部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他们请时任中央政
治局委员的李铁映出来约我谈话，目的可能是安抚，变被动为主动。二是可能重新安排我
的工作，因为我被免职以后，教育部一再放出了风声。我们认为，我被免职与李铁映同志
无关，因此无论从组织原则抑或从礼貌上说，我还是应当去。于是，我和高伟乘火车于8月
8日到了北京。

9日上午，教育部人事司负责人安排我与教育部的主要负责人见面，当我得知其中有
实际上的一把手参加时，我提出不愿与他见面，如果他出席我就不参加，因为免我的职就
是他一手包办的，而且是借机发泄对我进行改革的不满。关系弄得很僵，一个想参加，另
一方不要他参加，相持不下。怎么办呢？最后，朱开轩副主任多次给我打电话，说明那位
负责人是诚恳的，是专程从北戴河赶回来见我的，希望我消除误会，有话当面说清就是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再坚持，还算是顾全大局的了。

谈话的场面十分尴尬，似乎谁也不想首先发言。沉静片刻之后，还是那位一把手先
开了口，他说：“道玉同志，我们之间有太多的误会。其实，我们对武大的改革一直是肯
定的，对你的工作也是肯定的……”我插话说：“不是什么误会，而是你对武大的改革成
见太深，你不是说：‘学分制在美国失败了，苏联不搞学分制也出了优秀的人才嘛！’这
怎么能说你对武大的改革是肯定的呢？你既然对我的工作是肯定的，又为什么不明不白地
免除了我的职务呢？校长可以不当，是非必须澄清。还有，1986年12月15日，我在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资助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上，作了一个《关于高等教育宏观管理的几个问题》的
学术报告。可是，会后你派人搜集我发言的录音带，其用意何在？这是极不光明正大的，
这篇发言在《高等教育学报》和《上海高等教育研究》都发表了，还用得着你去搜集吗？
这是违法行为，粗暴地践踏了学术研究政策。”

那位负责人辩解说：“我不是对着你的。听说武大有个教授在会上发言时很激动，
宁肯被开除党籍也要批评国家教委。我以为这一个教授是对我有意见，因此想找到录音带
听听，以便检查自己的工作。”

“不，绝对是冲着我来的，后来的一系列的事实均说明了这一点。我认为，在改革
中有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但决不能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打击报复持不同意见者。”

谈话当然没有结果，最后不欢而散。下午，人事司负责人陪同我们到了北戴河，住
在全国教师休假活动中心。

按照约定，8月10日上午去接受李铁映同志的会见。那是一栋两层楼的别墅，隐藏在
参天青松翠柏之中，四周是绿茵茵的草地和盛开的鲜花。教委人事司的负责人陪同我，穿
过了戒备森严的层层守卫，最后来到了接待大厅。谈话是在我与李铁映同志之间进行的，
他的秘书和人事司的负责人均没有参加。

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彼此寒暄了几句。他首先打开话题说：“这一次请你来是个人
间谈谈心，主要是想听听你对教育形势的看法，特别是希望你谈谈教育改革的建议，对国
家教委工作的意见。同时，也想就你的工作安排问题交换一下看法。”

既然已经出了题目，我就本着实话实说的态度讲了以下的意见：

首先，我介绍了武汉大学8年以来的教学改革的情况。总的说来，我们思想解放，改
革步子迈得比较大，紧紧围绕着教学制度改革这个重点，创建了6种新的教学与管理制度，
使教学质量大大的提高了，学生的素质全面提高了，毕业生深受社会特别是沿海开放城市
的欢迎。此外，还进行了科学研究体制、人事制度、后勤工作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使学校
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科研成果和学术著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收。因而，武汉大学被
誉为“高教战线上的深圳”。

其次，对全国教育改革形势也谈了我的看法。我认为，全国教育改革的步伐严重滞
后于经济改革，1985年通过的《教育体制改革决定》基本上没有落实，教育经费不仅没有
增加，而且绝对值的比例下降了。教学领域的改革根本没有列入国家教委的工作日程，以
至于旧的教育观念、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在我们学校教育中占着统治的地位。
不客气地说，教育战线在全国是最保守的，其原因就在于国家教委保守，主要负责人不放
权、不改革、不深入基层。这种情况正如维新变法先驱者梁启超所说：“变法不变本源，
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非徒无效，只增弊耳。”今天，我国的教育改革形势正
是如此，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其前景则是令人忧虑的。

再次，关于武大的所谓领导班子调整问题。我认为，这次班子调整是不民主、不公
正、不分是非的。工作组在长达21天中，不仅没有进行广泛的民主测验，而且只找了6个教
授个别谈话，置全校95%以上师生员工的意见于不顾。所谓正常换届，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
的，我的任命本无任期，如果一定要4年换届的话，那也没有到期，而且与我同时任职的一
位61岁的女副校长仍保留职位，却要免去一个励志改革、年方54岁的校长职务。对此，我
口不服心亦不服，校长我可以不当，但我要求说明原因，分清是非。

最后，关于工作安排问题。我说，既然已经免职了，我希望就不要再安排了。同时
，我国的干部仍然是终身制，只能上不能下，只能高不能低，只能官不能民，这种情况，
迟早是要废除的。我既然励志改革，那么也就决心从我做起，我愿意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再说，干领导工作就像吃大肉一样，也有吃腻的时候。我现在腻厌了，太累了，我需要
休息，尝试另一类的生活。

李铁映同志耐心地听完了我的介绍，中间基本上没有打断我的讲话。待我讲完以后
，他针对我的讲话，一一作了表态。他说：

“关于武汉大学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教育界的反映也是好的。
你富有改革精神，事业心强，工作作风踏实，密切联系群众，这些都是必须肯定的。至于
武汉大学领导班子的调整，我完全不知道情况，因此我说不清当中有什么问题。不过，既
然已经调了就要面对现实，承认现实。我希望你向前看，改革的成绩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
的，是非将来自有公论，现在就不必再提了。我觉得重要的是把你的工作安排好，继续在
改革中发挥作用，工作实践将说明一切。

至于你的工作，你自己可以选择，来北京也可以，去沿海城市也可以，到国外大使
馆当参赞也可以。不过，我希望你到北京来，最近准备成立一个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领导
小组，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工作，建议你来抓这项工作。怎么样？如果你现在定不下来，
回去考虑后再作决定也可以。”

时针已指向12点了，谈话进行了3个小时，似乎应该结束了。于是，我说：“铁映同
志工作很忙，感谢你拨冗接见。至于你谈到的工作安排建议，我还需要认真考虑再作答复
。”

“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以后有事再联系。”

实际上，这些都是客套话。我所说的“认真考虑”，只不过是礼貌性地、婉转地回
绝了他的建议；他说的“再联系”，也是客套话，以后我们彼此再也没有联系了

你可以自己去看

1984年华工在圈内的名气达到顶峰，可见老校长朱九思对华工的贡献有多大！
当时朱在湖北省的位置就是后来周济的位置，还在台上已经贯名中国著名教
育家的称号！据传将调教育部做副部长（完全就是现在周济）！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

使朱九思黯然下台，

没想到此事影响了华工近十年！使华工
在老百姓中的名气没有打响，由于上层没有靠山也缺乏朱校长这样的顶梁柱,华工
在上层成为弃儿，不管怎么牛好事总没份，“平平庸庸”（其实在黄树槐的领导
下偶尔牛一下但缺少支持）地度过了十年！

华工感谢富有战略眼光的华工老校长朱九思。文革期间华工一共收留了全国各地被批斗被 扫地出门的专家教授六百多名，不仅为民族发展国家建设保护了优秀的专业人才，也为改革开放后华工的大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文革期间汽车专业被并入长春汽车于拖拉机工程学院，武汉机械学院并入华中理工。 3.改革开放后华工的发展 经历了文革期间毁灭性的冲击，恢复高考后，中国的高校基本上是站在了同一条气跑线上。华工在这20多年能够脱颖而出，跻身强校之列，除 了前二十多年的积累之外，以后发展战略上的把握仍起了很大作用,华工始终能在学科建设上走在全国高校的前面。比如重视外语，对青年教师的英 语培训，80年代初期华工在基础课教学上率先使用英文教材。最早于80年代初提出工科院校的人文教育和高校的综合化道路，率先在工科院校中建 立文科专业，重视学生发表论文的能力。这方面华工是走在所有工科院校的最前面的。杨叔子校长提出的加强人文教育只是以前华工总战略的延续 。后来清华有钱有势，后发制人，这些年在综合化发展上已经赶上华工。 4.现在的华工学科分析 华工作为一个工科为主的院校，虽然人文学科开展较早并已经有一定基础。学科优势仍体现在工科，比如电工、机械、动力、水电等学科华工 基本上延续了以前的优势在国内居前三之列，其他老学科力学，电子，船舶，材料有一定优势，都有博士后流动站，华工的新学科的发展也很快， 光电激光方面华工是领头羊，电信、计算机、自控等新兴学有博士后流动站，发展很快。拿计算机学科为例，华工已成为全国为数不多三个博士点 均有的学校，是国家一级学科，明年将申报国家重点学科。土木建筑是华工工科中最弱的，没有博士后流动站，跟城建学院的合并会对这个学科的 发展有所帮助。 华工的薄弱环节是理学，数学物理化学二十年好象进步不大，理学的薄弱可能会成为华工以后发展的瓶颈。 文科社会学法学教育学仍处于发展阶段，博士点数量还不多。 医学方面由于同济医学院的组建，有一定的优势。 写这么多，只希望各位网友对华工能有个大致的了解，加强与兄弟院校之间的交流和了解。

刘道玉是武汉大学的蔡元培，是198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开
创了武大继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十七年前刘道玉因为改革激进，
得罪了保守势力，被突然免职，并几乎被封杀。武大辉煌不再，刘道玉成了武大学子挥之
不去的心结。从此，“有井水处皆咏柳词”－－有珞珈学子处，皆有刘道玉话题。11月5日
晚，应武大某学生社团邀请，刘道玉时隔十七年后首次重登武大讲台，就他的新作《一个
大学校长的自白》发表演讲。刘道玉卸职时仅有3－4岁的大学生们竟然为之沸腾了，许
多学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他们掌声雷动－－为这位传奇的校长，为这位最有个性的校长
，为这位永远站在学生一边的校长。以下是选摘自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中被免职
部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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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月25日至31日，国家教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直属院校工作会议，部署了新
的一年工作的安排。回校后，我向中层以上的干部传达了会议的精神，要求各院系、各部
处在放寒假以前，提出本单位新学期的工作计划，重点是转变教育观念，制定加大教学改
革力度的措施。与此同时，我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先后到法学院、经济学院、图书情报学
院、管理学院、中文系、化学系进行调查研究，直到2月9日上午，我还在物理系召开教师
座谈会。我的打算是，在调研的基础上，利用寒假的时间，制订《武汉大学第二个十年教
育改革纲要》，以便从寒假以后的新学期开始，掀起武汉大学教育改革的第二次高潮。

可是?搅说诙?欤?月10日），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是日上午，国家教委驻汉
工作组组长张文松通知我到东湖宾馆谈话，宣布免除我的党委副书记、校长的职务。当天
晚上，工作组在东湖宾馆召开武汉大学校级干部会议，宣读了国家教委免除我职务的传真
文件。

时值春节前夕，消息传出，全校哗然，业内震惊。校内外为我请愿的信函纷纷寄到
北京，质问这是为什么？虽然这些于事无补，但是为我鸣不平的深情，却使我得到了极大
的慰藉。正如一位教授对我所说：“道玉同志，你被免职是因为你的观念超前了，改革的
步伐太大了，致使那些‘九斤老太们’不能容你。”我心想，是呀，我32岁任副教务长，
39岁任党委副书记，45岁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48岁任大学校长，54岁被免职
。所以，有人说，我是个超前的人，不仅教育观念超前，而且任职和离退也都超前了。

过去，有不少人曾不解地向我提过相同的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辞去教育部的任
职和拒绝出任武汉市的市长？要不然，你现在也能当上一个什么大官了，至少地位、物质
生活条件要比你现在强多了。”在某些人看来，这的确是不可思议的，有些人为了往上爬
，削尖脑袋投机钻营，到处跑官、要官，甚至不惜用重金去买官。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
可理解的，人各有志，人各有求嘛。尽管人性中有一种迷恋权势的倾向，但我却重义轻利
，重术轻权。我国自古就流传着：“文人不做官，做官的非文人。”我相信这一点，我崇
尚自由，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不愿任人摆布，想说自己想说的话，不愿鹦鹉学舌。在一
些高官看来，他们是主，群众是民，他们可以搞特权、耍威风，但是他们在其上司的面前
，又是某种意义上的臣仆，我讨厌这种依附性的主仆关系。古时文人中有一句俗话：“不
做官，不受管。”我很欣赏这句话，所以就不愿做官。

当然，我先后多次婉拒了堪为要职的安排，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放弃，可能使我
失去了本可以得到的某些东西，但是我并不后悔。其实，在我的一生中，还有过很多的放
弃，如放弃了在前苏联学习研究的优越条件，放弃了获得副博士学位的机会……对此，有
人就说：“刘道玉太傻，不该去响应什么‘反修’的号召，如果像其他人那样‘两耳不闻
窗外事、一心专门作研究’，他肯定会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副博士学位，凭着他的聪明才智
和勤奋精神，或许也评上了中科院的院士，也会名利双收。”但是，我认为人生是一个大
舞台，我们每个人都要在其中扮演某一个角色，有的是自己选择的，也有的是阴差阳错促
成的。我认为，在人生的舞台上，不管你担任何种角色，只要你尽心尽力，光明磊落地做
人，那么你就问心无愧。因此，我对自己的人生选择，无论是追求也好或是放弃也好，我
都无怨无悔。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对马克思作了这样的评价：“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
，但未必有一个私敌。”我很欣赏这一句话，也很敬仰这位学识渊博的学术大师的做人行
事的典范。

我信奉孟子的“性本善”的观点，在教育实践中也一贯倡导博爱精神。因此，对于
我来说，不存在“有过许多敌人”，更不可能“有一个私敌”。但是，我崇尚教育改革，
身体力行地实践教育改革，在改革中两种观念上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于是，那些抱着极
“左”路线不放的少数几个人，对我妒忌，左右都看不顺眼，把我当作“敌人”，总是欲
除之而后快。我突然被免职以及以后所遭受的打击，就是他们这一思想的表现，是对我的
报复。其中的一个人，在他整我的目的达到以后，曾洋洋得意地对人说：“我把刘道玉整
倒了，真是痛快得很，我毫不手软，要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还是这个人，利用手中的权
力，指使一个青年教师进京告我的状，并说如果没有路费，可以到他那里去报销。本来，
这个教师是我的学生，他原在外省的一所普通大学任教，但是他工作了十多年后还没有提
升为讲师，他感到受压。于是，他写信给我，希望调回母校，报效母校。我觉得那所学校
的做法太过分了，出于保护学生的思想，我把他和他妻子（本无对口工作）一起调入了武
大。为了支持他的工作，很快解决了他的讲师职称，我还亲自为他的一本书写了序言。但
是，他并不满足，紧接着他又要求提升副教授，我未予同意。就这样，他反目成仇，并立
即投靠了那个搞“左”倾的人，充当了反刘的急先锋。

但是，这个教师恩将仇报的做法暴露以后，很快遭人不齿。他无法在学校呆下去了
，于是要求调走，再次改换门庭。不知是出于良心自责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在离校前居
然来向我告别，并征求我对他的意见。我接待了他，心平气和地对他说：“中国知识分子
十分重视道德文章，我认为你缺少的就是品德修养。尽管你做出了对不起我的事，但是作
为你的老师，我还是不忘传道之责，至于听不听由你。怎样做一个德行高尚的人呢？我赠
送给你三句话：不以胜败论英雄，不以好恶判是非，不以得失分亲疏。”接着我解释说，
这三句话是我的信条，包含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在正常情况下，人们总是要争取胜利而避
免失败，但是对胜利与失败也必须作具体的分析，那种靠整人起家，踏着别人身子而爬到
高位的胜利，是“胜”而可耻；而那些因为说了真话而受到打击或因改革而遭受的失败，
虽败犹荣。是非是有客观标准的，并接受实践的检验，是不以人的好恶为转移的。亲与疏
也应当建立在正确的价值观念之上，不能因为得到了某人的好处就亲近他，或者反过来就
憎恨他，如果这样，那岂不是把人降为普通动物一样了吗？

类似的情况，在我的经历中还有很多很多，真是不胜枚举。有的人，受到我的培养
而成才，但他却忘恩负义；有的人受到我的器重而擢升，但他又背弃我；还有的人，因犯
错误受到我的保护而摆脱困境，但他却又写书恶毒地诽谤我。更多的人是，在你得势时，
他紧跟你，但是一旦气候变幻，他们马上变脸，或揭发批判，或划清界线，对此，一些好
心的人问我：“你对那些无情无义的人怎么看，是否后悔过？”人本来就是形形色色的，
从个人总结识别人的教训来看是应当的，但后悔却是不必要的。我的信条是：宁可人负我
，而我决不负于人。我还认为，爱是奉献，是以不求回报为前提的，如果你要求索取，那
就是把爱心当作了商品，这是对伟大爱的亵渎。因此，我对任何人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自
觉自愿的，是无怨无悔的。

1988年7月中旬，我的学生田安邀请我到通山县九宫山去避暑，正好我想利用这个机
会在那里写书，于是我同意了。说实在的，我太累了，在任副校长、校长和高教司司长的
15年间，没有过一个寒暑假，没有游览过名山大川，甚至连校工会组织教职工分批到庐山
夏游，我也未能享受。被免职以后，我真正品尝到苏东坡被贬谪黄州时所发出的“无官一
身轻”感叹的滋味！

一天，我携带一箱图书和文献资料只身上山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到避暑胜地过暑
假，一切费用完全自理。那时，旅游条件比较差，道路还是碎石路，坑洼不平，汽车颠簸
得很厉害，沿着崎岖的山路，到午后1 时才攀上海拔1500多米的九宫山的天池，在一个县
乡镇企业管理局的普通招待所住了下来。

8月5日，学校派车把高伟送到九宫山我住的招待所，她的突然出现使我惊愕不已。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问：“你怎么来了，出了什么事？”她说：“几天前，学校党办
打电话找你，说教育部要你到北京去一趟。我告诉他们你出差去了，没有写信回来，现在
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对他们说，刘道玉已经免职了，还找他干什么，没有什么好谈的。
可是，昨天他们又来电话说是李铁映要找你谈话，好像很急迫似的。所以，我们商量一下
，看去还是不去？”

我突然被免去校长已6个多月了，事前事后均没有任何领导人给我做工作，为什么现
在要找我去谈话呢？我们分析意图有二：一是对我免职的做法不民主、不公平、不公正，
因而引起了校内外的强烈的反响，以至于教育部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他们请时任中央政
治局委员的李铁映出来约我谈话，目的可能是安抚，变被动为主动。二是可能重新安排我
的工作，因为我被免职以后，教育部一再放出了风声。我们认为，我被免职与李铁映同志
无关，因此无论从组织原则抑或从礼貌上说，我还是应当去。于是，我和高伟乘火车于8月
8日到了北京。

9日上午，教育部人事司负责人安排我与教育部的主要负责人见面，当我得知其中有
实际上的一把手参加时，我提出不愿与他见面，如果他出席我就不参加，因为免我的职就
是他一手包办的，而且是借机发泄对我进行改革的不满。关系弄得很僵，一个想参加，另
一方不要他参加，相持不下。怎么办呢？最后，朱开轩副主任多次给我打电话，说明那位
负责人是诚恳的，是专程从北戴河赶回来见我的，希望我消除误会，有话当面说清就是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再坚持，还算是顾全大局的了。

谈话的场面十分尴尬，似乎谁也不想首先发言。沉静片刻之后，还是那位一把手先
开了口，他说：“道玉同志，我们之间有太多的误会。其实，我们对武大的改革一直是肯
定的，对你的工作也是肯定的……”我插话说：“不是什么误会，而是你对武大的改革成
见太深，你不是说：‘学分制在美国失败了，苏联不搞学分制也出了优秀的人才嘛！’这
怎么能说你对武大的改革是肯定的呢？你既然对我的工作是肯定的，又为什么不明不白地
免除了我的职务呢？校长可以不当，是非必须澄清。还有，1986年12月15日，我在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资助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上，作了一个《关于高等教育宏观管理的几个问题》的
学术报告。可是，会后你派人搜集我发言的录音带，其用意何在？这是极不光明正大的，
这篇发言在《高等教育学报》和《上海高等教育研究》都发表了，还用得着你去搜集吗？
这是违法行为，粗暴地践踏了学术研究政策。”

那位负责人辩解说：“我不是对着你的。听说武大有个教授在会上发言时很激动，
宁肯被开除党籍也要批评国家教委。我以为这一个教授是对我有意见，因此想找到录音带
听听，以便检查自己的工作。”

“不，绝对是冲着我来的，后来的一系列的事实均说明了这一点。我认为，在改革
中有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但决不能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打击报复持不同意见者。”

谈话当然没有结果，最后不欢而散。下午，人事司负责人陪同我们到了北戴河，住
在全国教师休假活动中心。

按照约定，8月10日上午去接受李铁映同志的会见。那是一栋两层楼的别墅，隐藏在
参天青松翠柏之中，四周是绿茵茵的草地和盛开的鲜花。教委人事司的负责人陪同我，穿
过了戒备森严的层层守卫，最后来到了接待大厅。谈话是在我与李铁映同志之间进行的，
他的秘书和人事司的负责人均没有参加。

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彼此寒暄了几句。他首先打开话题说：“这一次请你来是个人
间谈谈心，主要是想听听你对教育形势的看法，特别是希望你谈谈教育改革的建议，对国
家教委工作的意见。同时，也想就你的工作安排问题交换一下看法。”

既然已经出了题目，我就本着实话实说的态度讲了以下的意见：

首先，我介绍了武汉大学8年以来的教学改革的情况。总的说来，我们思想解放，改
革步子迈得比较大，紧紧围绕着教学制度改革这个重点，创建了6种新的教学与管理制度，
使教学质量大大的提高了，学生的素质全面提高了，毕业生深受社会特别是沿海开放城市
的欢迎。此外，还进行了科学研究体制、人事制度、后勤工作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使学校
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科研成果和学术著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收。因而，武汉大学被
誉为“高教战线上的深圳”。

其次，对全国教育改革形势也谈了我的看法。我认为，全国教育改革的步伐严重滞
后于经济改革，1985年通过的《教育体制改革决定》基本上没有落实，教育经费不仅没有
增加，而且绝对值的比例下降了。教学领域的改革根本没有列入国家教委的工作日程，以
至于旧的教育观念、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在我们学校教育中占着统治的地位。
不客气地说，教育战线在全国是最保守的，其原因就在于国家教委保守，主要负责人不放
权、不改革、不深入基层。这种情况正如维新变法先驱者梁启超所说：“变法不变本源，
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非徒无效，只增弊耳。”今天，我国的教育改革形势正
是如此，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其前景则是令人忧虑的。

再次，关于武大的所谓领导班子调整问题。我认为，这次班子调整是不民主、不公
正、不分是非的。工作组在长达21天中，不仅没有进行广泛的民主测验，而且只找了6个教
授个别谈话，置全校95%以上师生员工的意见于不顾。所谓正常换届，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
的，我的任命本无任期，如果一定要4年换届的话，那也没有到期，而且与我同时任职的一
位61岁的女副校长仍保留职位，却要免去一个励志改革、年方54岁的校长职务。对此，我
口不服心亦不服，校长我可以不当，但我要求说明原因，分清是非。

最后，关于工作安排问题。我说，既然已经免职了，我希望就不要再安排了。同时
，我国的干部仍然是终身制，只能上不能下，只能高不能低，只能官不能民，这种情况，
迟早是要废除的。我既然励志改革，那么也就决心从我做起，我愿意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再说，干领导工作就像吃大肉一样，也有吃腻的时候。我现在腻厌了，太累了，我需要
休息，尝试另一类的生活。

李铁映同志耐心地听完了我的介绍，中间基本上没有打断我的讲话。待我讲完以后
，他针对我的讲话，一一作了表态。他说：

“关于武汉大学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教育界的反映也是好的。
你富有改革精神，事业心强，工作作风踏实，密切联系群众，这些都是必须肯定的。至于
武汉大学领导班子的调整，我完全不知道情况，因此我说不清当中有什么问题。不过，既
然已经调了就要面对现实，承认现实。我希望你向前看，改革的成绩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
的，是非将来自有公论，现在就不必再提了。我觉得重要的是把你的工作安排好，继续在
改革中发挥作用，工作实践将说明一切。

至于你的工作，你自己可以选择，来北京也可以，去沿海城市也可以，到国外大使
馆当参赞也可以。不过，我希望你到北京来，最近准备成立一个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领导
小组，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工作，建议你来抓这项工作。怎么样？如果你现在定不下来，
回去考虑后再作决定也可以。”

时针已指向12点了，谈话进行了3个小时，似乎应该结束了。于是，我说：“铁映同
志工作很忙，感谢你拨冗接见。至于你谈到的工作安排建议，我还需要认真考虑再作答复
。”

“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以后有事再联系。”

实际上，这些都是客套话。我所说的“认真考虑”，只不过是礼貌性地、婉转地回
绝了他的建议；他说的“再联系”，也是客套话，以后我们彼此再也没有联系了。

刘道玉，
1958年7月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
1962年-1963年在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攻读副博士学位

1933年11月生，湖北枣阳人。字叔嘉，笔名路石。中共党员。著名教育家、化学家。1977年，出任高教司司长，为恢复统一高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组织了24个全国性会议，如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全国高等学校科研规划会议、教材会议等等，还担任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秘书长。在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自始至终是一名积极的倡导者和开路先锋。1981年起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成为新中国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第一位担任大学校长的人，也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他有意识地运用自己的校长权力去推动这种解放，从教学内容到管理体制率先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学分制、主辅修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等等。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其改革举措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受到保守势力的阻挠，1988年3月6日，刘道玉被国家教委干部局负责人奉命宣布免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

现为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会长。曾任武汉大学副教务长、党委副书记，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等教育司司长、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和校长，化学教授。退休后曾任私立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校长。全国青年联合会第三届委员，中国共产党全国第十次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湖北省第三届和第四届委员会委员，武汉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第一届和第二届主任。中国化学会永久会员和第22、23届理事，中国科学院金属有机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国际《无机化学》杂志审稿委员，全国民办教育管理专业委员会高级学术顾问，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英国剑桥名人中心(IBC)终身会员和名誉顾问等。
主要研究金属有机化学。先后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重大基金、“863”高技术和攀登计划项目等多项重点项目。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近100篇，部分获优秀论文奖。在教育方面，从事高等教育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先后出版了《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知识·智力·创造力》、《创业与人生设计》、《爱的学校》等10多部著作并在报刊上发表了150多篇文章。1983年撰写的《要重视大学生智力培养》获湖北省高等教育研究会优秀论文一等奖；《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获湖北省优秀社科图书三等奖；《教育经济学研究》获全国教育成果一等奖。《爱的学校》获武汉市第二届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1997)。1985年获法国总统密特朗最高荣誉勋章，1987年获日本东洋哲学学术研究奖章，1993年获英国剑桥名人中心二十世纪功勋章。
以下是选摘自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中被免职部分的内容:
1988年1月25日至31日，国家教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直属院校工作会议，部署了新的一年工作的安排。回校后，我向中层以上的干部传达了会议的精神，要求各院系、各部处在放寒假以前，提出本单位新学期的工作计划，重点是转变教育观念，制定加大教学改革力度的措施。与此同时，我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先后到法学院、经济学院、图书情报学院、管理学院、中文系、化学系进行调查研究，直到2月9日上午，我还在物理系召开教师座谈会。我的打算是，在调研的基础上，利用寒假的时间，制订《武汉大学第二个十年教育改革纲要》，以便从寒假以后的新学期开始，掀起武汉大学教育改革的第二次高潮。
可是，到了第二天（2月10日），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是日上午，国家教委驻汉工作组组长张文松通知我到东湖宾馆谈话，宣布免除我的党委副书记、校长的职务。当天晚上，工作组在东湖宾馆召开武汉大学校级干部会议，宣读了国家教委免除我职务的传真文件。

时值春节前夕，消息传出，全校哗然，业内震惊。校内外为我请愿的信函纷纷寄到北京，质问这是为什么？虽然这些于事无补，但是为我鸣不平的深情，却使我得到了极大的慰藉。正如一位教授对我所说：“道玉同志，你被免职是因为你的观念超前了，改革的步伐太大了，致使那些‘九斤老太们’不能容你。”我心想，是呀，我32岁任副教务长，39岁任党委副书记，45岁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48岁任大学校长，54岁被免职。所以，有人说，我是个超前的人，不仅教育观念超前，而且任职和离退也都超前了。

朱九思

男，江苏扬州人，1916年生。我国著名教育家，日本国立广岛大学名誉博士。1936年入武汉大学学习，1937年12月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执教，1953年--1984年任原华中工学院副院长、院长、院长兼党委书记等职，为华中科技大学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特别重大的贡献，其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985年至今从事高等教育学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现任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出版学术著作《竟争与转化》、《高等教育刍议》、《高等教育散论》、《高等教育管理》4部，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先后主持国家级教育科学研究项目多项，指导研究生30余人，其中博士生9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