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善良的妻子在线看:莱布尼茨《给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的内容是？

莱布尼茨（1646~1716）在《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中，不仅使用了“中国哲学”的概念，并认为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有一些是“中国哲学”的著作。

中国有哲学吗———西方学者的“中国哲学”观研究
法国学者德里达的一句“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再次引起中国学者关于中国有无哲学或“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思考和讨论。这一问题的真实涵义在于：中国历史上有没有某种独立于欧洲传统之外的“哲学”？讨论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在西方特别是欧洲，“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始终受到质疑，“中国哲学”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个来历不明的怪物。也就是说，西方学者始终不承认中国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独立于欧洲传统之外的“中国哲学”，中国只有思想而没有哲学。事情果真如此？德里达的一句“妄言”，是否就代表了西方学者的普遍看法？
我们从何兆武、柳卸林主编的《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朱谦之的《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法国学者维吉尔·毕诺的《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等著作所提供的材料，可以看出西方学者在“中国有无哲学”这个问题上，以其文化观、哲学观的不同，对中西文化认识特别是对中国文化认识（深度和广度等）的差异，历来有不同看法，聚讼不已。概括起来，主要有“中国有哲学论”和“中国无哲学论”两种意见，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之为：有论、无论。从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来说，应该是先有了“中国哲学”的概念、说法，并认定“中国哲学”是哲学，然后才有对“中国哲学”的质疑、否定；事实上，正因为在有一些西方学者一直使用“中国哲学”的概念并认定“中国哲学”是哲学，研究和阐释中国哲学，所以才有“在西方特别是欧洲，‘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始终受到质疑”的现象发生。所谓“中国没有哲学”论，远不是西方学者的普遍看法。
1.“中国哲学”的发明。关于“哲学”一词的引入并在中国学术界普遍使用的情形，不少学者已作了详细的描述。如说哲学一词是个舶来品，最初是日本学者西周在1837年用来翻译西语“Philosophy”而使用的。稍后，中国学者便把这个译名用于中国传统思想方面，以指称中国古代研究“形而上”的学问；再后来有了“中国哲学史”的著作，“中国哲学”的学科也逐渐建立起来，等等。根据这样的描述，似乎是先有了西方“哲学”观念的引进，然后人们以之为思维范式和框架来处理中国传统思想，才有了“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的概念和说法。其实，早在我们使用“中国哲学”的概念之前，西方学者就已经广泛使用这一词语了。从可查阅到的文献资料看，利玛窦（1552~1610）用过“中国哲学家”一词，并认定孔子是“大哲学家”；维科（1668~1744）用过“孔子的哲学”一语；马勒伯朗士（1638~1715）也使用过“中国哲学家”一词，并著有《一个基督教哲学家与一个中国哲学家的对话》；卫方济（1651~1729）不仅使用了“中国哲学”一词，而且还以拉丁文著《中国哲学》；曼肯尼著有《中国哲学史》；莱布尼茨（1646~1716）在《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中，不仅使用了“中国哲学”的概念，并认为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有一些是“中国哲学”的著作。另一位德国哲学家沃尔夫（1679~1754）认为，早在17世纪前的几百年间，西方世界就赞颂着“中国哲学”，他还提出了如何研究中国哲学的问题。狄德罗（1713~1784）为《百科全书》专门撰写了“中国哲学”（PhilosophiedesChinois）一节，不仅使用了“中国哲学”概念，而且勾画了中国哲学简史，阐述了自己的中国哲学史观。黑格尔（1770~1831）虽然以自己所划定的哲学域而对中国哲学多有非议，如认为中国哲学不属于哲学史等，但他在谈论哲学史时却无法回避“中国的哲学和宗教”，要谈孔子的哲学、老子的哲学、《易经》哲学。由此可见，在中国学者之前西方学者就已经普遍使用“中国哲学”概念，两者之间的时间差距至少有300年，“中国哲学”一词很可能也不是我们的“发明”，也是一个“舶来品”。
2．“中国哲学”质疑论。说到“中国无哲学论”，我们马上会想到黑格尔、文德尔班、德里达之属。其实，早在他们之前某些西方学者就持有这种思想偏见。就可见的文献资料看，从利玛窦开始，一些西方学者就认为“中国哲学”是一种“道德哲学”而不是“思辨哲学”。康德（1724~1804）也说，孔子虽然是“中国的苏格拉底”，但他并非哲学家，在整个东方根本没有哲学。黑格尔重述了他们的观点，认为哲学的起点是思想的自由，只有当人类超脱了自然阶段而达到思想自由时才产生了哲学。但是，能称之为“哲学”的只有希腊哲学和日耳曼哲学。后来的文德尔班继续其思路，将“东方精神”视为束缚个人创造性的同义语。直到今天，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到中国访问，仍说“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并修正说这丝毫没有文化霸权主义的意味，哲学与思想之间也没有高低之分，因为西方的哲学是一个特定时间和环境的产物，它的源头是希腊。
应当说，利玛窦、黑格尔等人对中国哲学的理解是很不全面的，因为，你可以说孔子的哲学是一种道德哲学，可能缺乏思辨的内容；但是，孔子哲学非中国哲学的全部，老庄的道之思、《易传》的形上之思、魏晋的玄理之思、宋明的道器理气心性之思等，也缺乏思辨性？也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道德哲学？也没有逻辑的、必然的秩序？恐怕不能这样看。显然，黑氏等人缺乏对中国哲学全面、系统、深入的了解，他们的中国哲学观乃至整个哲学史观都是极端片面的。所以，一些对中国哲学有一些深入了解的西方学者提出了与之完全不同的中国哲学观。
3．中国有哲学论。在西方学者中，认同中国哲学、以“中国哲学”为哲学者大有人在。早在17、18世纪，随着中国文化的传入和传播，西方学者就开始以西方哲学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哲学”，以西方哲学的范式来诠释中国哲学，并写出了西式的《中国哲学》著作。从马勒伯朗士、莱布尼茨、伏尔泰、谢林、格鲁塞特、施韦策、布伯、雅斯贝斯等西方学者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完全是以西方哲学的理念、范式来理解和诠释“中国哲学”，探讨中国哲学的体系。针对某些西方学者否认中国哲学的存在，莱布尼茨曾愤怒地指出：“在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有一个极其令人赞佩的道德，再加上有一个哲学学说，或者有一个自然神论，因其古老而受到尊敬。这种哲学学说或自然神论是从约3000年以来建立起来的，并且富有权威，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德国哲学家施韦策在《文明的哲学》（1946）一书中提出了“世界哲学”的概念，按他的看法，西方哲学是哲学，中国哲学也是哲学，二者都是“世界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差别只是各自所采取的形式、理论的重心不同而已。
综合以上所述，我们似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所谓“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说，只是西方某些学者的一孔之见。第二，我们所说的“中国哲学”概念并不是我们的发明，以西方哲学的理念、范式来理解和诠释中国哲学也不是我们的创意。第三，中国哲学研究、学科建设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不是中国有没有某种独立于欧洲传统之外的“哲学”，而是我们以怎样的方式、方法理解和诠释“中国哲学”的问题。如果说“哲学”乃至“中国哲学”都是引进的、舶来的，那么用西方哲学的理念、范式来理解诠释“中国哲学”，未尝不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当然，这并不是唯一的选择。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苗润田

莱布尼茨（1646~1716）在《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中，不仅使用了“中国哲学”的概念，并认为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有一些是“中国哲学”的著作。

中国有哲学吗———西方学者的“中国哲学”观研究
法国学者德里达的一句“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再次引起中国学者关于中国有无哲学或“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思考和讨论。这一问题的真实涵义在于：中国历史上有没有某种独立于欧洲传统之外的“哲学”？讨论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在西方特别是欧洲，“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始终受到质疑，“中国哲学”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个来历不明的怪物。也就是说，西方学者始终不承认中国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独立于欧洲传统之外的“中国哲学”，中国只有思想而没有哲学。事情果真如此？德里达的一句“妄言”，是否就代表了西方学者的普遍看法？
我们从何兆武、柳卸林主编的《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朱谦之的《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法国学者维吉尔·毕诺的《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等著作所提供的材料，可以看出西方学者在“中国有无哲学”这个问题上，以其文化观、哲学观的不同，对中西文化认识特别是对中国文化认识（深度和广度等）的差异，历来有不同看法，聚讼不已。概括起来，主要有“中国有哲学论”和“中国无哲学论”两种意见，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之为：有论、无论。从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来说，应该是先有了“中国哲学”的概念、说法，并认定“中国哲学”是哲学，然后才有对“中国哲学”的质疑、否定；事实上，正因为在有一些西方学者一直使用“中国哲学”的概念并认定“中国哲学”是哲学，研究和阐释中国哲学，所以才有“在西方特别是欧洲，‘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始终受到质疑”的现象发生。所谓“中国没有哲学”论，远不是西方学者的普遍看法。
1.“中国哲学”的发明。关于“哲学”一词的引入并在中国学术界普遍使用的情形，不少学者已作了详细的描述。如说哲学一词是个舶来品，最初是日本学者西周在1837年用来翻译西语“Philosophy”而使用的。稍后，中国学者便把这个译名用于中国传统思想方面，以指称中国古代研究“形而上”的学问；再后来有了“中国哲学史”的著作，“中国哲学”的学科也逐渐建立起来，等等。根据这样的描述，似乎是先有了西方“哲学”观念的引进，然后人们以之为思维范式和框架来处理中国传统思想，才有了“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的概念和说法。其实，早在我们使用“中国哲学”的概念之前，西方学者就已经广泛使用这一词语了。从可查阅到的文献资料看，利玛窦（1552~1610）用过“中国哲学家”一词，并认定孔子是“大哲学家”；维科（1668~1744）用过“孔子的哲学”一语；马勒伯朗士（1638~1715）也使用过“中国哲学家”一词，并著有《一个基督教哲学家与一个中国哲学家的对话》；卫方济（1651~1729）不仅使用了“中国哲学”一词，而且还以拉丁文著《中国哲学》；曼肯尼著有《中国哲学史》；莱布尼茨（1646~1716）在《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中，不仅使用了“中国哲学”的概念，并认为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有一些是“中国哲学”的著作。另一位德国哲学家沃尔夫（1679~1754）认为，早在17世纪前的几百年间，西方世界就赞颂着“中国哲学”，他还提出了如何研究中国哲学的问题。狄德罗（1713~1784）为《百科全书》专门撰写了“中国哲学”（PhilosophiedesChinois）一节，不仅使用了“中国哲学”概念，而且勾画了中国哲学简史，阐述了自己的中国哲学史观。黑格尔（1770~1831）虽然以自己所划定的哲学域而对中国哲学多有非议，如认为中国哲学不属于哲学史等，但他在谈论哲学史时却无法回避“中国的哲学和宗教”，要谈孔子的哲学、老子的哲学、《易经》哲学。由此可见，在中国学者之前西方学者就已经普遍使用“中国哲学”概念，两者之间的时间差距至少有300年，“中国哲学”一词很可能也不是我们的“发明”，也是一个“舶来品”。
2．“中国哲学”质疑论。说到“中国无哲学论”，我们马上会想到黑格尔、文德尔班、德里达之属。其实，早在他们之前某些西方学者就持有这种思想偏见。就可见的文献资料看，从利玛窦开始，一些西方学者就认为“中国哲学”是一种“道德哲学”而不是“思辨哲学”。康德（1724~1804）也说，孔子虽然是“中国的苏格拉底”，但他并非哲学家，在整个东方根本没有哲学。黑格尔重述了他们的观点，认为哲学的起点是思想的自由，只有当人类超脱了自然阶段而达到思想自由时才产生了哲学。但是，能称之为“哲学”的只有希腊哲学和日耳曼哲学。后来的文德尔班继续其思路，将“东方精神”视为束缚个人创造性的同义语。直到今天，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到中国访问，仍说“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并修正说这丝毫没有文化霸权主义的意味，哲学与思想之间也没有高低之分，因为西方的哲学是一个特定时间和环境的产物，它的源头是希腊。
应当说，利玛窦、黑格尔等人对中国哲学的理解是很不全面的，因为，你可以说孔子的哲学是一种道德哲学，可能缺乏思辨的内容；但是，孔子哲学非中国哲学的全部，老庄的道之思、《易传》的形上之思、魏晋的玄理之思、宋明的道器理气心性之思等，也缺乏思辨性？也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道德哲学？也没有逻辑的、必然的秩序？恐怕不能这样看。显然，黑氏等人缺乏对中国哲学全面、系统、深入的了解，他们的中国哲学观乃至整个哲学史观都是极端片面的。所以，一些对中国哲学有一些深入了解的西方学者提出了与之完全不同的中国哲学观。
3．中国有哲学论。在西方学者中，认同中国哲学、以“中国哲学”为哲学者大有人在。早在17、18世纪，随着中国文化的传入和传播，西方学者就开始以西方哲学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哲学”，以西方哲学的范式来诠释中国哲学，并写出了西式的《中国哲学》著作。从马勒伯朗士、莱布尼茨、伏尔泰、谢林、格鲁塞特、施韦策、布伯、雅斯贝斯等西方学者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完全是以西方哲学的理念、范式来理解和诠释“中国哲学”，探讨中国哲学的体系。针对某些西方学者否认中国哲学的存在，莱布尼茨曾愤怒地指出：“在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有一个极其令人赞佩的道德，再加上有一个哲学学说，或者有一个自然神论，因其古老而受到尊敬。这种哲学学说或自然神论是从约3000年以来建立起来的，并且富有权威，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德国哲学家施韦策在《文明的哲学》（1946）一书中提出了“世界哲学”的概念，按他的看法，西方哲学是哲学，中国哲学也是哲学，二者都是“世界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差别只是各自所采取的形式、理论的重心不同而已。
综合以上所述，我们似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所谓“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说，只是西方某些学者的一孔之见。第二，我们所说的“中国哲学”概念并不是我们的发明，以西方哲学的理念、范式来理解和诠释中国哲学也不是我们的创意。第三，中国哲学研究、学科建设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不是中国有没有某种独立于欧洲传统之外的“哲学”，而是我们以怎样的方式、方法理解和诠释“中国哲学”的问题。如果说“哲学”乃至“中国哲学”都是引进的、舶来的，那么用西方哲学的理念、范式来理解诠释“中国哲学”，未尝不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当然，这并不是唯一的选择。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苗润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