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妇幼网上预约挂号:1959到1961中国受灾情况

　　这个问题涉及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具体情况，详解如下：
　　一、简介：

　　三年困难时期是指中国大陆地区从 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在农村，经历过这一时期的农民称之为过苦日子，过粮食关，歉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在1980年代以前则多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海外一些学者则称之为三年大饥荒，西方学者也称其为大跃进饥荒。
　　二、详解：
　　1、干旱统计情况：

　　按照《中国灾情报告》记载，1958年，“1-8月，全国大面积旱灾……冀、晋、陕、甘、青与西南川、滇、黔及华南粤、桂等省区。春旱时间长，波及面广，严重影响农作物播种、生长。河北省中部、东部连续200多天无雨雪……5月中旬……西南、华南及冀东持续干旱。入夏，华东、东北800多万顷农田受旱。吉林省266条小河、1384座水库干枯，为近30年未有的大旱。年内，旱灾波及24个省区2236万公顷农田。”
　　1959年，“1-4月，冀、黑严重春旱。因去冬以来降水稀少，春旱影响河北省150万公顷小麦生长，成灾62万公顷，另有20万公顷耕地需挑水点种；黑龙江省……150万公顷耕地受旱2寸多深，少数4-5寸深，为历史少见。”7-9月，渭河、黄河中下游以南、南岭、武夷山以北广大区域普遍少雨，闽、粤60天无雨，遂“波及豫、鲁、川、皖、鄂、湘、黑、陕、晋等20个省区的旱灾分别占其77.3%（受灾3380.6万公顷）和82.9%（成灾1117.3万公顷），受灾范围之大在50年代是前所未有的。” 刘颖秋主编的《干旱灾害对我国社会经济影响研究》认为，“是新中国成立10年来旱情最重的年份”。1959年的大旱，在水文方面有显著的表现。是年，松花江源濒于干涸，丰满水库缺水发电。江、淮出现历史同期（记载）的最低水位。江苏省山区塘堰、小水库干涸37万座（占本省同类型工程的67%）。湖北省塘堰干涸达80%，8月中旬以后小河几乎全干；由于江水奇低，沿长江的121个水闸和161个明口，能够自流放水的也只有50个闸、13个明口。湖南省邵阳、衡阳和湘西州的71万处塘坝，在9月中旬有半数干涸。
　　1960年，持续旱情扩大：“1-9月，以北方为主的特大旱灾。上半年，北方大旱。鲁、豫、冀、晋、内蒙、甘、陕7省区大多自去秋起缺少雨雪，有些地区旱期畅达300-400天，受灾面积达2319.1万公顷，成灾1420万公顷；其中鲁、豫、冀三省受灾均在530万公顷左右，合计1598.6万公顷，成灾808.5万公顷左右。山东省与河南省伏牛山—沙河以北地区大部分河道断流，济南至范县的黄河也有40多天断流或接近断流，800万人缺乏饮用水。夏秋季节，南方皖、苏、鄂、湘、粤、滇、川7省区因旱受灾面积都在66.6万公顷以上（按：广东、海南旱情持续了7个月，西南各省冬春连旱），川、鄂2省成灾198.1万公顷。除西藏外，大陆各省区旱灾面积高达3812.46万公顷，为建国以来最高记录”；“本年灾情是建国后最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是年大旱，除黄河外，还有不少河流断流，如永定河、潴龙河断流5个月；子牙河及滏阳河衡水以下河道，自1959年11月断流，直到1960年7月18日才有来水；山东境内12条主要河流，有汶河、潍河等8条断流。
　　1961年，旱情持续：“1-9月，全国范围的特大旱灾。全国旱区受灾面积达3784.6万公顷，成灾1865.4万公顷，主要分布于华北平原及长江中下游地区、黄土高原、西辽河流域”。是年3-6月，海河水系的赵王河、潴龙河平均流量距平偏少一半以上。西辽河通辽站3-6月平均流量仅0.123秒立方米，比多年平均值少99%！安徽省正阳关、蚌埠和江苏洪泽湖各站6-8月平均流量较年均值偏少8成。湖北襄阳专区8个县325条大小河流，断流312条。
　　1962年，“1-9月，全国大面积旱灾。去冬以来，南方湘西北、粤北、川北、苏北、皖中地区雨雪稀少，2月约有100万公顷呈旱象；3月，旱区扩至豫、鄂、黔、陕等省，共计360万公顷……甘肃河西走廊、内蒙呼伦贝尔和乌兰察布地区、晋北、冀西北、吉西北地区，旱期长达200-400天，甚至井干河断、人畜吃水困难……年内，旱灾波及北方为主的24个省区（市）2174.6万公顷农田，成灾面积878.4万公顷。”
　　人们习惯上将这几年的灾害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从干旱灾害的延伸和转移看，影响我国农业生产的严重干旱灾害，大致延续了四年。时间上以1959年夏秋至1960年夏黄河流域、西南、华南为主，1961年春夏秋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连续干旱为主；以及1962年春夏、夏秋的华北黄河流域、东北的干旱。人们在谈论和研究中往往忽视了1958和1962年也是较大旱灾年，从宏观角度看，集中在1959-1961年的特大干旱，是有一个发展、高峰、减弱的过程的。
　　2、受灾人口：

　　1959本年全年成灾人口为8043万，超过1949—1958年平均数80%以上，其中山东、湖北、四川各占1000万。本年春荒人口达9770万人（主要指缺粮人口，包括外流逃荒、营养病、破产度荒、卖送儿女、非正常死亡人口），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2.87倍。
　　1960年大灾害不仅面积超过以往，而且是在1959年灾害基础上连续发生，危害极大，成灾地区人口达9230万人，春荒人口高达12980万，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3.8倍。另一个特点是旱、洪灾同时发生，反差极大，一个省内，部分地区暴雨洪水泛滥，另部分地区持续干旱，给救灾带来复杂困难。
　　1961年成灾人口16300万，也超过了上年。本年春荒人口高达21800万，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6.4倍，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你说的是三年自然灾害吧。
　　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成灾（收成减产30%以上为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灾情报告》第378页）。其中成灾占受灾面积比例30.8%，与历年比并不高，但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的旱灾，占全国成灾面积的82.9%，而且各种灾害交替出现，对粮食生长影响十分严重，本年1-4月，河北、黑龙江出现严重春旱，影响300万公顷农作物，黑龙江受旱达4-5寸深，为历史罕见。4-5月的霜冻造成华北、黑龙江50多万公顷农田受灾。与此相反，从2-6月，南方三次出现洪涝灾害，珠江、长江、淮河流域洪水泛滥，造成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3-6月，东部沿海和华北地区又发生风雹灾害。进入夏季，旱灾、洪涝情况开始对移。

　　6-8月出现江淮流域为主的大旱灾，到7月下旬受灾面积已达821.2万公顷，持续到8月上旬扩大到黄河以北和西南内陆，受灾面积达2276万公顷。7月下旬，河北、北京、黑龙江地区突降暴雨，山洪骤发，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

　　7-9月，东南沿海遭到5次台风侵袭，最高达12级，使120万公顷农田受灾。

　　本年灾害从受灾面积看已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更重要的是灾害种类繁多，在部分地区轮番发生。除旱灾、霜冻、洪涝、风雹外，还出现了建国以来不多见的蝗灾、粘虫灾、鼠灾。

　　本年全年成灾人口为8043万，超过1949-1958年平均数80%以上，其中山东、湖北、四川各占1000万。本年春荒人口达9770万人（主要指缺粮人口，包括外流逃荒、营养病、破产度荒、卖送儿女、非正常死亡人口），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2.87倍。

　　1960年，继1959年大灾害后，全国大陆除西藏外又发生了建国后最严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特大灾害，受灾面积达6546万公顷，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五十年来首位（《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35页，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简称《五十年汇编》）。主要灾害是北方为主的持续特大旱灾和东部沿海省区的严重台风洪水灾害。

　　1-9月，从去年秋天开始就缺少雨水的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甘肃、陕西等华北、西北地区持续大旱，有些地区甚至300-400天未下雨，受灾面积达2319.1万公顷，成灾1420万公顷。其中山东、河南、河北三个主要粮区合计受灾1598.6万公顷，成灾808.5万公顷，分别达整个旱灾地区的68.9%和56.9%.山东、河南境内的黄河等河流都长期断流，济南地区的800万人生活用水告急。进入夏秋，旱灾扩展到江苏、湖北、湖南、广东、四川、云南等南方地区。整个大陆省区除西藏外旱灾面积达3812.46万公顷，是建国五十年来最高记录。

　　6-10月，东部地区发生严重的台风和洪水灾害。5个月里台风登陆11次，高于以往平均数近两倍。台风过境时间高达10-20小时，高于往年平均数三倍以上（《灾情报告》第379页）。台风造成暴雨频繁、洪水泛滥，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11省受灾993.3万公顷，直接死亡5000余人。山东部分地区30多天里降暴雨19次，平地积水3-4米。东北辽河、太子河泛滥，流量为有史以来最大，淹没辽宁、吉林等地143.7万公顷，“鞍山、本溪等地区农田、村庄受到毁灭性打击”（《灾情报告》第378、379页）。

　　本年3-5、9月，东部和西北部发生严重霜冻灾害，波及11省区，受灾面积138.1万公顷。3-9月，还发生了由南向北推进、波及21省区的风雹灾害，受灾面积达392.26万公顷。

　　本年大灾害不仅面积超过以往，而且是在1959年灾害基础上连续发生，危害极大，成灾人口达9230万人，春荒人口高达12980万，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3.8倍。另一个特点是旱、洪灾同时发生，反差极大，一个省内，部分地区暴雨洪水泛滥，另部分地区持续干旱，给救灾带来复杂困难。

　　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仅次于上年，为建国五十年来第二位。而成灾面积达2883万公顷，为1994年以前最高（《五十年汇编》第35页），其中四分之一绝收（减产80%以上为绝收）。成灾人口16300万，也超过了上年。本年春荒人口高达21800万，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6.4倍，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从去年冬季持续到本年3月下旬，黄河、淮河流域1300万公顷农田遭受大旱，4-6月，旱情扩大到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年内全国旱区受灾面积达3784.6万公顷，成灾面积1865.4万公顷。其中河北、山东、河南三个主要产粮区小麦比去年最低水平又减产50%，湖北有67万公顷未能播种，河南有73万公顷基本失收。4-5月，淮河流域遭受霜冻、大风灾害，淮北有375万公顷农田受灾。倒塌损坏房屋504万间。4-6月，江南珠江、湘江、赣江、闽江流域两次普降暴雨，洪水决口，泛滥成灾，水淹10个县市城……7-8月，海河、黄河平原连降暴雨，发生严重水涝灾害，其中河北、山东部分地区灾情是百年未遇的，受灾面积达160万公顷，占播种面积54%，近100万公顷无收成。

　　到9月，灾区有60万公顷仍积水未退，聊城、沧州有3500个村庄被水包围，280万人断粮，沧州专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4.9%.7月下旬至8月，东北局部地区遭受暴风雨侵袭，山洪暴发，冲入伊春市，交通、电讯中断，工厂停产。松花江流域7万公顷绝收。

　　8-10月，东南地区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西、江苏、安徽遭受台风袭击11次，其中12级以上占9次，是建国五十年里最多的（《灾情报告》第82页）。淹没180万公顷农田，造成损坏渔船、倒塌房屋、冲毁海堤、死亡人数的损失都超过往年。“三年自然灾害”在建国五十年以来自然灾害史中的地位，可以从下表中看出：1958年全国受灾面积65571万亩，1959年98812万亩，1960年全国受灾面积92623万亩，1978年全国受灾面积72660万亩。这三年受灾面积确实大大高于建国五十年来的任何一个时期。

1959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全国大面积地受灾，饿死人无数。平凉地处偏隅，气候温润，受灾情况很少，但大部分粮食被征调救济其他地方难民。镇里的人也只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一时间，人人脸上皆是菜色.三年自然灾害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有时称为“三年经济困难”是指中国大陆地区在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各种原因而导致的一场重大灾难，也有人称为“三年困难时期”。

1959—1961年我国经历了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关于其主要成因，1978年前一直错误地完全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但近年来国内外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认为这三年“风调两顺”，根本没有自然灾害，“人祸”即决策错误是唯一的原因。本文根据对灾情、受灾面积等资料图表的分析，证实这三年发生了持续的严重自然灾害； 同时分析了各种决策错误带来的不同影响，重点把粮食作为决定国家经济兴衰的生命线和因果关系链的比较指数，用计量方法分析当时农村因灾减产、因决策错误减产、因高征购而减少粮食存量之间的比例状况。本文的结论是：从农业粮食减产因素看，自然灾害略大于决策错误；从农村一个时期的集中缺粮情况因素看，决策错误影响远大于自然灾害，可以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关键词]灾害经济学 三年困难时期 自然灾害 决策错误 [中图分类号]136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4)01—0083—11 1998年中国发生特大洪水以后，一门新兴的经济研究学科一一灾害经济学得到了关注。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南财经大学等校开设了专门课程，并有相关专著问世。2003年出现SARS疫情以后，这门学科成为热点。关于灾害经济学的定义，有人认为：“灾害经济学首先研究的课题是灾害对经济的直接负面效应与间接正面效应，并探讨如何充分挖掘其间接正面效应，降低直接负面效应。”[1]有人认为：“灾害经济学的研究不能再局限于自然灾害，而应对人为灾害以及人与自然交互作用下的各种灾害予以高度重视”，“人灾互制、害利互变是灾害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或规律”。[2]总的来说，灾害经济学是研究人与灾害的关系的学科。用这门新兴学科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发生过的灾害，不仅对于国史、经济史研究有着跨学科的创新意义，而且对粗具规模的灾害经济学本身也有奠基作用。建国以来对经济影响最大的灾害，人所共知的是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本文拟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有没有“三年自然灾害” 有没有“三年自然灾害”?这本来不成其为问题，只是在人与灾害的关系(即“人祸”与“天灾”)上，不同时期的说法有别。1961年5月31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3]但是，1962年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严厉批评了所谓“黑暗风”之后，“人祸”的原因被绝口不提。直到1978年以前，“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直成为这三年历史的代名词。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这与刘少奇1961年的判断是基本相同的。 但引人注目的是，近几年来，根本否定存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文章又不断出现，开始成为辗转引证的热点。 例如，金辉的《风调雨顺的三年一一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一文，利用气象专家编制的1895—1979年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中的120个水文站资料得出全国平均指数，认为：“不论与其他任何灾年或是常年比较，1959—1961年三年灾难时期全国的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甚或‘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左’倾狂热及其指挥下的9000万人去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和‘共产风’使人们无心收割庄稼、‘大兵团作战’和瞎指挥的穷折腾，以及农业劳动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正是这些人为因素直接和决定性地造成了三年灾难。它显然不是什么‘自然灾害’。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神话该结束了。”[4] 王维洛的《天问一一“三年自然灾害”》一文认为：“随着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介众口一词地宣传‘自然灾害’，再加上强制性的思想‘教育’，‘三年自然灾害’这个被反复重复的谎言，终于变成了民众心目中习惯成自然的关于那个困苦年代的代名词。”“根据《中国水旱灾害》一书中1959年至1961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图，可以发现：1959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在正常变化范围之内；1960年全国干燥度略大于平均值，干旱范围比1959年略大，但干旱的程度减轻；1961年从全国来看属正常年份。因此，从干燥度距离平均值的分析中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959年到1961年期间中国经历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全国性、持续性旱灾。”[5] 本文无意于论证需要气象学家研究的问题，只想引用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的《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以下简称《灾情报告》)中的史实进行说明。 中国经常发生的自然灾害主要是气象(包括旱灾、雨涝等灾害)灾害、洪水、地震等，1958年以前，自然灾害的程度基本为中等或以下。其中1954年的洪水灾害较大，但从受灾面积看仍“属中等水平”[6]。 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成灾(收成减产30％以上为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6](p．378)。其中成灾占受灾面积的30．8％，与历年比并不高，但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的旱灾占全国成灾面积的82．9％，而且各种灾害交替出现，对粮食生长的影响十分严重。 1959年1—4月，河北、黑龙江出现严重春卑，影响300万公顷农作物的生长，黑龙江受旱达4寸—5寸深，为历史罕见。4—5月的霜冻造成华北、黑龙江等地50多万公顷农田受灾。与此相反，从2—6月，南方三次出现洪涝灾害，珠江、长江、淮河流域洪水泛滥，造成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3—6月，东部沿海和华北地区又发生风雹灾害。进入夏季，旱灾、洪涝情况开始对移。6—8月，出现以江淮流域为主的大旱灾，到7月下旬受灾面积已达821．2万公顷，持续到8月上旬扩大到黄河以北和西南内陆，受灾面积达2276万公顷。7月下旬，河北、北京、黑龙江地区突降暴雨，山洪骤发，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7—9月，东南沿海遭到5次台风侵袭，最高达12级，使120万公顷农田受灾。 1959年灾害种类繁多，在部分地区轮番发生。除旱灾、霜冻、洪涝、风雹外，还出现了建国以来并不多见的蝗灾、粘虫灾、鼠灾。 1960年，继1959年大灾害后，全国大陆除西藏外又发生了建国后最严重的灾害，受灾面积达6546万公顷，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50年来首位[7]。主要灾害是北方为主的持续特大旱灾和东部沿海省区的严重台风洪水灾害。 1960年1—9月，从1959秋季开始就缺少雨水的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甘肃、陕西等华北、西北地区持续大旱，有些地区甚至300天一400天未下雨，受灾面积达2319．1万公顷，成灾1420万公顷。其中，山东、河南、河北三个主要粮区合计受灾1598．6万公顷，成灾808．5万公顷，分别达整个旱灾地区的68．9％和56．9％。流经山东、河南的黄河等河流都长期断流，济南地区的800万人生活用水告急。进入夏秋，旱灾扩展到江苏、湖北、湖南、广东、四川、云南等南方地区。整个大陆地区除西藏外旱灾面积达3812．46万公顷，是建国50年来最高记录。 1960年6—10月，东部地区发生严重的台风和洪水灾害。5个月里台风登陆达11次，高于以往平均数近两倍。台风过境时间长达10小时—20小时，高于往年平均数三倍以上[6](p．379)。台风造成暴雨频繁、洪水泛滥，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11省受灾面积达993．3万公顷，直接死亡5000余人。山东部分地区30多天内降暴雨19次，平地积水3米—4米。东北辽河、太子河泛滥，流量为有史以来最大，淹没辽宁、吉林等地143．7万公顷，“鞍山、本溪等地区农田、村庄受到毁灭性打击”[6](pp.378,379)。 1960年3—5月、9月，东部和西北部发生严重霜冻灾害，波及11个省区，受灾面积138．1万公顷。3—9月，还发生了由南向北推进、波及21个省区的风雹灾害，受灾面积达392．26万公顷。 1960年大灾害不仅成灾面积超过以往，而且是在1959年受灾的基础上连续发生，危害更大。另一个特点是早、洪灾同时发生，反差极大，一个省内，部分地区暴雨洪水泛滥，部分地区则持续干旱，给救灾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 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仅次于1960年，为建国50年来的第2位。成灾面积达2883万公顷，为1994年以前最高[7](p．35)，其中1／4面积绝收(减产80％以上为绝收)。成灾人口16300万，也超过了1960年。 从1960年冬季持续到1961年3月下旬，黄河、淮河流域1300万公顷的农田遭受大旱，4—6月，旱情扩大到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年内全国旱区受灾面积达3784．6万公顷，成灾面积1865．4万公顷。其中，河北、山东、河南三个主要产粮区的小麦比1960年最低水平又减产50％，湖北省有67万公顷土地未能播种，河南省有73万公顷农田基本失收。4—5月，淮河流域遭受霜冻、大风灾害，淮北地区有375万公顷农田受灾，倒塌损毁房屋504万间。 1961年4—6月，江南珠江、湘江、赣江、闽江流域两次普降暴雨，洪水决口，泛滥成灾，水淹10个县市城。7—8月，海河、黄河平原连降暴雨，发生严重水涝灾害，其中河北、山东部分地区灾情是百年未遇的，受灾面积达160万公顷，占播种面积的54％，近100万公顷农田没有收成。到9月，灾区有60万公顷土地积水未退，聊城、沧州有3500个村庄被水包围，280万人断粮，沧州专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4．9％。7月下旬至8月，东北局部地区遭受暴风雨侵袭，山洪暴发冲人伊春市，交通、电讯中断，工厂停产。松花江流域7万公顷农田绝收。 1961年8—10月，东南地区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西、江苏、安徽遭受台风袭击11次，其中12级以上的占9次，是建国50年里最多的[6](p．82)。淹没180万公顷农田，造成的如渔船损坏、房屋倒塌、海堤被冲毁、人口死亡等损失都超过了1960年。 1949 1998年受灾成灾面积曲线表 单位：千公顷 资料来源：据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1966—1969年统计数字原缺。 图1 由图1可见，1959—1961年确实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成为出现三年经济困难的一个直接原因。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已经多次提到这个判断，并不像金、王二文所断言的是后来才编造的。1960年10月29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这样大的灾荒那是我们开国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8]1961年9月，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一个“特别的理由”就是了解是否发生了大的自然灾害。他在分别会见毛泽东、刘少奇时，几次问到这个问题。刘少奇认为：当前的“一连三年大灾”是80年来没有的。毛泽东也同意说：“过去局部性旱灾有过，但全国性的没有。”他还指出，中国水利灌溉抵御旱灾的作用“还差得很远。中国几千年来，加上我们十二年的工作，只有三分之一不到的耕地有灌溉。其他地方还是靠天吃饭。要逐步来。”[9]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生产力十分低下，综合国力很弱，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非常有限，遇到持续三年特大严重自然灾害，出现经济困难是不可避免的。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当时出现了严重的“左”倾错误。

三年自然灾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