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埃及艳后2的电影: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1898～1976)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总理。字翔宇。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淮安，并在淮安度过童年时代。1917年留学日本，1919年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1920～1924年去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1921年参加巴黎共产主义小组。1924年回国后历任中共广东区委员长兼军事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兼江浙省军委书记。1927年4月在上海领导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同年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军委书记，7月开始负责中央的领导工作，8月组织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使中国工农红军转败为胜，并不断壮大。1949年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在建立中美、中日之间正式外交关系的过程中，做出卓越的贡献。在"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保护了一批知识分子和老干部。主要著作编为《周恩来选集》上、下卷。

作者：周恩来

我从事于革命事业，正如中国一般知识分子一样，经过了从封建家庭转到受西方学校教育，然后变成社会主义者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的祖父名叫周起魁，生在浙江绍兴。按中国的传统习惯，籍贯从祖代算起，因此，
我算是浙江绍兴人。

绍兴社会除劳动者(农民、手工业者)外，中上层有两种人：一种是封建知识分子，一种是商人，这两种人都是向外发展的。读书人的出路照例是中科举。而绍兴人则大批地当师爷，在全国各级衙门里管文案，几乎包办了全国的衙门的师爷。师爷在旧戏里的脸谱是红鼻子，大概因为他们都是喝酒的。商人的出路是在各大城市开杂货店兼卖绍兴酒。

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到了祖代，两家搬到江苏淮阴、淮安当县官，因此结了姻亲。我便生在淮安，那是一八九八年。

我的外祖母是淮阴乡下农村妇女。因此，我的血液里还有农民的成份。

我的母亲长得很漂亮，为人善良，生了三个小孩--我和两个弟弟。现在，一个弟弟已死，一个弟弟尚在。母亲在三十五岁时即患肺痨而死。原因是我家在祖父去世后，每况愈下，母亲因操劳过度成疾。

祖父五十多岁去世。他生前不事生产，不买地，只有房产。到了父辈，我们的家庭就中衰了。叔父当师爷，父亲(周劭纲)当文书，进益不够维持生活。但封建家庭素来好面子，摆空场面，宁可债台高筑，不肯丢掉面子。因此，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

我出生不久，因叔父周贻?病重，照传统习惯，把我过继给叔父。叔父死后，就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唱词。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

我小时在私塾念书。从八岁到十岁我已开始读小说。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

中国有句俗语："逼上梁山"。这句俗语就出自《水浒传》。我们都是"逼上梁山"的。人走上革命道路不是先天的，而是由于外来的压迫和环境造成的。但他所以能产生革命性，是由于人的本能中有一种抵抗力，不愿受外来压迫。有一种人，站在压迫方面或帮助压迫的，当然无由产生抵抗力。但大多数人是被压迫的，只不过抵抗力有强弱的不同。有些人抵抗力强，是经过锻炼而来的，有些人抵抗力弱，是因为锻炼不够。

十二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我离家去东北铁岭，是因为当时父亲、伯父都在那里做事。我在铁岭入了小学，六个月后又去沈阳入学，念了两年书。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开始读革命书籍，这便是我转变的关键。当时有两个教员，一个历史教员叫高戈吾(山东人)是革命党人，另一个地理教员是保守党人。高戈吾介绍我读进步书籍，如章太炎(光复会领袖)的书和同盟会的杂志。地理教员是满族人，姓毛，介绍我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章太炎的文章是古体文，很难懂，梁启超的文章是近体文，很易懂。

后来，戴季陶出了《民权报》，把章、梁的主张混合为一，写了激烈的文章攻击袁世凯，我从它的创刊号读起，直到这个刊物被当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查封为止。那时我十三四岁。

十五岁(一九一三年)我入南开中学，是一个私立学校。学费起初由伯父供给，后来靠学校的奖学金。

南开的教育，是正常而自由的。我喜欢文学、历史，对政治感兴趣，对数理也有兴趣。总之，喜欢能说理的东西，不喜欢死记的东西，如化学、英文。我经常在课外读许多书。南开有集会结社自由，我们组织了敬业乐群会，我当过会长。一九一五年，参加反袁运动，演说、劝募，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但当时南开全校学生有政治兴趣的也还不多。

一九一七年中学毕业后，我去日本念书，是自修，生活费用靠朋友供给。在日本共一年半。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回国，又进南开大学，参加五四运动，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后该报被封，我被捕，坐牢半年(当时是段祺瑞的部下杨以德统治天津)。被释后，去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年)。

当时戴季陶在上海主编的《星期评论》，专门介绍社会主义，北平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都是进步读物，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

这个时期，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但是由于我出身于封建家庭，我开始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乌托邦的。不过因为我自小吃过苦，懂得生活之艰难，所以很短时间内，即转变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了。这一时期，在国内曾看到《共产党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考茨基)与《共产主义原理》，这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

一九二○年去法国的原因，当时正值大战之后，在法国容易找到工作，可以半工半读。但我到法国后，并未做工。在去法之前，我已给国内报纸订合同，给它做特约通讯员，所以在法国一面读书、一面写文章。

后来一度去德国。一九二二年，由德返法，在巴黎聚集二十多人成立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时叫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当时参加的有王若飞、罗迈等同志，我是青年团的负责人之一。这个组织发展很快，不久就有了三百多人，包括法、德、英、比四国的留学生。朱德在德国，聂荣臻在比利时，陈毅才自法返国，以后其中入党者一百多人。一九二三年，国内国共已将合作，我得孙中山之命，与另一国民党员王京岐在欧洲组织国民党。当时在法国的有张厉生、张道藩。当时我们的斗争对象是青年党，这个党当时在法国的主要人物是曾琦、李璜，他们主张国家主义，坚决反对国民党。但在斗争中我们有时也讲统一战线，因此与李、曾等很熟悉。一九二三年去德国，当时马克便宜，在德国买了许多书，结果没有来得及读完，一九二四年夏天即返国。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根源的。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一百年来受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经济落后，工业不发达。因此，许多民族主义者开始摸索民族独立的道路。当时，日本已摸到了半封建半民主的道路，达到了维新，中国也想寻找这一条路。可是，中国封建势力根太深。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失败了。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但并未打倒封建主义，袁世凯代替清朝掌握了封建政权，中国对外仍是半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轻工业曾一度有机会发展，国内的工人阶级已发展到一定数量。大战结束后，德、奥、俄帝国倒台。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欧洲其他国家也发生革命运动，同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又提出十四条民主主张。但中国国内封建势力的头目袁世凯竟对日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而那时的孙中山活动还仅仅浮在上层，他的主张中没有土地革命，他的活动不深入群众，没有群众做基础。因此，当时的急进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就发动了五四运动。"五四"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民主的革命运动，而且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主要领导人物都是倾向社会主义的。当时的知识分子从世界大战中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毛病，并认识到首先要打倒封建主义，民族主义思想未能解决中国问题，因此，就趋向社会主义。在激进的民主主义的思潮下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也因为我们这批知识分子在国外接受了欧洲的革命思想，加上看透了民族主义不能解决中国问题，要社会主义来担当这个责任。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百年来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结果。

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实际上是农民运动。中国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民族解放，实质上是农民解放。太平天国、义和团，都是农民起义，这些革命运动常带有农民的保守性。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其失败原因即在于没有找出农民解放的道路，即土地革命。领导革命运动的知识分子常常忘记了农民的要求，运动又无城市工人的支持，往往弄到后来就出卖了农民的利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统治者如清朝政府和后来的袁世凯，都依靠外力镇压农民运动，因此农民革命运动常告失败。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一方面继承了太平天国的精神，加以发扬，要改革土地制度。另一方面学得了美国改革土地的办法--即收土地税。但他的活动始终未深入农村去了解和组织农民，革命运动并未与农民结合起来，在城市也未与小市民结合，奔走数十年，都是在狭小的圈子里。因此，在大革命以前，觉悟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对孙中山没有深刻印象。当时的三民主义仅有几个简单口号，没有政纲和政治理论。后来，国共合作，三民主义的内容才充实起来，成为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主义。这以后经过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广泛发动群众，三民主义才深入群众，在群众中生根。所以，今天我们所遵行的三民主义，是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主张做标准的。

从历史上看，国民党可分五个时期。这是根据它每一时期所包括的阶级成份与其所代表的利益而划分的。 一、辛亥(一九一一年)以前，一八九四年成立兴中会，一九○五年成立同盟会。这个时期，它代表华侨资本家和劳动者(洪门)的利益，故有民族民主思想。国内依靠知识分子中不满意清朝统治和外国侵略的人，还有社会上的青帮红帮，不满社会现状的人，失业者等。

二、辛亥(一九一一年)以后，到一九一三年改称国民党，一九一四年又改称中华革命党，它的成份日渐狭小。当时，华侨中分裂成两派，一派拥护国民党，一派反对它。在国内，是依靠一部分绅士、买办官僚、知识分子，而以依靠军人为主，它的基础很小。知识分子与军人合不起来。结果，代表军人的陈炯明，于一九二二年赶走了代表知识分子的孙中山，于是孙中山逃到上海。

三、一九二四年改组后，改称中国国民党，基础大为扩大。因为有中共的加入，所以它的成员就有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商人以及其他中上层人士，总之，成份包括各阶层，成为一个民族的政党。也正因此，党内分成左右两派。革命发展到了一定时期，两派破裂，发生了"四·一二"的清党运动。

四、"四·一二"之后，国民党本身就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

五、从抗战开始直到现在。抗战开始后，基础又有所扩大，但它所代表的利益，仍是地主、官僚、资本家和上层军人阶级的利益。国民党今天所代表的利益是与它的纲领相矛盾的。因此，它的纲领中任何规定都不能实行，土地改革遭受地主阶级的反对；改善军人待遇遭受上层军官的反对；发展民族工业，遭受官僚资本买办资本的反对。不仅政策与党的统治集团相矛盾，而且党内上下层互相矛盾，下层的意见、利益，都不能实现，一切大权操于CC、黄埔与财政集团之手中。这些集团所以能操纵全党，首先是依靠军权，并且得到其他国家权力的帮忙。

国民党现在是靠军队、政权、特务、银行控制全国，各派都有他们自己的银行，如中央(宋子文)、中国(孔祥熙)、农民(CC)、交通(一半CC)，但党的开支靠金库。参议会曾向国民党提出过批评，其后他们往金库拨了一笔款子做基金。国民党不肯放弃一党专政，就是因为它握有军、政、金融等权。

一九二四年我返国时，国民党已改组。我到广东，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一九二四年冬担任政治部主任。将近两年间，教过四期学生。一九二五年参加两次东征，曾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打陈炯明。这时，我是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与国民党合作、共事，因此，与许多国民党人认识。当时国民党内部即有两派，一派主张国共合作，一派反对合作，两派斗争甚烈。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蒋借口海军要叛变，逮捕了许多进步分子。经此事后，我辞去政治部主任之职，只担任教员。北伐时，共产党是仍然与蒋介石合作，但我未去。

一九二六年冬去上海，做工人运动(在广东、在法国也都做过一些工人工作)。上海工人为响应北伐军三次举行暴动，我参加了其中的两次(十月二十三日第一次暴动时我尚未到沪)。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二十二日组织三十六万工人总罢工，二月二十二--二十四日举行第二次起义，但因革命军未到，起义未能与革命军配合而失败。

三月二十一--二十二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两天内击溃张宗昌的军队三个团，共一万多人，工人缴获了步枪四千多枝及其他短枪、机枪等。当时参加罢工的工人有八十万，直接作战的一万多人。开始时工人只有三百多枝短枪，起义一开始，就从警察那里缴来大批武器，在南市、闸北、虹口、吴淞……的战斗都得到了胜利。这时蒋介石已经到了江西，与武汉政府已经开始冲突，而白崇禧领导进攻上海的北伐军听说工人罢工，就不前进，希望工人失败，他再进来。

北伐军到达南京、上海之后，蒋即亲自到上海来镇压工人。他同外国势力勾结，并且收买流氓，一起进攻工人。四月十一日深夜至十二日凌晨，他利用流氓伪装工人在工人纠察队里引起冲突，接着借口调处，把军队开入纠察队司令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把工人纠察队缴了械。十二日即开始了大屠杀，当天即杀死几十人，伤二百多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等好多工人被屠杀。

"四·一二"之后，中共马上变成了地下党，我仍留在上海办理善后事宜，把许多人送到武汉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五月下旬，我搭一艘英国商船去武汉，这时武汉政府内左派与右派的对立已逐渐明显，农民运动在湘、鄂、赣、粤蓬勃展开，农民要求土地，右派即反对农民运动。到了"七·一五"汪精卫便正式"分共"，实行宁汉合作。接着我们就去南昌发动起义。

南昌起义的部队是贺龙第二十军、叶挺十一军二十四师等，共约两万余人。当时参谋团中有叶挺、贺龙、朱德、刘伯承、聂荣臻、李立三、张国焘等，我也是其中成员之一。宋庆龄、邓演达都是革命委员会的委员。起义军后来失败了，是因为犯了一个错误，即没有与当地农民结合起来而要向广东去建立根据地。结果在潮汕与钱大钧等部激战失败。失败后的队伍，一部分到海陆丰与当地农民结合，一部分由朱德率领退到福建、江西边境，以后转到湖南，后来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的部队会合。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是由武汉国民革命军警卫团和农民自卫队组成的。

我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去上海做地下工作，直到一九三一年止。一九三一年底去江西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主要在军队中工作。后来参加了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一九三○年在上海时，我曾绕道欧洲到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执委会议。办出国护照时，我照了一张相，叫陈赓认，并且告诉他这个人是黄埔军校的，他想了半天认不出来。我于是就大胆地用这张相片向国民政府外交部申请，领了出国留学的护照。

我在一九一九年认识邓颖超同志，一九二五年和她结婚。

邓颖超同志的母亲是一个中医，当她近六十岁的时候，还在红军总司令部当医生。国民党"围剿"、我军撤退时，邓老太太被俘，被押送到九江。国民党法官要她劝劝邓颖超不要当共产党员，邓老太太回答说：子女的事情我们父母管不了，即使蒋委员长也管不了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当时正在苏联--法官无言可答，就把她囚禁在九江反省院。直到一九三六年谈判开始，一九三七年初才把她释放出来。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头四次完全失败了。第四次是陈诚指挥的，失败得最惨。于是蒋介石决心加强训练，这便是庐山训练的开始。

红军长征到陕北以后，东北军即开始围攻。徐海东部首先把东北军打垮了一个师、一个旅，后来又打垮一个师。于是东北军的官兵不愿内战，要求抗日。中共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向东北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双方取得默契，互不攻击。这时蒋介石也派人来秘密接洽，要我们在不平等的条件下接受和平，同时蒋介石仍加紧压迫东北军向红军进攻，以便削弱红军，使中共易于接受他的条件。张学良及其部下不愿意进攻红军，蒋介石乃亲至西安，逼张打共产党，并且说，他如果不打，就派蒋鼎文来代替他，并要把他调到福建去。于是张学良和西北军杨虎城决心发动事变，扣留蒋介石。事变发生后，我们在陕北保安接到张学良的电报，他要我们派代表去西安与蒋谈判。在西安参加谈判的共五人：蒋介石的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宋子文、蒋夫人、蒋、还有我。谈判结果，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准备打日本。十二月二十五日，蒋夫人坚持要在这一天送蒋回京。张学良自己答应了亲自送蒋返京，事前大家都不知道，张自己也未料到他到南京后会从此被囚。张学良被囚以后，东北军将领、士兵大为愤怒，以致杀死张学良的主要助手、主和派王以哲，情况严重，闹了两个月才告平静。从那时起，东北军被蒋介石分散到各处，不再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在西安混乱的两个月中，说服东北军的工作，比张学良在西安时困难百倍。

一九三七年三月正式开始了国共谈判。我曾一次去杭州，两次上牯岭。当时顾祝同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谈判的结果国民党答应中共为合法政党，承认陕甘宁边区，改编红军为八路军。但是后来国民党政府始终未正式承认陕甘宁边区。

抗战开始后，我与朱德、叶剑英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划定作战地区。朱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我也去山西，与阎锡山谈判合作。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一月间，先在太原，太原失守去临汾，然后回延安。十二月底去武汉，一直住到武汉失守之前，即一九三八年十月，我们是武汉失守前最后离武汉的一批人。从武汉撤退，路过长沙时遇长沙大火。后去桂林，一九三八年底去重庆。

抗战中的国共军事磨擦，开始于一九三九年六月胡宗南部进攻延安以南的关中地区。十月，河北的国民党军队进攻八路军。十二月，山西阎锡山的旧军打新军。一九四○年国民党朱怀冰部进攻冀豫边区。

一九四一年一月上旬发生了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近一万人，除有二千人突围以外，都被杀、被俘，目前仅放了二百多人。

一九三九年二月，我曾自重庆去桂林，到皖南视察新四军。顺便去了一次家乡绍兴。五月返重庆。六月返延安。因骑马伤右臂，未治好，九月赴莫斯科医治。政府的飞机送我到兰州，然后乘苏机赴苏，入克里姆林宫医院。到一九四○年三月返延，体重增加了九磅。五月去重庆，七月返延安一趟。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发生，谈判决裂，开始在报纸上斗争。一九四二年林彪去渝。林彪同蒋介石谈判也无结果。一九四三年七月，我与林彪等离渝返延。

一九四四年五月，史迪威将军决定派美军观察组和记者团去延安，我在延安欢迎他们。十一月赫尔利去延，达成五条协议，大概内容是为了打败日本建立新中国，同意建立联合政府，包括各党派人士，统一军队，改革政治，给人民自由。这是毛主席与赫尔利双方签字的，但具体内容从未公布。

史迪威与赫尔利政策的差别，就是史迪威主张平等地援助一切抗日军队，他是执行罗斯福政策的。赫尔利的主张却是要经过蒋介石来援助。他也赞成联合政府，但对共军的援助必须经过联合政府。赫尔利的主张虽如此，但蒋介石仍然不同意，结果赫尔利放弃了自己的联合政府主张，公然站到蒋介石方面反共，于是赫尔利的帝国主义面目暴露了。

马歇尔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开始来华时，我觉得他直率、朴素、冷静，与史迪威相似。我们在三个月内相处得甚好。但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东北问题起来之后，双方意见常有距离。他对苏联有猜疑，往往把苏联牵涉到各种问题上去，加上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使我们和马歇尔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但是，我与马歇尔个人关系很好，我认为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周恩来，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1949 ～ 1976）。原籍浙江绍兴，出生于江苏淮安。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求学。1919年回国，9月入南开大学，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并与运动中的其他活动分子共同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1920年去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2年和赵世炎（后来是党的前期重要领导人之一）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翌年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后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

1924年秋回国后，曾任广东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副党代表等职，并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长。1927年3月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临近上海的情况下，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赶走了驻守上海的北洋军阀部队。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7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委员（共5人）。国共全面分裂后，他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一起于8月1日在江西南昌领导武装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1928年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后任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当时中共中央在上海处于秘密状态下工作。他为保证中共中央的安全，为联系和指导各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为发展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内，他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

1931年后，历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在贵州省遵义县城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继续被选为中央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1936年12月，当时驻在陕西西安的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由于反对蒋介石拒绝抵抗日本侵略而集中全力反共，发动了武力拘禁蒋介石的西安事变。周恩来任中共全权代表与秦邦宪、叶剑英等去西安同蒋介石谈判，和张、杨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使团结抗日局面在中国出现。

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代表中共长期在重庆及国民党控制的其他地区做统一战线工作，努力团结各方面主张抗日救国的力量，并先后领导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工作。他坚持国共合作，积极团结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对日投降的危险。在1945年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制止内战他率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1946年夏全面内战爆发。此后他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解放战争，同时指导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运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直任政府总理，曾兼任外交部长，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中共中央副主 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他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头几个五年计划，都是他主持制定和组织实施的。他主张经济建设必须积极稳妥，综合平衡。他对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知识分子工作和科学文化工作给予特殊的关注，指导这些工作取得了重大成绩。他参与制定和亲自执行重大的外交决策。

1954年参加日内瓦会议。这次会议解决了印度支那问题，使越南（除南方外）、老挝、柬埔寨三国的独立获得国际承认。他代表中国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与国间关系的准则。1955年在亚非29国淮安故居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万隆会议上主张和平共处，反对殖民主义，提倡求同存异、协商一致。他先后访问过欧、亚、非几十个国家，接待过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友好人士，增进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同林彪、江青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在非常困难的处境中为使党和国家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为实现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作出了卓越贡献。1972年患胱癌后，仍然坚持工作。在1975年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在中国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号召。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主要著作收入《周恩来选集》。周恩来在20年代与邓颖超结婚，无子女。

1898年3月5日生，字翔宇。小名，大鸾。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1913年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1917年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1920年至1924年先后去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由张申府等人介绍），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参加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对早期的建党、建团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1924年8月从巴黎回国，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主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1925年2月、10月，领导进行了第一、二次东征，为巩固和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作出了重大贡献。1926年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军事课程，同年冬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8月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起义中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同月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出席党的六大，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的报告。后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曾发表《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和《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遵义会议后，仍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任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1936年12月任中共全权代表去西安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谈判，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长期在驻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1945年8月和毛泽东去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双十协定》签订后，率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和南京。1946年11月从南京返回延安。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时转战在陕北，同年8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1948年9月，参加领导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同年1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武装夺取政权、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建国后，历任政府总理、外交部长（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是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中共六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八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担负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同时，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都是他亲自主持制订和组织实施的。1960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国民经济顺利地得到恢复和发展。还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对社会主义建设都有重大意义。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制定并亲自执行了重大的外交决策，提出了外交工作中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和政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革命外交路线。1954年，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4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使会议通过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1961年，出席苏共二十二大，对赫鲁晓夫集团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在“文革”中，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的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费尽心血，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党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规划。1972年患病以后，一直坚持工作。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

主要著作编为《周恩来选集》。

夫人邓颖超。

周恩来总理的捷才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下面这些答问都不是提前准备好的，也是事先难以预料到的。周总理不仅回答得巧妙，而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几乎是对方刚说完，马上就回答 。没有过硬的素质是根本做不到的。 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妓女？”不少人纳闷：怎 么提这种问题？大家都关注周总理怎样回答。周总理肯定地说：“有！” 全场哗然，议论纷纷。周总理看出了大家的疑惑，补充说了一句：“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顿时掌声雷动。 ——这位记者的提问是非常阴毒的，他设计了一个圈套给周总理钻。中国解放以后封闭了内地所有的妓院，原来的妓女经过改造都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位记者想：问“中国有没有妓女”这个问题，你周恩来一定会说“没有”。一旦你真的这样回答了，就中了他的圈套，他会紧接着说“台湾有妓女”，这个时候你总不能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这个提问的阴毒就在这里。当然周总理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伎俩，这样回答既识破了分裂中国领土的险恶用心，也反衬出大陆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台湾的对比。哎呀，周总理考虑问题周密细致，同时又那么快速反应，你不佩服他也难啊！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一个美国记者先是主动和周恩来握手，周总理出于礼节没有拒绝，但没有想到这个记者刚握完手，忽然大声说：“我怎么跟中国的好战者握手呢？真不该！真不该！”然后拿出手帕不停地擦自己刚和周恩来握过的那只手，然后把手帕塞进裤兜。这时很多人在围观，看周总理如何处理。周恩来略略皱了一下眉头，他从自己的口袋里也拿出手帕，随意地在手上扫了几下，然后——走到拐角处，把这个手帕扔进了痰盂。他说：“这个手帕再也洗不干净了！” ——尽管中美当时处于敌对状态，但周总理一贯的思想，还是把当权者和普通美国民众分开。在谈判桌上横眉冷对，那是一点情面也不讲的。但会场外，他可是统战高手，尽量做工作，力图潜移默化。他对普通美国民众一直是友好的，包括新闻记者在内。所以，在那个美国记者主动要和周总理握手时，周总理没有拒绝。但这个记者看来纯粹要使周总理难堪，否则不会自己主动握手，然后又懊悔不迭地拿手帕擦手。周总理在他擦手之前，也不会意识到他会这样做。当时大堂里人很多，就看你周恩来下不下得了台。所以周总理也拿出手帕擦手。请注意两人做法不同的是：记者擦完手后仍把手帕塞回裤兜，而周总理是擦完手后把手帕扔进了痰盂。周总理的意思是：你的手帕还能用，我的手帕因为擦了以后沾染了你的细胞，你这无耻小人的病菌，再也不可能洗干净使用了，所以我就把它扔到痰盂里去。
有一次周总理应邀访问苏联。在同赫鲁晓夫会晤时，批评他在全面推行修正主义政策。 狡猾的赫鲁晓夫却不正面回答，而是就当时敏感的阶级出身问题对周总理进行刺激，他说： “你批评的很好，但是你应该同意，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 言外之意是指总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周总理只是停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回答：“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 。” ——周总理不管在何种场合，遇到什么样的对手，都能唇枪舌箭，以超人的智慧，应酬自如，对手甭想占到便宜。他坦言“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出其不意地将赫鲁晓夫射出的毒箭掉转方向，朝赫本人射去。此言一出，立即在各共产党国家传为美谈。
九一三事件发生以后，苏联大使找到周总理，阴阳怪气地问道：“总理同志，听说最近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周总理平静地回答： “也没什么大事，只不过是森林里倒了一棵树；一棵树上落下一片叶子而已。”苏联大使故作关心地说：“据权威人士推测， 此事对中国的影响极为不利呀!”总理答道：“恰恰相反，一颗毒瘤在肌体上自动消失，有百利而无一害。”苏联大使有些恼怒：“总理同志，有句话我早就想说了，你们在国际上口口声声骂我们是社会帝国主义，把我们说得比厕所还臭。既是这样，那么请问：你们的林副统帅在国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为什么偏要投奔我们苏联呢?”周总理冷笑道：“正因为厕所臭，苍蝇才喜欢那个地方。大使同志既然明白这个道理，又何必多此一问?”苏联大使被说得哑口无言.——林彪叛逃苏联并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这个消息传出后，国际上一些敌对分子幸灾乐祸。中苏关系当时严重恶化，苏联大使和总理见面时存心想看好戏，让周总理难堪。他见兜圈子达不到目的，就摊出所谓的“王牌”，料想周总理一定无话可说，结果周总理反戈一击，苏联大使陷入十分狼狈的境地。
外国记者不怀好意问周恩来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却要叫‘马路’呢？”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 ——这位记者的用意是把中国人比作牛马，和牲口走一样的路。如果你真的从“马路”这种叫法的来源去回答他，即使正确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周总理把“马路”的“马”解释成马克思主义，恐怕是这位记者始料不及的。
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名官员当着周总理的面说：“中国人很喜欢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 此语一出，话惊四座。周总理不慌不忙，脸带微笑地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欢走下坡路。”
——美国官员的话里显然包含着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在场的中国工作人员都十分气愤，但囿于外交场合难以强烈斥责对方的无礼。如果忍气吞声，听任对方的羞辱，那么国威何在？周总理的回答让美国人领教了什么叫做柔中带刚，最终尴尬、窘迫的是美国人自己。
一位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总理的过程中，无意中看到总理桌子上有一支美国产的派克钢笔。那记者便以带有几分讥讽的口吻问道：“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的中国人，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产的钢笔呢?”周总理听后，风趣地说：“谈起这支钢笔，说来话长，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我无功受禄，就拒收。朝鲜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有意义，就留下了这支贵国的钢笔。”美国记者一听，顿时哑口无言。——什么叫自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这位记者的本意是想挖苦周总理：你们中国人怎么连好一点的钢笔都不能生产，还要从我们美国进口。结果周总理说这是朝鲜战场的战利品，反而使这位记者丢尽颜面。也是，想和周总理较劲，门都没有。
周总理设宴招待外宾。上来一道汤菜，冬笋片是按照民族图案刻的，在汤里一翻身恰巧变成了法西斯的标志。外客见此，不禁大惊失色。周总理对此也感到突然，但他随即泰然自若地解释道：“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中的一种图案，念‘万’，象征‘福寿绵长’的意思，是对客人的良好祝愿! ”接着他又风趣地说：“就算是法西斯标志也没有关系嘛! 我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话音未落，宾主哈哈大笑，气氛更加热烈，这道汤也被客人们喝得精光。——在外交场合出现法西斯的标志很容易引起外交纠纷，尤其是曾经遭受法西斯铁蹄蹂躏的国家，他们看见这种标志是很反感的。周总理的解释及时解除了他们的误会，但令人叫绝的是周总理借题发挥，号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那个菜吃掉。意外的这么一个被动场面，经周总理反意正解，反倒起了活跃宴会气氛的作用。 文革期间，江苏省射阳县的一群红卫兵到北京上访，周总理接待了他们。红卫兵要求把射阳县名字改掉，理由是“射阳”二字是含沙射影，箭射红太阳。周总理听他们讲明来意后，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不理解总理为什么发笑，几只眼睛盯着总理脸上望。总理说：射阳两个字很好嘛，我看不用改了。你们这些小将看问题，为什么不从积极方面去看，而从消极方面去看呢？我说“射阳”两字很好，因为我的看法，不是箭射红太阳，而是红太阳光芒四射。周总理深怕他们听不清楚，又重复地说了一句对射阳的解释，射阳就是红太阳光芒四射，你们说对不对？说罢，又哈哈地大笑起来。红卫兵代表也都笑了，因为他们对总理的讲话感到心服口服，表示还是叫射阳县好。——在文革那个特殊背景下，如果周总理从“射阳”的历史渊源和沿革去解释的话，红卫兵未必听得进去。当然也可以用行政命令来压服，但效果也不会好。周总理赋予“射阳”二字 新的含义，使红卫兵心悦诚服。我们听故事的人现在也不得不击节赞叹呀！
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你们中国人口众多，你知道你们中国有多少个厕所吗？”这是一个非常刁难的问题，总理是管理国家大事的，怎么可能去调查全国有多少个厕所呢？大家都在瞪大眼睛等着周总理的回答。
周总理不假思索：“两个。”
这位西方记者有点纳闷：“你们中国人口周密，只有两个厕所怎么行呢？”周总理说：“我们中国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男人，一种是女人。所以我们的厕所只需要两个，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就已经足够了。”周总理就是这样轻描淡写把这西方记者打发了。
有一次欧洲的外交官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你们中国每年发行人民币的总额是多少？”这是国家机密的问题，哪个国家财务会公开向外透露呢？这分明是想让周总理出丑。 如果总理说出一个真实数字是泄露国家机密，如果随便编造一个数字有损国体。众人面面相觑。周总理马上回答：“中国每年发表的人民币总额是：十八元八角八分。”总理的才思敏 捷不得不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样的回答既不泄露国家机密，也是一个真实的数字难道不是么？以前的人民币只有“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这个数字加起来总额不就刚好是18元8角8分么？
还有一次周总理出国访问时，在对方的宴会上有一道汤，从上面看不到热气上升，周总理没有留意其中的成分，舀一勺到嘴边被烫了一下，原来这汤上面是滚热的油。热油是看不到热气但温度非常高。如果没有接触很难辨认出温度的。这国家领导居然想出这么绝的手段 。过一段时间这位国家领导访华时，周总理亲自出马，为他做了一道“热呼呼”点心--- --油炸“冰棒”。周总理当着这外国领导的面命人拿来“热气上升”的冰棒，来到一锅滚热的油边，总理在冰棒外面涂上一层厚厚的面粉，再往油锅里一放立即捞起，这时候面粉刚好被炸成干面皮包着冰棒，冰棒既不融化又可以看到“热呼呼”的样子。总理把这“热呼呼”的冰棒递给这外国领导，这人因为曾经用热汤烫过总理，这回又看到是刚从油锅里捞上来，接过手后不敢立即吃，先拿到嘴边慢慢吹气，不管他怎么吹“热气”依然不减。过了一会他才大胆的放进嘴里咬了一口，结果被冻得打了一个哆嗦……
还有一次一个外国嘉宾问周总理:“总理先生，你见过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吗？”有点
想嘲笑的意思，以为自己见过美女如云，周总理不近女色不可能知道世界第一美女的名字的。周总理说：“见过！”对方问：“是谁？在哪里？”周总理说：“是我夫人，在我家里。”对方哈哈大笑：“尊夫人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周总理说：“是的，情人眼里出西施，在我眼里我的夫人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否则我也不会娶她。”总理是世界上少有的好男人，当他的夫人知道自己无法生育的时候，主动要求总理纳妾，可以为周家传宗接代，可周总理坚决不娶，并且告诉夫人：“中华人民的儿女都是我的 儿女。”

该车有宫灯形状的尾灯，有华丽的镀镍饰条。车内沙发面料为真丝东风锦、双凤锦和云幕锦，顶壁为素色的典雅华丽的天鹅绒，地板上铺的是民族图案的羊毛地毯。仪表盘采用光亮如镜的福州漆器，用象牙浅浮雕做旋钮开关。

用北京景泰兰和珐琅做烟具和把手。用金漆螺镶嵌作车顶框，极尽奢华富贵。但车子开到中南海，毛泽东只是四下看了看，连坐都没有坐一下这辆红旗轿车。当时正值“大跃进”，全国各地为毛主席造车的势头正热。彭真任市长的北京市第一汽车附件厂，拿一辆德国大众公司的纳苏(NSU)微型车为仿造对象，造出了一部后置空冷发动机的井冈山牌双门小汽车去请毛泽东题写厂名。毛泽东只是说了一句：“附件厂能造小汽车?很好，谢谢你们。”还是朱老总为他们题写了厂名。后来该厂又依照美国别克(BUICK)造出了北京牌CB4型高级小轿车，欢天喜地送到中南海，可毛泽东并没有乘坐，倒是憨厚的朱老总跟着彭真坐上兜了好几圈。此外，上海造出了凤凰牌小汽车，天津造出了和平牌高级轿车送到北京来报告。但这些车多半都是昙花一现。倒是一汽的红旗牌，在周总理的鼓励下，坚持研制，终于在1965年9月造出了性能较为可靠的三排座高级小轿车红旗：cA一770，送到中南海请毛泽东试乘。但毛泽东却没有乘坐，只是让他的专职司机试驾了一番，据说反映不错。到了1966年5月，有20辆红旗CA770三排座车配备给陈毅、贺龙、陈伯达等中央领导人使用。但中国政坛的四巨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仍旧乘坐已坐了16年的苏制吉斯l15防弹保险车。

1969年4月，红旗牌三排座防弹保险车“CA一772T”问世。第一辆样车送到北京后，林彪成为它的主人。在红旗车的历史上，第一位乘坐红旗车的中央领导人是周恩来，第一个将红旗车作为自己座驾的是彭真，最钟爱红旗车的则是林彪。那时对红旗车有种种不信任说法，说它不安全，易熄火，故障多，跑不快。尤其是1971年6月，罗马尼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访华。国宾车队一辆红旗cA770在房山下坡时突然刹车失灵!幸亏司机张德元经验丰富才没有酿成车毁人亡的惨祸，但也把坐在车内的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市的市委书记吓出一身冷汗这事造成的影响很坏，迫使一汽派出大量技术人员将所有红旗车的制动系统由单回路改成双回路。也许正是这些原因、所以一直到1972年底，才为毛泽东配备了经再三改进的第七辆红旗防弹保险车。

这辆编号为“七”的特种保险红旗，是为最高领导人精心制作的，其整个研制过程严格保密，并从全国抽调了一批防弹装甲专家组织攻关。参加人员均经过了严格的政审，连零件加工的铁屑都要及时回收整理。车身采用特种装甲钢板，车窗为8厘米厚的的防弹玻璃。轮胎是特制防弹不漏气的。同时为了方便毛泽东上下车，特别装备了电控升降台阶。红旗特种保险车在“文革”中其使用者为林彪一号，江青二号，康生三号，王洪文四号，周恩来是五号和六号，毛泽东是最后一位，配备七号车。但不知什么原因，毛泽东一直没有使用过这辆为他特制的红旗保险车。他最后一次乘坐汽车，坐的还是那辆斯大林赠送给他的没有冷气的吉斯115装甲轿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