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之崛起没有道教:谁能帮我找一篇“传统道德”的演讲稿？

道德教育势在必行（演讲稿）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你们好！

登上昆仑，才知道什么叫做高峻；来到虎门才懂得什么叫做雄伟；目览黄河，才知道什么叫做壮阔；游览长城，才体会什么叫做巍峨。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伟大的祖国母亲给予我们如此丰厚的物产，同时以她博大的胸怀哺育了生生不息，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

古老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享有“礼仪之邦”的美称。我们不难忘记：战国时期，楚国大夫屈原因忧患国难而投泊罗江；童稚时的孔融将最大最好的梨让给长辈的动人故事；三国时的诸葛亮，心胸开阔，七擒七纵孟获；老子在《道德经》中嘱咐我们“做一天人就要讲一天道德。”这一切的一切，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中国人的道德所在。

社会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弹指一瞬间，人类已昂首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在这一漫长的岁月里，中国战胜了衰落走向振兴；战胜分裂走向统一；挣脱屈辱走向奋起。中国正以新的姿态向世人展示着自己。但是关于公民道德修养的任务势在必行。因为没有伦理道德的社会，将何其混乱不堪！

同学们！朋友们！你们是否还记得这样一篇报道：一位清华大学的学生，为了一个愚蠢的想法，残忍的将一瓶高浓度的硫酸泼向黑熊的事件。听过这篇报道后，我的心在颤抖，在滴血！我似乎听到了一声声撕心裂肺的惨叫。我似乎看到了黑熊的面孔。那残存的一只眼睛无助的、黯然地望着一切。不！是仇恨地望着一切。它真的不明白，那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朋友的人类，为什要如此凶残的伤害自己。血不停地涌动着，不时传来皮毛烧焦的“滋滋”声，它愤怒了，它竭尽全力的站起身来，重重地捶打着上锁的铁门，以垂死的挣扎向人类示威。慢慢的，殷红的血浸透了大片土地，黑熊带着满腔悲恨昏厥过去。那一幕幕，一声声，你看到了吗？你听到了吗？你想过了吗？我不断的问自己，这都是为什么？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竟然会有如此不道德的行为，这确实值得我们深思。社会在发展，知识在爆炸，而人类的道德观念却越发淡薄了。人们置身于高质量的生活中，陶醉于灯红酒绿之下，却忽略了做人的基本原则：那便是德。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的。如果人们的道德修养落后于时代，那么这个社会必将停滞不前。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面对一个新科技，新信息，新体制不断涌现和竞争异常激烈的知识经济时代，我们做为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在掌握科学文化的同时，

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尤为重要。

那么我要问，对于一个中学生，道德究竟是什么呢？其实道德就是宽容、创造、诚信、勤劳、创新、奋斗！

众所周知，宽容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宽容就是从大局出发，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法国著名作家雨果说得好：“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但要真正做到宽容，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业精于勤荒于嬉。”勤奋不仅能补先天不足，还能精益求精，更上一层楼！

一个人要自立，一个民族要振兴，一个国家要富强都离不开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也是靠艰苦奋斗壮大起来的。无论是在革命、建设、还是在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奋斗中成就伟业，在困苦中创造辉煌，靠着艰苦奋斗的精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无一不是艰苦奋斗的精神。“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立身”

古今中外，无数经验者表明：艰苦奋斗，事业必成；贪图享受，自毁前程。

这是一个充满了创造的世界，这是一个呼唤创造的时代。中学朋友们，让我们牢记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所说的话：“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勇敢、主动的去开拓、去创造，让生生不息的创造力成为托起我们民族未来、祖国希望的脊梁吧！

经商需要诚信，诚信赢得市场。
从政需要诚信，诚信赢得民心。
做人需要诚信，诚信赢得尊严。
信、诚是中国儒家传统重要的道德范畴。它既是一个人做人处事的基本原则，又是治理国家必须遵守的规范，它对于中国人的思想信仰和人格塑造，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维系社会秩序，有着重要的作用。面对严重的诚信危机，我们只有深刻认识诚信背后所隐含的规律，分析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原因，总结其在不同领域的表现，依靠道德、法制力量，综合创新、标本兼制才是诚信危机解决的出路。

孔子是春秋时代一位大教育家，他 20 来岁开始教书， 50 年如一日，培养了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他的教学内容是多方面的，在思想上，特别重视“诚”、“信”二字。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意思是，人要是不讲信用，那还可以算是一个人吗？对孔子的这种道德规范，他的得意门生曾参理解得最深刻。有一天，孔子特地考问曾参：“喂！曾参啊，我的学说贯穿着一个基本观点，你明白吗？”曾参毕恭毕敬地说：“弟子明白。”“那是什么呢？”曾参说：“您老学说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忠诚信实、宽厚爱人啊。”曾参对老师的学说不但笃信无疑，而且付诸行动。他每天多次反躬自问：“为人办事是不是忠实？交朋友是不是守信用？老师的教诲能不能认真领会，学以致用……”孔子很欣赏他，把自己的学业仔细地传给他，使他成了大名鼎鼎的 72 贤人中的佼佼者。

前苏联的第二任总书记斯大林，年轻时参加革命，曾被沙皇政府流放到西伯利亚。一天，被流放的革命党人要召开一个秘密会议，请斯大林作报告。可是大家等了很久，还不见他来。人们焦急地望着窗外，只见通往村外大路上的积雪被太阳晒化了，想乘雪橇来是不可能的；再看看窗前的那条河，冰已经很薄，有的冰块开始浮动起来，踏冰来很危险。乘船呢？不但是逆水，冰块还会把船挤坏的。看到这些，有的人皱起了眉头，说：“这样恶劣的天气，斯大林同志一定不会来了。”“他一定会来的！”一个同志坚定地说：“只要他说过‘我要来'，那他就一定会来。”忽然，窗外玩耍的孩子们欢叫起来，焦急不安的人们从屋子里涌出来，跑向河边。只见河里一只小船绕着弯，慢慢地冲开冰块，逆水而来。斯大林同志穿着皮大衣，戴着皮帽子站在船头，他嘴里衔着烟斗，不慌不忙地用竿子拨开船头的冰块。起初，大家都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小船逆水怎么会行走呢？人们走近河边一看，才明白，原来是几只狗在岸上拖着船前进。斯大林同志微笑着走上岸来，人们围在他身边高兴地说：“你比我们大家更会出主意，你是个勇敢的人！”斯大林同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履行了跟人约定的事，取得了同志们的尊敬和信任。

经济秩序的维持需要诚信，治国施政更是离不开诚信。儒家就认为诚信是立国之本，更是治国的重要政治原则。据载，一次，子贡问孔子如何从政，孔子回答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又问：“必不得己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孔子回答说：先去食后去兵，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意即统治者要取得人民的信任，然后才能长治久安。

宋朝司马光的表述颇有代表性：“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致于败。”西方思想家则由于历史上的民主政体传统，对政治诚信也给予了相当的思考。如伊壁鸠鲁认为：国家起源于自由人们的“共同协定”，诚实地遵守这一协定是人们的义务。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也认为：国家的实质，就是一大群人相互订立契约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对上述政治诚信观点也给予了批判性的继承，将其从虚拟的唯心的基础上，转移到了以社会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从而给其以科学的规定。

马克思认为：“只要商业资本是对不发达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商业利润就不仅表现为侵占和欺诈，而且大部分是从侵占和欺诈中产生的。”因为，“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它在古代和新时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在迦太基、罗马，后来在威尼斯人、葡萄牙人、荷兰人等等那里，情形都是这样。”
首先，作为个人立身处世以及道德修养的基本要素，诚是人内在的德性，信则是诚的外在表现。诚于中，必信于外。因此诚信首先是要求人们具有诚实守信，言行一致的美德。
诚实守信就是忠诚老实，信守诺言，是为人处事的一种美德。 所谓诚实，就是忠诚老实，不讲假话。诚实的人能忠实于事物的本来面目，不歪曲，不篡改事实，同时也不隐瞒自己的真实思想，光明磊落，言语真切，处事实在。诚实的人反对投机取巧，趋炎附势，吹拍奉迎，见风使舵，争功诿过，弄虚作假，口是心非。 所谓守信，就是信守诺言，说话算数，讲信誉，重信用，履行自己应承担的义务。
诚实是最古老最原始的道德要求。人是群居动物，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性。社会性这一概念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和联系，是在情感、信息、社会资源上的交流和交换。个人依赖于他人，依赖于社会，个人希望他所依赖的他人、社会不是虚假的，而是真实的。
人需要他人和社会的真实性，需要了解他人和社会的真实存在状态，因而，人们必然拒斥虚假，拒斥他人和社会的虚假存在状态，这是由于真实的存在有依赖价值，有可依赖性，虚假的存在无依赖价值，无依赖性，这使真实和虚假这两个概念和人的存在状态联系在一起。人的生存依赖于真实性，人的存在排斥虚假性，人的这种本真状态的生存需要在长期的人类进化过程中沉淀、积累，成为人类的心理积淀、情感积淀和文化积淀，诚实作为道德规范，就表达人类的这一生存需求。诚实是一条可普遍化的道德原则，也是初始性道德原则。
信的基本释义是诚实无欺。中国文化很重视信，把信做为立人之道和立政之基。
信为什么这么重要，竟至于成为立人之本，立政之基呢？这是因为信与诚，与忠相通。在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体系中，忠是行为规范中的最高概念，诚是道德修养所达到的最高境界。把信与忠、信与诚对释，可见信在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的地位。中国有集政治、法律与道德为一体的三纲五常规范，其中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把信包含于其中的。
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信”概念，与我们所说的守信概念大体相当。诚实守信中的守信，说的就是遵守诺言。遵守诺言要求忠干自己的诺言，忠于自己的诺言就会遵守自己的诺言，所以信必有忠，忠能达信。怎样才能真正做到忠于自己的诺言呢？这就要求在许诺的时候必须实事求是，心中有数，是以一种真诚之心来许诺，许的是真诚之诺。许诺时绝无欺骗之心，绝无食言之想。所以对干守信的人来说，真诚是必备条件。反过来说，只有立足于真诚，才能守信。这就是忠、诚、守信三者相通的道理。能不能做到守信，表现出一个人的综合道德素质。在诚实守信方面，古今中外许多先哲和伟人为我们树立了典范。

对自己能诚，对别人自然能信。相对而言，信显得外在一些，意思常指得到别人的信任。如《论语》中说：“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又云：“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学而》）《中庸》说“信乎朋友”，都是这种用法。信应由诚而发，本不是为取得他人信任而故意为之。所以《中庸》说：“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 信字从言，但儒家反对以言语获信，因为如果没有自身的诚，外在的信也是不可靠的。所以《礼记?缁衣》说：“言从而行之，则言不可饰也；行从而言之，则行不可饰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则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恶。”“敏于事而慎于言”、“讷于言而敏于信”，这是先秦儒家的另一重要思想。大略言之，诚和信就是一对内外概念：内心之诚发于外便是信。
正因为忠、信的重要，所以孔子一再要求弟子要“主忠信”，以“忠、信”做为四项教育内容的一半，“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并以忠信为要。《论语》里记录了孔子一个学生叫曾子的话：“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因此三句话而受到无数的赞扬，他的话也被视为诚信的纲领。作为一代儒宗曾子，上承孔子诚信思想精髓，下启儒家两千年诚信思想传统，其诚信理论、诚信实践为后人传颂。其中被传为诚信佳话的便是曾子以信教子的故事。据说，曾子的妻子准备去赶集，由于孩子哭闹不已，曾子妻许诺孩子回来后杀猪给他吃肉。曾子的妻子从集市上回来后，曾子便捉猪来杀，妻子阻止说：“我不过是跟孩子闹着玩的。”曾子说：“和孩子是不可说着玩的。小孩子不懂事，凡事跟着父母学，听父母的教导。现在你哄骗他，就是教孩子骗人啊。”曾子深深懂得，诚实守信，说话算话是做人的基本准则，若对孩子失信，那么家中的猪虽然保住了，但却会在孩子的纯洁心灵上留下不不守诚信的阴影。曾子不但以诚信的思想严于律己，而且还以用自己的言行来影响和教育下一代，可谓诚信思想的楷模。
中国传统美德是仁、义、礼、智、信，西方传统四美德乃是智慧、勇敢、公正、节制。其中公正原则与诚信品德是紧密相关的，诚如德漠克里特所说，“让自己完全受财富支配的人是永远不合乎公正的”。柏拉图将它视为交往和买卖的原则，“货物的交换在固定的地方进行，不能赊欠；交换时不能掺假，掺假是一种虚假和欺骗。”可见，不诚信的谋利行为显然与公正原则格格不入。另外，在西方诚信是世俗化的具体表现。西方信仰上帝的存在的理由在于人生在世要对上帝虔诚，假如不诚，不仅今生会受到惩罚，而且死后灵魂要入地狱，甚至来世还要受苦受罪。也就是说，西方人之所以信仰上帝存在，是因为他们认为自身作恶，只要对上帝仟悔，才能得到救赎，死后灵魂升入大堂，来世也不用受苦受罪。因此教徒对教规顶礼膜拜，以致使他们形成遵守各种典章制度或契约的心理习惯。再回味一下苏格拉底之死，在法庭宣判他死刑时，苏格拉底说：“我将服从上帝，而不是你们”。其实，他可以选择交罚金、认错或越狱之任一方式免于一死，可他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在苏格拉底心中人的尊严、真理的尊严、法律的尊严，都比生死重要得多。他的这一理性精神一直影响着西方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之间因这一理性精神彼此达成一种默契，即构成了一种信用制度，并使这种制度逐步法制化。

西汉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信”位列其中。汉代以后，“诚信”一直为历朝统治者和学者所提倡和维护。宋儒周敦颐以“诚”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道德的最高原则，把“诚”看作是区别人的行为善恶、好坏的道德标准，说“诚”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通书?城下》）。张载也说：“诚善于心谓之信”，“诚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闻见小知而己。天人异用，不足以言诚；天人异知，不足以言明。所谓诚明者，性与天道不见乎小大之别也。……天所谓长久不己之道，乃所谓诚。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诚身，不过不己于仁孝而己。故君子诚之为贵。”（《正蒙?诚明篇》）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张载对孟子观点的发展与诠释，他们都认为“诚”是天理，个人要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最终目的则是达到“至诚的境界。张载之后的程颐也说：“诚则信矣，信则诚矣”（《河南程氏遗书 25 ）。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嘉说：“诚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谓也。”（《朱子语类》卷 119 ）可见，就一般意义而言，所谓诚信，主要是指人与人相处时应该诚实无欺，讲究信用，言行一致。
儒家以外，法家、墨家、道家等学派的思想家们也很重视诚信。如商鞅虽极力提倡治理国家要讲法治，但也深知取信于民的重要性，所以通过“立木取信”来推动自己的改革。管子更是把诚信看成是统治天下、治理国家的关键与根本：“服忠用信则王”（《管子?幼官》），“诚信者，天下之结也”（《管子?枢言》）。墨子视“信”为人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他说：“信不足，案有不信”（《老子》），意思是说，君主诚信不足，下面的老百姓就不会信任他。在《墨子?兼爱》中，有“言必信，行必果，使言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这就是说，人言必守信．人行则应达到一定的结果，使言行完全相符，个人的任何言说，都必须表现为一定的实践行为。“言足以复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不足以举行而常之，是荡口也。”在墨子看来，作为一个人，能够实行的事，人们可以说；而在实际中做不到的事，就不应该去讲，否则，就是所谓“荡口”，因此，“信”不仅要求人们言行一致，同时还要求人们少说空话，不轻许无法兑现的诺言。
荀子则用“信”与“不信”来认识君子和小人：“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独是．若是则可谓蓉士矣。言而常信，行无常贞，唯则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在荀子看来，那种即使很平常的言论也一定诚实可信，即使是很一般的行为也十分慎重，决不去效法流俗，亦不自以为是的人，就是有较高品质的“君子”。这种看法所包含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信”作为一个公德准则，无论处于任何环境，面对任何问题，都必须遵循。有些人在比较大的问题和比较重要的问题上守“信”，但在一些小而次要的问题上，放纵自己，不讲信用。说些空话、假话、大话，这同样是自身道德的欠缺。与君子的标准相悖。言语不守信，行为也没有一定的规则，一切都是为了追求私利，任何事都可以摇摆不定的，荀子把它叫做“小人”。荀子的对“信”的好和对“不信”的恶，由此可见一斑。
法家思想家韩非主张“赏罚敬信，说：“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善恶必及，孰敢不信”，“言赏与不与，言罚则不行，赏罚不信，则士民不死也。”
再次，《吕氏春秋》中，有专门的《贵信篇》：“天地之大，四时之化，而犹不能以不信成物；又况人事。”这里首先提出“天地”、“四时”还不能以不“信”创造万物，更何况人与人之间的处事。接着它从五种关系方面对“不信”而导致的严重后果进行了揭示：“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稷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染色不贞。这五种关系是自上而下讲的：第一种是君臣关系中如果没有诚信，老百姓就会谣言四起，甚至无中生有、说人坏话，毁人名誉，搅得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江山和社稷也不得安宁；第二种是做官的对老百姓如果没有诚信，那么年少的就不怕年长的。尊贵的和卑贱的相互看不起，为官的肯定也不会有所作为，更谈不上在群众中有威信；第三种是执法的人如果没有诚信，该奖励的不奖励，该惩罚的不惩罚。那么，老百姓就客易犯法，使国家法令规章不能在老百姓中实行；第四种讲的是交朋友如果无诚信，那么，别人就会离开你，并且互生怨恨；第五种讲的是做工的如果不讲诚信，做出来的产品偷工减料，假冒伪劣。这五种情况，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所有的人际和社会分工情况，指出了“不信”对社会的极大危害和严重后果。为此，作者在书中说：“夫可与为始，可与为终，可以尊通．可与卑穷者，其唯信乎？”
尽管诚与信在本义上是一个意思，但后来一些儒者还是赋予“诚”以更深刻的含义。据专家称，《孟子》）书中提到“信”字不多，“诚”字则出现 22 处之多。其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所谓“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离娄上》）孟子以诚为自然的规律，赋予其形而上意义，而与“天之道”相对的“人之道”即做人的规律则是“思诚”，即反思而做到诚心。后来《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也同样，将通过克己自律的修养而达到的“诚”的道德境界，与自然之道的“诚”相统一。所以孟子和《中庸》的“诚”主要属于道德范畴，但也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后来宋明理学关于“诚”的范畴，基本上是沿着这两层意义而展开的，其目的是在论证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具有客观的必然性。如果就“诚”所包含的这两层意义来说，它比“信”的含义更丰富、更深刻。譬如“诚身立信”的说法，就说明自己先要诚，才能向人示信，以强调诚的内在性。
信”是儒家着重提倡的做人处事的规范之一。孔子学说的核心为仁，以仁、义、礼、智为基本的道德范畴，同时也提倡信，以信为仁的重要表现之一。孔子的学生子张向孔子问仁，孔子回答说，能够实行五种品德，便是仁者了。这五种品德即恭（庄重），宽（宽厚），信（诚实），敏（勤敏），惠（慈惠）（见《论语?阳货》）。可见，要成为仁者，信是不可或缺的。《论语》首篇，孔子论“信”尤为详尽，如“主忠信”，“敬事而信”，“谨而信”，“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他认为，讲究诚信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做人道理。孔子认为诚信是一个贤者应有的品德。他教育学生的主要内容即是文、行、忠、信（参见《论语?述而》），并且认为培养学生的诚信品德是教育的首要任务。
儒家还将诚信视为治国平天下的条件和必须遵守的规范。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这就告诉我们，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必须对工作兢兢业业，信实无欺。孔子又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其意是说，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诚恳信实，百姓就没有人敢不说真话。全社会一旦形成诚信的风气，国家的政策号令就会顺利实施。如果社会充满弄虚作假的风气，令人忧虑狐疑，百姓就会用假话来欺骗上方，如此，社会就难以保持真正的稳定，更难以进步发展。因此，孔子认为，对于一个统治者而言，一定要“主忠信”，即在全社会提倡忠和信两种道德，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简言之，只要说话忠信，行为笃敬，可以走遍天下，否则，即便在家门口也行不通。商鞅变法就为是一个很好的明证。商鞅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变法家，为了树立威信，商鞅在变法前下令在秦国都城南门外立一根 3 丈长的木杆，并当众许下诺言：谁把木杆搬到北门，赏 10 金。开始人们不相信他会履行诺言，无人去搬动木杆。后来商鞅把赏金提高到 50 金，这时有一男子把木杆扛到了北门，商鞅立即赏他 50 金。商鞅这一举动，使人们感到他是个信守承诺的人。商鞅的新法也因此获得了人们的信任，很快就在秦国得以推广，并最终使秦国雄居天下。
第三，儒家认为善良的人必定是诚实守信的人。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子路》）这里所讲的“成人”，正如朱嘉所注解的，是“全人”，是一种典范性的人格，孔子虽然给出了很多的要求，但值得注意的是，孔子特别提出了若能做到诚信也就可以算是“成人”了，由此可见诚信在人格完善中的重要意义。孟子也十分重视人格中的诚信问题，他就提出了一个“信人”的人格档次和概念：“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孟子?尽心下》）在儒家伦理思想中，诚信是完美人格的道德前提。
第四，儒家认为诚信是沟通人际关系，促进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精神纽带。孔子要求“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信则任焉”（《论语?学而》）弟子子夏也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中就有一项是“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凡此种种都表明儒家对人际交往中诚信的高度重视。
历史上，孔子是最早对“诚信”给予充分重视并在理论上进行系统总结的儒家大师。孔子特别强调“诚信”的重要性，在孔子看来，“诚信是个人的立身处世之本，是人人都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他认为“信以成本，是人人都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他认为“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一个人为人处事，要“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孔子还专门论述了“诚信”作为统治者治理国家的基本准则的重要意义。
孔子之后的孟子也非常推崇“诚”：“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圣有优之，使契为司徒，敬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清（《孟子?腾文公上》）孟子提出性善论，他将信与善联系起来，说：“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孟子?尽心下》），其意是说，自身确实具有善德，就叫做信。在孟子看来，“诚”不仅是自然界的规律，是最高的道德范畴，而且是做人的根本道德原则。
现代诚信文化的表现形态

现代诚信文化的表现形式各种各样，仁智各见。我们从行政文化、企业文化和社群文化的角度对现代诚信文化做一简要描述。

1、诚信行政文化

政府诚信是建立良好社会诚信的关键。政府的诚信文化体现在政策的连续性、践诺的能力和勇于承担责任、有错必纠。政府的诚信文化直接表现为有限政府、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在政府诚信文化的环境中，政府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将真实完整可靠的信息及时传达给公众，使公众的知情权得到保障，提高政府政策的透明度、公开度。同时，还要做到依法行政，体现公平。政府诚信文化的最终体现是服务型政府的普遍出现。政府诚信文化更多地体现在公务员队伍中的诚信文化。公务员以诚信待民,严于律己，能凝聚民心,增强民众的认同感,赢得公众的支持和信任。公众从公务员真诚的为人民谋利益的行为中受到感召,并自觉效法,从而形成以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

2、诚信企业文化

企业诚信文化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公司的治理结构。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无论是投资者保护、董事会的谨慎与忠诚,还是准确公开的信息披露制度等都需要诚信原则，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公司治理结构也是企业诚信最重要的制度保障。二是企业声誉。企业的声誉是一种无形资产，良好的诚信声誉可以给企业带来实际的经济收益，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三是企业的产品，尤其是名牌产品。品牌中蕴涵着企业文化，蕴涵着企业的价值，更是企业诚信的最好标志。品牌也就成为企业诚信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四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指企业在实现利润的同时，还必须承担对环境、社会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一方面可赢得社会美誉和广泛认同，另一方面能更好地体现企业文化及其价值理念，实现企业发展与社会和自然发展的良性互动。

3、诚信居民文化

诚信不仅仅是指个人的良好品质，更是建立在现代公民意识之上的一种“公德”。公民诚信文化表现为四种意识：（1）诚信是立人之本，即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2）诚信是齐家之要，即诚实无欺、信守诺言，和睦相处、团结合作、互相爱护、互相关心；（3）诚信是处世之道，即诚信是人与人之间交往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4）诚信是兴业之宝，即只有诚实守信才能在市场经济中有所作为。诚信居民文化是形成社会诚信文化的基础。

“八个为荣、八个为耻”，全面阐述了树立正确价值观的具体要求，对明确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推动形成良好社会风气，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一些传统道德、传统思想观念也受到了冲击。传统道德中的精华归纳一下可以用八个字来表述，即：诚、信、礼、义、忠、孝、廉、耻。这八个方面的内容是对传统道德扬弃的产物。保持了民族性，体现了时代性，又是一个完整的道德培养体系，经历了时间以及社会变化与发展的考验，对华夏子孙的道德成长与民族的道德进步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八荣八耻是传统道德意义上的呐喊，是中国传统精神的体现。

诚，信，义：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诚，道德之根本，是人类共同的道德特征。诚的本质在于真、实。真是什么，真与假是相对的，是客观存在，是客观事物的本质，是客观世界的规律。真即不欺诈、不虚伪、不固执、不武断；实是什么，实是实在，敢于正视和肯定事实，不虚冒、不张狂，说话做事都能从实际出发，注意分寸。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人为人实在，就是对他的人品及道德面貌的赞扬，对人童叟无欺、真心实意；对事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信，这里的信不是信念，也不是信仰，而是指守诺重行，说到做到。人无信不立，事无信不成，国无信不安。信用不仅事关个人在社会中的经济地位，更关系到事业的成败，对国家而言，信用更代表了公民对政府的态度，信用关系在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他最主要表现在人与人的交往之中，如同学之间、长幼之间、上下级之间、民族之间、师生之间等等。守信的人是指对事物的正当选择并按照正确的方向去执行自己的诺言或既定的社会公共规则，是个人一种内在的心理素质与强大的自控力，它不受利诱、不计个人得失、坚守自己的诺言。

礼：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历史上作为中华文明核心的“仁”与“礼”，对于培养形成中国人善良淳厚的民族性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礼的外在表现形式，不仅体现了个人的形象和品德修养，而且能使人际关系和谐，社会也会随之团结稳定。“有礼则安，无礼则祸”，小至和谐校园大到和谐社会都需要礼的滋养。

忠：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忠，是责任，是对人民、对社会和国家的职责和义务。忠是他人信任之基点，是自己安身立命之根本，是家庭稳固之基石，是事业兴旺之源泉，从古到今，我们中国人最鄙视的就是不忠不义之人。忠，表现在个人，就是要忠于自己的诺言，忠于自己的岗位及职责；表现在家庭，就是忠实履行自己的家庭义务；表现在国家，就是忠于国家的法律规范，把国家和民族的行益放在第一位，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战争时承担起保家卫国的义务，和平时承担起建设国家的责任。

廉：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反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廉，人之威望，政之根本。廉洁以勤俭为基础，勤劳知节俭，简朴生清廉，倡廉与养廉在于树立社会的简朴之风，杜绝各种铺张浪费，奢侈享乐，建设节约型社会，保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上述几点是传统道德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影响，因此要学习八荣八耻的根本源泉和动力就是对传统道德的再次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