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灵异事件解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概述

一、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
建安时代，“三曹 ”“七子”并世而出，为中国诗歌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的典范。曹操古直悲凉，曹丕便娟婉约，曹植风采气骨兼备。曹氏父子的创作，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乐府诗乃至徒诗的转变，为五言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王桀、刘桢等“建安七子”竞逞才藻，各造新诗，都有鲜明的文学个性。
正始时期司马氏专权，政治险恶，作家陷入极度苦闷之中。阮籍的《咏怀》 诗，用比兴的手法，隐晦曲折地抒发感慨、批判现实，形成了与建安文学不同的风貌。嵇康则继承了从《诗经》到曹操的四言诗创作经验，用四言诗表现其高蹈独立的情怀，语言率直，能体现“清峻”的风格。
二、两晋诗坛
两晋诗坛上承建安、正始，下启南朝，呈现出一种过渡的状态。两晋与东晋又各有特点，西晋诗坛以陆机、潘岳为代表，所谓太康诗风就是指以陆、潘为代表的西晋诗风，讲究形式，描写繁复，辞采华丽，诗风繁缛，艺术性强。左思的《咏史》诗，主要是写寒士之不平及对士族的蔑视与抗争：（1）其中有的表达对门阀制度的不满及对豪右的蔑视，有的肯定寒士自身的价值，有的慨叹寒士生活的困顿。（2）慨叹历史人物，借以抒发自己内心的悲愤。（3）表现自己的胸怀、志向、气概。
东晋诗坛被玄风笼罩，以王羲之、孙卓、许询为代表的玄言诗人，作品缺少诗意，“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虽在当时被视为正宗，却无生命力。玄言诗兴盛于东晋，一方面是魏晋玄学及清淡之风兴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东晋政局及由此而形成的士人心态有关。其特点一是皆平典似道德沦，建安风力尽矣；二是在写山水游乐的同时，抒发佛理。
东晋末年的伟大诗人陶渊明，开创了描写田园生活的风气，成为魏晋古朴诗风的集大成者。东晋建立后数十年间，诗坛几乎被玄言诗占据着。从建安、正始、太康以来诗歌艺术正常发展的脉络中断了，玄言成分的过度膨胀，使诗歌偏离了艺术，变成老庄思想的枯燥注疏。陶渊明的出现，诗歌才重新焕发艺术的生机，并且增添了许多新的因素。陶诗沿袭魏晋诗歌的古朴作风而进入更纯熟的境界，像一座里程碑标志着古朴的诗歌所能达到的高度。陶渊明又是一位创作的先锋。他成功的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将玄言诗注疏老庄所表达的玄理，改为日常生活中的哲理；使诗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并开创了田园诗这种新的题材。他的清高耿介、洒脱恬淡、质朴真率、淳厚善良，他对人生所作的哲学思考，连同他的作品一起，为后世的士大夫筑了一个巢，一个精神的家园。

从公元196年（汉献帝建安元年）至公元589年约近四百年，是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北朝，这一时期的文学称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也有称为中国中古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是一个承上启下，走向繁荣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在文学思想、文学的题材、体裁以及整体风貌上，都呈现出许多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又是同这一时期的时代特点、哲学思想、文艺思潮密切相关的。
一、时代特征、哲学思想与文艺思潮
（一）时代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可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这近四百年间，除了西晋短暂的统一外，一直处于分裂、动荡之中，汉末动乱，代之而起的是三国鼎立。公元265年，司马炎篡魏建立西晋王朝，至280年灭吴而统一全国，但至316年即由于“八王之乱”而灭亡。317年，司马睿在江南建立东晋王朝，420年又为刘裕所篡。此后便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北方是十六国的混乱局面，南方则宋、齐、梁、陈几个朝代频繁更迭。这一时期除了西晋的统治时间较长外，其余的朝代均为时较短，最短的萧齐政权不过20余年，王朝更迭带来的争斗以及南北对峙带来的相互攻伐，使这一时期战乱不断，少有宁日。战乱使很多人丧生，也带来了饥馑、瘟疫及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文人的心态与精神风貌，同时也影响到整个文学创作的主题、题材与作品的基调。因为战争造成的大量的人口死亡，使心灵敏感的作家与文人普遍地感受到了人的生命的脆弱、命运的多变难卜，人生祸福无常以及生命个体面对多变的时代风云的无能为力，于是，我们便在魏晋南北朝文学里看到了一些集中的文学主题，如生死主题、游仙主题及隐逸的主题。在乱世之中，文人的生活方式或表现为或慷慨悲歌、或任诞放达、或及时行乐，追求声色，而文学风貌也呈现出或梗概多气、或隐约曲折、或绮丽华靡的特点，这些都不能不说和特定的时代背景相关。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社会动荡不宁外，其另一值得注意的特点则是门阀制度。
门阀制度又称士族（世族）门阀制度。士族或世族，是指高门大族。约在东汉后期，士大夫中就出现了一些世家大族，他们累世公卿，在入仕上，其子弟比一般人更容易获得政治上权利。汉末以后，他们成为一个独立性很强的社会力量。世族的力量在汉末曾一度受到打击与削弱，但到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后，由于中正官为士族所把持，从而又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至东晋时，由于门阀势力的强盛，一些门阀士族控制了中央政权而形成了政权由士族与皇权的共治局面，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即是这种现象的反映（参田馀庆《东晋门政治》一书）。
士族门阀制度无疑是落后反动的，因为它强化了士族的地位，阻碍了寒族（庶族）出身的士人的仕进之路，加剧了士庶之间的矛盾。而门阀制度作为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特点，对这一时期文学特色的形成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一表现为这一时期的文学中，寒士不平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面对士族把持政治权力，不少出身寒族的文人在他们的作品中发出强烈的呼喊，形成了一个具有时代性特点的文学主题。左思的《咏史》，鲍照的《拟行路难》十八首，都将他们的不平倾注于诗中，成为这一时期此类文学的代表。其二，士族不仅仅是政治上的高门，士庶的分野甚至更主要的表现在文化上。陈寅恪先生说：“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徵，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唐代政治史述论稿》P71、72）士族在文化上所具有的优越的先天条件，对于形成其在文学上的优长具有重大的影响。南北朝时期出现的以世家大族为中心的文学家族或文学集团，即与士族的文化承传有关。以世族文人群体为特征而构成的文学集团，成为六朝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因为世族普遍地爱尚文义，其群体趣味与个体性情在文学中多有表露，且能影响其文学思想与创作实践（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两晋时的陆氏家族，刘宋时的谢氏家族，萧梁时的萧氏父子、庾氏父子、徐氏父子等文学家族，即是这方面的代表。其三，士族由于其独特的地位与艺术素养，对其文学创作的主题与艺术趣味也具有重大的影响。士族重门风

　　文学史上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指从东汉建安年代到隋统一这一历史阶段。这是中国历史上分裂时间最长的一个时期。四百年里，各种力量为了争夺统治地位或扩大统治范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政权更迭十分频繁，社会动荡不安，民族矛盾尖锐。这一时期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现象，是世族门阀制度的存在。士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也引起了庶族对士族统治的强烈不满。
　　魏晋南北朝的经济文化发展在中国历史上，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在汉代还相当落后的东南地区，经过六朝的相继开发，使得中国经济的重心，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长江流域。各民族逐渐由征战走向融合，当时进入中原的各个少数民族，后来大都成为汉族的一部分，并以他们的文化极大地丰富了汉族的文化。

　　魏晋南北朝又是继战国“百家争鸣”以后，我国历史上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各种学说同时并兴，某些异端思想也得以流行，带来了社会思想和学术文化的相对自由及多元化。玄学的兴起，佛教的兴盛，道教的风行，使汉代定于一尊的儒学相对衰微，尽管这些思潮不可避免有明显的局限性，但是在历史行程中，无疑是重要的进步，有力地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艺术的发展。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书法乃至园林建筑尤其是诗歌，在这一时期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称“曹丕的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随着社会思想的变化，文学日益改变了它作为宣扬儒家政教工具的性质，而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表现作家个人的思想感情和审美追求。由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带来了文学的繁荣。这一时期社会的上层人士普遍热心于文学创作，并影响到整个社会。文学作品的日见丰富，使得文学逐渐与其他学术相区别，成为一种独立的学科。在这样的背景下，从理论上探讨关于文学创作的各种问题，评价历代作家的得失，也就提到日程上来，带来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的空前繁荣。这一时期文学繁荣的另一标志是文学集团的空前活跃。先后出现了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邺下集团”，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包括陆机、左思在内的“二十四友”，包括沈约、谢朓在内的“竟陵八友”等。这些文学集团的出现促进了文学的兴盛，造成一些新的文学现象的产生，促进了文学风格的多样化。

　　魏晋南北朝社会的变迁，学术思潮以及文学观念的变化，文学的审美追求，带来了诗歌的变化。题材方面，出现了咏怀诗、咏史诗、游仙诗、玄言诗、宫体诗，以及陶渊明创造的田园诗，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等；诗体方面，五古更加丰富多采，七古也有明显进步，还出现了作为律诗开端的“永明体”，中国古代诗歌的几种基本形式如五律、五绝、七律、七绝等，在这一时期都有了雏形；辞藻方面，追求华美的风气愈来愈甚。藻饰、骈偶、声律、用典，成为普遍使用的手段。

　　这一时期的文学除文人诗外，还有南北朝乐府民歌，辞赋，小说、文论等。魏晋南北朝也是文的重要发展阶段。儒学丧失独尊的地位，渐次衰微,玄学及佛教、道教从兴起走向兴盛，都对人们的思想和文学观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文学创作不仅逐渐摆脱大量引经据典的陋习，重视作家情感的自由抒发,而且在作品的表现形式上有多方面的探索。这一时期的文学主要包括辞赋、骈文与散文三种形式。散文较之两汉散文，有着明显的变化，一变板滞凝重的面目而为清峻、通脱；辞赋创作也呈现出新的格局，抒情小赋的出现，是这一变化的重要标志；受讲究对偶、声律和藻饰的风气的影响，骈文出现并走向成熟。

　　http://210.32.200.206/gdwx/jiaoan/3_0.htm

很好不是些的不然多累啊
文学史上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指从东汉建安年代到隋统一这一历史阶段。这是中国历史上分裂时间最长的一个时期。四百年里，各种力量为了争夺统治地位或扩大统治范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政权更迭十分频繁，社会动荡不安，民族矛盾尖锐。这一时期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现象，是世族门阀制度的存在。士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也引起了庶族对士族统治的强烈不满。
魏晋南北朝的经济文化发展在中国历史上，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在汉代还相当落后的东南地区，经过六朝的相继开发，使得中国经济的重心，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长江流域。各民族逐渐由征战走向融合，当时进入中原的各个少数民族，后来大都成为汉族的一部分，并以他们的文化极大地丰富了汉族的文化。

魏晋南北朝又是继战国“百家争鸣”以后，我国历史上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各种学说同时并兴，某些异端思想也得以流行，带来了社会思想和学术文化的相对自由及多元化。玄学的兴起，佛教的兴盛，道教的风行，使汉代定于一尊的儒学相对衰微，尽管这些思潮不可避免有明显的局限性，但是在历史行程中，无疑是重要的进步，有力地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艺术的发展。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书法乃至园林建筑尤其是诗歌，在这一时期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称“曹丕的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随着社会思想的变化，文学日益改变了它作为宣扬儒家政教工具的性质，而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表现作家个人的思想感情和审美追求。由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带来了文学的繁荣。这一时期社会的上层人士普遍热心于文学创作，并影响到整个社会。文学作品的日见丰富，使得文学逐渐与其他学术相区别，成为一种独立的学科。在这样的背景下，从理论上探讨关于文学创作的各种问题，评价历代作家的得失，也就提到日程上来，带来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的空前繁荣。这一时期文学繁荣的另一标志是文学集团的空前活跃。先后出现了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邺下集团”，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包括陆机、左思在内的“二十四友”，包括沈约、谢朓在内的“竟陵八友”等。这些文学集团的出现促进了文学的兴盛，造成一些新的文学现象的产生，促进了文学风格的多样化。

魏晋南北朝社会的变迁，学术思潮以及文学观念的变化，文学的审美追求，带来了诗歌的变化。题材方面，出现了咏怀诗、咏史诗、游仙诗、玄言诗、宫体诗，以及陶渊明创造的田园诗，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等；诗体方面，五古更加丰富多采，七古也有明显进步，还出现了作为律诗开端的“永明体”，中国古代诗歌的几种基本形式如五律、五绝、七律、七绝等，在这一时期都有了雏形；辞藻方面，追求华美的风气愈来愈甚。藻饰、骈偶、声律、用典，成为普遍使用的手段。

这一时期的文学除文人诗外，还有南北朝乐府民歌，辞赋，小说、文论等。魏晋南北朝也是文的重要发展阶段。儒学丧失独尊的地位，渐次衰微,玄学及佛教、道教从兴起走向兴盛，都对人们的思想和文学观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文学创作不仅逐渐摆脱大量引经据典的陋习，重视作家情感的自由抒发,而且在作品的表现形式上有多方面的探索。这一时期的文学主要包括辞赋、骈文与散文三种形式。散文较之两汉散文，有着明显的变化，一变板滞凝重的面目而为清峻、通脱；辞赋创作也呈现出新的格局，抒情小赋的出现，是这一变化的重要标志；受讲究对偶、声律和藻饰的风气的影响，骈文出现并走向成熟。
从公元196年（汉献帝建安元年）至公元589年约近四百年，是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北朝，这一时期的文学称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也有称为中国中古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是一个承上启下，走向繁荣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在文学思想、文学的题材、体裁以及整体风貌上，都呈现出许多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又是同这一时期的时代特点、哲学思想、文艺思潮密切相关的。
一、时代特征、哲学思想与文艺思潮
（一）时代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可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这近四百年间，除了西晋短暂的统一外，一直处于分裂、动荡之中，汉末动乱，代之而起的是三国鼎立。公元265年，司马炎篡魏建立西晋王朝，至280年灭吴而统一全国，但至316年即由于“八王之乱”而灭亡。317年，司马睿在江南建立东晋王朝，420年又为刘裕所篡。此后便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北方是十六国的混乱局面，南方则宋、齐、梁、陈几个朝代频繁更迭。这一时期除了西晋的统治时间较长外，其余的朝代均为时较短，最短的萧齐政权不过20余年，王朝更迭带来的争斗以及南北对峙带来的相互攻伐，使这一时期战乱不断，少有宁日。战乱使很多人丧生，也带来了饥馑、瘟疫及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文人的心态与精神风貌，同时也影响到整个文学创作的主题、题材与作品的基调。因为战争造成的大量的人口死亡，使心灵敏感的作家与文人普遍地感受到了人的生命的脆弱、命运的多变难卜，人生祸福无常以及生命个体面对多变的时代风云的无能为力，于是，我们便在魏晋南北朝文学里看到了一些集中的文学主题，如生死主题、游仙主题及隐逸的主题。在乱世之中，文人的生活方式或表现为或慷慨悲歌、或任诞放达、或及时行乐，追求声色，而文学风貌也呈现出或梗概多气、或隐约曲折、或绮丽华靡的特点，这些都不能不说和特定的时代背景相关。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社会动荡不宁外，其另一值得注意的特点则是门阀制度。
门阀制度又称士族（世族）门阀制度。士族或世族，是指高门大族。约在东汉后期，士大夫中就出现了一些世家大族，他们累世公卿，在入仕上，其子弟比一般人更容易获得政治上权利。汉末以后，他们成为一个独立性很强的社会力量。世族的力量在汉末曾一度受到打击与削弱，但到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后，由于中正官为士族所把持，从而又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至东晋时，由于门阀势力的强盛，一些门阀士族控制了中央政权而形成了政权由士族与皇权的共治局面，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即是这种现象的反映（参田馀庆《东晋门政治》一书）。
士族门阀制度无疑是落后反动的，因为它强化了士族的地位，阻碍了寒族（庶族）出身的士人的仕进之路，加剧了士庶之间的矛盾。而门阀制度作为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特点，对这一时期文学特色的形成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一表现为这一时期的文学中，寒士不平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面对士族把持政治权力，不少出身寒族的文人在他们的作品中发出强烈的呼喊，形成了一个具有时代性特点的文学主题。左思的《咏史》，鲍照的《拟行路难》十八首，都将他们的不平倾注于诗中，成为这一时期此类文学的代表。其二，士族不仅仅是政治上的高门，士庶的分野甚至更主要的表现在文化上。陈寅恪先生说：“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徵，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唐代政治史述论稿》P71、72）士族在文化上所具有的优越的先天条件，对于形成其在文学上的优长具有重大的影响。南北朝时期出现的以世家大族为中心的文学家族或文学集团，即与士族的文化承传有关。以世族文人群体为特征而构成的文学集团，成为六朝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因为世族普遍地爱尚文义，其群体趣味与个体性情在文学中多有表露，且能影响其文学思想与创作实践（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两晋时的陆氏家族，刘宋时的谢氏家族，萧梁时的萧氏父子、庾氏父子、徐氏父子等文学家族，即是这方面的代表。其三，士族由于其独特的地位与艺术素养，对其文学创作的主题与艺术趣味也具有重大的影响。士族重门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