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e世界c1047:郑和下西洋对中国带来的影响

郑和下西洋对中国海外移民生存和发展的影响 郑和下西洋历时28年，有12万人参与，航程十余万里，先后到达3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人类航海史上的一次伟大创举。据有关资料记载：在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越南和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不少华人是随郑和船队而来，并久居不返成为早期华侨的。在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下，“……闽广之民，造舟涉海，趋之若骛，或竟有买田娶妇，留而不归者。”1 “到了明代中后期，在南洋各地的华侨大约在十万人以上。”2可以这样说，郑和下西洋不仅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打通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大门，而且间接地扩大了中国人的地理知识，提升了人们对移民收益预期，促成更多的中国人前往南洋等地经商和谋生，对中国移民在海外生存和发展，以及海外华人社会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郑和下西洋的后续效应

郑和下西洋的最初动机，不论是宣扬“王道”（天朝声望）、“安外”（安定海外），还是为了“绝患”（寻找文帝，杜绝后患），均可视为 明朝政府对外政策的一种调整，客观上对打通中国的对外通道， 发展对外贸易，建立藩属关系，促进 和平外交发挥了积极作用，有着悠久的后续效应 。

首先，郑和下西洋宣扬了“天朝”声望。《皇明祖训》说过：“四夷顺则中国宁”，因此，明政府将朝鲜、日本、大梳球国、小梳球国、安南、真腊、占城、苏门答腊、瓜哇等15国列入“不征之国”。明成祖素有“万国来朝”、“四夷宾服”的思想，借“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以满足封建王朝唯我独尊的虚荣心。可见， 郑和下西洋属于官方性质，有着很强的政治性意义。在 郑和 下西洋的过程中，曾经 三次用兵击溃偷袭的海盗集团和图谋不轨者，以珠宝交易和自卫枪炮捍卫了明朝政府利益， 宣扬了国威，提高了“ 天朝”声望；通过“怃外夷以礼，导人以善”，促进了中国和东南亚各地的联系，进而对中国海外移民产生深远影响。据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的研究：“郑和下西洋后而移居南洋诸岛，当不下五百四、五十万人，加上与土著人杂婚者，当及七百万人。”郑和下西洋产生的示范效应，为中国移民大量地向外迁移创造了条件，促进了海外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这也是海外移民崇拜郑和的深远的社会基础。

其次，郑和下西洋促进了海外华人社会发展。据史料记载：中国人到海外，自商周时期就已经开始了。秦朝徐福带领三千人东渡日本，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海外移民。但海外华人社会的真正形成和发展，却是出现在郑和下西洋之后。郑和下西洋的成功，吸引愈来愈多的中国人移居海外，大量的聚居而成华人的村落或城镇，并有“首目”主事管理，形成了较为稳定、完整的华侨社会。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已经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一方面，由于统治者的血腥盘剥，加之政局长期地动荡不安，尤其殖民资本的大举渗入，导致地方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纷纷破产，大量农民流离失所，到处是民不聊生的惨象。另一方面，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已元气大伤，几乎是处于苟且掺延。为了维持落后的封建专治制度，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了许多的丧权辱国条约，包括割让土地，开禁沿海通商口岸，承认西方列强招收华工的合法性等，海禁条约也在事实上被裁除，进一步加剧了海外移民潮的发展，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海外华人社会。

第三，郑和下西洋为华人迁移提供了便利条件。我们知道，自从宋代发明了指南针后，中国的航海技术就有了很大进步。郑和下西洋不仅打通海外通道，开辟了沟通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等地的航线，而且留下许多宝贵的航海资料和途经各地的详细记载，对中国人移居海外有着很大帮助。为促进中国与东南亚的友好交往，明政府在南京设立“四译馆”，隶属于翰林院，用于专门培养与中国有密切关系国家的外语人才。与此同时，通过解决边患，设立宣慰司，扶持旧港宣使司，敕谕暹罗国王等方式，沉重地打击了华人海盗集团和锡兰山的海寇，基本上消灭了海盗和 图谋不轨者 的威胁，一定程度上 维护了海外侨民的利益， 有利于华人来往南洋群岛，使中国沿海地区居民的大量向外迁移成为了可能。这样，以广东、福建沿海地区为主，广大的贫苦农民纷纷踏出国门，被迫到海外谋生。有人估计，自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年间，中国的出国人数估计不少于1500万人。

二、郑和下西洋有利于中国海外移民生存和发展

对于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功绩，著名的历史学 家吴晗 先生曾作过如下的评价：（1）经济上的收获。郑和用瓷器、丝、茶诸货物到南洋博易，政府和人民两受其益。（2）政治上的成功。国威远播，南洋诸国王，稽首来庭，甘为臣属。（3）文化上的传播。宝船迭出，信使往来，使南洋诸国均染华风。（4）华侨移民增加及其势力的发展。中国人在南洋的地位陡然提高，华人以其灵敏耐劳的手腕，渐得当地人的信仰。3应该说，吴晗先生的评价相当的在理。郑和下西洋拓展了中国人的海外生存空间，保证了中国通往东南亚的海上航道安全，对中国移民的生存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郑和下西洋密切了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改善了华人移民的生存环境。郑和下西洋主要是“下南洋”，也就是今天的南洋群岛一带。 明朝开国后，积极地发展对外友好关系，主要通过互派使团，外国“朝贡”方物，明朝政府“赐赉”礼品等方式进行的，素有“厚往薄来” 特征，明朝政府对朝贡使者均是“以礼待之”，即使“私货来，皆倍偿其价”。而郑和下西洋，正是贯彻了封建王朝的“宣德化而柔远人”，“怀诸侯，则天下畏之”的思想，4使明朝与东南亚国家的友好交往达到了鼎盛时期，东南亚国王先后访华，促使他们实施比较宽松的华侨政策。据史书记载：到了永乐十四年（1416年），也就是郑和已经完成四次出访任务后，就有古里、爪硅、满刺加、占城、锡兰山、木骨都束、溜山、南渤利、不刺硅、阿丹、苏门答刺、麻林、刺撒、忽鲁谟斯、柯技、沙里湾泥、彭享、三佛齐等十多个国家，纷纷派遣使者来华。“是时，诸番使臣，充斥于厅”。5郑和下西洋后，就在东南亚各地，如印尼西加的三发、瓜哇的锡顺、中瓜哇的三宝垄和苏门答腊的巨港等地，设立了下西洋的转运站，作为船队休整、补给、收容疾病随员以及接待华侨华人的停留点；并以 满刺加为贸易中心，建立了开展下西洋活动的中心据点，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华人移民的生存环境，之后就有大批的华侨移居南洋的 说法。“南洋华侨中心的形成，实肇始于郑和下西洋之时”。6明代张燮的《东西洋考》也这样记载，在爪哇、加里曼丹、菲律宾、马来半岛，有一千乃至上万的华侨。

其次，郑和下西洋宣示了“王威”，提高了华人移民的政治地位。据史料记载：郑和船队每到一处，先是“开招、颁赏”，按照国家礼节拜访国王，并送上从中国带来的珍贵礼物。每当郑和的船队一到，居住在南洋群岛的华人移民便奔走相告，高喊着“三保太监”来了，“三保太监”专程看我们来了。究其原因，主要是当地华人深感郑和带来了国威，而当地人看到了郑和庞大的船队后，也认为华人移民有强大的国家作后盾，自然不敢对他们产生轻视。 东南亚国家也因有郑和的访问，对中国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这从满刺加和苏禄王率团访华可看出一斑。自接受了明朝封赐以来，从永乐九年（1411）七月至宣德八年（1433）九月，满刺加国王就三次率其王妃、陪臣来华访问，得到了明成祖、宣宗的热情款待，加深了东南亚与中国之间的传统友谊。华侨在满刺加受到了重视，如满刺加国王任命华侨担任港主，负责处理中国和印度支那商船的事宜。7郑和下西洋后，苏禄王知道了中国疆域辽阔，物产富饶，是个强大而友好国家，于是便携带王妃、王子和随从一行，共有340多人的大型使团访问了中国。苏禄王到达中国后，受到明成祖的隆重接待，中国的繁华景象更使他们流连忘返。在回国途中，苏禄国的东王不幸病逝于山东德州，除了大王子回国继承王位外，其王妃以及二子、三子等十多人均留下守墓，后都不愿意回国，最终卒于德州。他的后人定居在山东德州的北郊，安、温二姓成了他们的姓氏。文莱华人也认为说“自（郑和）王景弘到文莱后，华人地位大大提高”。8

第三，郑和下西洋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增强了华人移民的发展能力。永乐初年，中国的粮食、棉花、布匹供给充裕，手工业兴旺发达，造船、冶金等产业发展比较成熟，与当时仍然比较落后的东南亚、南亚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郑和下西洋后，带去了中国精美的工业制品，据《瀛涯胜揽》、《东西洋考》、《西洋番国志》等书记载：这些物品包括青花瓷器、青瓷盘碗、麝香、烧珠、樟脑、橘子、茶叶、漆器、雨伞、金、银、铁鼎、铜钱、湖丝、绸缎、丝锦、铁制农具以及金属制品等。9在按国之礼仪谒见国王后，郑和便将带来的商品与当地人进行交易，中国的丝绸、瓷器等深受他们的欢迎，郑和船队“所至皆有遗迹，凿山开路，掘地取泉，” 10 各种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源源不断地传入，对东南亚的当地垦荒和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久而久之，这种以物易物的交易形式，很快就盛行起来，在东南亚各国产生了“中国货”的品牌效应，对经营着的当地华侨来说，无疑是在免费为他们打广告，培植了当地华人的发展能力，打开了中国货的市场空间。广大的华人移民也通过各种途径，直接从中国进货，使他们所在的地区，很快就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和商业、贸易中心，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起了举足轻重作用。

第四，郑和下西洋传承了中华文化，增强了华人移民的民族凝结力。郑和下西洋除了“开招、颁赏”与进行贸易外，遵循“敷宣教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变其夷习”的理念，率领船队“周游南洋群岛，所至宣布大明德政，抚慰士人，”11不断地向东南亚国家敷宣中国教化，以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改变落后发展面貌，受到了当地人民的广泛爱戴，“至今英荷二属均有三宝井留存。”12当地人也乐意中国人移居其地，共同地发展生产，华侨华人日益成为各国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13而华人与当地女子成婚，开始形成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和融合发展的过程。因此，在海外华人集中的地区，除了形成商业意义上的“唐人街”外，华人移民还按照祖籍地习俗，修建了宗祠、寺庙，成立各种宗乡社团会馆，设立私塾学习中文，使之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如“唐人街”挂着的“天涯海角饮水思源，入乡随俗落地生根”楹联，就表达了海外华人 以中国为荣，入乡随俗落地生根的发展意念；“唐人街” 正是广大华裔诚信经商与传承中华文化的产物，它成了中国移民在海外活动的重要根据地，对增强华族的向心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五， 郑和下西洋采取 震慑、怀柔的双重政策， 维护了华人移民 的正当权益。明朝初年，海盗为害情况已相当的严重，特别是一些贡使与商旅必经的咽喉要地，已被海盗所居，“凡有经过客人船只，便劫夺财物”，致贡使、商旅“来往若之”，危害尤甚。14 在郑和下西洋的过程中，共进行了三次不得已的用兵。郑和首次出使西洋，在率领船队返航经过旧港的时候，遭到以华人头领陈祖义为首的海盗集团的突袭。这支海盗集团以抢劫过往的客商和贡使的财物为生，企图“诈降邀劫”，抢夺郑和船队所携带的宝物。郑和船队击溃偷袭者之后，活抓了海盗头领陈祖义，并将他押回京城就地正法。当时虽然只是个别人从事不法勾当，但已损坏了华人形象，也累及到许多的无辜。陈祖义被抓和受到了正法后，在海外和当地的华人社会中产生了震撼，这种“镇怃”行动，铲除了海盗集团的势力，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海外华人的利益。郑和的第二次下西洋，在途经斯里兰卡时，该国的王子把郑和骗到了京城，强行勒索财物，并暗中派兵抢劫，企图一起虏获郑和船队，结果阴谋没有得逞反而被抓获了，郑和就将他们带回北京献给明成祖。但明成祖实行了宽大政策，将斯里兰卡国王等人全部放送回国，不仅对海外国家起到震慑和怀柔的双重效应，也维护了海外华人的正当权益，为他们的生存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三、郑和下西洋的借鉴意义

郑和下西洋的朝贡贸易及其促进民间贸易，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效应，激发了中国沿海地区人们向外追求财富的欲望，直接提高了人们对移民收益的预期，有利于华人移民和海外华人社会的发展，为中国走向世界、发展自己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时至今日，郑和下西洋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首先，大力弘扬郑和精神，“走出去”来发展自己。郑和下西洋带来的财富增值效应，激发了人们“走出去”发展的渴望。中国是个人口超级大国，超过了13亿人口，其中的劳动力人口达到7.4亿，比欧美发达国家的4.3亿劳动力还多3.1亿人。据有关的资料报道，“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力1000万；中国的下岗和失业人口大约1400万，进城的农民工一般保持在1亿2千万。”15今后， 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城市化进程以及西部大开发的加快，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不断深化，未来几年内将释放和派生出大量的剩余劳力，从而形成人口迁移的巨大“推力”。事实上，人才流动总是与劳动力、资本的流动相伴随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新移民必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从数量上统计， 中国的移民数量还比较少，人口流动仍属于正常的范围之内。我们应当 大力弘扬“郑和精神”，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继续放宽出国渠道，让更多的国人通过合法的渠道走出国门，积极地参与国际竞争，分享到我国的改革开放、加入WTO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成果。各涉侨、涉外部门也要不失时机地“走出去”，加强与海外的华侨华人联系，深交老朋友、广交新朋友，不忘好朋友，使海外华侨华人真正地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为祖国的统一大业服务。

其次，鼓励华侨自愿地融入当地社会，积极地参政议政。移民的问题十分复杂，其中居住国因素具有决定性作用。加强海外华侨华人的科技力量、经济实力和人才资源的有效整合，对加速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也是我们争取海外“侨心”的一项基础性工作。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发达国家将加大引进移民力度，通过不断地调整移民政策，避免外来人口对社会系统造成的冲击。据有关的资料估计，在今后的20、30年间，如果加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移民数量，来自祖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移居发达国家的新移民可能达到2000—3000万人，在数量上直逼现有的华侨华人规模。如果考虑到再移民，以及两岸关系可能导致的移民影响，估计发达国家的华侨华人规模还会更大。因此，要密切关注住在国的局势变化，加强与住在国政府的沟通和友好关系，认真地汲取经验教训，鼓励华侨华人抛弃自我的孤立心态，在当地化的进程中，积极地融入主流社会、 参政议政，努力捍卫自己的正当的合法权益。在华社的传承与发展上，要尽量地减少磨合期，做到取长补短，互相提携共同地发展，在居住国与祖（籍）国发挥难以替代的桥梁作用，真正成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财富。

第三，实施睦邻友好政策，为华侨华人的生存和发展服务。郑和下西洋后，始终坚持睦邻、善邻的友好政策，有利于中国人民对东南亚国家的认识和了解，促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带去了中国先进的建筑文化、陶瓷文化和丝绸文化，推进了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交流，推动了东南亚华侨移民与商业、宗教的共同发展。时至如今，东南亚国家仍留下众多的郑和事迹，流传着许多感人的传说（法力无边，万物听命），经常举办各种盛大的纪念活动，表明郑和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共同敬仰的伟人。东南亚人民把郑和视为神明，对历史遗留下来的“三宝庙”、“三宝墩”、“三宝洞”、“三宝井”顶礼膜拜，充分展示了“郑和精神”已是深入人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商品交流和对外交往的迅速增加，中国公民享受到了自由移居他国发展的正当权益，我国海外移民大量增加，移民结构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目前，发达国家新移民已占到华侨华人总数的一半以上，个别国家甚至超过 80% 。如果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没有大的变动，那么估计在未来的 10 多年内，新移民人数将占到发达国家华侨华人总数的七成以上。 新移民是海外华侨华人的延续，他们的发展壮大，将从根本上改变华侨华人的地位，对我国的安全、富强和发展都有利。因此，我们要继续贯彻睦邻、安邻、富邻的对外友好政策，促进我国的和平崛起，积极地改善华人移民的生存和发展环境，这对我们增强海外侨界的后续力量，进一步发挥侨的优势，更好地促进我国走向世界有重要意义。

第四、发挥海外社团作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中华文化的历史悠久、根深叶茂，有着很强的黏合性和渗透力，它是联接海外移民与祖籍国关系的“桥梁”和重要纽带。近年来，从祖国大陆、台湾、香港地区赴发达国家的留学生，每年都有十几、二十万人，如果加上技术移民的话，每年由中国进入发达国家的留学移民、技术移民及其家属有数十万人，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最主要的移民来源地之一。新移民尤其学有所成的居留者，他们的政治敏锐，善于交际，社会活动能力比较强，其实力和表现也逐步得到了当地华社和主流社会的肯定。华侨华人社团是团结海外乡亲，凝聚爱国力量，联系祖国和家乡的重要纽带。这年来，随着事业的不断发展，不少的海外华人开始关心、参加甚至组建当地的华人社团组织，涌现出一批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社团领袖。在新的历史时期，海外华侨华人工作将面临着更多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深入地研究。我们要鼓励新移民积极地参加老一辈组织的各种华人社团，积极融入当地华社，从中发现、培养有代表性的华人“新人”，有意识地支持和引导他们，把他们吸收到国内的各种群团组织中，为他们提供参政议政的舞台，把他们培养成新一代的华社领袖，努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切实引导华社的团结和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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