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三清像:当今资本主义的新情况和新变化

美刊《每月评论》2002年1月号刊登了约翰·B.福斯特题为《垄断资本和新的全球化》的文章，认为所谓的全球化只是垄断资本在全球范围积累，它将导致资本主义矛盾在全球展开，世界将更深更普遍地卷入帝国主义危机。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到20世纪30年代，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存在三条线索：(1)资本积累和危机理论；(2)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开始（基于马克思的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概念）；(3)帝国主义理论。列宁将第二条和第三条线索即垄断的增长和帝国主义之间联系起来。但奇怪的是，没有任何理论分析将第二条线索与第一条线索联系起来。但是，历史的发展要求指向这种结合。在20世纪初的美国，大合并浪潮被广泛看作代表了一种全新的现实。
第一次将危机理论和垄断理论结合起来的人是波兰经济学家米哈尔·卡莱茨基(Michal Kalecki)，他发展出“垄断”的概念，用以标明公司能够为直接生产成本加价的程度。这样，卡莱茨基就将垄断权力同国民收入的分配以及经济危机和停滞的源泉联系起来。这种分析由约瑟夫·施泰因德尔(JosefSteindl)继续深入下去。施泰因德尔在其《美国资本主义的成熟和停滞》（1965年）一书中认为，大公司都试图提高利润率，但总是受到有效需求不足的威胁，原因在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和以工资为基础的消费所具有的弱点。新投资可以缓和萧条局面。但是，这又会增加生产能力，也就是说，就会扩大潜在的商品供应。但是，在现有的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利用时，大公司是不会进行新的投资的。面对呈下降趋势的最终需求，垄断公司就不会降价，而是削减生产量、降低生产能力和减少新的投资。这样，它们就会尽可能地保持现有的价格和利润率。因此，与自由竞争体制下的情况相比，垄断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大公司倾向于扩大利润率（或提高剥削率），产生大量过剩生产能力，从而产生走向经济停滞的强大趋势。
垄断资本
斯威齐在其《资本主义发展论》一书（1942年）中吸收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对经济停滞作了复杂的分析，在危机理论和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之间建立紧密联系。他对马克思关于垄断的分析作了引伸。但是，这两种因素在这部著作中仍然是分离的。为此，施泰因德尔主张一个更统一的理论可能从马克思有机地发展出来，并建立在卡莱茨基的资本主义动力模式上，后者将实现危机和经济中日益加深的垄断程度联系起来。保罗·巴兰(Paul Baran)在《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一书（1957年）中改造了起源于卡莱茨基和施泰因德尔的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还分析了帝国主义在加深第三世界经济不发达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通过历史分析，他指出，在马克思所说的“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的入侵窒息了殖民地幼稚工业的发展，这是不发达国家贫困的主要原因。正是对全球其余地区的征服和掠夺产生了直至今日仍存在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和边缘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在这种意义上，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不可分的。国际分工中边缘穷国的生产和贸易，更多地服从于核心富裕国家的需要而不是边缘国自己人民的需要。
在《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巴兰用剩余概念分析了美国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积累和停滞问题。这种讨论在另一部著作《垄断资本》（1966年，与斯威齐合著）之中进一步展开。作者指出，资本家获得剩余并以积累更多的剩余为其主要目标。他们将总收入的很少一部分用于个人消费，而主要部分则用于投资以获得更多的剩余。投资就会提高生产力，使产品供大于求，造成生产过剩、价格下跌以及利润率下降。为了避免这种困境并保证价格和利润率，垄断资本就会抑制生产水平，提高闲置生产能力的数量，并谨慎投资。而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实际或潜在地能生产出来的剩余已经超过了它的吸收能力。结果则是，经济增长率越来越落后于它的实际能力。
这种理论认为，垄断并不是阻碍资本积累的惟一历史因素，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on)所提出的“成熟”现象也同样重要。大多数产业都经历过高度竞争阶段，在这一时期，价格呈下降趋势，投资的积极性很高。但是，一旦这些产业“成熟”了，生产能力已超出它们可使用的程度，并且一旦这些企业被三四个垄断企业所操纵，那么，投资就会呈下降趋势。而且在发达国家经济体中，越来越多的产业面对的是成熟市场。
这种理论指出，停滞不只是资本主义的反常现象，而是植根于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运动规律之中。但是，当这部著作正在写作时，现实情况则是，资本主义不是停滞而是高速发展。如果资本主义趋向于经济危机和停滞，那么为什么美国保持了20年的经济增长而没有出现大的经济危机呢？巴兰和斯威齐指出以下原因：(1)50年代的汽车化带来的划时代经济刺激作用；(2)冷战军费开支；(3)销售努力进入生产，使成本上升（最早由凡勃伦指出）；(4)资本主义金融上层建筑(financial superstructure)的大规模扩张，甚至使生产本身相形见绌。通过这些手段，美国经济吸收了剩余产品，并避免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但是，所有这些抵消性因素要么有其自我局限，要么为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增添了另外的矛盾。汽车化是经济的整个基础的变动，一旦变动完毕，这个过程就会放慢，而且同样规模的划时代创新尚未出现；军费开支使美国成为全球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一旦冷战结束，它必须为大量的和日益扩张的军费预算寻找新的理由；销售努力渗透于生产过程意味着生产大量无用的东西，如不必要的包装、一次性产品等；金融结构的迅猛发展只不过为资本主义世界增加新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然而，《垄断资本》严重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劳动过程本身和对工人的剥削。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做的批判中，这个问题处于核心地位。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继续了对这个主题的研究。布雷弗曼在《劳动和垄断资本》中阐明，在垄断资本主义体制之下，通过极度的劳动分工和工作的非人性化，从直接劳动者那里掠夺剩余价值的力度更强化了。同时，“市场的普遍化”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于所有的社会存在都依赖于它。这构成了“消费社会”出现的背景。
对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另一种引伸是由哈里·马格多夫(Harry Magdoff)做出的。马格多夫在其《帝国主义时代》（1969年）中批评了认为美国经济很少卷入世界经济的流行观点，强调了向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他指出，对美国非金融公司来说，从海外投资中所获得的收入占纳税后公司利润的比例，从1950年的10%上升到1964年的30%。当回答“帝国主义是否必要”这一问题时，马格多夫强调说，帝国主义是以全球面目出现的资本主义，它就像利润的驱动力一样，对这个体系来说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他还指出，“二战”后建立的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促成了一种美国处于霸权地位的国际秩序的发展。他还强调了基于美元霸权地位的美国资本的国际扩张以及同时进行的第三世界国家债务陷阱的发展。
全球化的新阶段
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全球体系。人们尽管可以讲“全球化的新阶段”，但是其实这个新阶段是一个漫长历史过程的一部分，它是与帝国主义分不开的。在这个全球体系之内，边缘国的剥削率远远高于中心国，同时剩余价值从边缘国吸收过来迎合中心国的需要。结果，边缘和中心在收入和财富上的差距越来越大，两者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时常采取革命和反革命的形式。同时，发达国家之间的冲突也仍然存在。
资本集中、中心国的停滞趋势、帝国主义对边缘国家的剥削、金融全球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组成了垄断理论所描述的世界总体图景。以这种观点来看待最新阶段的全球化，就迥然不同于今天通行的看法。这个体系的中心国家的主权并没有消蚀。世界既不是缺少有力的组织力量的混乱一团，也没有形成所谓的由世界贸易组织等世界组织领导的新的资本国际。
美国诉诸先进的军事力量以及经济和金融力量来保持着世界霸权。但这并不意味着霸权是稳定的，更不会是永久的。相反，正在出现的是“潜在的帝国主义的垂死阶段”，表现在：(1)美国、欧洲和日本之间的冲突日益升级；(2)美国领导层越来越担心中国的潜在威胁；(3)美国试图以扩大霸权的地缘政治范围的方式来迎接这种挑战。那种认为全球化已经使世界一体化并消解了所有中心的说法，完全是痴人说梦。民族国家主权和美国的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并没有消失，而是以一种混合形式继续存在，美国利用他国国家主权中有利于己的因素为自己的霸权服务。
这样看来，在资本主义现阶段的资本全球化是与日益加强的垄断即世界级的资本集中分不开的，这必然导致更大的矛盾和危机。正如斯威齐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的最近历史存在三个重要的趋势：(1)总体增长率趋于缓慢；(2)垄断的多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增多；(3)资本积累过程金融化。这些趋势正是资本积累过程的产物，而不是产生于全球化。
当今资本主义绝非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在全球规模上的实现，而是竞争越来越激烈：生产在世界范围内的集中以及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意味着剥削的全球化。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新的面目出现了，并且常常以更加隐蔽的形式进行。
全球化是民族国家主权的终结，是新的世界秩序，是所有民族的融合，或者是别无选择的现实——所有这一切说法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精心炮制的神话。要揭穿这些神话，就必须理解与垄断资本日益向全球规模发展所紧密联系的那些历史变迁。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垄断趋势还是它的帝国主义特征，都绝不可能被新的全球化所超越。这些矛盾呈现出更普遍化的形式。当今世界是一个以美国霸权帝国主义为领导的、全球垄断资本主导的世界。它比以前更严峻地要求我们做出明确的选择：要么是毁灭性的野蛮主义，要么是人道的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