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omega3价格:林黛玉与薛宝钗性格比较

那可多了去了，专业资料网上多的是，
所以这里只说说本人的看法，

1.不是一类人，人格不一样。很多人说钗更适应社会，可我就最恶心她的虚伪。再说，谁说在那会儿守活寡比死要好？所以性格真的没有好坏，只是经历的人生不同罢了。

2.很多人都喜欢黛玉的遗世独立，其实黛玉未必那么可爱。没觉得它很褊狭吗，她完全生活在宝玉的世界里，把自己的生命和所有的喜怒哀乐寄予一个男人身上，怎不可悲？相对来说，宝钗就要大气得多。

一 似是而非的“两极”论

中国文学史上最具争议的作品，莫过于《红楼梦》；而《红楼梦》中最具争议的，又莫过于钗黛问题。林黛玉与薛宝钗两位女主角，究竟哪一位好？这是十分诱人的话题。自打《红楼梦》传世以来，读者就仿佛分裂成两大阵营。一派褒林贬薛，一派扬钗抑黛。双方可以争到“几挥老拳”的地步。然而，“拥林”也好，“拥薛”也罢，双方的潜意识中，却默认了一个共同的前提：钗黛对立，不可调和。不是黛死，便是钗亡，都得为自己心爱的艺术形象论战到底。有人不早就说过钗黛“是两种不可调和的美”（蒋和森《林黛玉论》）么？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将“理性的、功利的、世俗的、有心计的”性格以及“卫道的、封建的”思想，判定为宝钗专有；将“感情的、艺术的、一己的、天真任性的”性格以及“叛逆的、革命的”思想，判定为黛玉专有。然后，就这些二元对立的内容，进行或褒或贬的评述。却不想想，这种判定本身是否正确。不想想宝钗是否也有“感情的、艺术的、一己的、天真任性的”性格，黛玉是否也有“理性的、功利的、世俗的、有心计的”性格！在定势思维的指引下，早期的偏见成了后期的迷信，乃至一提到宝钗，便无处不是谋略与功利，一提到黛玉便无处不是感情与眼泪。于是，浅尝辄止的红学家们喊出了那句著名的口号：“注重现实生活的人们，你们去喜欢薛宝钗吧！倾向性灵生活的人们，你们去爱慕林黛玉吧！”（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王蒙先生提出了“薛宝钗精神”与“林黛玉气质”两个概念，把世人关于钗黛两极对立的迷信，发挥到了极致。
王蒙认为，所谓“薛宝钗精神”是一种“认同精神”，一种“理性的、冷静到近于冷峻的克己复礼的精神”。其“诚于中而形于外”的“进退有据、刚柔有度、行止得体、藏用俱时”的思想行为，“堪称是（那时候）的文化理想”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家的素质”。使人联想到“范蠡、张良、萧何、魏征，而远远高过商鞅、吴起、韩信辈”。王蒙说，他为宝钗“超人的精明、城府、冷静而感到疏离、反感乃至毛骨悚然”，一个社会中若只有“薛宝钗精神”，那么就“太枯燥、太寂寞、太冷峻”了。所以就需要“林黛玉气质的匡正、补充、冲突”。而“林黛玉气质”则“是理想、是诗、是情，是一切电脑都没有，而人类所渴望、所难以获得、所梦寐以求的情”。最后他总结说：“是社会的人，就会有薛宝钗精神；是人特别是女人，就会有林黛玉气质。”“钗黛合起来看，代表了人性最基本的‘吊诡’（悖论）。”人性“可以是感情的、欲望的、任性的、自我的、充分的，它表现为林黛玉；同时人性又是群体的、理性的、有谋略的、自我控制的，它表现为薛宝钗。”所以“林黛玉与薛宝钗既是两个活生生的典型人物，又是人，是女性性格素质、心理机制两极的高度概括。”（王蒙《钗黛合一新论》、《红楼梦的研究方法》）
王蒙先生的妙绝好辞，使传统的钗黛对立论，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高处不胜寒”。理论化了的“两极对立”说，也无可避免地暴露了它的致命弱点——论者既然知道“人性可以是感情的、欲望的、任性的、自我的、充分的，又可以是理性的、群体的、谋略的、自抑的”，又何以认定黛玉必须是前一种人性的体现，宝钗必须是后一种人性的体现？怎知一人身上不会兼具两种人性？王蒙说：“林黛玉与薛宝钗既是两个活生生的典型人物，又是人。”又说“是社会的人，就会有薛宝钗精神；是人特别是女人，就会有林黛玉气质。”那么请问王蒙先生，林黛玉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她身上有没有“薛宝钗精神”？薛宝钗作为一个“人特别是女人”，她身上又有没有“林黛玉气质”？如果没有，那林黛玉还是不是一个“社会的人”？薛宝钗还是不是一个“女人”？如果有，那就是林中有薛、薛中有林，又凭什么将她俩视为“截然相反”的两极？言辞上如此深沉，逻辑上又如此荒悖，这又是不是一个基本的“吊诡”呢？有人指出王蒙论宝钗时，“论的是史、是社会、是现实”，论述黛玉时，则是“论诗、论灵感、论才华、论情”。（白盾《红楼梦研究史稿》）这确实击中了要害：论者为什么不启动他的逆向思维，反过来想一想？谈谈黛玉身上的“史”、“社会”“现实”和宝钗身上的“诗”、“灵感”、“才华”、“情”？如果真那样，由迷信和偏见垒成的伪红楼，恐怕就要分崩离析了。
二 十一条反思及启示
反思之一：黛玉的世故
钗黛对立论者及“拥林 ”派一个最普遍的信念是，宝钗乃“世故”、“圆滑”、善于拍马讨好之人，黛玉则刚直不阿，“想哭便哭，想闹便闹”，不讨长辈喜欢。论者常引第22回中的两件事，作为贬钗的证据。前一件是贾母给宝钗做生日，请她点菜。宝钗深知老年人爱吃甜烂食物，“遂按贾母素日所喜者点”。后一件是元春出灯谜给大家猜，宝钗一见便猜着，却假说难猜、故意寻思。钗黛对立论者对这两件事的评价皆是“虚伪令人作呕”。殊不知，这种“世故”、“圆滑”或曰“虚伪”、“奸巧”，在黛玉身上也样样不缺。第3回，黛玉初进贾府，“时时在意，步步留心”，对贾府的一什一物、一茶一饭，都精于礼教之规。已显出了她的世故与谨慎。当贾母询问她“因念何书”时，黛玉答道：“刚念了《四书》”，贾母随即说了一通自家孙女读书的事。黛玉从中察觉到老太太有不喜女孩读书之意。默记于心，待到宝玉再问她念过何书时，她便改口为“不曾读书”了。这种曲意奉承的行为，与宝钗的点菜、猜谜，实无本质区别。这又是不是“虚伪令人作呕”呢？第18回元春省亲，黛玉亦曾作诗恭维。而且可以看出她是有心要“大展诗才”，而绝非只是随声附和。所以她的“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并不在宝钗“睿藻仙才瞻仰处，自惭何敢再为辞”之下。至于《杏帘再望》中的“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更是典型的歌功颂德之语，连元妃也认定这是应制诗之冠。程高本94回，“贾母赏妖花”。众人皆以为海棠秋季开花为不祥之兆。独黛玉出来，讲了个“田家荆树”死而复荣的故事，且比照这个典故说海棠复开是吉兆，引得贾母十分高兴。这又是不是拍马讨好？可笑谢铁骊先生在编导电影《红楼梦》时，不敢正视这段情节，硬把黛玉所为搬到宝钗头上。观众居然欣然接受，看不出半点破绽。这也从一个反面说明钗黛并无本质区别，她们的行为可以互植。
其实，如果用历史的观点去看《红楼梦》，上述问题便不难解决。曹雪芹、脂砚斋俱是“旧家子弟”。他们的精神、思想都深受贵族文化的影响，对于生养过他们的旧家庭，他们并不象后人那样恨不得将其打倒。相反倒时时流露出无限眷恋的情绪。这一点，从脂砚斋常常炫耀“大家严父”的评语中可以看出。他们的价值观与审美观是不可与今人混同的。如《二十四孝》中“割股疗亲”、“斑斓戏彩”等在今人看来十分矫情可笑的故事，在他们旧家子弟眼中，就很可能是正经、严肃甚至崇高的事。反观《红楼梦》之写钗黛奉承长辈，绝不是要给她们扣上“虚伪”、“奸巧”的帽子——那样就不是“为闺阁昭传”，而简直是污蔑闺阁了。作者的本意是赞扬她们懂得孝道、知书达礼，有大家闺秀风范。所以钗也好，黛也好，她们的行为均不可理解为巴结献媚耍阴谋，而应看成家庭内部缓和气氛、增进融洽的善举，是合理的世故。
反思之二：黛玉的心计
千万不要把“冷静”与“理智”当做宝钗的专利。黛玉一旦冷静下来，她的心计真的与宝钗难分轩轾。第45回，宝钗建议黛玉服燕窝，黛玉说：“虽然燕窝易得，但只我因身子不好，请大夫、熬药，已经闹了个天翻地覆了。这会子我又兴出新文来，熬什么燕窝粥。老太太、太太、凤姐姐这三人便没话说，那些底下老婆子、丫头们未免嫌我太多事了。”一个15岁的女孩有这么多心眼，能说她不懂世故吗？第35回，宝玉挨打，黛玉观望怡红院，“只不见凤姐儿来”，便在心里盘算：“她怎么不来瞧瞧宝玉呢？便是有事缠住了，她必定也是要来打个话胡哨，讨老太太、太太的好儿才是。今儿不来，必有原故。”相形之下，宝玉对凤姐却从未有此冷静、深刻的剖析。第52回，赵姨娘来瞧黛玉，问：“姑娘这几天可好？”黛玉便知她“从探春处来，从门前过，顺路的人情”，忙陪笑让坐：“难得姨娘想着，怪冷的，亲自走来。”黛玉对赵姨娘，心里大约并无几分好感，却能做得如此行止得体、不露痕迹，这又算不算“超人的精明、城府、冷静”？
假如我们就此断言，黛玉的心计是一种“政治家的素质”，令人“疏离、反感乃至毛骨悚然”，读者一定不会买帐。但别忘了钗黛对立论者就是凭着一堆类似的事例，将宝钗一个普通女孩子的敏感，夸张到神乎其神的程度的。
反思之三：黛玉的随和
宽厚随和、温柔体贴也不是宝钗的专利。黛玉的行事亦多有恕道。第40回，钗黛及宝玉一起上栊翠庵品茶。妙玉欲与宝玉独谈，只碍着钗黛二人。“黛玉知她天性怪僻，不好多话，亦不好多坐，吃过茶便约着宝钗走出来。”另一次是黛玉厚待给她送燕窝婆子，又是赏她茶吃，又虑着她“冒雨送来”、“耽误了夜局发财”，赐给酒钱（第45回）。还有第62回，黛玉体谅袭人的文字。宝玉生日宴会散后，钗黛于一处品茶，袭人前来伏侍。黛玉见她忙得不可开交，便笑道：“你知道我的病，大夫不许多吃茶。这半钟尽够了，难为你想的到。”袭人听了，自是欣喜。甚至对探春削减各房月钱的改革，黛玉也能十分理解。她对宝玉说：“要这样才好，咱们也太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她们一算，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至后手不接。”（第62回）你看，她如此的通情达理，不是很有宝钗的风格么？
反思之四：宝钗的柔情
黛玉身上存在着宝钗的宽厚和体贴，而宝钗的心中亦不乏黛玉的柔情。对此作者精心设计了两段情节，使宝钗深藏于心底的爱情显露得恰到好处。第34回，宝玉挨打，卧床不起。宝钗手托丸药款款而至，但那深藏于心底的感情和娇羞怯怯的情态，敏感的宝玉早已觉出，心中大为感动，连伤痛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第36回，宝玉穿着银红纱衫子睡中觉。袭人有事出去了。原先跟袭人谈话的宝钗情不自禁地坐在袭人的座位上，拿起袭人为宝玉做的白绫红里的兜肚扎起来。兜肚的图案是红莲绿叶、五色鸳鸯，宝钗身边还放着驱赶虫蝇的蝇帚子，俨然亲热的小夫妻。宝钗素日以端庄节制著称，现在忽然忘情失态，而且是那样平静自然地流露出来，心里变化起伏的脉络，分明而极尽其妙。心曲纤毫毕显，情态栩栩如生。读者不知不觉就浸润在这缓缓流动的感情细浪中去了。不知钗黛对立论者读了这样的文字之后，还是否会觉得“太枯燥、太寂寞、太冷峻” ？
反思之五：宝钗的敏感
比较一下宝钗、黛玉在爱情上的敏感与“小性儿”，也很有趣。
关于黛玉，举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那是在她与宝玉共读《西厢》的时候。显然那“落花流水，闲愁万种”的戏文，已经敲开了少女的心扉，冉冉升腾的爱情犹如泉涌。宝玉便借机表白了自己的爱意：“我就是个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不料，黛玉的脸上却忽然风云突变，指着宝玉好一顿臭骂：“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儿的，把这些淫词艳曲弄了来，说这些混帐话欺负我。”（第23回）急得宝玉忙赔礼不迭。很明显，黛玉受不了爱的直白。
与之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是宝钗的敏感。第30回，宝玉问候宝钗，笑谈间竟为她冰肌玉骨的丰美痴绝而倾倒，下意识地说出了心中酝酿已久的比喻：“怪不得人们都说姐姐象杨妃，原也丰满了些”。不想宝钗却自感人格受辱，当即反唇相讥：“我倒是象杨妃，可惜没有一个好哥哥好兄弟做得杨国忠的。”这又引出了“宝钗借扇机带双敲”的文字——看来宝钗也受不了宝玉爱意的直白。另一次是在第35回，宝玉遭打，宝钗心疼之余错怪到薛蟠身上，便“错里错以错劝哥哥”。薛蟠受不得这样的冤枉，情急之中嚷出了妹妹的心事。可惜这位呆兄一点也不懂得女孩脆弱的心性，只知乱嚷一通，结果害得宝钗“满心委屈气忿，到自己屋里整哭了一夜”。直到次日见了母亲，仍掩面而哭。薛蟠百般哄劝，方逗得宝钗破涕为笑。
钗黛对立论者总说“宝钗有宝钗的言行，黛玉有黛玉的言行。”但如果将上述细节做一番互换，把厉声臭骂改做宝钗的所为，将“掩面而哭”直至“破涕为笑”，改做黛玉所为，读者恐怕又会分不清谁是钗，谁是黛了。
反思之六：宝钗的拒俗
钗黛对立论另一个广有市场的观点是，宝钗“醉心于功名富贵”，处处迎合封建社会。那首《临江仙·柳絮辞》中的一句“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就被引证为宝钗“野心勃勃”的罪证。可原著似乎有意要同这种观过不去，书中讽时骂世最狠的人物偏偏就这个宝钗。
第38回菊花蟹宴，宝黛钗三人作诗咏蟹。宝钗的《螃蟹咏》勇夺桂冠：
桂霭桐阴坐举觞，长安涎口盼重阳。
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
酒未涤醒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
于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余禾黍香。
这是一首文笔老辣、言辞尖刻的讽刺诗。所讽刺的恰是世间的贪婪、鄙俗之辈。犹以一句“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酣畅淋漓，把世间俗子的丑态刻画得入木三分。连宝玉看了也不禁连呼“骂得痛快！”众姐妹看毕都说：“这方是食蟹的绝唱！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才算是大才。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些。”假如此诗署名“潇湘妃子”，钗黛对立论者见了，一定会如获至宝，大颂而特颂其“叛逆性”和“可贵的战斗精神”。可作者偏不将其归于“林潇湘”，而出人意料地归于“薛蘅芜”，且在回目上大书“薛蘅芜讽和螃蟹咏”，无疑是对那些钗黛对立论者的绝妙讽刺。没办法，这些论者只好退而求其次，将此诗曲解为宝钗“对宝玉黛玉等叛逆者的嘲讽，以向封建统治者邀宠。”可小说清清楚楚地写着，宝玉读了此诗后，大呼“骂得痛快！”难道他会自己骂自己么？钗黛对立论者是越来越不实事求是了。
实际上，宝钗并不是那种趋炎附势的小人，也绝非一心想往爬的野心家。相反，她的内心仍是一片清洁高雅的世界，对于世间的贪酷，有着本能的反感。她曾对黛玉说：“男人们读书明理，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糟蹋了。”（第42回）这正是她作《螃蟹咏》刺贪讥俗的心理动机。在现实生活中，宝钗的远拒污秽，也确实使她做到了熟谙针黹家计而不流于鄙俗。甚至，在辅助探春理家时，她也忘不了同满脑子钱财利弊的“市俗”，划清界限：“你们才办了两天事，就利欲熏心起来，把朱夫子都看虚浮了。”探春深知宝钗这句半开玩笑的戏言，表达了她涉足世务又超脱世俗的愿望。便放下俗务，与之纵论“朱子”、“姬子”之道。李纨笑道：“请你们来，正事不做，倒对讲起学问来了。”宝钗道：“学问中便是正事。此刻于小事中拿学问一提，那小事就越发作高了一层，若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于市俗去了。”（第56回）
至于那句被引为“罪证”的“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也不可以俗子之心解之。试想，若宝钗的《柳絮辞》表现的竟是如此低俗、粗劣的精神境界，众姐妹又怎会为其“拍案叫绝”？《红楼梦》第70回，在铺写了柳絮词社之后，紧接着插入了众女孩放风筝的情节。那风筝也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之物。岂不是说大观园群芳皆是势利小人？实际上，这里的“青云”并非指功名利禄，而是指一种开朗旷达的精神境界。取“高天流云”、“凭海临风”之意。犹如杜甫之“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及韦应物之“神欢体自轻，意欲临风翔”一般。所谓“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就是要抛开外物的嘲弄和羁绊，凭借着大观园冉冉上升的青春活力，达到超然旷怡的精神境界！众人之所以为宝钗叫绝，是因为她表达了理想追求者们共同的美好心愿。小说也就此由愁绪万千的柳絮词社，转入了对风筝乐景的描写。一切都是那样自然而然。怎奈钗黛对立论者不识真解，死抱着那套粗浅低俗的解释不放。真正是“不悔自家无见识，反将丑语诋人。”
反思之七：宝钗的洁癖
不要以为只黛玉才有洁癖，不要把“洁本质来还洁去，不教污淖染渠沟”当作唯一的圣洁。宝钗的一首诗社夺魁的《白海棠咏》（第37回），就是她与黛玉互比清高的誓言。
珍重芳姿昼掩门，自携手瓮灌苔盆。
胭脂洗去秋阶影，冰雪招来露砌魂。
淡极始知花更艳，愁多焉得玉无痕？
欲偿白帝宜清洁，不语婷婷日又昏。
你看，诗中淡雅清洁、冰雪为魂的白海棠，以及那位“珍重芳姿”、“自携手瓮”的大家闺秀，不正是宝钗自己的化身么？
宝钗所居的蘅芜苑，也有着清幽的气象：
进了蘅芜苑，只觉得异香扑鼻。那些奇草仙藤都结了实，似珊瑚豆子一般，垂累可爱。及进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无。案上只一个土定瓶。瓶中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书，茶奁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衾褥也十分朴素。（第40回）
惯于以物喻人、以景喻人的《红楼梦》显然是借这蘅芜苑的景色，刻划了蘅芜君素性淡薄、不事奢华的特点。对比一下黛玉的卧房：笔砚、书架，不象“小姐的绣房”，反类“上等的书房”，房外“翠竹夹路、苍苔满布”，也是同样的朴素与清幽。而蘅芜苑与潇湘馆同为元妃之最爱，不正说明其主人的高洁难分轩轾吗？
反思之八：宝钗的悲愁
黛玉的诗词以哀愁缠绵著称，人们便以为宝钗的诗风总是端庄凝重。但实际上宝钗的诗词是多元化的风格。其中也不乏悲苦凄婉之作。且看第38回的《忆菊》诗：
怅向西风抱闷思，蓼红苇白断肠时。
空篱旧圃秋无迹，冷月清霜梦有知。
念念心随归雁远，寥寥坐听晚砧迟。
谁怜我为黄花瘦，慰语重阳会有期。
这是首典型的思妇闺怨诗。如探春所评，“秋无迹”、“梦有知”，把个“忆”字竟烘托出来了。“念念心随归雁远，寥寥坐听晚砧迟。”这是多么凄楚的相思血泪呵！“黄花瘦”取自李清照的“人比黄花瘦”，与黛玉《桃花行》“憔悴花掩憔悴人，花飞人倦易黄昏”的境界正好相通。
另一次是在元宵制灯谜时。宝钗的灯谜，竟让贾政万分扫兴，大有悲戚之状，自忖：“小小年纪作此不祥之语，看来皆非福寿之辈。”（第22回）其谜面曰：
朝罢谁携两袖烟，衾里琴边总无缘。
晓筹不用鸡人报，午夜无烦侍女添。
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
光阴荏苒须当惜，风雨阴晴任变迁。
此谜的谜底是更香。宝钗巧借更香“焦首”、“煎心”的特点，一语双关地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悲苦与哀愁。值得注意的是，庚辰本、己卯本及程高甲本（1791年版）均把此谜归于宝钗，唯程高乙本（1792年版）将其讹为黛玉所作，另补一《竹夫人谜》充作宝钗的灯谜。有论者只见过程高乙本，未察其余，便大放厥词，说《更香谜》表现了黛玉如何如何“凄楚”，与宝钗如何如何“春风得意”形成了“鲜明对比”，恰恰不知此谜应为宝钗所作。论者将宝钗之作误为黛玉之作而大加赞颂的事实，再度说明钗黛并无本质区别。
宝钗的另一首灯谜——《镂檀谜》（第50回）和一副牙牌令——《风波令》（第40回），也充满了伤感的意识。一句“虽是半天风雨过,何曾闻得梵铃声”，虽无一个“愁”字，但风雨如晦的景象已跃然纸上。《风波令》则直接使用了“三山半落青天外”、“处处风波处处愁”等字句。其中“三山半落青天外”，源出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也是“处处风波处处愁”之意。
再看宝钗颇为欣赏、并热心推荐给宝玉的那支《寄生草》（第22回），更弥漫着悲凉之雾：
漫揾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
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
《寄生草》是戏剧《鲁智深醉闹五台山》中鲁智深的唱词，表达了他被迫离开山门时的悲怆与迷罔。按说，宝钗既然是一个“封建淑女”，那就理当远离《水浒》人物孤愤、反叛的精神气质。可宝钗却偏偏称颂水浒戏“排场又好，词藻更妙”，还说《寄生草》“填得极妙”。这又说明了什么呢？是作者胡思乱写，还是读者错定了前提？恐怕是宝钗也有多愁善感的一面，容易被这类作品感动吧。
反思之九：“冷酷”论质疑
小说中分明有许多表现宝钗少女气质的文字，钗黛对立论者对此却熟视无睹，只是一个劲地大谈宝钗是如何地“绝对理性”、如何地具有“超稳心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都存有宝钗“内心冷酷”的先见。这种感觉从何而来？旧评曾出示过两条“王牌罪证”。
一是宝钗议论金钏之死。第32回叙宝钗听说金钏投井死了，忙向王夫人处来道安慰：“怎么好好的投井？这也奇了。”王夫人道：“原是前儿她把我一件东西弄坏了，我一时生气，打了他几下，撵了他下去。谁知她这么气性大，就投井死了。岂不是我的罪过？”宝钗叹道：“姨娘是慈善人，固然这么想。据我看来，她并不是赌气投井，多半是在井边玩耍，失了脚掉下去的。岂有这样大气的理？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王夫人表示：“到底我心不安。”宝钗便建议那自己的旧衣服给金钏做妆裹。一时宝钗取了衣服回来，只见宝玉在王夫人旁边坐着垂泪。王夫人正才说他，因宝钗来了，却掩了口不说了。宝钗见此光景，早知觉了八分，于是将衣服交割明白，便自去了……旧评认为，宝钗将金钏之死说成是失足落井，是为王夫人开脱罪责，暴露了“剥削阶级的丑恶嘴脸”，在对待下人方面，冷酷之至。
二是漠对尤三姐自刎与柳湘莲出走。第67回，薛姨妈与宝钗论及尤三姐、柳湘莲事。宝钗听了，并不在意，便说道：“俗话说的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也是他们前生命定。前日妈妈为他救了哥哥，商量着替他料理。如今已经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依我说，也只好由他罢了。妈妈也不必为他们伤感了。倒是跟哥哥去江南的伙计们辛辛苦苦的，回来几个月了，妈妈和哥哥商议商议，也该请一请，酬谢酬谢才是。别叫人家看着无理似的。”……在旧评看来，柳湘莲救过薛蟠，宝钗居然劝母亲别再为他伤感，简直是忘恩负义、冷之入骨了。
单看这两条“王牌罪证”，似乎也言只凿凿。钗黛对立论者只要很潇洒地将它们往台面上一甩，便可高枕无忧矣。宝钗则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既然认定她“内心冷酷”，那些柔情与热忱便都是“虚伪”、“阴险”的表现。如此节外生枝，枝外生叶，叶间开花地臆想下去，当然越想越“冷酷”，最后直至要“毛骨悚然”了。
可是，且慢！《红楼梦》中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儿，也发生在其他女孩子的身上。比如黛玉，她的“罪证”可比宝钗多得多。
第79回，宝玉祭晴雯，黛玉旁听了《芙蓉女儿诔》。宝玉悲伤不已，黛玉却未见为晴雯之死有半点哀伤，反而“满面含笑”地谈起了辞章用句。当宝玉提议将文中“红绡帐里，公子多情。黄土垄中，女儿薄命”，改作“茜纱窗下，小姐多情，黄土垄中，丫鬟薄命”，以算作黛玉给晴雯的诔文时，黛玉却一口回绝了宝玉的这种“多情”：“她又不是我的丫头，何用作此语？等紫鹃死了，我再如此说，还不算迟呢。”依同样的标准，这算不算“内心冷酷”？
第44回，宝玉在凤姐生辰之日，偷至水月庵焚香祭金钏，回来之后，遭到了黛玉的讥讽。她借看《荆钗记·祭江》时，和宝钗说道：“这王十朋也不通的很，不管在那里祭一祭罢了，必定跑到江边子上来作什么！”在她看来，金钏之死也没什么了不起，宝玉如此兴师动众地去祭她，完全多此一举。
最明显的是程高本第82回，袭人与黛玉议论香菱、尤二姐被虐待、被逼死的事。袭人大有感慨：“想来都是一个人，不过名分里头差些，何苦这样毒？”黛玉听了，却不以为然：“这也难说。但凡家庭之事，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言下之意，香菱、尤二姐不仅“不为可惜”，反而理当倒霉了。吓得袭人赶忙辩白：“做了旁边人，心里先怯了，那里倒敢去欺负人呢？”依旧评的标准，宝钗是“内心冷酷”，那黛玉岂不是“内心残忍”？
黛玉对刘姥姥的态度，也很“冷酷”。对这个农村老太太，她不仅没有表现出尊重，反而带头取笑。因见刘姥姥食量大，便说：“她是那一门子的姥姥，直叫她是个‘母蝗虫’就是了。”（第42回）见刘姥姥高兴时手舞足蹈，又说：“当日舜乐一奏，百兽率舞，如今才一牛耳。”（第41回）直至把有刘姥姥助兴的这次宴会，比作“携蝗大嚼图”（第42回）。这又是不是“剥削阶级的丑恶嘴脸”呢？
相似的还有探春漠对赵姨娘，惜春执意驱逐入画。晴雯抓打坠儿，施用的是肉刑，不仅“内心冷酷”，手段也很“残酷”。照此算来，红楼女儿岂不个个“内心冷酷”？那作者又为何要赞美她们、歌颂她们，为“闺阁昭传”？
实际上，亲者热，疏者冷，乃是人之常情。一个再富有同情心的人也不可能对所有人都充满爱意：绝对的博爱只能是上帝的德行。通常，人们首先予以同情的对象，总是与自己密切相关的人：亲友、同事、邻居、身边的人。对陌生人的同情则基于充分的感性接触。要么亲眼见到其不幸，要么通过其他途径（如传言、书报、影像）比较形象地体味到他的遭际。若只闻其名不见其形，恐怕是很难引发同情心的。所谓“怵惕恻隐之心”，没有“怵惕”，何来“恻隐”？所以说，“形象原则”是一项基本的人性规律。《红楼梦》中宝钗可以为湘云的不幸而伤心（第32回），却不会为金钏之死而下泪；黛玉可以与紫鹃情同姐妹，却对晴雯之死无动于衷，都不过是这种人性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判断一个人究竟是“冷心”还是“热心”，就需要综合分析，不能仅凭只言片语妄下结论。在原著中，宝钗热忱地对待着身边的姐妹，助湘云（第37回）、慰黛玉（第42、45回）、援岫烟（第

一 似是而非的“两极”论

中国文学史上最具争议的作品，莫过于《红楼梦》；而《红楼梦》中最具争议的，又莫过于钗黛问题。林黛玉与薛宝钗两位女主角，究竟哪一位好？这是十分诱人的话题。自打《红楼梦》传世以来，读者就仿佛分裂成两大阵营。一派褒林贬薛，一派扬钗抑黛。双方可以争到“几挥老拳”的地步。然而，“拥林”也好，“拥薛”也罢，双方的潜意识中，却默认了一个共同的前提：钗黛对立，不可调和。不是黛死，便是钗亡，都得为自己心爱的艺术形象论战到底。有人不早就说过钗黛“是两种不可调和的美”（蒋和森《林黛玉论》）么？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将“理性的、功利的、世俗的、有心计的”性格以及“卫道的、封建的”思想，判定为宝钗专有；将“感情的、艺术的、一己的、天真任性的”性格以及“叛逆的、革命的”思想，判定为黛玉专有。然后，就这些二元对立的内容，进行或褒或贬的评述。却不想想，这种判定本身是否正确。不想想宝钗是否也有“感情的、艺术的、一己的、天真任性的”性格，黛玉是否也有“理性的、功利的、世俗的、有心计的”性格！在定势思维的指引下，早期的偏见成了后期的迷信，乃至一提到宝钗，便无处不是谋略与功利，一提到黛玉便无处不是感情与眼泪。于是，浅尝辄止的红学家们喊出了那句著名的口号：“注重现实生活的人们，你们去喜欢薛宝钗吧！倾向性灵生活的人们，你们去爱慕林黛玉吧！”（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王蒙先生提出了“薛宝钗精神”与“林黛玉气质”两个概念，把世人关于钗黛两极对立的迷信，发挥到了极致。
王蒙认为，所谓“薛宝钗精神”是一种“认同精神”，一种“理性的、冷静到近于冷峻的克己复礼的精神”。其“诚于中而形于外”的“进退有据、刚柔有度、行止得体、藏用俱时”的思想行为，“堪称是（那时候）的文化理想”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家的素质”。使人联想到“范蠡、张良、萧何、魏征，而远远高过商鞅、吴起、韩信辈”。王蒙说，他为宝钗“超人的精明、城府、冷静而感到疏离、反感乃至毛骨悚然”，一个社会中若只有“薛宝钗精神”，那么就“太枯燥、太寂寞、太冷峻”了。所以就需要“林黛玉气质的匡正、补充、冲突”。而“林黛玉气质”则“是理想、是诗、是情，是一切电脑都没有，而人类所渴望、所难以获得、所梦寐以求的情”。最后他总结说：“是社会的人，就会有薛宝钗精神；是人特别是女人，就会有林黛玉气质。”“钗黛合起来看，代表了人性最基本的‘吊诡’（悖论）。”人性“可以是感情的、欲望的、任性的、自我的、充分的，它表现为林黛玉；同时人性又是群体的、理性的、有谋略的、自我控制的，它表现为薛宝钗。”所以“林黛玉与薛宝钗既是两个活生生的典型人物，又是人，是女性性格素质、心理机制两极的高度概括。”（王蒙《钗黛合一新论》、《红楼梦的研究方法》）
王蒙先生的妙绝好辞，使传统的钗黛对立论，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高处不胜寒”。理论化了的“两极对立”说，也无可避免地暴露了它的致命弱点——论者既然知道“人性可以是感情的、欲望的、任性的、自我的、充分的，又可以是理性的、群体的、谋略的、自抑的”，又何以认定黛玉必须是前一种人性的体现，宝钗必须是后一种人性的体现？怎知一人身上不会兼具两种人性？王蒙说：“林黛玉与薛宝钗既是两个活生生的典型人物，又是人。”又说“是社会的人，就会有薛宝钗精神；是人特别是女人，就会有林黛玉气质。”那么请问王蒙先生，林黛玉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她身上有没有“薛宝钗精神”？薛宝钗作为一个“人特别是女人”，她身上又有没有“林黛玉气质”？如果没有，那林黛玉还是不是一个“社会的人”？薛宝钗还是不是一个“女人”？如果有，那就是林中有薛、薛中有林，又凭什么将她俩视为“截然相反”的两极？言辞上如此深沉，逻辑上又如此荒悖，这又是不是一个基本的“吊诡”呢？有人指出王蒙论宝钗时，“论的是史、是社会、是现实”，论述黛玉时，则是“论诗、论灵感、论才华、论情”。（白盾《红楼梦研究史稿》）这确实击中了要害：论者为什么不启动他的逆向思维，反过来想一想？谈谈黛玉身上的“史”、“社会”“现实”和宝钗身上的“诗”、“灵感”、“才华”、“情”？如果真那样，由迷信和偏见垒成的伪红楼，恐怕就要分崩离析了。
二 十一条反思及启示
反思之一：黛玉的世故
钗黛对立论者及“拥林 ”派一个最普遍的信念是，宝钗乃“世故”、“圆滑”、善于拍马讨好之人，黛玉则刚直不阿，“想哭便哭，想闹便闹”，不讨长辈喜欢。论者常引第22回中的两件事，作为贬钗的证据。前一件是贾母给宝钗做生日，请她点菜。宝钗深知老年人爱吃甜烂食物，“遂按贾母素日所喜者点”。后一件是元春出灯谜给大家猜，宝钗一见便猜着，却假说难猜、故意寻思。钗黛对立论者对这两件事的评价皆是“虚伪令人作呕”。殊不知，这种“世故”、“圆滑”或曰“虚伪”、“奸巧”，在黛玉身上也样样不缺。第3回，黛玉初进贾府，“时时在意，步步留心”，对贾府的一什一物、一茶一饭，都精于礼教之规。已显出了她的世故与谨慎。当贾母询问她“因念何书”时，黛玉答道：“刚念了《四书》”，贾母随即说了一通自家孙女读书的事。黛玉从中察觉到老太太有不喜女孩读书之意。默记于心，待到宝玉再问她念过何书时，她便改口为“不曾读书”了。这种曲意奉承的行为，与宝钗的点菜、猜谜，实无本质区别。这又是不是“虚伪令人作呕”呢？第18回元春省亲，黛玉亦曾作诗恭维。而且可以看出她是有心要“大展诗才”，而绝非只是随声附和。所以她的“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并不在宝钗“睿藻仙才瞻仰处，自惭何敢再为辞”之下。至于《杏帘再望》中的“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更是典型的歌功颂德之语，连元妃也认定这是应制诗之冠。程高本94回，“贾母赏妖花”。众人皆以为海棠秋季开花为不祥之兆。独黛玉出来，讲了个“田家荆树”死而复荣的故事，且比照这个典故说海棠复开是吉兆，引得贾母十分高兴。这又是不是拍马讨好？可笑谢铁骊先生在编导电影《红楼梦》时，不敢正视这段情节，硬把黛玉所为搬到宝钗头上。观众居然欣然接受，看不出半点破绽。这也从一个反面说明钗黛并无本质区别，她们的行为可以互植。
其实，如果用历史的观点去看《红楼梦》，上述问题便不难解决。曹雪芹、脂砚斋俱是“旧家子弟”。他们的精神、思想都深受贵族文化的影响，对于生养过他们的旧家庭，他们并不象后人那样恨不得将其打倒。相反倒时时流露出无限眷恋的情绪。这一点，从脂砚斋常常炫耀“大家严父”的评语中可以看出。他们的价值观与审美观是不可与今人混同的。如《二十四孝》中“割股疗亲”、“斑斓戏彩”等在今人看来十分矫情可笑的故事，在他们旧家子弟眼中，就很可能是正经、严肃甚至崇高的事。反观《红楼梦》之写钗黛奉承长辈，绝不是要给她们扣上“虚伪”、“奸巧”的帽子——那样就不是“为闺阁昭传”，而简直是污蔑闺阁了。作者的本意是赞扬她们懂得孝道、知书达礼，有大家闺秀风范。所以钗也好，黛也好，她们的行为均不可理解为巴结献媚耍阴谋，而应看成家庭内部缓和气氛、增进融洽的善举，是合理的世故。
反思之二：黛玉的心计
千万不要把“冷静”与“理智”当做宝钗的专利。黛玉一旦冷静下来，她的心计真的与宝钗难分轩轾。第45回，宝钗建议黛玉服燕窝，黛玉说：“虽然燕窝易得，但只我因身子不好，请大夫、熬药，已经闹了个天翻地覆了。这会子我又兴出新文来，熬什么燕窝粥。老太太、太太、凤姐姐这三人便没话说，那些底下老婆子、丫头们未免嫌我太多事了。”一个15岁的女孩有这么多心眼，能说她不懂世故吗？第35回，宝玉挨打，黛玉观望怡红院，“只不见凤姐儿来”，便在心里盘算：“她怎么不来瞧瞧宝玉呢？便是有事缠住了，她必定也是要来打个话胡哨，讨老太太、太太的好儿才是。今儿不来，必有原故。”相形之下，宝玉对凤姐却从未有此冷静、深刻的剖析。第52回，赵姨娘来瞧黛玉，问：“姑娘这几天可好？”黛玉便知她“从探春处来，从门前过，顺路的人情”，忙陪笑让坐：“难得姨娘想着，怪冷的，亲自走来。”黛玉对赵姨娘，心里大约并无几分好感，却能做得如此行止得体、不露痕迹，这又算不算“超人的精明、城府、冷静”？
假如我们就此断言，黛玉的心计是一种“政治家的素质”，令人“疏离、反感乃至毛骨悚然”，读者一定不会买帐。但别忘了钗黛对立论者就是凭着一堆类似的事例，将宝钗一个普通女孩子的敏感，夸张到神乎其神的程度的。
反思之三：黛玉的随和
宽厚随和、温柔体贴也不是宝钗的专利。黛玉的行事亦多有恕道。第40回，钗黛及宝玉一起上栊翠庵品茶。妙玉欲与宝玉独谈，只碍着钗黛二人。“黛玉知她天性怪僻，不好多话，亦不好多坐，吃过茶便约着宝钗走出来。”另一次是黛玉厚待给她送燕窝婆子，又是赏她茶吃，又虑着她“冒雨送来”、“耽误了夜局发财”，赐给酒钱（第45回）。还有第62回，黛玉体谅袭人的文字。宝玉生日宴会散后，钗黛于一处品茶，袭人前来伏侍。黛玉见她忙得不可开交，便笑道：“你知道我的病，大夫不许多吃茶。这半钟尽够了，难为你想的到。”袭人听了，自是欣喜。甚至对探春削减各房月钱的改革，黛玉也能十分理解。她对宝玉说：“要这样才好，咱们也太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她们一算，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至后手不接。”（第62回）你看，她如此的通情达理，不是很有宝钗的风格么？
反思之四：宝钗的柔情
黛玉身上存在着宝钗的宽厚和体贴，而宝钗的心中亦不乏黛玉的柔情。对此作者精心设计了两段情节，使宝钗深藏于心底的爱情显露得恰到好处。第34回，宝玉挨打，卧床不起。宝钗手托丸药款款而至，但那深藏于心底的感情和娇羞怯怯的情态，敏感的宝玉早已觉出，心中大为感动，连伤痛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第36回，宝玉穿着银红纱衫子睡中觉。袭人有事出去了。原先跟袭人谈话的宝钗情不自禁地坐在袭人的座位上，拿起袭人为宝玉做的白绫红里的兜肚扎起来。兜肚的图案是红莲绿叶、五色鸳鸯，宝钗身边还放着驱赶虫蝇的蝇帚子，俨然亲热的小夫妻。宝钗素日以端庄节制著称，现在忽然忘情失态，而且是那样平静自然地流露出来，心里变化起伏的脉络，分明而极尽其妙。心曲纤毫毕显，情态栩栩如生。读者不知不觉就浸润在这缓缓流动的感情细浪中去了。不知钗黛对立论者读了这样的文字之后，还是否会觉得“太枯燥、太寂寞、太冷峻” ？
反思之五：宝钗的敏感
比较一下宝钗、黛玉在爱情上的敏感与“小性儿”，也很有趣。
关于黛玉，举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那是在她与宝玉共读《西厢》的时候。显然那“落花流水，闲愁万种”的戏文，已经敲开了少女的心扉，冉冉升腾的爱情犹如泉涌。宝玉便借机表白了自己的爱意：“我就是个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不料，黛玉的脸上却忽然风云突变，指着宝玉好一顿臭骂：“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儿的，把这些淫词艳曲弄了来，说这些混帐话欺负我。”（第23回）急得宝玉忙赔礼不迭。很明显，黛玉受不了爱的直白。
与之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是宝钗的敏感。第30回，宝玉问候宝钗，笑谈间竟为她冰肌玉骨的丰美痴绝而倾倒，下意识地说出了心中酝酿已久的比喻：“怪不得人们都说姐姐象杨妃，原也丰满了些”。不想宝钗却自感人格受辱，当即反唇相讥：“我倒是象杨妃，可惜没有一个好哥哥好兄弟做得杨国忠的。”这又引出了“宝钗借扇机带双敲”的文字——看来宝钗也受不了宝玉爱意的直白。另一次是在第35回，宝玉遭打，宝钗心疼之余错怪到薛蟠身上，便“错里错以错劝哥哥”。薛蟠受不得这样的冤枉，情急之中嚷出了妹妹的心事。可惜这位呆兄一点也不懂得女孩脆弱的心性，只知乱嚷一通，结果害得宝钗“满心委屈气忿，到自己屋里整哭了一夜”。直到次日见了母亲，仍掩面而哭。薛蟠百般哄劝，方逗得宝钗破涕为笑。
钗黛对立论者总说“宝钗有宝钗的言行，黛玉有黛玉的言行。”但如果将上述细节做一番互换，把厉声臭骂改做宝钗的所为，将“掩面而哭”直至“破涕为笑”，改做黛玉所为，读者恐怕又会分不清谁是钗，谁是黛了。
反思之六：宝钗的拒俗
钗黛对立论另一个广有市场的观点是，宝钗“醉心于功名富贵”，处处迎合封建社会。那首《临江仙·柳絮辞》中的一句“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就被引证为宝钗“野心勃勃”的罪证。可原著似乎有意要同这种观过不去，书中讽时骂世最狠的人物偏偏就这个宝钗。
第38回菊花蟹宴，宝黛钗三人作诗咏蟹。宝钗的《螃蟹咏》勇夺桂冠：
桂霭桐阴坐举觞，长安涎口盼重阳。
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
酒未涤醒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
于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余禾黍香。
这是一首文笔老辣、言辞尖刻的讽刺诗。所讽刺的恰是世间的贪婪、鄙俗之辈。犹以一句“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酣畅淋漓，把世间俗子的丑态刻画得入木三分。连宝玉看了也不禁连呼“骂得痛快！”众姐妹看毕都说：“这方是食蟹的绝唱！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才算是大才。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些。”假如此诗署名“潇湘妃子”，钗黛对立论者见了，一定会如获至宝，大颂而特颂其“叛逆性”和“可贵的战斗精神”。可作者偏不将其归于“林潇湘”，而出人意料地归于“薛蘅芜”，且在回目上大书“薛蘅芜讽和螃蟹咏”，无疑是对那些钗黛对立论者的绝妙讽刺。没办法，这些论者只好退而求其次，将此诗曲解为宝钗“对宝玉黛玉等叛逆者的嘲讽，以向封建统治者邀宠。”可小说清清楚楚地写着，宝玉读了此诗后，大呼“骂得痛快！”难道他会自己骂自己么？钗黛对立论者是越来越不实事求是了。
实际上，宝钗并不是那种趋炎附势的小人，也绝非一心想往爬的野心家。相反，她的内心仍是一片清洁高雅的世界，对于世间的贪酷，有着本能的反感。她曾对黛玉说：“男人们读书明理，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糟蹋了。”（第42回）这正是她作《螃蟹咏》刺贪讥俗的心理动机。在现实生活中，宝钗的远拒污秽，也确实使她做到了熟谙针黹家计而不流于鄙俗。甚至，在辅助探春理家时，她也忘不了同满脑子钱财利弊的“市俗”，划清界限：“你们才办了两天事，就利欲熏心起来，把朱夫子都看虚浮了。”探春深知宝钗这句半开玩笑的戏言，表达了她涉足世务又超脱世俗的愿望。便放下俗务，与之纵论“朱子”、“姬子”之道。李纨笑道：“请你们来，正事不做，倒对讲起学问来了。”宝钗道：“学问中便是正事。此刻于小事中拿学问一提，那小事就越发作高了一层，若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于市俗去了。”（第56回）
至于那句被引为“罪证”的“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也不可以俗子之心解之。试想，若宝钗的《柳絮辞》表现的竟是如此低俗、粗劣的精神境界，众姐妹又怎会为其“拍案叫绝”？《红楼梦》第70回，在铺写了柳絮词社之后，紧接着插入了众女孩放风筝的情节。那风筝也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之物。岂不是说大观园群芳皆是势利小人？实际上，这里的“青云”并非指功名利禄，而是指一种开朗旷达的精神境界。取“高天流云”、“凭海临风”之意。犹如杜甫之“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及韦应物之“神欢体自轻，意欲临风翔”一般。所谓“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就是要抛开外物的嘲弄和羁绊，凭借着大观园冉冉上升的青春活力，达到超然旷怡的精神境界！众人之所以为宝钗叫绝，是因为她表达了理想追求者们共同的美好心愿。小说也就此由愁绪万千的柳絮词社，转入了对风筝乐景的描写。一切都是那样自然而然。怎奈钗黛对立论者不识真解，死抱着那套粗浅低俗的解释不放。真正是“不悔自家无见识，反将丑语诋人。”
反思之七：宝钗的洁癖
不要以为只黛玉才有洁癖，不要把“洁本质来还洁去，不教污淖染渠沟”当作唯一的圣洁。宝钗的一首诗社夺魁的《白海棠咏》（第37回），就是她与黛玉互比清高的誓言。
珍重芳姿昼掩门，自携手瓮灌苔盆。
胭脂洗去秋阶影，冰雪招来露砌魂。
淡极始知花更艳，愁多焉得玉无痕？
欲偿白帝宜清洁，不语婷婷日又昏。
你看，诗中淡雅清洁、冰雪为魂的白海棠，以及那位“珍重芳姿”、“自携手瓮”的大家闺秀，不正是宝钗自己的化身么？
宝钗所居的蘅芜苑，也有着清幽的气象：
进了蘅芜苑，只觉得异香扑鼻。那些奇草仙藤都结了实，似珊瑚豆子一般，垂累可爱。及进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无。案上只一个土定瓶。瓶中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书，茶奁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衾褥也十分朴素。（第40回）
惯于以物喻人、以景喻人的《红楼梦》显然是借这蘅芜苑的景色，刻划了蘅芜君素性淡薄、不事奢华的特点。对比一下黛玉的卧房：笔砚、书架，不象“小姐的绣房”，反类“上等的书房”，房外“翠竹夹路、苍苔满布”，也是同样的朴素与清幽。而蘅芜苑与潇湘馆同为元妃之最爱，不正说明其主人的高洁难分轩轾吗？
反思之八：宝钗的悲愁
黛玉的诗词以哀愁缠绵著称，人们便以为宝钗的诗风总是端庄凝重。但实际上宝钗的诗词是多元化的风格。其中也不乏悲苦凄婉之作。且看第38回的《忆菊》诗：
怅向西风抱闷思，蓼红苇白断肠时。
空篱旧圃秋无迹，冷月清霜梦有知。
念念心随归雁远，寥寥坐听晚砧迟。
谁怜我为黄花瘦，慰语重阳会有期。
这是首典型的思妇闺怨诗。如探春所评，“秋无迹”、“梦有知”，把个“忆”字竟烘托出来了。“念念心随归雁远，寥寥坐听晚砧迟。”这是多么凄楚的相思血泪呵！“黄花瘦”取自李清照的“人比黄花瘦”，与黛玉《桃花行》“憔悴花掩憔悴人，花飞人倦易黄昏”的境界正好相通。
另一次是在元宵制灯谜时。宝钗的灯谜，竟让贾政万分扫兴，大有悲戚之状，自忖：“小小年纪作此不祥之语，看来皆非福寿之辈。”（第22回）其谜面曰：
朝罢谁携两袖烟，衾里琴边总无缘。
晓筹不用鸡人报，午夜无烦侍女添。
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
光阴荏苒须当惜，风雨阴晴任变迁。
此谜的谜底是更香。宝钗巧借更香“焦首”、“煎心”的特点，一语双关地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悲苦与哀愁。值得注意的是，庚辰本、己卯本及程高甲本（1791年版）均把此谜归于宝钗，唯程高乙本（1792年版）将其讹为黛玉所作，另补一《竹夫人谜》充作宝钗的灯谜。有论者只见过程高乙本，未察其余，便大放厥词，说《更香谜》表现了黛玉如何如何“凄楚”，与宝钗如何如何“春风得意”形成了“鲜明对比”，恰恰不知此谜应为宝钗所作。论者将宝钗之作误为黛玉之作而大加赞颂的事实，再度说明钗黛并无本质区别。
宝钗的另一首灯谜——《镂檀谜》（第50回）和一副牙牌令——《风波令》（第40回），也充满了伤感的意识。一句“虽是半天风雨过,何曾闻得梵铃声”，虽无一个“愁”字，但风雨如晦的景象已跃然纸上。《风波令》则直接使用了“三山半落青天外”、“处处风波处处愁”等字句。其中“三山半落青天外”，源出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也是“处处风波处处愁”之意。
再看宝钗颇为欣赏、并热心推荐给宝玉的那支《寄生草》（第22回），更弥漫着悲凉之雾：
漫揾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
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
《寄生草》是戏剧《鲁智深醉闹五台山》中鲁智深的唱词，表达了他被迫离开山门时的悲怆与迷罔。按说，宝钗既然是一个“封建淑女”，那就理当远离《水浒》人物孤愤、反叛的精神气质。可宝钗却偏偏称颂水浒戏“排场又好，词藻更妙”，还说《寄生草》“填得极妙”。这又说明了什么呢？是作者胡思乱写，还是读者错定了前提？恐怕是宝钗也有多愁善感的一面，容易被这类作品感动吧。
反思之九：“冷酷”论质疑
小说中分明有许多表现宝钗少女气质的文字，钗黛对立论者对此却熟视无睹，只是一个劲地大谈宝钗是如何地“绝对理性”、如何地具有“超稳心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都存有宝钗“内心冷酷”的先见。这种感觉从何而来？旧评曾出示过两条“王牌罪证”。
一是宝钗议论金钏之死。第32回叙宝钗听说金钏投井死了，忙向王夫人处来道安慰：“怎么好好的投井？这也奇了。”王夫人道：“原是前儿她把我一件东西弄坏了，我一时生气，打了他几下，撵了他下去。谁知她这么气性大，就投井死了。岂不是我的罪过？”宝钗叹道：“姨娘是慈善人，固然这么想。据我看来，她并不是赌气投井，多半是在井边玩耍，失了脚掉下去的。岂有这样大气的理？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王夫人表示：“到底我心不安。”宝钗便建议那自己的旧衣服给金钏做妆裹。一时宝钗取了衣服回来，只见宝玉在王夫人旁边坐着垂泪。王夫人正才说他，因宝钗来了，却掩了口不说了。宝钗见此光景，早知觉了八分，于是将衣服交割明白，便自去了……旧评认为，宝钗将金钏之死说成是失足落井，是为王夫人开脱罪责，暴露了“剥削阶级的丑恶嘴脸”，在对待下人方面，冷酷之至。
二是漠对尤三姐自刎与柳湘莲出走。第67回，薛姨妈与宝钗论及尤三姐、柳湘莲事。宝钗听了，并不在意，便说道：“俗话说的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也是他们前生命定。前日妈妈为他救了哥哥，商量着替他料理。如今已经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依我说，也只好由他罢了。妈妈也不必为他们伤感了。倒是跟哥哥去江南的伙计们辛辛苦苦的，回来几个月了，妈妈和哥哥商议商议，也该请一请，酬谢酬谢才是。别叫人家看着无理似的。”……在旧评看来，柳湘莲救过薛蟠，宝钗居然劝母亲别再为他伤感，简直是忘恩负义、冷之入骨了。
单看这两条“王牌罪证”，似乎也言只凿凿。钗黛对立论者只要很潇洒地将它们往台面上一甩，便可高枕无忧矣。宝钗则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既然认定她“内心冷酷”，那些柔情与热忱便都是“虚伪”、“阴险”的表现。如此节外生枝，枝外生叶，叶间开花地臆想下去，当然越想越“冷酷”，最后直至要“毛骨悚然”了。
可是，且慢！《红楼梦》中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儿，也发生在其他女孩子的身上。比如黛玉，她的“罪证”可比宝钗多得多。
第79回，宝玉祭晴雯，黛玉旁听了《芙蓉女儿诔》。宝玉悲伤不已，黛玉却未见为晴雯之死有半点哀伤，反而“满面含笑”地谈起了辞章用句。当宝玉提议将文中“红绡帐里，公子多情。黄土垄中，女儿薄命”，改作“茜纱窗下，小姐多情，黄土垄中，丫鬟薄命”，以算作黛玉给晴雯的诔文时，黛玉却一口回绝了宝玉的这种“多情”：“她又不是我的丫头，何用作此语？等紫鹃死了，我再如此说，还不算迟呢。”依同样的标准，这算不算“内心冷酷”？
第44回，宝玉在凤姐生辰之日，偷至水月庵焚香祭金钏，回来之后，遭到了黛玉的讥讽。她借看《荆钗记·祭江》时，和宝钗说道：“这王十朋也不通的很，不管在那里祭一祭罢了，必定跑到江边子上来作什么！”在她看来，金钏之死也没什么了不起，宝玉如此兴师动众地去祭她，完全多此一举。
最明显的是程高本第82回，袭人与黛玉议论香菱、尤二姐被虐待、被逼死的事。袭人大有感慨：“想来都是一个人，不过名分里头差些，何苦这样毒？”黛玉听了，却不以为然：“这也难说。但凡家庭之事，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言下之意，香菱、尤二姐不仅“不为可惜”，反而理当倒霉了。吓得袭人赶忙辩白：“做了旁边人，心里先怯了，那里倒敢去欺负人呢？”依旧评的标准，宝钗是“内心冷酷”，那黛玉岂不是“内心残忍”？
黛玉对刘姥姥的态度，也很“冷酷”。对这个农村老太太，她不仅没有表现出尊重，反而带头取笑。因见刘姥姥食量大，便说：“她是那一门子的姥姥，直叫她是个‘母蝗虫’就是了。”（第42回）见刘姥姥高兴时手舞足蹈，又说：“当日舜乐一奏，百兽率舞，如今才一牛耳。”（第41回）直至把有刘姥姥助兴的这次宴会，比作“携蝗大嚼图”（第42回）。这又是不是“剥削阶级的丑恶嘴脸”呢？
相似的还有探春漠对赵姨娘，惜春执意驱逐入画。晴雯抓打坠儿，施用的是肉刑，不仅“内心冷酷”，手段也很“残酷”。照此算来，红楼女儿岂不个个“内心冷酷”？那作者又为何要赞美她们、歌颂她们，为“闺阁昭传”？
实际上，亲者热，疏者冷，乃是人之常情。一个再富有同情心的人也不可能对所有人都充满爱意：绝对的博爱只能是上帝的德行。通常，人们首先予以同情的对象，总是与自己密切相关的人：亲友、同事、邻居、身边的人。对陌生人的同情则基于充分的感性接触。要么亲眼见到其不幸，要么通过其他途径（如传言、书报、影像）比较形象地体味到他的遭际。若只闻其名不见其形，恐怕是很难引发同情心的。所谓“怵惕恻隐之心”，没有“怵惕”，何来“恻隐”？所以说，“形象原则”是一项基本的人性规律。

我认为简单概括下就是
林黛玉 有高洁的心灵思想却与封建制度格格不入
薛宝钗 是封建的卫道士徒有虚表

你们烦不``

老拿不存在的东西刷来刷去`

各位有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