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 强心脏:关于郁达夫，徐志摩之死。

郁达夫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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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5-11-16 23:40:30 目前阅读：11 次

　　郁达夫为什么在苏门达腊被暗杀？

　　惨遭杀害的抗日文化志士：杨荫榆、郁华、刘湛恩、陆蠡、郁达夫

　　抗战期间，日伪还用各种手段残酷杀害了一些知名的抗日文化志士，仅我们所知的就有：

　　1938年1月1日，居住在苏州的原北京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女士因多次当面斥责日军奸淫掳掠的罪行，被两个日本兵枪杀，抛入河中。

　　1938年4月7日，上海各界人民救亡协会理事、上海各大学抗日联合会负责人、中国基督教难民救济委员会主席、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在上海静安寺路大华路口遭3名暴徒暗杀；

　　1939年11月23日，曾判处杀害刘湛恩凶手死刑的法学家郁华在上海自家门口被汪伪特务狙击而死；

　　1942年4月，青年散文家、翻译家、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陆蠡被汪伪捕房拘捕，后秘密杀害。

　　最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著名文学家郁达夫之死。他是我们迄今所知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最后一个被日寇残害的文化名人。他遇难(失踪)的时间是1945年8月29日晚，那已是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两周之后了。

　　郁达夫是五四时期重要文学团体“创造社”的一名主将，鲁迅的好友，是一位积极参加抗日救国、反法西斯斗争的英勇战士。

　　1938年3月，时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邀请郁达夫任第三厅少将设计委员，郁达夫去武汉就职。在武汉，他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当选为理事，后又被选为“文协”常务理事、研究部主任和《抗战文艺》编辑委员。此后，他辗转于台儿庄、徐州、山东、江苏、河南、浙江、皖南各地劳军视察。7月中旬武汉告急，郁达夫携眷到常德、汉寿。8月1日，郁达夫在戴望舒主编的香港《星岛日报·星座》创刊号发表《抗战周年》一文，宣传抗战必胜。12月8日，郁达夫偕妻王映霞、长子郁飞离开福州去新加坡。此后，郁达夫一直在海外活动。海外流亡期间，他一直不遗余力地宣传抗日救亡，发表了大量文章。

　　从1939年1月9日起，郁达夫应邀接编《星洲日报》副刊《晨星》和晚版的《繁星》副刊。这一时期，他写了大量散文、杂文、文艺评论和分析时局促进团结抗战反对分裂倒退的政治评论。2月5日，他又接编《星洲日报星期刊》的《文艺》双周刊。

　　1941年12月8日，日机突然轰炸新加坡，日军在马来亚哥打峇鲁登陆，作为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中心的新加坡，遂掀起了抗敌保卫星马的群众运动热潮。文艺界同人迅即成立了星洲(新加坡简称)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郁达夫任团长，胡愈之任副团长。战时工作团的主要工作是开办青年战工干部训练班和组织口头宣传队、流动戏剧队、歌咏队等去进行抗敌宣传。郁达夫每天晚上熬夜编三个副刊，白天眼中带着红丝，声音沙哑地对着青训班作朝会讲话。

　　日机不断狂轰滥炸，郁达夫同队员们一起穿梭于晋江会馆、南洋师范学校、战时工作团团部、青训班驻地和学校之间。为了一心一意进行抗日救亡工作，他把13岁的儿子郁飞托朋友转道送回国内，为的是再无后顾之忧。(他已于3月间同王映霞协议离婚)

　　1942年2月4日，日军开始进攻新加坡，郁达夫与胡愈之、王任叔等人渡海撤退到荷属小岛———达峇来吉星汶。他拎了两只手提箱，对同伴们苦笑着说：“又把万卷藏书丢了，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杭州‘风雨茅庐’的三万卷书！”

　　他们到了望嘉丽对岸的保东村，他开始蓄须，学习印尼语，准备长期隐蔽。1942年3月初，郁达夫与王纪元转移到保东村附近的彭鹤岭。他们开设了一个小杂货店，以作掩护，郁达夫化名赵德清，任店主。

　　5月的一天，郁达夫到苏门达腊西部高原小市镇巴雅，同战时工作团的几个负责人会面，这里距日本政监所只有33公里。他们化了装，改了姓名和身份。他们讨论如何在这个没有日本驻军的巴雅隐蔽下来，各找职业作掩护。此后，郁达夫化名走廉，租了一幢荷兰人住过的别墅住下来，很像是个富商。他在这里开起了赵豫记酒厂，很快出了“双清”、“初恋”两种酒。他们以此作掩护，潜伏下来暗暗做抗日工作。

　　郁达夫能讲一口纯正的日语，常常同日本宪兵周旋，来保护华侨和印尼人。他取得了华侨和印尼人的信赖，同日本宪兵部和特务们表面上也常有往来，宪兵部的人也常到他家里喝酒、聊天、借钱。

　　终于熬到日本投降了，郁达夫很是高兴，但他还是很谨慎的，很少外出。不料在1945年8月29日晚8时左右，郁达夫正在家中和三位华侨闲谈，来了个讲印尼语的青年，说有事请郁达夫出来商谈一下。郁达夫随青年出去了几分钟，又回来对客人们说：“我出去一下就回来，你们请坐一下。”说完就出去了。但此后就没有回来。他神秘地失踪了。

　　后来，朋友们从棉兰的联军总部获悉，郁达夫已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武古丁宜的丹戎草岱荒野中，或是在武吉丁尼秘密隧道中被推下后面的万丈悬崖而亡。殉难时仅50岁。

　　1951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

　　徐志摩之死

　　1931年11月上旬，陆小曼接连十几次电报催徐志摩南返。11日，他从北平南下，13日到了上海。一见面，夫妇之间就大吵一架。素称脾气温和的陆小曼，竟然大发娇小姐脾气。徐志摩本来不想把关系弄僵。他只好探访故旧以消气解愁。比如，14日，他曾到刘海粟处看他海外归来的新作，中午在罗隆基处午餐，午后又回到刘海粟处逗留。结果，还是无济于事。忍无可忍的徐志摩，不得不拂袖而去了。
　　18日，他乘早车到了南京，住朋友何竞武家。晚，9时半，他到张歆海家，在那里，他还遇见了杨杏佛。
　　徐志摩与张歆海的夫人韩湘眉继续讨论了11日夜没有讨论定的题目--人生与恋爱。狂谈之间，主人注意到徐志摩穿了一条又短又小、腰间破着一个窟窿的西装裤子，他还像螺旋似的转来转去，寻一根久已遗失的腰带，引得大家大笑。他自我解嘲地说，那是临行仓促中不管好歹抓来穿上的。
　　说笑之间，韩湘眉似忽有所感地说：“SupposeSomethingHappensTomorrow（明天可能要出事），志摩！”
　　徐志摩顽皮地笑着说：“你怕我死么？”
　　“志摩！正经话，总是当心点的好。司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不知道！没有关系，Ialwayswanttofly（我总是要飞的），我以为天气晴朗，宜于飞行。”
　　“你这次乘飞机，小曼说什么没有？”
　　“小曼说，我若坐飞机死了，她作MerryWidow（风流寡妇）。”
　　这时，杨杏佛接嘴说：“Allwidowaremerry（凡是寡妇皆风流）。”
　　说罢，大家都笑起来。他们谈朋友，谈徐志摩此后的北平生活，还谈一把乱麻似的国事，不觉已是深夜。临行时，杨杏佛在前，徐志摩在后，他转过头来，极温柔的，像长兄似的，轻吻了韩湘眉的左颊。没想到，这是他们之间永诀的表示。
　　当晚，他回到何竞武家住宿，那里，离飞机场近。他是要免费搭乘中国航空公司的邮政班机济南号飞返北平。他的免费机票是在中国航空公司财务组任主任的朋友保君健赠送的。
　　19日，有雾。想到林徽音当天晚上在北平协和小礼堂为外国使节演讲中国建筑艺术，要急着赶到，徐志摩还是毫不迟疑地起飞了。
　　不幸，灾难降临了！飞机于当天上午8时起飞，10时10分徐州。10时20分再行北飞，午后2时失事坠毁，徐志摩以他36岁的英年遇难。

关于郁达夫之死

1945年8月29日晚，郁达夫正和几个熟人在家里喝酒谈天，有个印尼青年来找他，他当时穿了睡衣拖鞋跟那青年走出去。客人等他不回，也就散了。印尼夫人何丽有次日临盆，生下第二个孩子郁美兰，而她的爸爸没有看到她的出生便从此失踪，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据附近居民说，看到一辆汽车停在路口，有人坐在里面等，郁达夫和另一个人上了汽车便开走了。这是许多文章报导过的郁达夫失踪当晚的情况。

1946年胡愈之先生回到国内后，发表<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这是当时惟一可靠的正式报告。然而作者对于达夫遭日宪兵杀害，只是根据他对达夫处境的了解和前后种种迹象的估计和推测，无真凭实据。胡老曾亲自对我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派遣的第一任驻印尼大使，正是曾在印尼流亡住在达夫家里假充看门人受过“赵老板”掩护的王任叔。胡老原指望他到任后，会循外交途径把郁达夫之死追查清楚，弄个水落石出：然而没有，他什么也没有做。王任叔不但没有追查，还向熟人说，郁达夫给日本人当翻译是失节，似乎死有余辜。胡愈之的报告原是写给当时中共领导的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建国以后在这基础上成立的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对于郁达夫这样的作家，在抗日战争中直接被敌人杀害殉难，既未调查，也没有任何表示。除了偶然在文艺批判文章中出现郁达夫的名字之外，他已从读者中消失了。直到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才重新出版他的著作，而对于他的死的认真调查，倒是全靠日本学者在做。

先是日本学者稻叶昭二先生和伊藤虎丸先生从50年代开始搜集研究郁达夫作品和生平资料，先是自费油印，后由东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会”于1961年发表在机关报《中国文学研究》第一号，开始引起日本文学界的注意。到1968年，当时是大阪市立大学研究生的铃木正夫参加了工作，于是《郁达夫研究资料》就成为东京大学的东洋学文献丛刊第五辑，于1969年10月以单行本形式正式出版，这就传到中国。但当时大陆只有个别大学、郁达夫家属和极少数人收藏此书，而在台湾、香港、新加坡、美国文学界则引起热烈的反响。为了继续搜集郁达夫晚期作品并考察其死因，铃木于1971年前往新加坡和印尼郁达夫流亡地区，历时一年多，采访了数以百计的有关人物，搜集了海外作品和资料，于1973年和1974年陆续出版了《郁达夫资料补篇》上下二册。这三本书近十余年来已成为海内外研究郁达夫特别是研究他的晚期的主要资料。

这期间在海外，特别是香港和台北，对于郁达夫之死有不少传说，除了说被日本宪兵队杀害，还有的说是被中国人或被印尼共产党暗杀。甚至到了1988年还有人写文章刊于香港《大成》杂志，说他到过印尼旅行，听苏门答腊棉兰的华侨说，郁达夫是被王任叔出卖因而致死的，当然更是无稽之谈。

铃木正夫去过印尼之后，根据他访谈所得线索，继续在日本各地查访了许多当时去过印尼的日本宪兵队员等有关的人。开始时，他抱着怀疑态度，而且作为一个日本国民，自然带着否定郁达夫是被日宪兵队杀死的希望去做调查的，但结果是：事实恰恰与希望相反。原来那个下命令的队长尚在人世，只是畏罪而隐居乡间，由于参加执行的宪兵家属提供的线索，铃木才找到他，经过多次访谈，耐心说服，并允不告发不追究罪行，只是为了有责任向世界公布郁达夫之死的事实真相。终于弄清楚，当时日本军部知道了赵廉就是郁达夫后，诱他去东京、上海而被严词拒绝，正待进一步考虑如何处置，这时日本宣告全面投降，当地宪兵队在奉命撤退以前，便决定对郁达夫下毒手，8月29日晚派四名宪兵，找一名印尼人诱骗郁达夫出来，开车到附近荒野，用极残酷的手段把他活活掐死。1985年9月铃木应中国纪念郁达夫殉难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邀请，出席在浙江富阳郁达夫故乡举行的大会，第一次公开发表郁达夫确为日本宪兵队秘密杀害的证据确凿的报告。至此，经过四十年之后，郁达夫之死才真正大白于天下，可以盖棺论定了。

徐志摩之死
婚姻的苦果
1926年10月，徐志摩和陆小曼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婚后，两人也的确过了几个月神仙般的生活。徐志摩拥有了陆小曼，拥有了陆小曼的爱，按他们的说法，成了精神上的大富翁，他似乎是幸福极了。在《眉轩琐语》那一束日记里，徐志摩曾说，得到了陆小曼，是他从苦恼的人生中挣出了头，比做一品官，发百万财，乃至身后上天堂，都来得宝贵。然而，这幸福是极其短暂的。现实的婚后生活，距离徐志摩爱情生活的理想实在太遥远了。
当初，徐志摩为自己的婚姻，设置了白朗宁夫妇的模式，他追求陆小曼，不仅仅是要和一个美丽聪慧女子相结合，而且是要把她作为实现生命事业的一个部分。婚前，徐志摩多次向陆小曼表述过自己璀璨壮丽的理想。可是，徐志摩估计错了，婚后的陆小曼积习难改，依然故我。她终究没有成为中国的白朗宁夫人。
陆小曼一贯养尊处优。过去，在北平就是出了名会花钱的小姐。婚后，物质上的欲望有增无减，徐志摩也无可奈何。订婚、结婚，徐志摩已经花去了一大笔钱，等到他和陆小曼由硖石返归上海时，他都债台高筑了。在上海，住房子要花费一大笔租金，其他开销也相当可观。为此，徐志摩不得不同时在光华大学、东吴大学法学院、大夏大学三所大学讲课，课余还得赶写诗文，以赚取稿费。一月所获，至少也有一千多元，但仍不敷陆小曼的挥霍。
陆小曼爱玩，沉溺于夜生活使她每天天亮时分才上床，一直要睡到下午两点才起身。到晚上上灯了，屋子里才显露出生气。她有一个贴身的丫头。她的父母还有两个丫头侍候，另外还有司机、老仆人，排场不算不大。每逢过节，甚至平时，陆小曼常常包订剧院等娱乐场所座席。最荒唐的是，有一次，她竟带领全家人和客人去了一家么二堂子，为所谓一年一度的菊花大会摆酒。
陆小曼结婚前，在上海已被誉为交际花。随徐志摩定居上海，更是名满浦江两岸。陆小曼喜欢唱戏，尤其喜欢捧戏子。陆小曼平时花钱如流水，对于捧角，更是一掷千金，毫不吝惜。
更叫人难受的是，徐志摩不仅要看陆小曼票戏，陪着陆小曼捧戏子，有时，还不得不投其所好，妇唱夫随，参加演出，凑个角色为她配戏。徐志摩厌倦极了，却又无可奈何。
陆小曼体弱多病，这不仅多了一笔巨大的开支，还对徐志摩精神多了一番折磨。陆定山的《春申旧闻》记述了这个悲剧。事情的经过是：陆小曼身体弱，连唱两天戏，旧病复发，得了晕厥症，翁瑞午有一手推拿绝技，他是丁凤山的嫡传，常为陆小曼推拿，真能手到病除。徐志摩天性洒脱，他以为夫妇的关系是爱，朋友的关系是情，从这一点说，翁瑞午和陆小曼在罗襦半解、妙手抚摩之际，他亦视之坦然。他说：“这是医病，没有什么嫌可避的。”翁瑞午本是世家子弟，父印若历任桂林知府，以画鸣世，家有收藏，鼎彝书画，累箧盈厨。陆小曼天性爱美，且喜缯事，翁瑞午则时时袖赠名画，以博欢心。又教陆小曼吸食阿芙蓉，试之疾病立愈。于是，陆小曼大喜，常常有翁瑞午一榻横陈，隔灯并枕。而徐志摩有一套哲学，是说：男女的情爱，既有分别，丈夫绝对不许禁止妻子交朋友，何况芙蓉软榻，看似接近，只能谈情，不能做爱。所以男女之间，最规矩最清白的是烟榻，最暧昧最嘈杂的是打牌。所以徐志摩不反对陆小曼吸食鸦片，而反对陆小曼打麻将。实际上，徐志摩爱陆小曼无所不至，只要陆小曼喜欢，他什么都能牺牲。但是女子的心理，是很复杂很神秘的，陆小曼的确爱志摩，但她也爱翁瑞午了。
其实，一开始，徐志摩只是坦然地让翁瑞午为陆小曼按摩、治疗，没料到陆小曼会是如此地放纵，发展到和翁瑞午不清不白起来。一开始，徐志摩让陆小曼吸毒也是为了治病，哪知道，一吸成瘾，竟弄得不可收拾了。
徐志摩痛苦极了，他愤慨地说，我们现在都在堕落中，这样的朋友只能叫做酒肉交，彼此一无灵感，一无新生机，还谈什么“作为”，什么事业。
教书只为稻粮谋
被烦闷困扰着的徐志摩，除了写点诗歌和散文外，用了很大的精力去教书。徐志摩采纳了胡适等好友的劝告，想举家北迁，换个环境，以期重振旗鼓，向上生活。无奈陆小曼执意不肯舍去上海。而徐志摩认为，上海的环境，他实在不能再忍受，再窝下去，连他也一定毁掉。因此，他只好忍痛离开。1930年秋后，徐志摩辞去了南京中央大学教授的职务，应胡适的邀请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同时兼任女师大的教授，吃、住都在胡适的家里，朋友们都很关照他。1931年2月24日给陆小曼的信里，徐志摩说到胡适全家待他很好，一切都替他预备好，被窝等等一应俱全。
即使这样，徐志摩的身在北平，而心却记挂着上海的陆小曼，不得不经常在平沪两地奔走。1931年前6个月，他竟在上海与北平间来回奔波了8次，除了送工资，主要的是想劝陆小曼北迁。这段时间徐志摩给陆小曼写的信里，这方面的意思是中心话题。没想到，陆小曼劣迹不改，竟然没有离开上海一步。
他那时收入不算少，自己在北平花销也不大，然而却为手头拮据、负债累累、经济困窘而不堪其苦。在写给陆小曼的一封家信中，徐志摩显得极为狼狈：
……钱的问题，我是焦急得睡不着。现在第一盼望节前发薪，但即节前有，寄到上海，定在节后。而二百六十元转眼即到，家用开出支票，连两个月房钱亦在三百元以上，节还不算。我不知如何弥补得来？借钱又无处开口。我这里也有些书钱、车钱、赏钱，少不了一百元。真的踌躇极了。本想有外快来帮助，不幸目前无一事成功，一切飘在云中，如何是好？钱是真可恶，来时不易，去时太易。我自阳历三月起，自用不算，路费等等不算，单就附银行及你的家用，已有二千零五十元。节上如再寄四百五十元，正合二千五百元……我想想，我们夫妻俩真是醒起才是！若再因循，真不是道理。再说我原许你家用及特用每月以五百元为度。我本意教书而外，另有翻译方面二百可恃，两样合起，平均相近六百，总还易于维持。不想此半年各事颠倒，母亲去世，我奔波往返，如同风裹篷帆。身不定，心亦不定。莎士比亚如何译得？结果仅有学校方面五百多，而第一个月又被扣了一半。眉眉亲爱的，你想我在这情形下，张罗得苦不苦？同时你那里又似乎连五百都不够用似的，那叫我怎么办？
更糟糕的是徐志摩那时的夫妻关系更趋恶化了。从现存的1931年徐志摩写给陆小曼的25封信来看，徐志摩忍受的痛苦真是难以形容的。为陆小曼日益堕落，亲朋好友骂得徐志摩词严义正，他也无言答对。他不愿意公开吵闹，更不用说离婚了。但是，“烟虽不外冒，恰反向里咽，那不是更糟糕更缠牵？”结果，劝告开导都无济于事，灾难终于降临了。
魂归蓝天 1931年11月上旬，陆小曼接连十几次电报催徐志摩南返。11日，他从北平南下，13日到了上海。一见面，夫妇之间就大吵一架。素称脾气温和的陆小曼，竟然大发娇小姐脾气。徐志摩本来不想把关系弄僵。他只好探访故旧以消气解愁。比如，14日，他曾到刘海粟处看他海外归来的新作，中午在罗隆基处午餐，午后又回到刘海粟处逗留。结果，还是无济于事。忍无可忍的徐志摩，不得不拂袖而去了。
18日，他乘早车到了南京，住朋友何竞武家。晚，9时半，他到张歆海家，在那里，他还遇见了杨杏佛。
徐志摩与张歆海的夫人韩湘眉继续讨论了11日夜没有讨论定的题目--人生与恋爱。狂谈之间，主人注意到徐志摩穿了一条又短又小、腰间破着一个窟窿的西装裤子，他还像螺旋似的转来转去，寻一根久已遗失的腰带，引得大家大笑。他自我解嘲地说，那是临行仓促中不管好歹抓来穿上的。
说笑之间，韩湘眉似忽有所感地说：“Suppose Something HappensTomorrow（明天可能要出事），志摩！”
徐志摩顽皮地笑着说：“你怕我死么？”
“志摩！正经话，总是当心点的好。司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不知道！没有关系，I always want to fly（我总是要飞的），我以为天气晴朗，宜于飞行。”
“你这次乘飞机，小曼说什么没有？”
“小曼说，我若坐飞机死了，她作Merry Widow（风流寡妇）。”
这时，杨杏佛接嘴说：“All widow are merry（凡是寡妇皆风流）。”
说罢，大家都笑起来。他们谈朋友，谈徐志摩此后的北平生活，还谈一把乱麻似的国事，不觉已是深夜。临行时，杨杏佛在前，徐志摩在后，他转过头来，极温柔的，像长兄似的，轻吻了韩湘眉的左颊。没想到，这是他们之间永诀的表示。
当晚，他回到何竞武家住宿，那里，离飞机场近。他是要免费搭乘中国航空公司的邮政班机济南号飞返北平。他的免费机票是在中国航空公司财务组任主任的朋友保君健赠送的。
19日，有雾。想到林徽音当天晚上在北平协和小礼堂为外国使节演讲中国建筑艺术，要急着赶到，徐志摩还是毫不迟疑地起飞了。
不幸，灾难降临了！飞机于当天上午8时起飞，10时10分徐州。10时20分再行北飞，午后2时失事坠毁，徐志摩以他36岁的英年遇难。

徐志摩搭乘的“济南号”飞机撞到了济南那的白马山引起爆炸而死．
郁达夫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武古丁宜的丹戎草岱荒野中，或是在武吉丁尼秘密隧道中被推下后面的万丈悬崖而亡。殉难时仅5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