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器时代隐身草:洛杉矶高中学校

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曾经说过：“小的是美好的”。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一些地方的小型学校运动体现了这种理念。他们认为，小型学校比大型学校拥有更高的毕业率，更少的暴力，使学生体验到归属感而不是疏远感。他们批评，许多州和地方政府受巨型学校效率高等观念的误导，仍旧继续学校合并，而这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比如，目前美国约40万辆校车，每天要跋涉2100万公里，而乘车学生每天大约花费3小时，以校车之旅代替了课外活动。

“重新定义美国高中”

比尔·盖茨和美琳达·盖茨基金会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博爱组织，它想利用“小”来使美国的城市高中发生转型，这是该基金会在教育领域中的关注焦点之一。到目前为止，盖茨基金会已经启动了1500个高中，其中400个已经开放。这些学校中有一半是新型的小型学校，一半是把大型学校拆分成的小型学校，各有不同程度的自主权。该基金认为，建立新的小型学校比拆分大型学校更好，它的目标是每个年级最多100人。

盖茨拥有足够的财力来支持他的目标。这项基金拥有288亿美元捐助，几乎是美国第二大基金的3倍。该基金在教育领域主要致力于两个方面：支持处于不利处境学生；通过创立新的、小型的、高质量的高中和把低绩效的大型高中转换成更小的学习社区，“重新定义美国高中”。就像其他项目一样，该基金的重点是弥合富人和穷人之间存在的选择差距。

盖茨曾经说过：“如果我们固守现有的高中模式，很多孩子将永远得不到实现理想的机会，因为他们的区域编码，他们的肤色或者家长的收入。”盖茨的话说出了在美国已经持续了30多年的小型学校运动的起因和目标。

小型学校运动可以追溯到1974年。一位名叫黛博拉·米尔的教师、校长、作家开办了东方中心花园学校(Central Park East)，在纽约黑人居住区的24所小学和中学中排名第一。到了1982年，这个街区在阅读测试中的排名已经从本市倒数第一——第三十二名提高到第十五名。

1985年，米尔又建立了一所从七年级到十二年级、拥有550名学生的中学，也以“东方中心花园”为名。东方中心花园学校毕业率为90%，而全市毕业率为55%。更惊人的是，大约85%至95%的毕业生进入大学。在“合作教育中心”(the Center for Collaborative Education)的推动下，这些因素成功促生了上世纪90年代的小型学校。现在，纽约1000所公立学校中的150所少于600名学生。

学校“巨大症”倾向

美国学校的传统潮流是学校合并和巨型学校，巨型学校运动起源于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号。这颗卫星直径只有2英尺，但它足以对美国精神形成深远的冲击，其中之一就是激起了一场美国学校现代化和扩大化运动。最优秀的和最聪明的阶层形成了统一意见：小型学校为我们赢得冷战加重了负担。消灭小型学校的运动由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布莱恩特·科南特领导，他说，那些反抗学校合并的人们“还生活在一个既不知道原子弹也不知道苏联帝国主义的世界想象里。”

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开始积极关闭小型学校，把孩子成群“圈”入更大的学校。1930年，只有一个房间的学校在全国公立教育机构中占到近70%。1940年至1990年间，小学和中学的数量从20万减少到6.2万。尽管美国人口增加了70%，平均入学人数却流星火焰般从校均127人增加到653人。

“巨大症”倾向仍在继续。超过1500名学生的高中数量在过去几十年中翻了一番。全美国2/5的中学现在入学人数超过1000名，有的学校通常拥有5000名学生，新入学人数有2000名或3000名。

支持者们说，大型学校可以开设更多的课程，有先进的教学设备，重要的是，学年年均支出较低。但是，越来越多的批评者们质问，大型学校真能培养出更好的学生吗？上世纪70年代，少数教育家提出，美国学校的失败直接和学校规模有关。他们认为，大型学校滋养了学生的疏远感和孤立感，这导致学生成绩更差、暴力更多和辍学率更高。

现在，在几所大城市，小型学校正在改变公立教育的形态；在边远地区，它正在激发当地学校为从合并的鬼门关掉转方向而进行长期战争。

这场运动已经得到了高级政府机构的认可。1999年5月，副总统阿尔·戈尔批评“把所有学生‘圈’入拥挤的、流水线一样的高中”，这一批评大部分是由哥伦拜高中枪击事件促发的。事件之后，当时的教育大臣理查德·瑞利召集了一个校园安全专家座谈小组，他们的首要建议并没有以控制枪支、金属检测器或警察为前提，相反，他们提出减小全国学校的规模，认为学校是诊治疏远感的有效处方，而正是疏远感导致了暴力。9月，瑞利对国家新闻俱乐部说，美国需要“创建一个个小的、支持性的学习环境。当我们建设像购物中心一样的高中时，这样的学习环境很难形成。”

根据美国教育部的报告《美国公立学校的暴力和纪律问题》，1996年至1997年，超过一半的小型学校校长在报告中说本校不存在纪律问题，或者只有较小的纪律问题，而只有14%的大型学校校长有这样的报告。另外，与超过300名学生的学校相比，大型学校(1000名或更多)拥有825%的暴力犯罪行为，270%的故意破坏艺术行为，394%的枪击和袭击事件，1000%的武器事件，这些比例都远远高于小型学校。

美国联邦政府现在为街区提供了一些资金寻找重构高中的方式，方法是把它们拆分为小的学习共同体或自治校。

合并对边远地区学生不利

当小型学校在城市附近经历了一场新生后，很多美国边远地区保留下来的小型学校正在努力反抗来自学校合并的压力。

在小城市中，当地学校关闭时，城市便失去了一项主要产业。一项来自内华达州的研究发现，当地高中关闭后，8%的零售业衰败了。学校是重要的社区机构，他们提供了公共联系，是事件和服务发生的场所，包括政治论坛、社区剧场和健康医疗诊所等。

对于边远地区的孩子来说，学校合并经常意味着每天在汽车上花费3小时，以失去课外活动为代价。全美国的40万辆校车每天跋涉约2100万公里。

学校收入基本上从当地税收中来，特别是财产税收。那些选择合并的学区有很多理由，包括人口正在减少、缺少资源和大型学校提供了更好的教育。

对很多小的边远学区来说，州财政是为它们提供急需资源的“救生员”。但是，州政府对钱袋的控制已经成为小型学校发展的制约因素。在很多州，拨款公式已经把优先权给了效率最大化的项目(通过年度生均支出衡量)。这些州已经制定了支持郊区大型学区的政策，强迫边远学校进行合并。而与此同时，少数几个州和一些城市已经意识到小规模教育的效力。

纽约大学的研究者曾经针对纽约学校系统作过一项调查，发现，虽然更小的学校需要更高的生均支出，但是“在整个纽约市学校系统中，他们创造了更高的毕业率和更低的辍学率，而他们的生均毕业支出是全市最低之一。”少于600名学生的学校生均花费为7628美元，或者说比最便宜的学校多23%，那些学校的学生人数超过2000人。但是，更低的辍学率意味着，和生均毕业经费49578美元相比，小型学校花费了49553美元。

调查促使人们重新思考

“小型学校”到底有多小？“小”并没有标准定义。小型学校倡导者建议，小学一般不超过400人，中学不超过800人。很多人认为小学应该少于300人，中学少于500人。目前，在小型学校的新特色中，最多人数是250人至300人，集有不同种类、具有内在凝聚力、自我选举的职员队伍，在诸如学校课程、选举领导和评估等教育问题上具有高度自主权。

小型学校运动给教育领导者提供了重新思考这些关键领域的机会：管理结构、教师角色、师生关系、课程系列、学科内容、教学时间安排、共同体内伙伴关系和家长参与等。

如果小型学校运动能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切入点，那么它会是一个有积极意义的运动。1996年，美国西北地区教育实验室专家凯瑟琳·卡顿通过对学校规模的100次调查后发现：

在学习成绩方面，小型学校学生成绩和大型学校学生成绩差不多或者超过他们，指标包括评分等级、考试得分、中小学入学优等生名单、学科成绩、高级思考技能和高中毕业后接受教育的年限。在内布拉斯加州拥有不到70名高中生的学区中，73%的学生进入了中学后教育机构，而拥有600名到999名高中生的学区只有64%的学生进入了中学后教育机构。

在归属感方面，大型学校的运作就像官僚机构，小型学校更像社区。比起大型学校的学生，小型学校的学生更不易感受到疏远感，而是感受到更强烈的归属感。大型学校的教师可能每季度有150名学生，不容易留下印象。小型学校使教师和更少的学生在一起近距离学习，这鼓励教师对个体需求作出及时回应，结果是学生和教师对学校产生了更加积极的态度。

在家长介入方面，被大型学校所疏远的不仅仅是孩子，还有家长。研究发现，小型学校可以复活家长在学校管理中的角色。在过去的岁月里，大的、中心化的学校系统已经使这种角色发生了变化。在学校委员会中服务的市民数量从1903年的100万减少到现在的20万(而美国的人口数量翻了一番)。在很多新一代小型学校中，父母和社区成员积极地介入学校管理。

来自海湾地区优质学校联合体的马克·乔丹说，在奥克兰，把孩子送到遥远的、非人性化的、失败的学校的家长呼吁，学校委员会应该提供小的、自主的、离家近的学校。他们认为，通过管理学校，他们能够创造一种使孩子取得成功的学习环境。

研究显示，地方控制的程度越大，社区成员越愿意为学校委员会的选举投票，越愿意批准教育花费。

在出勤和辍学方面，和强烈的归属感紧密联系的是，小型学校学生的出勤率更高，从大型学校转到小型学校的学生也提高了出勤率。在内布拉斯加州，少于100人的学校辍学率只有3%，而全国的辍学率是15%。

在课外活动方面，参加课外活动提高了出勤率和学业成绩。小型学校学生对课外活动的参加率更高。在一所拥有2000名学生的学校，只有最天才的学生才会被招进篮球队或者戏剧俱乐部，结果是少数天才学生“统治”了体育花名册和活动花名册，而大部分学生成了旁观者。在小型学校中，体育队、音乐队和俱乐部“仰仗”更多人的参与。

课外活动的数量并没有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而增加，人数增加20倍，机会只增加了5倍。

在贫穷对学习成绩的影响方面，当孩子加入小型学校时，贫穷对学习成绩的影响因素减少了。实际上，学校越大，贫困学生失败的可能越大，学校越小，贫困学生成功的可能越大。俄亥俄大学的克雷格·豪利和马歇尔大学的罗伯特·比克尔近来发现，贫困学生在小型学校中表现得更好，即使班额较大。

在课程方面，与超过1200名学生的学校相比，最小的学校(100名至200名学生)也能够提供核心课程。小型学校更加灵活，允许教师有更多的自主权来控制课程。小型学校更经常地实施有创意的教学方式，例如团队教学、整合课程等，这些都提高了学生的成绩。

很小的学校可能无法提供很多高级的或者专门的课程，但是，大型学校不能保证课程的宽度。研究者威廉姆·福勒得出结论：“超过400名学生的学校提高了入学注册率，但在提高学生接受课程和在为教师提供更专业课程的机会方面却没有多大差别。”

在小型学校中，先进的技术和技术合作能够拓宽课程，例如，3个边远地区的学校，每所都聘用了一位语言教师，通过光纤连接，学生可以在3种语言中进行选择。在都市区域，合作更加灵活，学校可以共享课程资料，甚至共享教师。

教师既是英雄，又是问题

可以理解，对于小型学校运动，教师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许多教师抓住了小型学校改革提供的机会，比如学会合作、学会创新、追求卓越、学会交际。实际上，许多最好的小型学校被志愿教师的热情所燃烧。作为小型学校运动的基础，这些教师既是英雄，又是问题。由于缺少对教师经验、教师需要和教师工作状况的起码尊重，小型学校运动正在成为“强加给教师”的事情。只有“小”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对提高课堂教学和学习所需的支持给以更大关注，没有对教育必须在塑造和实施变化中所起的关键作用给以更多的注意，那么，小型学校运动难以成功。

《重新思考学校》2005年夏刊发了一位奥克兰教师克雷格·戈登的文章《我的小型学校之旅》，他体验到了小型学校运动在预算危机中期的负面影响。2001年1月，他所在的弗里蒙特高中校长宣布，他们已经得到了一个“几乎不敢相信的提议”，准予他们把1900名学生的综合高中拆成几个小的自治校。校长把这称为“非常令人振奋的消息”，说它将结束很多弗里蒙特学生学业失败的怪圈。

这的确使他们兴奋了很长时间，但是，由于学区出现了财政危机，他们也尝到了惶惑和不安，教师曾经为裁员罢工。不过，在他的小型学校曼德拉高中，到了第二学年结束的时候，教师、学生和家长为了创立一个起作用的、人道的学习社区作出了惊人努力。他感觉到，他和学生的联系比起在大型学校里更紧密了，并且，绝大多数学生慢慢地和学校结为一体。但是，迄今为止，大部分学生成绩低、行为问题和教师需要充电等教育问题仍旧存在着。

小型学校运动的未来

《重新思考学校》2005年夏刊发的编辑部评论《小型学校专递》中写道，小型学校的列车已经离站出发。实际上，它已跃上轨道，接载乘客，并全速驶过全美国的教育行政区，但没有人知道它会驶向何方。

有些人把小型学校看作新的“管理基地”，它将结构性地重新安排学校设施，而与教和学这些核心问题无关。“当我们和学校官员、当地政要谈起重构大的高中时”，德博拉·米尔说，“他们担心的第一件事是篮球或篮球队、课余项目和其他附属事项会怎样；学校的教育功能正在丧失，似乎已经成为旁门左道”。

还有些人把小型学校当作至关重要的进步改革的一部分，但单凭它还不够，还需要把资金公平、建设反种族主义和多元文化的课程、进行批判式教学的实践、建设有效的学校和学区管理与领导、建立民主的学校共同体等排上议程。

纽约正逐步淘汰“大高中”，计划今后5年建200所新的小型学校。芝加哥计划建100所小型学校。洛杉矶计划把130所初中和高中学校变得更小。新泽西则鼓励30个最穷地区的所有初中和高中到2008年时重新组成“小学习共同体”。类似的计划每个大的市区几乎都有。

但是，创建都市小型学校的努力仍旧长路漫漫，面临很多挑战。很多州仍在继续推行学校合并。在南达科他州，州立法机构正在考虑废除小型学校调解基金，这项基金为少于200名学生的学校提供了20%的额外资助。

同时还应该注意，关于小型学校的争论并不仅仅在规模上。与“小”同时出现的是“精”，如同“精”一样，“小”在复杂问题中被滥用了。最近，我们看到，由于“精”变了味，为它服务的“小”也出现了赝品：学生都受到了通过严格的考试和课程所需要的关注。(本文综合了美国《新规则》杂志2000年和《重新思考学校》杂志2005年中的部分内容)

【地方政策】佛蒙特州：提高小型学校补助金

美国佛蒙特州拥有很多小型学校，该州校均学生人数只有310名。就小型学校而言，佛蒙特州采取了一种和很多州截然相反的措施。

早在1997年，一家法庭审判州政府对教育的投资方式是不公平的，是违反宪法的。对此，佛蒙特州采取了第60条法案。这一法案以全州范围的财产税取代当地学校的税收，确保每一个居民支付同样的税率(每100美元支付1.10美元)，每一个街区，无论是富裕街区还是贫困街区，都得到一项基本生均教育补助金。

在这一裁定中，值得一提的是，法律制定者提供了额外资金来支付该州最小学校的较高费用。第60条法令每年安排100万美元给这些少于100名学生的学区。

而在1998年早期，教育部的报告得出了一项惊人的结论：“佛蒙特州的小型学校比更大的学校花费更高，但是它们只得投资，因为它们为学生学习和社区联合增加了价值”。从学理上说，小型学校的学生和大型学校的毕业一样好，或者比大型学校的学生还要好，尽管生活在一个贫困率更高、教育水平更差的社区中。

在这种情况下，教育部与其建议“可供选择的自然排列”，不如促使立法机关提高小型学校的补助金，增加有资格学区的数量。佛蒙特州作出回应，把补助金提高到400万美元，并把它拓展到每个年级20个学生的学区。2000年，1/3的学区得到了认证，平均5%的税收作为额外资助。

【学生感受】利用数学影响人满为患的学校

在纽约一所拥挤的中学，学生们发现，数学是调查并改变学校状况的途径。去年，大学教授比齐兹·冯特·斯卓文来到弗朗西斯中学，和爱瑞恩·泰纳一起教授一个为期6周的数学单元。这所中学坐落在非裔美国工人阶层占大多数的多米尼克和皮尔特·里肯社区。

这所中学在1990年建立时是一所小型学校，由于学区内入学人数的增加，这所学校的学生人数从145名增加到213名。

在学生列出的调查主题清单上重复出现了几个主题，包括邻区的暴力事件、艾滋病等健康问题、媒体上的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以及学校里的“空间危机”等。虽然上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构成一个内容丰富的数学单元，但是他们还是只选择了“我们学校的过度拥挤”。因为，第一，这一单元数学内容可以加以利用；第二，它将为学生提供自己搜集资料的机会，而不是从外部得到数据进行分析；第三，这个问题对学生具有明显的帮助；第四，这个问题潜在地和平等、美好等问题联系起来。

最初，学生渴望为增加他们的学校空间而发表意见，为自己学校和另一所小型中学朗格摩尔中学在空间上的反差而不满。

安格尔，一位高高的、文静的非裔美国学生，在进行这个数学单元之前，通常是不爱参加问题解决讨论的学生。当同学们开始调查学校的过度拥挤状况时，在她身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她对学校的淋浴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她发现，在狭窄而密闭的学校淋浴间，10到12个人同时淋浴，而全校共有103名女生和女教师。安格尔的小组制定了一个休息室方案，丈量了它的尺寸、计算了它的面积；接下来分析了淋浴室的空间，包括储物间的数量；估算了使用高峰期所需要的时间。

莉安娜小组的数学问题是六年级的走廊，他们计算出，如果郎格摩尔中学所有学生同时走到走廊上，每个学生平均可以占用的面积是4.1平方米，而他们学校走廊的生均面积只有1平方米。

在单元结束的时候，非裔美国学生耐莎在学校咨询委员会上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我们发现，我们班几乎没有学生可以坐下的地方……教育委员会的建筑模型中，每个教室30人，至少有750平方英尺，只有3个教室达到了标准；走廊必须是5英尺和8英尺宽，只有一个走廊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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