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2016男子曲棍球:股份制改革在国企改革中的意义

商银行的股份制改革方案固然不能立竿见影地改善其财务报表，在短期内吸引新股东和上市，但工行方案显然更有助于克服急功近利的心态、避免本末倒置的操作、防范可能的道德风险，长远而言，这很可能是一个比一年前的中、建两行股改方案更成熟的方案

　　4月21日，新华社公布了经国务院批准后的工商银行股份制改革方案，其主要内容是：按照国家支持与自身努力相结合，改革与管理、发展并重的原则，稳步推进整体改制工作。通过运用外汇储备150亿美元补充资本金，使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6％，通过发行次级债补充附属资本，使资本充足率超过8％。
　　国务院同时对工行的改革提出了三点要求：实行更加严格的外部监管和考核，确保国家资本金的安全并获得合理回报；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加快内部改革，全面加强风险控制；在处置不良资产时，要严肃追究银行内部有关人员的责任，严厉打击逃废银行债务的不法行为。
　　方案公布后，评论的焦点多集中于注资规模。由于工行的资产几乎是中行和建行的总和，而后二者在去年初分获225亿美元注资，因此市场普遍预期工行的注资将在300亿美元以上，如今工行只获150亿注资，不免让市场观察人士大跌眼镜。
　　数字的变化映射出决策层关注点的变化。一年前，中、建两行的注资模式是：财政部对两行的所有者权益全部用来冲抵两行的损失类贷款，中央汇金公司再另行注资225亿美元作为资本金。这意味着原来的单一股东财政部退出股东行列，而汇金成为新的单一股东和股权多元化的对象。
　　此种设计，一次性将中、建两行的损失类贷款清零，再继之以对可疑类贷款的再度剥离和发行次级债补充附属资本，两行的不良贷款率如过山车般下滑，整体财务报表也随即容光焕发。
　　这对于两行吸纳新股东和上市意义重大，丑女变成靓女是出嫁的前提，获得的嫁妆自然也不可同日而语。
　　问题在于，银行改革的目标到底是什么？财务重组－股份制改造－上市的改革三步曲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本身？
　　就改革设计者而言，答案当然是清楚的，去年1月注资中、建时，国务院明确宣布：加快深化内部改革，建立良好公司治理结构，转换经营机制，是这次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关键。本次注资工行，国务院再次重申：改革的核心任务是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公司治理结构。
　　但在实践中，公司管理层对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视远逊于对财务重组和股改上市的倾心，这不免给人以本末倒置之感。张恩照因“个人原因”辞职后，《财经》杂志对建设银行一年多来的公司治理情况做了比较详细的报道，读后着实令人唏嘘。这里仅举一条——从去年9月建设银行股份公司成立后到今年3月张恩照去职，公司只开过三次董事会，而党委会却开会多达几十次，因为建行明文规定董事会要向党委会汇报，实际运行中则是所有事情都在党委会研究确定，专职董事均不是党委成员，对重大事项的决策一无所知。
　　去年9月建行股份公司成立时，人们对该公司的公司治理颇多期望，对当时两名独立董事（一为资深金融学者、一为外籍金融名宿）的作用也寄予想象，但现在看来，建行在建立公司治理结构方面总体而言步子迈得似乎还不够大，正如中、建、工三大国有银行的控股股东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所言，张恩照事件暴露的并不是简单的个人操守问题。
　　其实，财务重组－股份制改造－上市的银行改革思路本身亦有值得检讨的地方，通过引入海外战略投资人和上市来倒逼国有银行改革的想法现实性究竟如何，亦需重新考量。事实上，在国有银行改革三步走战略启动之前，这种倒逼思路已经在电信、石油等垄断行业实践，但是中移动、联通、中石油、中石化等垄断巨头上市经年，其公司治理到底改善了多少，相信市场人士心中自有判断。去年12月的中航油事件，去年10月三大电信运营商的“闪电互换”事件，显现出的不仅是海外上市国企公司治理结构的苍白，而且引起了人们对公司治理结构等问题的广泛争议。而此前的移动资费事件、BP清空中石油股票事件，则说明境外投资者，无论是散户还是所谓的“战略投资者”，看中的其实都是上市国企及其所在行业的垄断利润，对国企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否完善，看来他们不是不感兴趣就是有心无力（因为持股太少）。
　　从以上背景出发来审视工商银行的股份制改革方案，我们感到决策层对金融改革的规律性已有了较深入的把握。为什么注资金额是150亿而不是300亿美元或者更多？因为决策层意识到财务重组和上市只是手段，目的是建立以规范的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为特征的现代金融企业。由是，工商银行的损失类贷款并不像中、建两行那样由公共资金冲消，而是由工行自身的经营利润逐步核销，政府的注资只是帮助其把资本充足率提高到巴塞尔协议规定的8％的及格线。这样一个方案，固然不能立竿见影地改善工行的财务报表，在短期内吸引新股东和上市，但显然有助于克服急功近利的心态、避免本末倒置的操作，防范可能的道德风险，长远而言，这很可能是一个比一年前的中、建两行股改方案更成熟的方案。
　　工行方案与中、建方案的另一个不同是财政部的角色变化。注资工行后，财政部由单一股东变为与汇金公司各持50％股份，共同影响工行此后的命运，而注资中、建后，财政部股权清零，汇金成为两行的单一股东，此后的股改由汇金操持。
　　以上变化意味着什么？由于目前披露的信息实在有限，我们无法对此作出更多解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工行是拥有中国金融资产总和近1／5的国内最大的金融机构，决策层对工行的改革将比中、建两行更加谨慎。
　　当然，市场对150亿美元的注资金额和工行股改方案有着多种版本的解读，我们也并不排除政府再度注资的可能性，但无论如何，财务重组、股份制改革和上市都只是手段而非目的。1998年以来的实践表明，中国银行体系和金融体系再造的成功与否，决定性的力量只能来自内部，而最需要解决的内部问题，就是银行高管的身份认知问题。银行家和政府官员遵循的完全是两套规则，如果银行的每一个高级管理人员都要由政府来任命的话，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恐怕就永远只是一个梦想。这也是张恩照事件最值得吸取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