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立方吸油烟机够用吗:李煜煜的诗歌

提起李煜，大概凡是中国人，没有几个不会吟几句他的词中名句：从“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到“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从“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到“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这位词宗皇帝给后人流下了太多的名词名句。
公认五代词人的颠峰是李煜，北宋词人的颠峰是柳永苏轼，南宋词人的颠峰是李清照辛弃疾，形成了词的历史上的三座高峰，不可逾越。但，追究其真正的艺术成就，并不单单是留下多少精品，具有更深远意义的是这位李后主在词的发展史上承前启后，改变了词的发展轨迹，确立词的格调，使之成为真正能够与唐诗在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分庭抗礼地位的一种文学形式，为后来宋词的辉煌灿烂奠定了坚实基础的这么一个作用。

词的来源，一是敦煌曲子调，一是民间乐府的改变，目前流传下来的一般是从盛唐起逐渐流传。其实，在唐代已经有不少著名的诗人偶然也会写点词来点缀一下，如有名的李（白），白（居易）等等。但，有唐一代，真正的词宗大家并不多，温飞卿应该算是其中成就最高的一个，仍然是诗词兼工。
而且当时词的描写范围不是很广，格调不是很高，主要以花间派的艳情词为主：宫廷生活、歌舞宴饮、男女恋情、离愁别怨，不外如是。翻开从中晚唐到五代的《花间集》，就可一目了然。那时，词在文人士大夫的生活中没有诗那么崇高的地位。如果说诗是抒发人生感慨、生平志向的正宗文学，是饭桌上的正餐，那么词至多是一点小甜点罢了。
直至到了五代中后期，特别是南唐，这种情况才逐渐有所改善。
由于地理条件优越，环境比较安定，南唐吸引了不少从北方流亡过来的劳力，出现了当时少有的繁荣气象。不少文人也聚集于此，过上了安定风雅的生活：“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为燕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歌者倚丝竹而歌之。”
其中的冯延巳、中主李璟便是其中代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评冯延巳“虽不失五代风格”，但已经“开北宋一代风气”。冯李二人那段关于“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与“小楼吹彻玉笙寒”的一问一答的词坛佳话，便也很好的体现了两人词的风格与情趣。

而真正使词成为士大夫文人抒发人生情感的重要文学载体的，便是中主李璟的儿子南唐后主--李煜了。
历史上的李煜出生于帝王之家，洞晓音律，工书善画，尤其善于作词。他的前半生作为富庶的南唐的一国之君，生活奢华，顺风顺水，所以作词的题材范围也没有超越《花间集》、冯延巳、其父李璟：或写宫廷生活、歌舞宴饮，如《玉楼春》之“晚妆初了明肌雪”篇、《浣溪沙》之“红日已高三丈透”篇，或是沿袭词的传统题材写男女恋情，如《一槲珠》之“晓妆初过”篇、《菩萨蛮》之“花明月暗笼轻雾”篇，或写离愁别怨，如《采桑子》之“庭前春逐红英尽”篇、《清平乐》之“别来春半”篇……
但纵然此时，也已经比较他的前辈的方向又前进了一步，更多的表现出了一种与晚唐、五代花间词不同的清新风格：花间词往往意象细密堆砌，意绪隐约，但它更注重的是单纯的视觉意象的外在描绘，而且跳跃性太大，所以每每显得格局零乱纷散；而李煜的词则流动清晰许多，多以描述对象的心理活动，感情起伏为主线，将视觉意象贯穿在情绪主线之中来一一呈现，意象与意蕴的结合十分自然。
在此抄录一首花间派词人牛峤的《菩萨蛮》与李煜的《菩萨蛮》，各位不妨仔细比较一下，看看同样的主题，都是从女子一方角度来写男女幽会，又是同样的词牌，两者的具体区别：
牛词：“玉楼冰簟鸳鸯锦，粉融香汗流山枕。帘外辘轳声，敛眉含笑惊。 柳阴烟漠漠，低鬓蝉钗落。须作一生拼，尽君今日欢。”
李词：“花明月暗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刬（音铲，意：除去）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 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
一个是秾丽香艳的词组不断：玉楼、冰簟、鸳鸯锦、香汗、辘轳、柳阴、蝉钗……，意象重叠稠密，令人目不暇接，却基本都是外在点缀，与主题关系不大。文学感染力自然削弱不少。

2 半世风华绝代姿
而李词则完全是一个连贯的动态过程，从首句的外在景象之“幽暗”就已经是在烘托“幽会”的气氛。而后面每一句都是女子偷跑出来的过程与动作的描写，来形象的表现少女幽会时候的又惊又喜，向心上人撒娇的微妙情感。
李煜的作品明显呈现的是一种连贯的动态过程，虽然字面仍显华丽，但已经转为抒情为主。写外部环境时，其实也是为了烘托、描写人的心理。因而，李煜的词在语言、意象上面显得清新，在结构、意脉上面显得完整连贯，表现力、感染力都更强。

而代表李煜最高成就的则是他在亡国以后的一系列词，主要描写亡国的愁苦、悔恨与绝望。如果说前期作品中那些男女离愁、情人幽会还有些不是真正的国君生活，而是通过揣摩他人心理的描写，有时不免做作。那亡国以后的这些痛苦绝望情绪则是李煜真正的体验，真情的流露，因而更真挚，更深切。无论《相见欢》中抒写的时光倏忽、人生长恨，还是《乌夜啼》中所叹息的往事成空、恍若一梦；无论是《浪淘沙》中的满怀愁绪，还是《虞美人》中的一腔伤感。都是源自内心，因而更加感人。
此时，李煜的词已经完全脱去了金镶玉嵌的秾丽香艳和脂粉色彩，更加减少了对于自己内心情感的直接显露的阻碍，使得自己胸中的真情倾泄而出。基本上全部采用白描的手法，完全摆脱了外在的描绘来烘托气氛，而是直接以自己的心境来观察事物，想象事物，自由流畅的表达自己的情感思绪。
例如说自己最喜欢的李煜的这一首《浪淘沙》：
“帘外雨潺孱，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饷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上半阕一开篇便是：春意渐老，令人惆怅；五更寒梦，静谧凄清；梦中欢娱，醒后孤寂；相互对比，悔恨痛苦的复杂情绪便已经跃然纸上。而到了下半阕，全面拓展：凭栏远眺，呼应梦境；亡国之痛，无可奈何；一声长叹，余音不绝。结尾句又与开头呼应，写出了一种涵义复杂、连绵不绝的“春去也”的悲哀与无奈。
这首词完全以主体的心理活动的呈露来贯穿意象，即所谓的以情而御景，在结构上回环往复，收尾呼应，给人以清晰完整而又流动不息的感觉。
此时的李煜，写的是以往从未有人写过的亡国君主的故国之情，词中流露的是追惜年华，感慨人事变迁无常，哀叹命运等更容易引起人们共鸣的强烈情绪，艺术感染力大大增强。更由于李煜采用唐五代以来词人少见的白描手法，以清新语言来写情，意象流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可以说，此时的词，在李煜手中达到了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摆脱了相对于诗而言，比较附属的地位，也为有宋一代作为宋词主流的婉约派词作定下了基调与格局。

不妨举个类似的人物做参照物罢，这样可能更容易理解，李煜在词坛的位置便有点类似于唐代的陈子昂在诗坛的位置：
中国诗歌以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诗经》、《楚辞》为第一个高峰，但四言诗和辞赋的文学形式经过了将近一千年的岁月，到隋唐以前这段时期已经逐渐衰落和僵化。与此同时，此起彼伏，一种新的诗歌体裁---所谓的“新体诗”，在南北朝时期逐渐酝酿、发展。从南齐以后的讲究声律，到梁、陈时期更加趋向细密，而到唐初沈佺期、宋之问手中产生了完整的五律、七律。到了陈子昂手中则真正完成了这个变化确立的过程，也开创了唐代五言古诗的新面貌，为将来盛唐李杜时代的登峰造极奠定了各方面的基础。
陈子昂的文学创作与主张在唐代极有影响：韩愈《荐士》诗曰：“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陈子昂的文章力矫唐初诗歌的浮艳之风，虽然不能尽删骈俪，但大多朴实畅达，取法古文，追步建安，标举风雅比兴、汉魏风骨。由于这些趋向端正的诗歌，具有现实意义，成为革新风气的的优秀作品。难怪他为后来的现实主义大师杜甫和主张“为时为事”的大家白居易所称道。
在改革题材，提升格调，确立各自的文学体裁未来走向这些方面，两者的作用可谓异曲同工，但如果单从两者本身的文学成就和知名度而言，李煜的成就和知名度则毫无疑问更高了。对于普通中国百姓而言，陈子昂本人留下的真正广泛知名度的经典作品大概只有一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3 半世风华绝代姿

而能够写下如此动人文字的文学大家，自然具有远较常人丰富深远的性格特征、感情世界。
对于这位皇帝的生平经历和主要性格特征纵不能说倒背如流，可是但凡在中学读过的中国人，很少有人不知道罢？所以也没什么多说的，应该注重要说的是，虽然特殊身份与先天性格的对立冲突，仿佛是老天爷开的一场玩笑。却也造就了一代词宗大家的特殊经历，造就了李煜独特的、浪漫的更是罕见的“帝王文人”气质与极具悲剧色彩的动人魅力，使人为之沉醉。
在气质与性格这方面，很容易让自己想起那位与李后主颇为接近的，也是自己一直蛮欣赏的魏文帝曹丕。
历史上，做皇帝而懂得些文学，可以附庸风雅的写上几句的皇帝虽然不少，但是能够真正留下好作品的便不多了，而真正在文学一道能够称的上大家的，便只能说凤毛麟角了。除了李煜，三国时期的曹操、曹丕父子（虽然曹操只是有实无名的皇帝）可以算是，北宋的徽宗也可以算一个；至于国外，不是很了解，只知道当代捷克有个作家总统哈维尔也可以算一个。
这位三国时代的魏文皇帝，他的一生虽然可以算是善始善终，但在另一方面却也并不能算是幸运。作为“建安风骨”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因为他本人虽然具有出众的文才，也有出众的政治才能，却始终笼罩在自己父亲与弟弟的阴影下，本身的才能被大多数人忽略。
后来，看过了民国时期著名的国学大师刘大杰先生的《魏晋思想论》才知道：其实，这个真正的文人皇帝一生聪明睿智、风流儒雅，名士派十足，具有浪漫的才情与性格。他的诗文写的极漂亮，情感也很锐敏。皇帝的宝座虽然做上了，富贵荣华不可尽言，但人生的幻灭感依旧不可驱除。
所不同的是，由于所处时代不同的宗教的发展情况，曹丕深受黄老玄学的影响，而李煜则向佛教寻求心灵的依托。
仿佛才智越是聪明，情感越是敏锐的人，这种人生幻灭感越是深切，于是便将满腔的感情寄托在了文学上。于是，这两人的文学地位便全都远远超出了自己在帝王史中的地位。

自然，一部戏描写的不可能只是一个人，而必定是一个时代中的一群人；一个人物也不可能脱离、超越其所属的这个时代。
单只从片名来看，《李后主与赵匡胤》便一定描写的是这二者及其周围所有人的生平，以及这二者生平所处的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由动乱而至和平，国家由分裂而至统一，封建社会、封建制度由走上坡路逐渐走向走下坡路，社会思想、社会风气由开放先进而逐渐走向保守封闭，经济生产力与文化、艺术成就等各个方面却更加迈向灿烂多彩的那个激荡动人，风云变幻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拐点时代---公元十世纪中叶的这数十年。
如果说《丝路豪侠》这部戏描写的东汉时期，在中国封建历史中是可以视做早上八点钟的太阳，一切都是属于初始阶段：国家民族、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经济实力、政治制度……一切还是属于比较初创，不是那么成熟稳定；
那么《李后主与赵匡胤》这部戏所描写的五代末至宋初，则可以视做刚过十二点的太阳，经过了整个大唐王朝称霸东方的在各方面灿烂辉煌，国家社会各方面制度都已经成熟，那些组成封建社会的最基础的制度、思想由成熟的成功逐步开始走向保守。但是如同十二点超过的太阳威力仍在，所以一天中最热的并非十二点，而是下午两点。虽然整整一个朝代都是采取内敛守势的宋代的经济实力的增长，文学艺术的发展等各方面，仍然远迈盛唐。

从秦始皇统一六国，正式确立大一统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到秦二世而亡，直至汉朝初期开始长时间的大一统和稳定，这一百年是中国封建社会、封建制度正式稳定确立的第一个标志性的拐点。
到隋灭掉南陈，再次统一中国，到重蹈覆辙，二世而亡，直至大唐的崛起与强盛，这一百年可以算中国封建社会、封建制度终于到达顶峰的第二个拐点。
由大唐灭亡，诸侯割据，五代交替，直至大宋再次的统一，这一百年可以算中国封建制度第三个拐点。由此时起，一方面中国的封建制度开始逐步进入下行轨道。但另一方面中华文明的大一统局面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和巩固，直至封建制度结束，中华文明一直基本保持着全面的统一。虽然后来曾有一段时间宋金对峙，也是南北各自一国，大体一统，不似以前的春秋战国、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整个大中华文明陷入的是四分五裂、支离破碎之势。
所以说，这段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段。
但是第一个拐点和第二个拐点这两段时期可能关注的人比较多一些，影视节目的古装片中经常描述。例如今年年初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汉武大帝》，例如曾经多次被搬上荧屏的秦始皇的故事，例如最近正在热播的反映楚汉相争局面的《破釜沉舟》系列数字电影；又例如曾被多次制作的武则天、李世民、李隆基的生平等等。
而关于第三个拐点，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它的重要性，自己也很少见到有反映这个历史时期的作品，不由难免耿耿。于是，当见到《李后主与赵匡胤》这部作品实在忍不住要热血沸腾起来了。没有理由不期待这么一部既有伟大的历史人物，伟大的文学大家，又处在伟大的历史时期，发生伟大历史事件的长篇作品了

你的问题太笼统了吧。李煜开创了一个时代，大部分宋词都是婉约派的，跟他有关吧。当然，我个人认为词写婉约了比较合适，励志的还是写诗比较好！个人观点！

李煜的词在中国词史上可以说是个异数，他虽然在治国上才能平平，却在中国词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李煜被认为开辟了自花间派以来的词风，改变了词创作的题材和表现手法，能以对比和白描手法表现情感，并未后来的豪放派奠定了基础。王国维先生曾在他的《人间词话》里这样评价：“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

站在历史的这一端，迎面吹来彼岸五千年的风，在风里，我们嗅出了帝王的味道。帝王，九五之尊，威仪四方。间或几个帝王也拿起笔，写一些表达情感的合韵或不合韵的句子，自然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这就形成了一种十分独特而又悠久的存在——中国帝王文学。虽然毛泽东曾词云：“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但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精品流世。帝王诗歌之滥觞，当推汉高祖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全诗直抒胸臆，格调高昂，气势雄浑，给帝王诗歌开了个好头。可惜这位马上得天下的皇帝并不把诗文小道放在眼里，除了这首诗外，其他成就也就寥寥了。在帝王中，才气最高的要数南唐后主——李煜。“唐五代之词，有句而无篇。南宋名家之词，有篇而无句。有篇有句，唯李后主降宋后之作，及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轩数人而已。”（王国维《人间词话》）王国维认为唐五代之词，未始无篇；南宋之词，未始无句；有篇有句，只有李煜降宋后的作品，以及欧阳修、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数人而已。通过王国维的评述，我们可以看到李煜的词对宋代词的创作是影响颇深的。李煜以其天才的造诣，凝聚血泪的情感，为后世留下一篇篇千古传诵的佳作。

知人论事，读诗品人。要评价李煜的词，就必须结合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的身世遭遇进行评析。李煜的生平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他的词的创作也随之分为三个时期。

一 万顷波中得自由

从南唐始祖升元元年，晋高祖天福二年（937）到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即从李煜一岁到二十五岁即位是他词创作的第一时期。

李煜，初名从嘉，即位时更名煜，字重光，中主景第六子。他工诗词、善书画、晓音律，是位多才多艺的才子，也因此遭到太子弘冀的猜疑与妒忌。在宫廷的斗争之中他只想全身避祸。以他的性格和气质来讲，更适合作一个放荡诗酒的文人墨客，寄情山水的隐者逸士。这一点可以在他的《渔父》词中略知一二。

浪花有意千重雪，桃李无言一队春。

一壶酒，一竿纶，世上如侬有几人。（《渔父》其一）

一棹春风一叶舟，一纶茧缕一轻钩。

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渔父》其二）

这让人想到的是“烟波钓徒”张志和笔下的《渔歌子》。在烟波江上，春风和美之时，把酒临风，独钓春江。这是多么的逍遥自在，令人神往的事情啊。

李煜的词没有受花间词派浮糜的词风影响，他的词清而不浮，艳而不淫，形成一种清丽的风格。如《病起题山舍壁》：

山舍初成病乍轻，权藜中褐称闲情。炉开小火深回暖，沟引新流几曲声。

暂约彭涓按朽质，终期宗远问无生。谁能役役尘中累，贪合鱼龙构强名。

这首词反映了词人的山居生活，炉开小火、沟引新流、权藜中褐，词人为我们勾画出一幅山野闲居图，充满清新与质朴。

959年，太子死，李煜居东宫。从此，他离开闲野的山林，开始了豪奢的宫廷生活。历史偏偏把一个软弱的文人推上了南唐那风雨飘摇的皇帝的“宝座”，悲剧就这样拉开了它的序幕。

二 别殿遥闻萧鼓奏

从建隆二年到开宝八年（975），即李煜二十五岁到三十九岁国亡降宋，就是他创作的第二时期。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李煜怎么会不知道南唐那岌岌可危的处境呢？在委曲求全和苟且偷安中又有多少的无奈和隐忧在笼罩在他的心头呢？亡国的危机感犹如一块千斤巨石压在了他的心头。他想振作图强，可是谈何容易。以他父亲的英明和才能，尚不能保江山社稷之不衰。一个懦弱的文人又怎么可能力挽狂澜于既到，大厦之将倾？

“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说。就算是釜底游鱼也要及时行乐，做“魂迷春梦中”的神仙。他还有崇信佛学和弈棋的嗜好。忠臣汪焕极谏佛事，以其比之为梁武帝。萧俨则极谏弈棋之事，不惜舍身成仁。后主听了之后也不反对，奖励谏臣，可是不出三日旧态复发。他要在短暂的欢娱之中来麻醉自己那清醒的大脑和神经，暂时忘却宋朝军队在长江的对岸的虎视眈眈所带来的压力。于是他时时沉醉在花间月下，宴饮游乐之中。这一时期的词题材上较第一时期有很大的不同：有的反映酣歌狂舞的宫廷生活，“嫁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臭，别殿遥闻萧鼓奏”；有的描写男女之间的欢乐和情欲，“花明月暗笼轻雾，今朝好回郎边去”；有的表现离愁别恨，感时伤春，流露出沉重的哀愁，“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李煜虽也创作艳词，但其词却是“国风好色而不淫”，如《子夜歌》：

寻春须是先春早，看花莫待花枝老。缥色玉柔擎，醅浮盏面清。

何妨频笑粲，禁苑春归晚。同醉与闲评，诗随羯鼓成。

在这轻松的愉快的氛围中李煜在幻想着企盼着。或者真的能够和宋朝划江而治，永享太平，再也没有兵戈之灾了。可是在这种悠游岁月里产生的天真想法怎么会有可能实现呢？在长江对岸的赵匡胤已经在厉兵秣马了。这一代雄主一统天下的宏愿怎么会因为南唐岁岁年年的进贡和李煜那真诚而善良的愿望而放弃。终于大宋的军队在大将曹彬的带领之下开始攻打南唐，要做平定南方的最后之战。大刀快马的宋朝军队攻打南唐势如破竹。南唐的军队一触即溃，非逃即降。可怜那满朝文武赖以金汤的长江天堑竟无济于事。

三 人生长恨水长东

从开宝九年（976）到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即从李煜亡国降宋到被毒死，这是他的词创作的第三时期。

一旦归为臣虏，他所面对的是洪水猛兽一样汹汹而来的灾难。物质的贫苦，人身的不自由，喜爱的书籍被查封没收，兄弟不能相保，妻子入宋宫受辱…… 此时的李煜，经受了从皇帝到囚徒的生活转变，饱尝了侮辱和痛苦，终于从醉生梦死中清醒过来，追怀往事，悲时伤今，创作出一系列名篇，奠定了他在词坛上的杰出地位。

胡应麟《诗薮·杂篇》：“后主目重瞳子，乐府为宋人一代开山。盖温、韦虽藻丽，而气颇伤促，意不胜辞。至此君方是当行作家，清便宛转，词家王、孟”。在李后主之前，已有温庭筠、韦庄等筚路蓝缕，开创了一代词风，但花间词如古之玉器，贵重而不适用，而李煜却赋予词可以和唐诗相媲美的品格，一扫脂粉味儿。李煜的词题材扩大，胜过了温、韦的局促，他亡国后的词，情意深挚，改变了“意不胜辞”的缺点。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虞美人》抒写了词人对昔日美景的怀念和国亡身败的悲愁。词中“问君”一句比喻生动，构想佳妙，明王世贞《艺苑卮言》中称此句为“情语也。后主直是词手”。李煜也因此被称为“千古情种”。

一个处于刀俎之上的亡国之君，竟敢如此大胆地抒发亡国之恨，是实数罕见的。从“红锦地衣”的南唐后主，到“故国不堪回首”的宋氏囚徒，李煜将天上地下的身世沦落以及内心“离恨恰似春草，更行更远还生”的巨大痛苦全部倾斜出来，这首词也让他为此付出了生命，但却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了不朽的词篇。法国作家了缪塞说：“最美丽的诗歌是最绝望的诗歌，有些不朽篇章是纯粹的眼泪。”这首《虞美人》也许是李煜蘸着泪水来作的吧！

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讲：“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李煜词的动人魅力，除了那种沉重的亡国之痛，还在于他的词流露出的是真情实感。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今不耐五更寒。梦里不如身是客，一垧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关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水流尽矣，花落尽矣，而人亦将亡矣，肝肠断绝，遗憾千古，正是泣尽以血的词句。《浪淘沙》写得凄切哀婉，深沉悲伤，词中李煜道的是失国之苦，叹的是复国无望，悲的是身处囚室的怅恨。“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王国维人《间词话》）

李煜降宋后，“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受尽屈辱，忍辱含垢，最后因“小楼昨夜又东风”，“一江春水向东流”惹怒宋太宗，被逼服毒自尽。从入宋到被迫害至死，历时二年零七个月，但仅是这不到三年的时间，李煜词的创作达到颠峰，为宋词的繁盛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为后人留下了“自是 人生长恨，水长东”的理性思考，读李煜的词让人“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李煜的词不是普照万物的太阳，而是从苦痛的深渊里浮现出来的星辰。他照亮了无数的孤独者的灵魂。也正是因为如此，他的个人之愁已经升华为国家之愁，人生之愁，人类之愁，生命之愁。他俯仰天地，纵观古今，在现实的破碎中重建了自己精神的完整。所以超脱了自我和现实，显示出了他对于人生的毁灭的普遍的深沉的挽歌式的情调和悲剧精神。所以他的词中的哀叹已经成了人生普遍的挽歌式的回忆，他词中的苦痛已经沉淀富集成为了人生的苦痛，他的忧伤成了对于生命的忧伤。也正是因为在他的词中凝结着一种关于宇宙人生的普遍的悲剧的情怀，所以从而释放出了绚丽多彩的悲剧美，千年而不衰。

李煜只是李煜，一个文绉绉的词人罢了。不是越王勾践，勾践他也亡过国，但他能“卧薪尝胆”，能够“三千越甲可吞吴”，最终成就复国大业；而在治国上一筹莫展的李煜面对故国，只能是悲从中来，伤心怀旧，最终死于自己心爱的词。但李煜的成功，恰恰是从他做亡国奴的那天开始的，可以说，是亡国的代价，造就了一位可追唐诗的伟大词家。他的成功，在于他的作品里凄丽愁绪依然笼罩着千年以后的我们，我想他在饮下宋太宗赐的牵机药时，心里肯定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悲哀，一是为帝王的悲哀，二是为诗人的悲哀。有人说，政治是艺术的天地。的确，太感性，太重视自己内心的人是不适合做政治家的。当我们的目光越过千年，看着李煜忧郁的脸，我们会觉得李煜如果不当皇帝，放歌于山林之间，相信一定是陶令一流的谪仙。

他是古代很人本主义的一个诗人。
别的很多诗人虽然在思想上比他深刻，文学上比他肯钻研，人的性格上比他完善，但是大多数人学文主要是为了考功名，在文字上难免追求新颖脱俗，象杜甫说的“语不惊人誓不休”，最终难逃一个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想法，想当个人上人，想当个英雄。
但是煜他是个天生高贵的王子，他不想做人上人，做英雄，所以在诗词的追求上与人不同，清新不俗，这种看上去不太争气，实际上活得很真实的男人，和贾宝玉是一类的，他们身上倒是有那种后现代的精神，随性，自然，感性丰富细腻，不胶柱鼓瑟，不道貌岸然。
读他的诗歌，很可爱的，从小事写起，好象是喃喃自语，并不是当众朗诵。
虽然说煜，他是个昏君，但是治理国家本非容易的事情，换了我们自己，也是差不多的，煜，是一个很难得的朋友的样子，虽然不够伟大崇高。
不要功利地去看他的诗歌，那是得不到什么有用的大道理的， 也不要苛刻地去看他这个人，他显然是没有唐宗宋祖的雄才大略的。
但是煜，年轻时是好自由好爱唱歌的一只黄鹂，老的时候，是好凄凉好多愁善感的一只杜鹃，叫人怎能不留恋他的歌声。

词轻而妩
语迷而妍
其耻不立
其文千秋
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东方还是西方。李熠的都具有不可磨灭的魅力。是知性知感的不朽咏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