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钟面试自我介绍:2006年1月到6月的重大新闻 急！！！！

哈尔滨天价医药费事件
　　哈尔滨天价医药费事件，在通过大半年的调查之后终于迎来了对该医院院长的撤职处理结果，同时也等到了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对天价医药费的反置疑：对400万元自购药费查无实据，“我想问媒体，他们应该做何解答，应该给受众一个解释，报道这个东西证据是什么、来源是什么。”俨然一副秋后算账的架势。（北京晨报5月
　　11日）

　　我们欢迎卫生部这种较真的态度，真实性应该是新闻的生命，特别是对重大事件如天价医药费事件的报导更应如此，对严重失实的报导应该追究相关媒体的责任。但我们对新闻真实性的要求要从总体上去把握，绝不应抓其一点不及其余，更不应对非主体事实去吹毛求疵。以哈尔滨天价医药费事件的新闻报道而言，构成这一重大新闻主体事件是，翁某58天在哈尔滨二院的医疗费用总量是138.9万元，乱收费数额为20.7万余元，这是经过中纪委和卫生部调查半年之后查证的事实，就足以构成这一重大新闻的主体事件了。排除患者不能提供证据的那400万元自购药费，并不缺少构成“天价医药费”这一重大新闻的事实要件。况且患者家属“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包括自购药的数量、渠道和依据等”，即使卫生部也并未断言这个事实就不存在，只是“不能定论”而已，怎么就要向媒体打起板子问起罪了呢？

　　这不能不使人对卫生部“质疑”背后的难言之痛也来置疑一番。

　　媒体对天价医药费事件的曝光，对揭露医疗腐败是立了大功的，对医治“看病难，看病贵”这场“大病”无疑具有治疗作用。作为政府主管全国13亿人民卫生健康大事的卫生首脑机关本应给予相关媒体重奖，以兹鼓励监督。可卫生部不但不论功行赏，反加之以“报导不实”之恶名，并轻蔑地置问“报导这个东西的证据是什么，来源是什么”，“应该做何解答，应该给受众一个解释”云云。我倒要置疑：媒体把这些事情都做得彻彻底底了，还要设立卫生行政机关干什么？

　　天价医药费事件的受害者毕竟是一位拿得出钱的人，100多万元算不了什么。但有钱人的钱也不能如此非法地去盘剥，仅管此案违规收费只有20万元，这是一个小数吗？就不“天价”了吗？那些发生在广大群众身上的高价医药费事件，虽然远远达不到这个数目，但对他们来说仍然是一个“天价”，各种各样的天价医药费事件，卫生行政机关去主动查处了多少件？大概是见贯不精，无动于衷了吧！哈尔滨天价医药费事件，当地的卫生行政机关为什么不去主动查处？如果不是媒体记者排除万难、费尽心机去获取第一手资料，并在媒体上曝光，也许这起事件就将永远石沉大海。卫生部门不尽职责，不去追查这些违规违法事件和对此不闻不问的当地卫生机关的责任，反而指责起这些有功的媒体来，就不感到有些脸红？这究竟是怎样的荣辱观啊！

　　也许是媒体对天价医药费的曝光，揭了医疗卫生部门的伤疤，卫生部门感到难乎为情，因而认为是媒体惹的祸。发言人更进一步指责这是在“丑化医务人员的舆论，直接影响到医疗服务的质量、安全，也影响到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的行为。”这简直是本末倒置了，如果说真有“丑化”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只能是医疗系统混乱的医疗秩序，最大的责任就在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的身上，怎么能够责怪媒体呢？患者把医生视为救人一命的活菩萨，怎么会丑化医生呢？媒体对医疗丑闻的曝光正是为了剥去腐败对医生的抹黑，以维护白衣天使救死扶伤的形象，“丑化医生”之说从何谈起，难道要封住患者对医院提意见的嘴，使医院成为媒体说三道四的禁区？

　　卫生行政部门要面对现实问题，切实采取措施加以改进，把虚高的药费降到合理的市场价格，优化医疗服务态度，使医疗卫生事业尽快回归到公益的本性上来，
　　日，就天价医疗费事件，互联网上流传着这么一种说法：北京的会诊专家提出用药均为国外进口贵重药物，价格极为昂贵，多次向家属交待，患者治愈希望不大，死亡率在95%以上，但家属表示只要能延缓1分钟生命，他们也不惜一切代价，花多少钱都不后悔。

　　死者是离休教师，按照规定，医疗费应该是百分之百报销的，在病人住院（未死亡）期间，家属垫付了巨额医疗费用，到病人死亡后，家属到医保局报销的时候，由于数目过于巨大，而遭到医保局的拒绝。这种情况下，他们只有找医院的麻烦。

　　在患者翁文辉生前单位哈尔滨市锅炉厂的离休办，工作人员孙颖和离休干部谈长春对记者说，作为建国前参加革命的副处级离休人员，翁文辉每年的个人账户会被划入5900元的统筹医疗费，他的定点医疗机构为哈尔滨市中医院。虽然个人账户每年被划入5900元，但理论上报销的额度并不受此限制，个人账户资金用完后，到本人选定的住院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所发生的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由医院支付。不过在实际医治过程中，“个人账户用完之后，医院就让出院了，根本不给好好治。”

　　而据患者之子翁小刚昨天对记者的介绍，翁文辉正是属于“因定点医疗机构技术和设备条件所限”而到他院治疗的。翁小刚说，哈尔滨中医院“设备不行，治不了这病”，他父亲翁文辉因此来到哈医大二院。“救人还能考虑报与不报？”他否认“报销受阻”传言，“到现在我们还没探讨报不报销的问题。”他认为，网上关于“患者家属认为可以报销而不惜花费天价医药费”的传言是小人之举
　　新华网北京12月4日专电（记者杨步月、王茜）70多岁的离休干部翁文辉生前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心外科重症监护室（简称ICU病房）住院两个多月，竟然花去医药费数百万元。这是什么样的治疗？那么多钱又是如何被迅速“吞噬”的？这起天价医药费事件的亲历者――患者翁文辉的大儿子日前在京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

　　在我父亲住院期间，一次我设法进入ICU病房看他时，他劈头就骂说是我把他害了！当时，我很不理解。看了医院的天价收费账单后，我全明白了。

　　我父亲是今年5月18日住进哈医大二院的，因为肿瘤科给做化疗导致呼吸衰竭，于6月1日转入ICU病房，直至8月6日凌晨去世，在ICU病房花掉住院费约139万元，另外还有我按照医生吩咐外购药品费用400多万元。多亏我经商多年有些积蓄，可是也架不住这么祸害啊！我发现医院的收费账单中，大部分收费项目与事实不符，有的收费甚至达到荒唐地步。

　　为回应我的质疑，哈医大二院曾组成调查组，对我父亲的每日费用清单以及医嘱单等进行核对，并出具《关于患者翁文辉在我院住院期间的初步调查》，对药品、化验和手术材料费等收费情况做了说明。

　　在这份《初步调查》中，我发现了以下问题：

　　一、多收费。“病房化验调查结果（明细表）”中，医嘱合计2119（次）、化验报告单为1902（次），收费汇总单却成了2030（次）。“2030－1902＝128（次）”，也就是说，医院多收了128（次）。其中在肾功化验中，医嘱为156（次），化验报告单为144（次），收费汇总单为228（次），“228－144＝84（次）”，即多收了84次，但医院在“备注”一栏里只承认多收了3（次）；而在关于化验的说明中，医院又解释说“检查科一份报告中含有多个检验项目，如肾功，收费总次数是27次乘以4（项目）＝108（次），但报告只有27份”。前后自相矛盾。

　　二、乱收费。在“血库项目（明细表）”中，RH血型鉴定、血小板交叉配合实验等11个项目，既没有医嘱，也没有化验报告单，却被收费895（次）。同时在“病房化验调查结果（明细表）”中，异常白细胞形态、异常红细胞形态等5个项目，也没有医嘱和化验报告单，被收费18（次）。

　　三、重复检查。我父亲住院期间被收费化验2925次，平均一天44次。他老人家没有糖尿病，可是血糖化验（收费）达565次，平均一天近9次。

　　重复检查、过度治疗在我父亲身上，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初步调查》承认的2925次收费化验中，医嘱与化验报告单、收费汇总单全部相符的只有35份。《初步调查》还显示，医院给我父亲在48小时内做了43次血气分析，并解释说“存在这种情况，因每一小时做一次，48小时43次正常”。

　　另外，收费账单显示，6月3日，医院给我父亲做痰培养54次，一张化验报告单的结论是“有菌”，其它53张为“未查获真（细）菌”。7月5日－8月4日，短短一个月时间里，医院给我父亲输入各种液体1吨多。输入液体总量最多的7月13日，一天将近170公斤，相当于一名正常成年男性体重的2倍。

　　一小时做一次血析，整整持续了两天，谁能经得住这样的折腾啊！医院竟然说是正常，这不是拿人的性命开玩笑吗？一天24小时，怎么做得过来54次痰培养？而且结论不一样，我到底应该相信哪个？天天输那么多液体，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能受得了如此狂灌吗？

　　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背后又隐藏着多少触目惊心的事实呢？要是我跟医院细抠，每天的收费单和医嘱都对不上，天天在花冤枉钱。不管是交5万元，还是10万元，甚至25万元，总是一两天之内就被通知钱已用光。

　　最让我不能容忍的事情有三件：一是我花费几百万元给父亲外购药品存进ICU病房，多数不翼而飞。发现问题后，我买药都买两份，买一份怕父亲用不上。我父亲的主治医师王雪原证实，他接手我家自备药品10多种，但这些药品的去向十分可疑。一次，其他患者出现真菌感染，医院没有“克赛斯”这种药，ICU病房主任于玲范让王雪原把我父亲的药给那个患者用。还有一次，我发现一种药品没给我父亲用，就质问于玲范，于玲范说借给其他科室了。我跑去一问，那个科室的人说，早把药钱给了于玲范。

　　二是医院从上到下串通一气，弄虚作假。我办理出院结账时，医院分别于8月12日和8月15日打印了同一份“住院病人费用明细单”。在血液收费栏中，一张单子上列有“血费”“冰冻血浆”“红细胞”“浓缩血小板（冰冻）＋浓缩血小板（新鲜）”四项，收费分别为12972元、600元、6900元和1725元，总计22197元；而另一张单子只列了“冰冻血浆”“红细胞”“浓缩血小板（冰冻）＋浓缩血小板（新鲜）”三项，收费分别为600元、6900元和1725元，总计也是22197元。同一份“住院病人费用明细单”，不同时间打印出两个版本，而且在项目缺失的情况下，收费总额竟然相同，明摆着是伪造的。

　　我现在手里掌握着30多张医院收费账单，上面加盖的收费公章大概有10种。这些公章形状不一，有圆形的、方形的、菱形的；名称也五花八门，分别为“登记专用章”“住院处现金收讫”“预交金收款”“预交金专款”“预交金收讫”等。哪家医院有这么多公章啊？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三是医院给患者用了不该用的药。进口药品“珍怡”的使用禁忌症清清楚楚地标明：“有肿瘤进展症状的患者和严重全身感染等危重病人在机体急性休克期内禁用。”我父亲的主治医师王雪原在一份证言材料中证实，从6月1日起，医院给我父亲用了“珍怡”。曾有专家警告说，“珍怡”是生长激素会刺激肿瘤增生，应该立即停用。王雪原向ICU病房主任于玲范请示，于玲范坚持继续给用。于玲范这样做是为了帮助外国药厂推销药品，从而达到出国旅游的目的。在我父亲抢救期间，于玲范接受药厂邀请出国数天。科里很多人看到了她在菲律宾“晒太阳”的照片。

　　我父亲患的是皮外T细胞淋巴瘤，长在右大腿上，最初只有绿豆粒大小，是我硬把他送进医院治疗的。

　　我花了天价，想不到我父亲却被治死了，这让我遗恨终生。

连战的大陆破冰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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