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坏学园2重碾圆环:“在营业主义上加一点良心的主张”是郑正秋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

中国电影开拓人郑正秋,评价电影评论的声音:“这种力量好比是新思潮里伸出一只时代的大手掌,把向后转的中国电影抓回头,再推向前去。”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上海著名的《影戏杂志》收到了数百封观众来信，要求制片公司拍摄反映时代内容的电影。人们终于对充斥在银幕上的武侠片、神怪片、恋爱片，变得忍无可忍。而一年前，联华公司的创办人罗明佑在同一本杂志上发表文章（《编制〈故都春梦〉宣言》），直率地阐明组建新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贯彻与当时电影趣味主义相对立的新主张：普及社会教育、对抗外片垄断、提高艺术道德、尊重演员人格。这家在意气风发中诞生的新公司，专门将它的厂标设计为一只救生圈，隐喻挽救中国影业的壮志雄心。

当百姓对社会现实的诉求高涨起来的时候，上海各制片公司相继感到了隐形的压力，为了改变窘境，四处网罗新鲜的艺术血液。明星公司“三巨头”张石川、郑正秋、周剑云，向夏衍、钱杏邨、郑伯奇三名新文艺工作者发出了邀请，自此，一批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立场和身份的左翼文化精英，带着唤醒民众的普罗米修斯火种，走入电影时空，掀动了中国电影整体艺术的激变。以1933年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成立为标志，一直持续到1937年，这场反映底层真实触感、倡导积极社会理想的新兴电影运动，从根本上扭转了“神怪迷信凶恶打杀之国片作风”（罗明佑语）。

尖锐的电影评论成为这场运动的开路先锋，最具才华的年轻影评人王尘无在《中国电影之路》一文中，直指国产片的病症所在：“以反封建为中心的影片，结果是拥护了封建残余。以反帝国主义为中心的影片，结果是陷入了狭隘的国家主义。”

优秀的电影人重新审视自身创作，卜万仓将导演的新片原名《歌舞皇后》改为《母性之光》。一直强调“在营业主义上加一点良心的主张”的中国电影开拓人郑正秋，评价电影评论的声音：“这种力量好比是新思潮里伸出一只时代的大手掌，把向后转的中国电影抓回头，再推向前去。”

左翼作家的介入，给困顿中的中国电影注入了清新细致的人文气息，放进了一颗真正跳动的活着的灵魂。田汉编剧、卜万仓导演的《三个摩登女性》，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的《狂流》，蔡楚生编导的《都会的早晨》等一批新兴电影不仅赢得了舆论的好感，而且迎来了久违的可观票房，观众对国产片的热度超过了进口片，剧作家洪深回头打量1933年时，称其为“中国电影年”。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物，有了正面诉说的窗口。吴永刚编导、一代名伶阮玲玉主演的影片《神女》（1934年），刻画了一个贫苦妓女兼伟大母亲双重的人格，在都市生存边缘线上屈辱徘徊又不失自尊的阮嫂，为了使孩子上学，不惜一切代价，一次次搬家，凭辛苦挣钱，最后因失手打死了夺走她全部希望的流氓章老大而锒铛入狱。影片展示了她既为生存而挣扎，又为灵魂而挣扎的痛苦，显示了人道主义的深度，被誉为“灵魂的写实主义”。

这部中国电影的巅峰之作，半个世纪后重新面世，让世界影坛惊讶不已。美工出身的吴永刚，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娴熟简约的电影造型，直到今天仍然是当今电影最前卫的技巧，从章老大胯下透视拍摄的阮嫂母子畏缩在一起的画面构图，表现了一种压迫与被压迫者的不平衡关系，而直接拍摄阮嫂举起酒瓶砸向镜头，变幻成章老大的主观视角，对银幕前的观众，极具现代感的情绪爆发力。这部电影悲悯但并不流于哀伤，影片有一段上学的儿子教母亲做操的场景，儿子一板一眼地教，母亲亦步亦趋地学，展现了一幅天堂般的画面。影片结尾，这位高尚的母亲叮嘱前来探视的老校长，孩子长大后不要告诉他母亲的身世，让他彻底把她忘掉。影片从底层人的身上发掘出超越卑贱的力量，触动了人类向往富于尊严的生活的普世情结。

同样，这个时期出现的另一部影片，让法国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发出疑为天人的感叹：“谁要是看过袁牧之的《马路天使》，如果不知道该片是在1937年出自一个对法国电影一无所知的年轻导演之手，他一定以为这部电影直接受到让·雷诺阿或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影响。”这部风格独特的典型中国式电影，以清新自然的喜剧形式，反映了小号手、歌女、失业者、理发师等组成的低贱的群体，于苦难泥沼中活脱绽放的真善美。非戏剧化的散点结构，富有那个时代罕见的现代电影韵味。

新兴电影运动，催生了上个世纪40年代民族电影的全面成熟，锻造出蔡楚生的社会史诗巨片《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年）、费穆的再现中国人精神生活本质的恒世精品《小城之春》（1948年）。沈浮在推出抚慰人心的不朽名作《万家灯火》（1948年）之际，提出的电影的音乐性理论，是世界级电影大师伯格曼60年代、塔尔科夫70年代才意识到的概念。

我们没有遗憾，中国民族电影凭借思想的激情和感动，曾经创造了堪与世界比肩的艺术高峰。 (辽宁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