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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脚下的土地

　　——我看余华笔下的乡村世

　　在世人的眼中，城市与乡村呈现的是两幅完全不同的画面。喧嚣与恬静、现代与传统、繁华与落后……等都是我们在比较城市与农村区别中常见到的语汇。韦伯对中国的乡村特征也作了“中国城市是没有自治的官员的舞台，而村落则是没有官员的自治聚落”的著名定义。的确，传统和政策等因素造就了当下中国农村与城市的“城乡二元结构”这一截然不同的现实境遇。

　　中华民族对于现代化的追求已经足足跋涉了一个世纪，现代化的先驱们也从来没有忘记农村，李大钊于1919年2月在《晨报》上发表《青年与农村》一文，特别强调：“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弊病；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的生活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因此他号召广大青年到农村去，帮助农民“脱去愚暗”，毛泽东则更要求广大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无疑，农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挥之不去的一个重要命题，正因为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对时代天生敏感的文学必然也会有诸多的呈现，提到反映农村的乡土文学就不得不提到鲁迅，鲁迅在为《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所写的导言中说：“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来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家。”和李大钊、毛泽东等政治家强调农民问题一样，鲁迅看到的也是中国乡土文学的根基，作家尽管身处大都市，但仍挣脱不掉乡土的脐带，解不开乡土的情结，描述的仍是来自农村土地的人情与世故。鲁迅更是身体力行，创作了《风波》、《故乡》、《阿Q正传》等描述古老乡村文化传统的作品。受其影响，在鲁迅周围聚集了一大批以描写乡土为背景的作家群，他们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流派——乡土文学流派”，留下了《柚子》、《回乡时记》、《父亲的花圈》等传世之作。其后，沈从文给我们展示了梦幻般的湘西世界，赵树理的“乡村启蒙”，而“在五六十年代，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创作，无论是作家人数，还是作品的数量，在小说创作中都居首位。”至八十年代汪曾棋的苏北乡镇风情小说，高晓生的“陈奂生系列”，韩少功、阿城的“文化寻根小说”……等都将笔触指向了农村以寻找东方文化在全球化时代到来之际能与世界进行对话的文化资源。

　　姑且不论这样的文化探索是否具有可行性以及现在的战果和今后可能取得的成就，但是一大批文人学者在励精图治的进行着自己理想状态的文化实践，提及到民间文化资源，范家进就指出“‘民间文化’主要是指中国下层百姓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的、与上层主流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一整套关于天与人、人与人、人与自我及生与死的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我们可以说，在中华民族的数千年的历史流动中，乡村确实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价值理念、审美观、世界观与体系，当然这个体系里面渗透和参和着儒家、道家等诸多不同文化流源的脉络与痕迹，再之，近代以降，现代意义的城市在中国的出现，他们携带着西学东渐之风，商品、民主、女权等观念的输入给生长在乡村的斯民带来的启蒙和思想观念的转变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们很难对民间文化作出精确的价值评判和定型，处于历史中的个体只能从个人的角度和立场出发对民间文化做自己的理解。可以说，蔚为大观的百年中国文学被乡村磁性吸引着，它从未有脱离农村这一深厚的文化根基。

　　余华作为以先锋小说蛮声文坛的作家，其早期的作品多以暴利和残杀为文本特征，揭示人类生存中的某种真实，如《一九八六》、《死亡叙述》等，都用阴郁晦暗的笔调展现了一幅冷酷残绝的世界，但是写作《活着》开始，余华开始对80年代先锋文学的推倒与反叛，对余华的最高评价也是从《活着》开始的，他的小说里“出现了真正了中国人”,他对于国民性的思考和描述，与鲁迅走在同一条道路上。实际上余华在关注国民性的时候显然无法将生存在乡村的中国农民置之不理，其实余华的人生也与农村结下了不解之缘，“1985年，正逢全国文化部门实行民间文学大搜集，搞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于是余华经常被文化馆派到全县各乡村之中，负责搜集整理海盐地方的各种民间故事。这些材料搜集整理好之后，便被油印出来，按体例分门别类，最后集成图书。这项工作虽然颇为辛苦，但也为从小生活在小城镇中的余华提供了广泛接触民间生活及其精神状态的良好机会，使得他在田间地头不停的游走之中，获得了许多乡村生活的第一现场，以及民间传说中大量奇特诡异的文化素材。”，事实上我们在余华的《一个地主的死》、《我没有自己的名字》、《祖先》、《活着》以及《在细雨中呼喊》等文本中都看到了他对于农民的解读，可以说当这位转型后的先锋作家去认真审视与回味这片使文学“赖以生长的土壤”时, 关注脚下的土地之后，他发现了其中的精髓和奥妙，掌握了他们的心态，写出了吾国吾民的文学。

　　如果说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就是一部苦难史，是丝毫不为过的，这个字眼对于国人来说充满着困惑与恐惧，但是和它又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苦难的主题也一直深受作家的关注，世纪之交的文坛有部分作家也热衷于苦难主题的挖掘，但是真正能展现苦难的，笔者以为还是我们的乡村世界，因为对于城市的相对发达的现代化水平，中国相当多的乡村还是停留在落后与愚昧状态中，旧社会的农村更是苦难的集中营，建国以来，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模式，乡村相对于城市来说是疾苦的，它的苦难表现在物质层面，也表现在精神层面。从形而上层面来说，苦难是人人都要经受的，没有人能逃得了，生活的意义在于不断地忍受苦难，这个角度上说，农民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了！

　　"未知生，焉知死”，对生的执著和对死的困惑，自古以来就是哲人们悉心探究的问题。余华一直奉行“零度情感叙述”，他看来，主体对作品的随意侵入是有害的。他力图使作品具备一种客观性，在总体上保持叙述对象的原生面貌。余华小心翼翼地控制自己的想象与情感,尽可能平实地诉说。他冷静地向读者传达的只是画面本身,而不是情绪，因此他更加注意客观而舍弃主观。

　　余华的客观在于，他笔下鲜明有无比善良，也有卑鄙无耻，这些乡民代表着每一时代最下层的普通百姓。他们卑微地忍受苦难、卑微地挤出一点生物性的生存空间。他们的最高和最低目标都是能够“活着”。《在细雨中呼喊》中的小学教师会天才地想办法折磨学生。除了自己的生存之外，小人物活着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繁衍后代，在他们身上还根深蒂固的印记着中国传统的思维和存在模式，古人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他们为了子孙的卑微的奋斗也是为了有一条“根”，绝不是他们伟大到了为人类文明的延续贡献力量，最伟大的也不过是不能“绝后”以免愧对祖宗。因此在这里妇女的命运依旧如几千年来无法改变的宿命一样，她们充当了男人性和繁衍后代的工具。自“五四”运动以来，启蒙一直是先进知识分子为之奋斗的毕生目标，一代学人抱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决绝心态投身于这场启蒙运动中的，倾注了无数的心血。但是我们发现，启蒙仅仅还是局限在一些中心城市，城市与农村处于断裂的状态，当城市里的年轻摩登女子在为自己权益做斗争，在与封建势力做顽强抗争乃至取得一定成果的时候，放眼真正体现中国传统的农村的时候，我们惊诧的发现，传统的农村还是处于原来的生存状态，于是，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启蒙者是为了具体的社会文化目标而采取的行动，必须付出巨大的能量以维持主动进攻的姿态，被启蒙者对这一切全然不顾甚至全然不觉，他们只需按照固有的观念和轨道运动，在一个严密封闭的生活模式和观念模式中以逸待劳甚至是以逸代劳，他们往往连抵抗的能量也不需要付出，只需拒绝只需冷漠只需闭塞就可以稳操胜券。”这是一个知识分子难以面对的尴尬，也是启蒙者面对中国农村无奈的历史悲剧。

　　但是最终的恶果不是在惩罚启蒙的知识分子这个精英群体，启蒙未果最终还是要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自己来承担，他们精心培养的后代又是怎么样的呢？答案是这些“后代”似乎并不尊重祖宗，甚至连饭都不愿给。《在细雨中呼喊》中的父亲在祖父老到只能吃饭的时候便挖空心思让他早死。先是每天指桑骂槐让祖父孙有元胆战心惊不敢吃饭，后来嫌他吃得多夺去他的饭碗，再后来干脆定量，只给一小碗；孙有元将死之际父亲才突然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温柔，并高兴地满村宣传老爹终于要死了。也是这个父亲，在家人未必能塞饱肚子、但还不致挨饿的情况下将剩余的精力去睡一个老寡妇，并将家里的东西渐渐移到寡妇家中，作为“嫖资”。农民一直一代又一代演绎着相同的故事，虽然他们也在这土地上辛勤的耕耘着，但是始终还是无奈的苟延残喘的延续着。“活着”的意义本身固然只是为了活着，但是活着是那么的艰难和困苦，超越苦难的路他们找不到，在《活着》的文本中隐含着两个强烈的对比：其一，福贵由阔少爷变成佃农，后来家境一败再败。恰如其父的那个比喻：徐家是从牛变成了羊，由羊变成鹅，鹅变鸡，最后连鸡都没有了，这是一个从有到无，由富及贫的过程。于福贵个人而言,这前半生和后半生的反差是相当巨大的。其二，福贵身边的亲人朋友一个个相继死去，而独独他仍然活着。对福贵们这些平凡人物而言，人生本来就是如此：没有伟大的人生追求，他们从来就没有逃离过生存的底线；他们虽然没有宗教、信仰等形而上的支撑，却在精神深处有着“对生命的本源性的留恋和执着”。他们一生所要做的不是与命运、苦难进行抗争、喊叫，更不是以死来证明其生的伟大；相反的，他们是无声无息地顺从、忍受，是用“生———活着”来向死亡挑战，并对死亡予以巨大的嘲弄。这死亡和活着的对比恐怕是再强烈不过了吧!最后的选择如文本中的，福贵与一头老牛相依为命，怡然自乐，似乎是一种宁静和平和，但是我透过这表面的背后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对生活的无追求和绝望。福贵就是亿万中国农民中的一位，也可以说是一个时代中国农民的代名词，是几千年来民族文化积淀的活化石，是苦难的标准文本！

　　余华以着自己对中国国民生存状态下的深刻关注与执著探索，给我们再一次展现了传统乡村的农民的生存状态和他们的价值理念。当然从余华的文本中也发现，余华其实对于乡村生活的了解和熟悉程度是有限的，他的生活是琐碎平凡的，他的人生状态也是普通的，余华提到了他的创作“使我不再忠诚所描绘事的形态，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实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的接近了真实”，他对于农村的生活方式和内在精神的了解程度也是有限的，以及他秉承的先锋理念，因此我们看到他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更多是来自对人类整体认识基础上个案处理，但是这也丝毫不影响他作品呈现给我们来自这片养育我们，生长我们土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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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自由的写作——浅谈卡夫卡对余华的影响 CAJ原文下载 PDF原文下载
【作者】 李晓娜.
【刊名】 宜春学院学报 2003年05期 编辑部Email
CJFD收录期刊
【机构】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上海200062.
【关键词】 余华. 卡夫卡. 自由的想象.
【聚类检索】 同类文献 引用文献 被引用文献
【摘要】 从解读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和余华的《第一次出门远行》两篇小说,见证卡夫卡所给予余华的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使得余华的写作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思想层面都有了相当的突破,这就是自由想象和自由写作的意义
【光盘号】 SOCI0312

2 【篇名】 童心的透视——论余华小说的儿童视角叙事策略 CAJ原文下载 PDF原文下载
【作者】 沈杏培. 姜瑜.
【刊名】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04年03期 编辑部Email
CJFD收录期刊
【机构】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苏南京210097 .
【关键词】 儿童视角. 复调诗学. 成人世界. 儿童忧伤.
【聚类检索】 同类文献 引用文献 被引用文献
【摘要】 “儿童视角”是余华小说的一个重要叙事策略。借助于儿童视角,余华对成人世界、乡村记忆和人类生存境遇作了原生态的还原和真实的敞开。从叙事形态上看,成人视角制导下的“儿童世界—成人世界”、“儿童话语—成人话语”形成了儿童视角的“复调诗学”。从价值形态上看,儿童视角不仅有着对成人世界的理性审视、对儿童本体创伤性心理的关怀,而且也内含着作家的深层审美建构。
【光盘号】 SOCI0412S1

3 【篇名】 “冰碴”之下热流涌——论余华小说的精神向度 CAJ原文下载 PDF原文下载
【作者】 洪耀辉.
【刊名】 当代文坛 2005年06期 编辑部Email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来源期刊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期刊
【聚类检索】 同类文献 引用文献 被引用文献
【摘要】 余华作为一位先锋小说的主将,一开始就信奉一种与传统文学迥然相异的叙事理念:“我寻找的是无我的叙述方式”,“尽可能回避直接的表述,让阴沉的天空来展示阳光。”①当余华将上述主张付诸创作实践,不动声色地向读者展示他用“内心”体验到的“真实世界”,即那个充满暴力与苦难的世界时,其小说就呈示出“冰碴子”般的冷峻。但是,如果人们将目光集中到文本内部,加以更深入探究时就会发现,“冰碴”之下有热流,文本冷峻的叙述背后,隐藏着作家的精神向度。一余华自步入文坛的那天起,便怀着对生活常理和社会规范的怀疑与颠覆态度,以极端冷静客观的叙述,呈现了
【光盘号】 HIST0512

认识脚下的土地

——我看余华笔下的乡村世界

文/黄岳峰

在世人的眼中，城市与乡村呈现的是两幅完全不同的画面。喧嚣与恬静、现代与传统、繁华与落后……等都是我们在比较城市与农村区别中常见到的语汇。韦伯对中国的乡村特征也作了“中国城市是没有自治的官员的舞台，而村落则是没有官员的自治聚落”的著名定义。的确，传统和政策等因素造就了当下中国农村与城市的“城乡二元结构”这一截然不同的现实境遇。

中华民族对于现代化的追求已经足足跋涉了一个世纪，现代化的先驱们也从来没有忘记农村，李大钊于1919年2月在《晨报》上发表《青年与农村》一文，特别强调：“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弊病；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的生活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因此他号召广大青年到农村去，帮助农民“脱去愚暗”，毛泽东则更要求广大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无疑，农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挥之不去的一个重要命题，正因为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对时代天生敏感的文学必然也会有诸多的呈现，提到反映农村的乡土文学就不得不提到鲁迅，鲁迅在为《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所写的导言中说：“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来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家。”和李大钊、毛泽东等政治家强调农民问题一样，鲁迅看到的也是中国乡土文学的根基，作家尽管身处大都市，但仍挣脱不掉乡土的脐带，解不开乡土的情结，描述的仍是来自农村土地的人情与世故。鲁迅更是身体力行，创作了《风波》、《故乡》、《阿Q正传》等描述古老乡村文化传统的作品。受其影响，在鲁迅周围聚集了一大批以描写乡土为背景的作家群，他们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流派——乡土文学流派”，留下了《柚子》、《回乡时记》、《父亲的花圈》等传世之作。其后，沈从文给我们展示了梦幻般的湘西世界，赵树理的“乡村启蒙”，而“在五六十年代，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创作，无论是作家人数，还是作品的数量，在小说创作中都居首位。”至八十年代汪曾棋的苏北乡镇风情小说，高晓生的“陈奂生系列”，韩少功、阿城的“文化寻根小说”……等都将笔触指向了农村以寻找东方文化在全球化时代到来之际能与世界进行对话的文化资源。

姑且不论这样的文化探索是否具有可行性以及现在的战果和今后可能取得的成就，但是一大批文人学者在励精图治的进行着自己理想状态的文化实践，提及到民间文化资源，范家进就指出“‘民间文化’主要是指中国下层百姓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的、与上层主流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一整套关于天与人、人与人、人与自我及生与死的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我们可以说，在中华民族的数千年的历史流动中，乡村确实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价值理念、审美观、世界观与体系，当然这个体系里面渗透和参和着儒家、道家等诸多不同文化流源的脉络与痕迹，再之，近代以降，现代意义的城市在中国的出现，他们携带着西学东渐之风，商品、民主、女权等观念的输入给生长在乡村的斯民带来的启蒙和思想观念的转变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们很难对民间文化作出精确的价值评判和定型，处于历史中的个体只能从个人的角度和立场出发对民间文化做自己的理解。可以说，蔚为大观的百年中国文学被乡村磁性吸引着，它从未有脱离农村这一深厚的文化根基。

余华作为以先锋小说蛮声文坛的作家，其早期的作品多以暴利和残杀为文本特征，揭示人类生存中的某种真实，如《一九八六》、《死亡叙述》等，都用阴郁晦暗的笔调展现了一幅冷酷残绝的世界，但是写作《活着》开始，余华开始对80年代先锋文学的推倒与反叛，对余华的最高评价也是从《活着》开始的，他的小说里“出现了真正了中国人”,他对于国民性的思考和描述，与鲁迅走在同一条道路上。实际上余华在关注国民性的时候显然无法将生存在乡村的中国农民置之不理，其实余华的人生也与农村结下了不解之缘，“1985年，正逢全国文化部门实行民间文学大搜集，搞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于是余华经常被文化馆派到全县各乡村之中，负责搜集整理海盐地方的各种民间故事。这些材料搜集整理好之后，便被油印出来，按体例分门别类，最后集成图书。这项工作虽然颇为辛苦，但也为从小生活在小城镇中的余华提供了广泛接触民间生活及其精神状态的良好机会，使得他在田间地头不停的游走之中，获得了许多乡村生活的第一现场，以及民间传说中大量奇特诡异的文化素材。”，事实上我们在余华的《一个地主的死》、《我没有自己的名字》、《祖先》、《活着》以及《在细雨中呼喊》等文本中都看到了他对于农民的解读，可以说当这位转型后的先锋作家去认真审视与回味这片使文学“赖以生长的土壤”时, 关注脚下的土地之后，他发现了其中的精髓和奥妙，掌握了他们的心态，写出了吾国吾民的文学。

如果说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就是一部苦难史，是丝毫不为过的，这个字眼对于国人来说充满着困惑与恐惧，但是和它又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苦难的主题也一直深受作家的关注，世纪之交的文坛有部分作家也热衷于苦难主题的挖掘，但是真正能展现苦难的，笔者以为还是我们的乡村世界，因为对于城市的相对发达的现代化水平，中国相当多的乡村还是停留在落后与愚昧状态中，旧社会的农村更是苦难的集中营，建国以来，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模式，乡村相对于城市来说是疾苦的，它的苦难表现在物质层面，也表现在精神层面。从形而上层面来说，苦难是人人都要经受的，没有人能逃得了，生活的意义在于不断地忍受苦难，这个角度上说，农民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了！

"未知生，焉知死”，对生的执著和对死的困惑，自古以来就是哲人们悉心探究的问题。余华一直奉行“零度情感叙述”，他看来，主体对作品的随意侵入是有害的。他力图使作品具备一种客观性，在总体上保持叙述对象的原生面貌。余华小心翼翼地控制自己的想象与情感,尽可能平实地诉说。他冷静地向读者传达的只是画面本身,而不是情绪，因此他更加注意客观而舍弃主观。

余华的客观在于，他笔下鲜明有无比善良，也有卑鄙无耻，这些乡民代表着每一时代最下层的普通百姓。他们卑微地忍受苦难、卑微地挤出一点生物性的生存空间。他们的最高和最低目标都是能够“活着”。《在细雨中呼喊》中的小学教师会天才地想办法折磨学生。除了自己的生存之外，小人物活着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繁衍后代，在他们身上还根深蒂固的印记着中国传统的思维和存在模式，古人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他们为了子孙的卑微的奋斗也是为了有一条“根”，绝不是他们伟大到了为人类文明的延续贡献力量，最伟大的也不过是不能“绝后”以免愧对祖宗。因此在这里妇女的命运依旧如几千年来无法改变的宿命一样，她们充当了男人性和繁衍后代的工具。自“五四”运动以来，启蒙一直是先进知识分子为之奋斗的毕生目标，一代学人抱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决绝心态投身于这场启蒙运动中的，倾注了无数的心血。但是我们发现，启蒙仅仅还是局限在一些中心城市，城市与农村处于断裂的状态，当城市里的年轻摩登女子在为自己权益做斗争，在与封建势力做顽强抗争乃至取得一定成果的时候，放眼真正体现中国传统的农村的时候，我们惊诧的发现，传统的农村还是处于原来的生存状态，于是，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启蒙者是为了具体的社会文化目标而采取的行动，必须付出巨大的能量以维持主动进攻的姿态，被启蒙者对这一切全然不顾甚至全然不觉，他们只需按照固有的观念和轨道运动，在一个严密封闭的生活模式和观念模式中以逸待劳甚至是以逸代劳，他们往往连抵抗的能量也不需要付出，只需拒绝只需冷漠只需闭塞就可以稳操胜券。”这是一个知识分子难以面对的尴尬，也是启蒙者面对中国农村无奈的历史悲剧。

但是最终的恶果不是在惩罚启蒙的知识分子这个精英群体，启蒙未果最终还是要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自己来承担，他们精心培养的后代又是怎么样的呢？答案是这些“后代”似乎并不尊重祖宗，甚至连饭都不愿给。《在细雨中呼喊》中的父亲在祖父老到只能吃饭的时候便挖空心思让他早死。先是每天指桑骂槐让祖父孙有元胆战心惊不敢吃饭，后来嫌他吃得多夺去他的饭碗，再后来干脆定量，只给一小碗；孙有元将死之际父亲才突然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温柔，并高兴地满村宣传老爹终于要死了。也是这个父亲，在家人未必能塞饱肚子、但还不致挨饿的情况下将剩余的精力去睡一个老寡妇，并将家里的东西渐渐移到寡妇家中，作为“嫖资”。农民一直一代又一代演绎着相同的故事，虽然他们也在这土地上辛勤的耕耘着，但是始终还是无奈的苟延残喘的延续着。“活着”的意义本身固然只是为了活着，但是活着是那么的艰难和困苦，超越苦难的路他们找不到，在《活着》的文本中隐含着两个强烈的对比：其一，福贵由阔少爷变成佃农，后来家境一败再败。恰如其父的那个比喻：徐家是从牛变成了羊，由羊变成鹅，鹅变鸡，最后连鸡都没有了，这是一个从有到无，由富及贫的过程。于福贵个人而言,这前半生和后半生的反差是相当巨大的。其二，福贵身边的亲人朋友一个个相继死去，而独独他仍然活着。对福贵们这些平凡人物而言，人生本来就是如此：没有伟大的人生追求，他们从来就没有逃离过生存的底线；他们虽然没有宗教、信仰等形而上的支撑，却在精神深处有着“对生命的本源性的留恋和执着”。他们一生所要做的不是与命运、苦难进行抗争、喊叫，更不是以死来证明其生的伟大；相反的，他们是无声无息地顺从、忍受，是用“生———活着”来向死亡挑战，并对死亡予以巨大的嘲弄。这死亡和活着的对比恐怕是再强烈不过了吧!最后的选择如文本中的，福贵与一头老牛相依为命，怡然自乐，似乎是一种宁静和平和，但是我透过这表面的背后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对生活的无追求和绝望。福贵就是亿万中国农民中的一位，也可以说是一个时代中国农民的代名词，是几千年来民族文化积淀的活化石，是苦难的标准文本！

余华以着自己对中国国民生存状态下的深刻关注与执著探索，给我们再一次展现了传统乡村的农民的生存状态和他们的价值理念。当然从余华的文本中也发现，余华其实对于乡村生活的了解和熟悉程度是有限的，他的生活是琐碎平凡的，他的人生状态也是普通的，余华提到了他的创作“使我不再忠诚所描绘事的形态，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实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的接近了真实”，他对于农村的生活方式和内在精神的了解程度也是有限的，以及他秉承的先锋理念，因此我们看到他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更多是来自对人类整体认识基础上个案处理，但是这也丝毫不影响他作品呈现给我们来自这片养育我们，生长我们土地的思考！

在影响余华的10部短篇小说里,也有卡夫卡的《在流放地》。余华说:“我之所以选择《在流放地》,是因为卡夫卡这部作品留在叙述上的刻度最为清晰,我所指的是一个作家叙述时产生力量的支点在什么地方……《在流放地》清晰地展示了卡夫卡叙述中伸展出去的枝叶,在对那架杀人机器细致入微的描写里,这位作家表达出了和巴尔扎克同样准确的现实感,这样的现实感也在故事的其他部分不断涌现,正是这些拥有了现实依据的描述,才构成了卡夫卡故事的地基。事实上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如此,只是人们更容易被大厦的荒诞性所吸引,从而忽视了建筑材料的实用性。”[4](P5)
面对卡夫卡等的作品,余华说,“我就像一个胆怯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抓住它们的衣角,模仿着它们的步伐,在时间的长河里缓缓走去,那是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它们将我带走,然后让我独自一人回去。当我回来之后,才知道它们已经永远和我在一起了。”[4](P11)余华在其他地方还多次谈到卡夫卡。1990年,余华在一篇名为《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的文章中写道,“1986年让他兴奋不已”,[5]这一年他读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这篇小说“让我大吃一惊……让我感到作家在面对形式时可以是自由自在的,形式似乎是‘无政府主义’的,作家没有必要依赖一种直接的,既定的观念去理解形式。卡夫卡解放了我。使我三年多时间建立起来的一套写作法则在一夜之间成了一堆破烂。”[5]他认为卡夫卡的出现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奇迹”。[5]卡夫卡那种异常锋利的思维,他那轻而易举直达人类痛处的特征给余华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小说中有这么一段,描写医生查看病人的病情时,发现了患者身体右侧靠近臀部处一个手掌大小的伤口:
玫瑰红色,有许多暗点,深处呈黑色,周边泛浅,如同嫩软的颗粒,不均匀地出现淤血,像露天煤矿一样张开着。这是远看的情况,近看则更为严重。谁会见此而不惊叫呢?在伤口深处,有许多和我小手指一样大小的虫蛹,身体紫红,同时又沾满血污,它们正用白色的小头和无数小腿蠕动着爬向亮处。可怜的小伙子,你已经无可救药。我找到了你硕大的伤口,你身上这朵鲜花(Blume)送你走向死亡。①

余华读罢感到震惊不已。这种冷静客观的对血淋淋事实的描写,尤其是用“鲜花”来形容伤口,使余华大开眼界。他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就是在读了卡夫卡《乡村医生》后写成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卡夫卡完成了余华的成名作。在中篇小说《一九八六年》中,余华笔下中学教师自残的场面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他嘴里大喊一声‘劓!’然后将钢锯放在了鼻子下面,锯齿对准了鼻子。那如手臂一样黑乎乎的嘴唇抖动起来,像是在笑。接着两条手臂有力地摆动了,每摆动一下他都要拼命地喊一声:‘劓!’钢锯开始锯进去,鲜血开始渗出来……他喘了一阵气,又将钢锯举了起来,举到了眼前,对着阳光仔细打量起来。接着伸出长得出奇也已经染红的指甲,去抠嵌在锯齿里的骨屑,那骨屑已被鲜血浸透,在阳光下闪烁着红光。”[6](P151-152)余华在这种充满血腥味的、残酷无情的“死亡叙述”中更是将异常冷漠、绝对超然的叙述笔调和风格推向了极至。
1999年余华又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卡夫卡和K》的文章,专门论述了卡夫卡与《城堡》中的K之间的关系。余华说:“内心的不安和阅读的不知所措困扰着人们,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没有人们已经习惯的文学出路,或者说其他的出路也没有,人们只能留下来,尽管这地方根本不是天堂,而且更像地狱,人们仍然要留下来。”[1](P46)面对卡夫卡的作品,还包括他的书信、日记,余华“留下来”认真研读、细细体会。他说:“卡夫卡一生所经历的不是可怕的孤独,而是一个外来者的尴尬。这是更为深远的孤独,他不仅和这个世界所有的人格格不入,同时他也和自己格格不入。”[1](P39)至于卡夫卡的叙述手法,余华更是推崇备至:“卡夫卡的描述是如此的细致和精确”,“又充满了美感”,“叙述如同深渊的召唤”。论及卡夫卡日记和小说的关系时,余华又说:“卡夫卡的日记很像是一些互相失去了联系的小说片段,而他的小说《城堡》则像是K的漫长到无法结束的日记。”[1](P40)余华以其作家的敏感和深刻,很快就从卡夫卡那里捕捉到了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1.将余华的作品分类,哪些有乡村生活的,好象他的作品中更多的是小城镇生活.
2.了解他的简历,熟悉江浙一带的自然\人文环境和他的成长史.
3.说明乡村生活只是他小说的载体和背景,反映下层生活困难和变迁的媒质.

余华，1960年出生，浙江海盐人，后来随父母迁居海盐县。中学毕业后，因父母为医生关系，余华曾当过牙医，五年后弃医从文，进入县文化馆和嘉兴文联，从此与创作结下不解之缘。余华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中文系合办的研究生班深造。余华在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是中国大陆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并与叶兆言和苏童等人齐名。着有短篇小说集《十八岁出门远行》、《世事如烟》，和长篇小说《活着》、《在细雨中呼喊》及《战栗》。 余华自其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后，便接二连三的以实验性极强的作品，在文坛和读者之间引起颇多的震撼和关注，他亦因此成为中国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 事实上，余华并不算是一名多产作家。他的作品，包括短篇、中篇和长篇加在一起亦不超过80万字。他是以精致见长，作品大多写得真实和艰苦，纯净细密的叙述，打破日常的语言秩序，组织着一个自足的话语系统，并且以此为基点，建构起一个又一个奇异、怪诞、隐密和残忍的独立于外部世界和真实的文本世界及文本真实。余华曾自言：“我觉得我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实。我的这个真实，不是生活里的那种真实。我觉得生活实际上是不真实的，生活是一种真假参半、鱼目混珠的事物。”

余华垃圾，和卡夫卡根本不是一个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