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杨宗纬长镜头:红军长征起止时间及意义 作用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高考问答 时间:2024/04/28 02:03:08

红军主力于1934年10月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
长征的意义:
1 长征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2 保存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精华力量
3 广泛地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长征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扼杀革命的企图,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保存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精华力量
在长征途中宣传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广泛地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1934年--1936年

红军长征1934.10.10--1936年10月

红军长征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长征是在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和反对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在遵义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下取得胜利的。它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红军发展壮大的巨大精神力量,并给了全国人民以巨大的影响。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先后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进行了战略大转移。长征胜利地跨越了12个省、总行程达2.5万里以上。虽然失去了南方原有的根据地,损失了很大一部分力量,但是保存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骨干,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正当抗日战争的烽火即将在全国熊熊燃烧起来的时候,这三支主力红军为担负起中国革命的新任务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神圣职责而在西北会师,这无疑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宣称的那样,“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它预示着中国革命新的局面的开始。长征用铁的事实表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坚强的生命力,她们是国内外任何反动势力所不可战胜的。

红军长征时间和里程
1、红七军团(即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于1934年7月6日,由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出发。
2、红六军团于1934年8月7日,由湘赣革命根据地遂川横石出发。
3、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0月21日,由中央革命根据地雩都出发。
4、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1月16日,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罗山何家冲出发。
5、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3月28日,由川陕革命根据地苍溪出发。
6、红二、六军团(1936年7月初正式称红二方面军)于1935年11月19日,由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桑植刘家坪出发。
人们总是习惯地将“长征”与“二万五千里长征”等同起来,实际上并不确切。
分别对三个方面红军长征路线进行测算,可知:
一、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弼时、肖克、关向应等率领)长征行程为二万余里;
二、红四方面军(由徐向前、张国焘、陈昌浩、叶剑英等率领)长征行程八千多里;
三、红一方面军(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率领)行程才是二万五千里。
因此,“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提法,只适合于红一方面军,不能概括全部红军的长征行程。
《长征日记》
《长征组歌》的作者肖华、还有长征结束后调到晋察冀第四军分区任五团团政委的肖锋,他们都有记日记的习惯,除他们外还有一些干部也都在长征途中记了日记。他们的日记为长征结束后的总结,起到了第一手资料的宝贵作用,而记得最完整最详细的是肖锋的日记。肖锋的日记是记在大小不一颜色不一的一张张碎纸片、纸头上,用针线钉成薄厚不均的一本本。上面的字有铅笔字,也有钢笔字,字迹很少,但内容却一天也不少,所记包括某天某日气候怎样,走到哪里,走了多少路,打了几仗,伤亡多少,消耗多少弹药,缴获多少枪支,经过哪几个村庄。这本弥足珍贵记录了长征途中大部分资料的日记,大约在1939年2月整理抄录完毕。正是有了这些日记才推算出长征里程。于是毛泽东发表讲话时首先提出了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一说。
作用:一 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围剿”红军、扼杀中国革命的企图,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二 红军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克服雪山草地的自然险阻,战胜党内分裂的危机,最后到达陕北不足三万人。但这是经过千锤百炼保存下来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精华。它们构成了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主干。
三 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宣传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广泛的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意义: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大规模的转移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红军经过的省份有二亿多人民。在战斗的间隙,他们每占一个城镇,就召开群众大会,举行戏剧演出,重“惩”富人,解放许多“奴隶”(其中有些参加了红军),宣传“自由、平等、民主”,没收“卖国贼”(官僚、地主、税吏)的财产,把他们的财产分配给穷人。现在有千百万的农民看到了红军,听到了他们讲话,不再感到害怕了。在漫长的艰苦的征途上,有成千上万的人倒下了,可是另外又有成千上万的人——农民、学徒、奴隶、国民党逃兵、工人、一切赤贫如洗的人们——参加进来充实了行列。
不能不承认长征是人民对抗不平等,对抗自然的伟大业绩。长征无疑是一场战略微退。因为红军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其军心士气和政治意志的坚强显然一如往昔。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后来的历史证明,毛泽东主张进军到战略要地西北去,无疑是正确的,他正确的预见到这个地区要对中、日、苏的当前命运起决定性作用。

1934~1936年间,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各苏区向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陕甘苏区)的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敌强我弱,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失败,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同时留下部分红军就地坚持游击战争。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给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10月,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合,并创建了湘鄂川苏区。

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集结陆续出发,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及直属纵队离开江西瑞金就途。10月21日,中央红军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三道封锁线。然而博古、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不利地位。中央军委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经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即第四道封锁线),由于连续苦战,红军锐减。12月中旬,抵达湘黔边时,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使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 制定了红军尔后的战略方针, 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 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遵义会议后,鉴于川敌布防严密,中央红军确定撤离遵义后,在川黔滇边和贵州省内迂回穿插。特别是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创造战机,运动作战,各个歼敌,以少胜多,从而变被动为主动。随后出敌不意,主力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迅即西进,4月下旬以一部在翼侧策应。5月初,抢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接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6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红四方面军原在川陕根据地,为向川甘边发展,1935年 3月28日至 4月28日取得强渡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等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向西转移。5月初,共八万余人开始长征,中旬占领了茂县(今茂汶)、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以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抵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底,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约五千余人,打开了向甘南前进的门户。9月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毛泽东等于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夺取腊子口,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先期结束了长征。11月21~24日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和红军扎根在陕北奠定了基础。

在国民党重兵对鄂豫皖根据地围攻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于1934年11月从河南罗山县开始西移,在鄂豫陕边建立根据地,粉碎国民党军两次“围剿”。次年7月过陇东,9月与陕甘根据地的第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第十五军团。第一、三军团到达后,与之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军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转战湖南、贵州、云南三省,击溃国民党军的拦截,渡过金沙江,经西康、四川,于1936年6月底至甘孜,与张国焘率领的南下受挫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二、六军团合组为二方面军。7月,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在红一方面军接应下,10月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整整两年中,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