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航母结构:驿站在元代叫什么

中国古代道路运输主要用于传递信息和运输物资，通称驿传。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有驿传的国家之一，驿传为中国政治上的统一、促进文化交流和中外往来做出了贡献。中国有组织的官办驿传始于商、周。起初驿传仅限于传递军事文牍，后来由于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举凡运送使客、接待官员、转输军需、运送贡品等等，均属于驿传运输范围。而驿则是驿传制度下形成的固定的建筑，专为驿传服务。在古文献中驿站均称为“驿”，多作为名词。

　　据传说，神农氏时，“日中为市”。从神农、黄帝、尧、舜至禹、汤，处于石器时代，所谓“日中为市”，只是氏族部落之间以物易物的交换。殷周之际，这种形式的交换有所发展，多在秋收之后，牵着牛到外地换回珍异产品。但这时候还没有驿站的形制，可以说是处于酝酿和萌芽的阶段。

　　春秋中叶铁器发明以后，历战国至西汉，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手工业和农业开始分离，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出现了商品和贸易之间的中介阶级，于是出现了专门经营商品运输和交易的商人。

　　西周在道路交通上已有馆舍的设置(注意，这是一个飞跃)，专供过往诸侯、使臣食宿和换乘马匹。春秋战国时，驿传运输逐渐发展起来。《左传》载，成公四年（公元前287年）讲到了“传”，注家多释“传”为“驿”；《周礼》把秋官“行夫”之职，说成是“掌邦国传遽之小事”者。这些都说明春秋战国时期驿传已经制度化了。不仅出现了邮、传、遽等传递方式与名称，而且还设有主管传递信息的机构与官吏。《孟子·公孙丑》中借用孔子的言论：“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大意是：“德政的流行，比设立邮驿传递文书还要快些。”）说明当时的邮驿制度已经相当发达而普遍了。这句话曾被普遍引用。

　　周、秦、汉官府所修建的驿路和驰道，主要用于政治和军事，但也适应了当时商业及运输交通的需要。

　　秦、汉是中国历史上道路运输的大变革时期。秦统一中国后在驿传体制上，以都城咸阳为中心，在全国各地沿驿道设立亭舍，并制定了邮驿法令。秦代有厩置、承传、副车、食厨等有关驿传的法律。汉承秦制，驿传制度进一步完备。当时，用车传送称“传”，用马传送称“驿”，步递称“邮”，三种称呼常通用，也称为“置”。汉代进一步改善了驿传组织，专门从事运输的行业也发展起来。汉武帝时曾试行“均输”、“平准”方法调剂余缺、平衡物价，后来唐、宋王朝也延其法采取“和籴”、“常平”之法通过运输，平抑物价互通有无。汉代驿传制度是在交通要道上隔几十里置一驿(一般为三十里左右)，即供应人夫车马和食宿的交通站。驿有传舍，可供歇宿。各级来往人员及其从者的膳食和驿马的饲料，都有一定的标准。持有官府颁发的符、传，过往的旅客都可在传舍止息。驿与驿之间或不设驿的一般道路上，则由主察奸盗的亭兼管文书传递。十里一亭，五里一邮。亭也可止宿。文书由驿及亭、邮传送，有很具体的规定。例如文书的传递，举凡传递的方向，文书的性质(书檄、诏书等)，封数及其装束，发文者的封泥印章，收文的单位或人员，传受的邮站及其吏卒姓名，邮站收发时刻，规定的里程和时程，传送的方法(如邮行、亭行、吏马行)等，都要做详细记录，即“邮书课”。不按规定失期失程的要依律受罚。紧急文书则由驿骑持赤白囊递送，称“奔命书”。除文书传递、官吏往来外，方士、贤者有诏命征召的，也得乘传；吏民告急上变的，亦可要求借用轺传至京师言事。汉代驿传的交通手段除人力外，主要是传车和驿马。使用时按官职高低、任务轻重和时间缓迫分为不同的等级。四马高足(好马)称“置传”，四马中足称“驰传”，四马下足称“乘传”，一马二马的为“轺传”，急事骑一马称“乘”。在个别情况下，传车马匹可超过规定，最多的达七乘传。使用驿传需持政府颁发的一尺五寸长的木传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依封印的多少定使用车马的等级，从一马一封到置、驰传的五封不等。东汉时为节省费用，则往往但设骑置而无车，由于法律规定驿传只能用于公事，西汉大贵族大官僚也有私置驿传的。

　　驿传效率很高，西汉时，从金城(今甘肃永靖西北)到长安，公文往返只需七天。东汉时，奉天子玺书使者三骑行，一昼夜可达千里。这就大大便利了政令的传达和各地的联系，起了巩固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效能。驿路也是重要的商道，有利于人民的往来和各地经济的交流。随着汉朝势力的向外发展，汉政府把国防设施和交通邮递结合起来，加强了边疆地区驿传的建设。汉武帝通南夷，从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起沿途置邮亭。张骞通西域后，酒泉亭障展筑到玉门，后又延伸到盐泽(今新疆罗布泊)，以后直到东汉，这带地区仍是“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驿传制度不仅加强了内地与边疆的联系，有利于国防，也对汉族与边疆各族以及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自然，为了满足当权者的贪欲，驿传有时也不免成为一种残民的措施。东汉时令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阻险，死者继路，就是例子。

　　隋、唐统一中国以后，全国道路畅通，富商大贾周流天下，道路运输日趋繁荣。隋唐时期，京城长安聚居着许多中外巨商，且多以经营丝绸为业。当时各地所产丝绸通过征调、贡赋及商贸手段集中于长安，远运于西域。在水陆交通要道上广设驿店，发展了前代的驿传运输。唐代全国空前统一，驿传的设置，规模超过前代，制度更加完备。全国共置驿一千六百四十三所，其中陆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一般为三十里置一驿(地势险阻或须就水草处不限)；水驿二百六十所；津渡处置水陆相兼之驿八十六所。驿传的管理，中央由兵部驾部郎中负责，诸道各设馆驿巡官四人以及判官专知其事，诸州由兵曹司兵参军分掌，诸县令兼理。开元中，命御史出使就便校察驿传。后度支郎中第五琦曾充诸道馆驿使，又京兆尹曾兼本府馆驿使。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定监察御史一人兼馆驿使，往来巡察。但后来又有以官充馆驿者。唐中后期，由于给驿频繁，乘驿官员多违制骑乘及索要饮食、馈献，加以经费不足，以致驿夫困苦、驿马死损缺额、馆舍破败现象越来越严重。

　　宋代的驿传制度有过大的改革。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唐末以来的割据局面，为在更大范围内统一邮驿奠定了基础。宋代为适应军事需要，废除了唐代以民为驿夫的制度，实行一整套递铺，特别是急递铺制度。宋代制度每十八里或二十里、二十五里置一铺。递铺有步递、马递、急脚递(又称急递铺)和金字牌急脚递之别，南宋复有斥堠铺和摆铺。各种递铺传送文书种类和日行途程不同。宋代的以“军卒代百姓为递夫制度”，以及官员私书附递制度等，都突破了旧有规定，把传统的邮驿制度向前推进了一步。并置有驿铺，专门传送军事文报。宋代驿道四通八达，郊野都鄙之间，二十里有歇马亭，六十里有馆，水行州县有水驿，需持驿券。驿券由枢密院发给，称“走马头子”或“递马头子”。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一度取消驿券，改用银牌；端拱二年(公元989年)复旧。入递的文书又称递角。除“御前不入铺”文书径由入内内侍省发递外，其余文书的收发均需经过进奏院。进奏院元丰改制后隶门下后省，其任务迄为“掌受诏敕及诸司符牒、辨其州府军监以颁下之，并受天下章奏、案牍、状牒以奏御、分授诸司”。交付急脚马递铺的文书均需当官实封、不题事目，只排字号并题写遣发官司和期限日时，用印以蜡固护，装入筒内。筒有皮筒、竹筒和纸筒三种。登记递角入铺时刻和件数的簿历分大历和小历，大历是存于各铺的底簿，小历由铺兵随身携带，交接时由下铺批注回铺时刻。除官府文书外，雍熙二年(公元985年)还规定允许私书附递，从而使私书附递成为有宋一代的定制和宋代驿传制度的显著特点。北宋苏轼在《太白山下早行至横渠镇书崇寿院壁》诗中写道：马上续残梦，不知朝日升。乱山横翠嶂，落月澹孤灯。奔走烦邮吏，安闲愧老憎。再游应眷眷，聊亦记吾曾。（大意是：我骑在马上继续做没完的梦，不知不觉看到早晨的太阳升起来了。只见那纵横交错的群山布满了翠绿的屏嶂，到了晚上月亮落下去象一盏澹淡的孤灯。来往奔走麻烦了主管驿站传递书信的邮吏（奔走烦邮吏），安闲自在的老憎却感到惭愧。我何时才能再来游览崇寿院呢？真是恋恋不舍啊，那我就暂且写一首诗于这墙壁上，记下我曾游此地吧。）邮吏给苏轼递送的书信大约就属私函。宋末英雄文天祥(注意：是“英雄”而不是“民族英雄”)还写过诗作《金陵驿》。

　　辽、夏、金政权参照唐宋制度，于主要交通干线设置驿铺，以资传递。在北宋与辽、夏，南宋与金对峙的相当长时间内互相间都设置榷场，进行贸易，尤以茶马互市为多，交往十分频繁。通过道路运输互通有无，促进了各民族间的融合和经济文化的交流。辽有军国重事(如抽发兵马)，遣使传旨，用镀金银牌，长一尺，上刻契丹字，文为“宜速”及“敕走马牌”，由皇帝亲授与使者带在项上驰驿，并手札给驿马若干匹，驿马缺则取他马代，最快一昼夜行七百里，其次五百里。银牌使者所至，如皇帝亲临，需索物品、更易驿马，无敢违抗。使回纳还银牌，也由皇帝亲受，付牌印郎君收掌。又有长牌，亦银质镀金，由南内司收掌，遣使赴诸道取索物色及进奉宋朝物品用之；木牌，用于遣使往女真、鞑靼各部取要物色和抽发兵马，均带在腰间左边走马驰驿。据考证，位于现在内蒙古宁城县的辽中京的城市布局中即有驿馆形制。金太宗天会二年(公元1124年)，始自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至南京(今北京)每五十里置一驿，又令置驿于上京至春州、泰州。后诸路并置，给驿用牌符。

　　元代疆域辽阔，驿传运输发达。元代时的驿站，蒙古语叫站赤(jamuci)，“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汉文的“站”，藏文的jam或vjam均系蒙古语jam的音译(汉文典籍中初音译为“蘸”)，即汉语的“驿”之义。故而驿传在元代汉文文献中，也称驿站，由此产生了“驿站”的称呼。元代邮驿可上溯到蒙古国创始人成吉思汗时期。在世祖忽必烈之前，察合台汗已修好由山丹州起，经过河西走廊、畏兀儿境直到他的驻幕地阿力麻里附近之虎牙思的驿道。大规模的邮驿设置则开始于忽必烈时期。公元1264年忽必烈迁都燕京（今北京），公元1271年设燕京为大都，建国号为元。同时，在耶律楚材的主政下，颁布《站赤条划》，并以此为依据，统一蒙古站赤及汉地邮驿制度；适应统治中心的转移，规划以大都为中心的邮驿系统；建立以驿站为主体的马递网路和以急递铺为主体的步递网路。从而形成规模庞大、称雄一时的元代邮驿，沟通了中央和地方及地方间的联系。驿传站点星罗棋布，朝令夕至。元代驿站除了迎送使臣、提供食宿与交通工具外，平时也兼于运送贡品、行李等少量货物，战时还承担军需给养的运输任务。驿站系统于交通枢纽处还设有车站，专门运输金银、宝物、贡品等贵重急需的物资。驿传运输参照宋制，除以马匹递送为主体的驿站网外，还有一套以步递为主体的急递铺网，专门传送官方文书。

　　明代的驿传制度在京城设会同馆，地方则有水马驿、递运所、急递铺三套机构，各司其事。明弘治年间驿马符验永乐初设会同馆于北京。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定为南、北二馆，北馆六所，在北京；南馆三所，在南京。水马驿设于京都以外交通要道，专门递送旅客，飞报军情；递运所是专门运送军需物资和贡品的运输系统；急递铺沿袭元制。但至明代后期，由于官吏玩忽职守，紧急公文改派专差，经由驿站递送，急递铺逐渐失去作用。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明代还出现了民信局，这是中国民用邮政的开始。官方乘驿需凭符验，传送文书亦须盖有印信，以防作伪。这种印信为加盖骑缝半印，以凭板勘对合，故称“勘合”。右图为明弘治年间驿马符验。

　　进入清代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驿传运输日益活跃，分类也更加专业化。清代的驿传组织有驿、站、塘、台、所、铺等名称，内地各省设置的称“驿”，军报所称“站”，关外的驿称“台”、“塘”、“卡伦”等，运输官物的称“所”，专递公文的称“铺”。清代的驿站屡屡因为战争及边防形势的需要而有所增减，尤其是在中央直接管辖的疆域急剧扩大时，如征服蒙古各部以及西南各省的改土归流等。清代张穆写有《蒙古游牧记》，内中详记蒙古地区驿乘兴废之事。从财政上来看，平均算下来清代每年约需300万两白银用于驿传。

　　清代自雍正帝始，在乾清门外设军机处，以方便皇帝得到准确而及时的信息。军机处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这其中的公文递送方式即是“廷寄”。廷寄的程式，由于受命者的官职不同而有所区别：凡军机大臣行经略大将军、钦差大臣、将军、参赞大臣、都统、副都统、办事领队大臣、总督、巡抚、学政、督办军务大员等，用“军机大臣字寄”字样；凡军机大臣行盐政、关差、藩、臬及各省提镇等，用“军机大臣传谕”；其中尤为机要之件，则书“军机大臣密寄”。寄信首页要开列军机大臣原官职衔，具姓不具名。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后，改为只写“军机大臣字寄”，不列具体官员。皇帝向军机大臣指示机宜后，军机大臣承旨撰拟清折进呈，称为“述旨”，经皇帝修改阅定后，再由军机处密封发出。封函书“办理军机处封寄某处某官开拆”或“传谕某处某官开拆”，并根据事情的缓急，于封函注明驿递日行里数，或三、四、五、六百里不等。信函封口及年月日处，都加盖办理军机处印，然后交兵部捷报处递往。廷寄谕旨递到以后，只许受命者本人拆阅，不许别人代拆。受命大臣领旨以后，须将接到廷寄的时间、承旨寄信者衔名、谕旨的内容以及如何办理的情况，一一向皇帝复奏明白，以杜滥冒传旨。属于内务府系统的官员，则由总管内务府大臣署衔寄发，款式与军机处廷寄相同。廷寄谕旨较明发上谕易于保密，且传递迅速，所以成为清代皇帝传旨施政的得力工具。清代驿传制度较前代分工更细，组织更为严密，延误、丢失驿报的处罚也是严厉的，晚清著名思想家魏源就曾因延误驿报而遭革职。

　　清末，由于帝国主义入侵，沿海商业城市发展，近代铁路的兴建和汽车的输入，驿传的作用日渐削弱。咸丰年间，冯桂芬（公元1809—1874年，字林一，又字景亭，苏州吴县人，道光二十年中庚子科一甲二名进士）力陈驿站积弊，建议裁减，效西法设邮政局。咸丰、同治以后，随着轮船、铁路、电讯、邮政相继发展，驿站逐渐变得无足轻重。至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始特立邮传部以掌轮、路、电、邮，在此前后，各地驿站相继裁去。

　　至1913年1月，北洋政府以中央命令的形式将驿站全部裁撤，无可奈何花落去，至此绵延三千年的中国驿站史终于划上了句号。但中国境内个别地区仍有驿站存在，并继续行使着其职能。譬如康、藏。

　　提到驿传制度，就不能忽略其交通工具——驿马。林则徐还满怀豪情写过一篇诗作《驿马行》。驿马的地位历来仅次于军马。因古代陆上交通主要靠驿站，而无论驿骑或驿车都离不开马。汉、唐邮驿非常发达，唐代每30里置一驿站，每站备马8～75匹不等。居延汉简中，关于记录驿马的文书有驿马名籍、驿马阅具簿等。元代靠驿运联系各汗国，《马可波罗游记》称每驿站有马20～400匹,全国共有驿马30万匹。牛在某些朝代，也偶尔用于缺马的地区或无需急行的驿运。某些地区只能使用牛作为交通工具，某些地区只能使用骆驼作为交通工具，这都是个例。

　　管理驿马的机构：隋唐在陇右设牧监，除太仆寺统管全国牧政外，又设驾部主管驿马，汇集官私马牛杂畜的簿籍，以凭考课，马政组织至此大备。宋代除仍有太仆寺和驾部外，又设群牧使。政府还设茶马寺，以茶叶等向西部少数民族换取马匹。王安石创行官马民养的保马法，但不久废止，以后改行民牧制度。辽、金、元马政组织基本仿效唐宋制度，以养马于塞外为主，并大肆搜刮民马。明初在全国南北各地推行马政，在陕甘和辽东设养马场，在农区厉行官督民牧，由太仆寺、苑马寺及行太仆寺分掌其事，统于兵部。后因草场日减、官吏乱职而未见成效。清代全盛期抑制内地民间养马，养马业日益衰落，只在察哈尔等地设若干马厂，政府设太仆寺、上驷院，分管口外马厂。清末军制改革,把持续2000余年的马政机构合并成军牧司，但上驷院仍保留到清代覆亡。民国成立后，先在陆军部设立军马司。1936年南京政府军政部军牧科扩编成马政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养马业由政府农业部门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也一度成立马政局，设机构分别主持军民马区的繁殖改良工作。

　　另外，驿站人员早已有职业服装，但我还没来得及考证其详情。

　　以上略述了中国驿传制度的历史沿革，至于在这些驿站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和著名战役更是数不胜数。其中最重要的场所可说是开封城外的陈桥驿、河北怀来的土木驿(堡)、陕西兴平的马嵬驿，个中详情我不作叙述，以免铺陈太过，诸君自酌。至于在驿站内任过职的英雄们，恐怕更少有人知道，我只提两个顶尖人物——明末农民运动领袖李自成、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领导人苏赫巴托尔(Дамдины Сухэ-Батор)。不过他们当初在驿站任职时只是最底层的驿卒而已，在那时苦难的环境中，没有任何人能料到他们会有朝一日做一国之君。还有一位名声极大的明代思想家王守仁(阳明先生)，曾被贬谪贵州作过4年驿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