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客信条起源 升级:阿Q是个点样的人？？

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鲁迅最著名的作品，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评论得最多的一部小说。在国外，它被翻译成许多种文字出版；在国内，一代一代的读者都欢迎它，阿Q的名字家喻户晓，几乎无人不知。它为什么能获得这样大的成功？
　　首先当然是阿Q这个人物。鲁迅曾经说过，在写《阿Q正传》以前，阿Q的形象已经在他心中酝酿了好多年了。他所以从事文学，就是要唤醒昏睡的大众，因此，向读者描画出我们“沉默的国人的魂灵”，以此来促使人们反省自身，扫除愚昧的麻木，就自然会成为他的夙愿。在《阿Q正传》之前鲁迅写下的一些作品，在某种意义上都像是在给《阿Q正传》作准备。譬如《药》，就是用一种极为尖锐的方式，揭露了农村中一般民众的麻木相，而这正是《阿Q正传》中未庄和县城里居民的普遍特征。至于《风波》中的那位赵七爷，更活脱脱就是一个未庄里的赵太爷。所以，阿Q这个人物是和鲁迅笔下的其他农民形象，譬如《风波》里的七斤和《故乡》中的闰土，都有很大的不同，它不是产生于那种想要描绘某个具体人物的冲动，也不是作者为了制造某种氛围而虚设出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可以说，它其实是鲁迅对病态国民性的全部感受的结晶，鲁迅是要用它来显示“愚民的专制”的真相，在鲁迅心目中，阿Q正是无数麻木愚昧的中国人的代表。
　　阿Q非常穷，穷得只剩一条裤，甚至连姓名都没有。但是，他的可悲却主要还不在物质生活条件的被剥夺，而在于他精神生活的被扭曲。他被压在未庄生活的最底层，什么人都能欺负他，可他却并不在乎，常常好像还很得意——这里的关键，是他有一种独特的精神胜利法，分明挨了别人的打，他却想：这是儿子打老子；分明是别人借乱抢走了他赌赢的钱，他却在愤怒之中抡起巴掌打自己一个耳光，仿佛是在打别人一样。就是受了再厉害的欺凌，他都能依靠类似这样的方法转败为胜，最后就莫名其妙地高兴起来。这都是精神胜利法，阿Q身上最重要的精神特征。
　　仔细分析起来，阿Q这精神胜利法是包含了好几个因素的。首先是懦弱，受了欺压，不敢真刀真枪地反抗；其次是恼恨，虽然不敢反抗，但受欺压产生的恼恨却依然存在，必须要用某种方法加以排遣；再就是自欺，因为不敢向外界报复，就只有作自我辟解，而这辟解的唯一办法，就是对现实闭上眼睛，用想象的胜利来安慰自己；最后是健忘，如果不健忘，自欺的效力就不能维持，只有借着自欺迅速忘却恼恨的直接原因，心境才能恢复平和，阿Q也才能重新高兴起来。这就可以看出，贯穿阿Q这精神胜利法的全过程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奴性，一种遭受压迫之后不敢反抗，甚至不敢正视这压迫的奴性。在阿Q的恼恨中，本来是包孕着反抗的萌芽的，但这萌芽要长大，却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恼恨必须进一步发展成为憎恨和报复的冲动。可现在阿Q却把这恼恨改变成为自我欺骗的动力，这就泯灭了反抗的可能。所以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被压迫者身上最不可救药的一种精神病态。
　　在阿Q身上，除这精神胜利法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愚昧的表现。譬如他对女人的那种带有浓厚传统色彩的蔑视，譬如他那种到更弱者身上去发泄恼恨的劣习，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却去调戏小尼姑，等等。如果说小说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集中刻画，已经证明了鲁迅是要借阿Q来刻画国人的灵魂，那么阿Q身上的其他这些形形色色的精神病态，就更进一步证明，鲁迅的确是完成了他的创作意图，把阿Q写成了整个民族精神病态的典型。他的精神状态具有非常大的代表性，中国历史上遗传下来的种种奴隶意识，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半殖民地化而产生的许多畸形心理，都在阿Q身上得到了生动而又透彻的表现。难怪《阿Q正传》一出版，社会上就有不少人惴惴不安，以为鲁迅是在专门讽刺他。这种强烈的反应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小说成功的原因。正因为鲁迅把我们国人的病态灵魂如此深刻地勾勒了出来，只要这病态尚未根除，《阿Q正传》就仍然能强有力地震撼读者。

阿Q是怎样一个典型形象呢？鲁迅先生自己曾说，阿Q具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寄〈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6卷《且介亭杂文》）鲁迅先生曾经竭力摸索，总想画出那被压在大石下，默默地生长，萎黄，枯死的草——“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见《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7卷《集外集》）然而，这一“沉默的国民的魂灵”究竟是什么？阿Q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典型？对于这个问题，却始终说法不一。有人说阿Q“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人类的普通弱点的一种”；也有人说阿Q是觉醒的农民、农村流氓无产者；或说不是农民，是城市流氓雇工；也有人说阿Q是破落地主阶级等等。

众说纷纭，不一而足。总之，人们在尽力捕捉阿Q这一形象的典型性，即它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但是鲁迅先生的本意所要表现的主旨，除去阿Q“质朴”的一面之外，恐怕表现他的愚蠢、游手之徒的狡猾的一面的成分居多，这同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对于阿Q典型性的论述恰好相合。毛主席说：“《阿Q正传》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

总之，阿Q是贫苦农民，属于革命阶级，但他却承受着从封建社会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长期的阶级压迫、民族压迫所强加给劳动人民的各种精神枷锁。因此，他的性格是复杂的，矛盾的，多元化的，被扭曲的。在他身上，凝聚着劳动人民与非劳动人民的性格和品质，交织着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意识，表现出本质与非本质的矛盾和统一，体现了二、三十年代落后的中国国民的灵魂。这就是鲁迅先生依了自己的觉察，所写出的在他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见《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一句话，阿Q形象，是作者笔下中国国民性的综合写照。阿Q是不朽的典型，阿Q性格，是中国国民的一面镜子。如今，阿Q生活的时代虽然已经一去不再复返，但阿Q形象表现出的国民弱点，至今仍有普遍意义。

本文的问题在拙文《阿Q为什么是农民》（载《读书》2001年第 1期）中其实已经有所隐含：即由于阿Q形象被强烈地文化意图化，他身上所可能具有的真正的农民本质必然会有所丧失，从而影响到他作为农民形象的真切性和典型性。

事实也正是如此。虽然我们不能说在中国农村中完全找不到像阿Q这样的农民，但毫无疑问，作为农民形象，他不是典型而真切的。首先，从他的外在生存情况来看，他居无定所（甚至“不能说是未庄人”），以不规则的打短工生活为业，又是孤身一人，完全没有亲属和朋友。这种情况，与一直依土而居、特别强调血缘和亲族关系的典型中国农民生活，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其次，阿Q的外貌、住所行止以及所从事工作，在作品中，都表现得相当简略而抽象，他的惰与猾的基本精神气质，更非典型的中国农民性格。与之相应，作品没有提供出人物生活的细致切实的乡村生活图景（这一点，《阿Q正传》远逊于作者的另两部作品《风波》和《故乡》）。阿Q所生活的条在，虽然名为乡村社会，但其中并无具体的乡村劳作和生活场面表现……凡此种种，都表现出阿Q形象的非农民性，显示出这一形写的塑造基础是其文化定位而非其真实的自我——换句话表示，阿Q与其说是个真实典型的农民形象，还不如说更是某种文化理念的代表着。

对于阿Q形象性的不足，作者鲁迅也许早就有所体会，他之所以再三地为阿Q作说明、加衣帽，或许正是因为他感觉到自己地小说没能将形象表现得很充分，缺乏充足得自信心，才不得不借助其他方式予以补充——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鲁迅对自己的其他作品很少有类似的举措。

应该说，一个文学形象的成熟与否是很普通的事，对于作者鲁迅来说，也许他最为熟悉和擅长的是他本身所在的知识分子领域，他对乡村的关切情感和所思考的深度，要远胜于他对于乡村生活的熟悉程度，所以，他在乡村生活描写和人物形象塑造上表现得不够真切典型，是不足奇怪的。然而令人感慨的是，他所塑造的阿Q这个不充分的农民形象，近一个世纪以来却一直被当作中国农民最成功和最具经典性的典型来理解，得到众人一致的认可和歌赞（只是 50年代，文学家冯文炳指出过《阿 Q正传》和阿 Q的非农民性。尽管他的批评是建立在对于《阿Q正传》的褒扬基础上的，但依然迅遭到封杀），而且，它还影响和造就了中国新文学一个悠久的传统，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近亲形象体系。

这其中的原由是复杂的。作为作者来说，除了他对于农民生活的不够熟悉之外，更主要的，是他创作的初衷并不在于成功地塑造某一个农民形象，不是要为人们提供一个真实的乡村世界，而是想“画出国人的魂灵”。与鲁迅的创作思想一样，知识分子在对作品的解读中，所希望找到的，也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农民形象，不是具体细致的农民生活场景，而是一个需要启蒙的、代表着“国人的魂灵”的人物和地域，一个能借以体现出知识分子启蒙指导者地位和价值的被启蒙者。可以说，阿Q形象的被典型和经典化，与鲁迅将它定位为农民一样，都是知识分子将自我启蒙转移为他者启蒙的文化表现和精神结果。

还有一个原因也产生了作用，那就是中国新文学的批评传统——它虽属文学内部事物，但实质上与启蒙文化传统同属一体。中国新文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附属物产生，也一直以文化批判为最高目的。这决定了它的文学批评也一直不是以文学本身，而是以文化为主要标准（后来是政治。而从文化到政治标准的转换，正体现了这种非自我主体批评的脆弱，也体现了匮乏自我独立的知识分子精神的脆弱）。作为文学作品的最主要功能和价值体现。

正是在作者和阅读者相契合的文化心态的合作下，在以文化为主导的文学批评标准的观照下，阿Q形象才会有如此的塑造，也才会有如此的典型化理解——在这里，作者所赋予阿Q身上的文化性格——国民性，掩盖和忽略了其农民本质的不足和形象的非真切性，于是，阿Q形象就显得如此的典型而完美。

这种“典型”的完成是要付出巨大的艺术美的代价的。作为作品本身来说，作者以文化观念主导人物的思想和行为，显然伤害了形象和作品的艺术价值。事实上，《阿Q正传》所真正具有的文学意义，并不是在于作者所预设的阿Q农民形象和他所代表的“国民性”上，而在于其表现出的更普泛的人类生存困境思索上（阿Q被压迫和愚弄的困境是对于人类弱者遭遇和性格弱点的夸张性写照）。作品对乡村生活和人物形象表现得不够真切，人物形象过强的先导文化色彩，严重损害了作品思想意义的真切表达，影响了作者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感染力。

作品的解读也是一样。应该说，作品的解读史，其实也是对于作品的经典性进行不断强化的历史。文化记忆的强力书写，持续反复的文化暗示和思想教导，使作品的文学缺失被进一步忽略，文化意义被进一步突现。可以说，对《阿Q正传》和阿Q形象的阅读历史，典型地反映了20世纪中国文学被文化和政治异化的根本特征。同时，文化先导的阅读和批评方式，也决定了对作品的解读中必然会存在着各种有意无意的误读，这些误读为预设的文化批评服务，却进一步损伤了作品的文学性。

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阿Q被判死刑后画圈事件的解读，其实完全是一种文化意留下的有意误读。阿 Q为圈画得是否圆而忧虑其实是建立在他对自己的生存处境无知的前提之上的，他在画圈的时候并不知道画圈的行为是他对自我被杀害的认可，在这个前提上，他才会有闲心考虑圈画得圆与不圆的问题。设若他知道事情的真相，他的表现绝对不会如此的“阿Q化”。对于这一简单的事实真相，我们的阅读者往往有意无意地予以忽略，乐于以之作为阿Q精神不觉醒的典型事例来看待。事实上，这样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乐人们对阿Q命运更深刻的认识——他的死亡和他的生存一样，是始终处在社会的压制和蒙蔽之下的。这种理解，在客观上影响了阿Q行象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也损害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在阿Q形象经典化标准的影响下，鲁迅以降的中国新文学史，遍布着阿Q式的农民形象（与之相媲美的是政治化的农民）和未庄式的乡村图景。外在的政治和文化拯救需求，构成作家们对农民乡村描写的基础。期待着这种拯救的孱弱者，和迎合着这种拯救反抗者，构成着中国新文学农民形象塑造的基本原型。而真正的具体的农民形象和真实的农民生活，却完全被作家们所忽略和淡漠，农民的自我文化个性被彻底遮蔽和掩盖。可以这样认定，20世的中国乡村文学史，基本上是对农民进行文化批判和政治拯救的历史，而非真实农民生活的表现史。

这一影响是如此之深远，使即使偶尔出现对农民形象和命运的真实表现者，也往往摆脱不了这种影响，习惯于从政治上或文化上给形象定位。典型的如80年代的高晓声，这位曾在乡村度过了二十几年的“右派”生涯的“农民作家”，与乡村生活有着深切的感受和情感维系。正是在这一感受和情感的驱使下，他在刚刚平反回城后写下真实反映农民疾苦的小说《李顺大造屋》和《“漏斗户”主》，真切地塑造了被压在社会最底层、受尽政治愚弄和压榨的农民李顺大和陈奂生形象。但是，他的这种创作却没有得到很好地继续，甚至在同一篇作品的创作谈中就已经开始对人物进行“阿Q式”的处理，强给农民主人公根本不可能担负也不应该担负的文化重负：“当我探究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浩劫时，我不禁想起像李顺大这样的人是否也应该对这一段历史负一点责任。”（高晓声《〈李顺大造屋〉始末》，《雨花》1980年第1期。）在此后的创作中，他更完全改弦易辙，自觉以《陈奂生上城》等作品重新回归，承继“阿Q”形象塑造的衣钵。由此可见，阿Q形象的传统确实是深入了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塑造阿Q式的农民形象已经成为许多作家不知不觉的心理定式。

当然，这一影响绝对不仅仅是在文学领域。在文学之外的思想文化中，阿Q 形象经典化的不断强化和反复书写，其实是在不断增强和掩盖着知识分子们的虚弱，使他们尽管一方面在承担着思想不断退化、精神不断萎缩（由启蒙到被启蒙的错位）的事实，另一方面却还要扮演着虚假的救世主角色，以虚弱的精神对他人进行启蒙。阿Q形象的经典化和书写历史，事实上，成为了许多知识分子忘记自我真实生存状况和远离对自我精神重建的掩饰面具，它折射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扭曲的事实真相——或者说，他们其实更承担着阿Q的精神历史。

所以，如果说以农民身份的阿Q为国民性的代表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上的缺陷，那么，不是农民（至少不是典型的农民）的阿Q被作为农民代表列于中国文学史神坛之上受人膜拜，则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也是中国文学的悲哀。

写于1921年的小说《阿Q正传》，是鲁迅改造民族灵魂的典范之作。鲁迅说过，他写《阿Q正传》，“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伪自由书·再谈保留》），是想“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站在今天的角度，来审视主人公阿Q这一形象，我们不难发现，阿Q实际上是一个旧时代中国农民的魂灵。
作品中的阿Q是一个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贫苦农民。在旧中国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阿Q贫无立锥之地，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没有固定职业，只能靠打短工为生，“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甚至失掉了自己的姓。当他有一次喝罢两杯黄酒，说自己原是赵太爷本家的时候，赵太爷便差地保把他叫了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不许他姓赵。他终于被剥掉最后一件布衫，连恋爱的权利也没有；在与赵太爷、假洋鬼子，甚至王胡、小D的冲突中，他永远都处于失败者的地位。他的现实处境是如此悲惨之至，但他在精神上却“常处优胜”，阿Q对自己的失败命运和奴隶地位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和粉饰态度。小说的两章“优胜记略”，集中地描绘了阿Q这种性格上的“精神胜利法”：他常常夸耀过去：“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其实他连自己姓什么也有点茫然；又常常悬揣将来：“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其实他连老婆都还没有；或者“忘却”：刚刚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蒙受了“生平第二件的屈辱”，“拍拍的响了之后”，“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就忘却一切而且“有些高兴了”；或者向更弱者（例如小尼姑之类）泄愤，在转嫁屈辱中得到满足；或者自轻自贱，甘居落后与被奴役：“我是虫豸——还不放么？”在这些都失灵之后，就自欺欺人，说一声“儿子打老子”就“心满意足的得胜了”，在自我幻觉中变现实真实的失败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是什么东西！”甚至“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也就心平气和，天下太平。“精神胜利法”使阿Q虽受尽剥削和欺凌却不能够正视自己被压迫的悲惨的地位。

作品突出地描绘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同时又表现了他的性格里其他许多复杂的因素。阿Q的性格是充满着矛盾的。一方面，他是一个被剥削的劳动很好的农民，质朴、愚蠢，长期以来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毒害，保持着一些合乎“圣经贤传”的思想，也没改变小生产者狭隘守旧的特点：他维护“男女大防”，认为革命便是造反；很鄙薄城里人，因为他们把“长凳”叫做“条凳”，在煎鱼上加切细的葱丝；凡是不合于未庄生活习惯的，在他看来都是“异端”。另一方面，阿Q又是一个失掉了土地的破产农民，到处游荡，被迫作为小偷，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并不佩服赵太爷，钱太爷，敢于对假洋鬼子采取“怒目主义”；还觉得未庄的乡下人可笑，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没有见过杀头。阿Q性格的某些特征是中国一般封建农村里普通农民所没有的。既瞧不起城里人，又瞧不起乡下人；从自尊自大到自轻自贱，又从自轻自贱到自尊自大，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典型环境里的典型性格。出现在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一方面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后近代中国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为阿Q本身的具体经历所决定，鲁迅从雇农阿Q的生活道路和个性特点出发按照自己艺术创造上的习惯——“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遵循主体的需要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在思想熔铸的时候，又突出了人物复杂性格的某一点，使其具有鲜明的精神特征，从而成功塑造了一个旧时代中国农民的魂灵。

在小说中阿Q的精神胜利法明显打上了近代社会急剧破产，不能掌握自己命运、又找不到出路的不觉悟的农村流浪雇农的阶级烙印。小说对未庄典型环境的描写，深刻地揭示出阿Q精神胜利法与支配着整个社会的封建传统思想、封建等级制度的联系，与小生产者的落后、闭塞、保守、软弱地位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阿Q是一个落后农民的典型。另一方面，阿Q的精神胜利法又是历史上“两次奴于异族”，在近代帝国主义侵略面前接连失败的中华古国屈辱地位的产物，是一种丧失民族自尊心、自信力，安于并掩饰民族落后与被奴役命运的民族精神状态，即鲁迅所说的“国民性弱点”。鲁迅从他对中华民族历史、现状长期深刻的研究中，发现了阿Q精神胜利法是中华民族觉醒与振兴的最严重的思想阻力之一，他的《阿Q正传》正是对于我们民族最伟大的自我批判，并从这实事求是的清醒批判中寻求中华民族振兴的希望。《阿Q正传》的主旨及历史价值正在于此。从这个角度看，毫无疑问，阿Q是中华民族中具有精神胜利法弱点的这一类人的典型，写出了“一个旧时代中国农民的魂灵”，具有十分广泛的历史概括性。

阿Q是怎样一个典型形象呢？鲁迅先生自己曾说，阿Q具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寄〈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6卷《且介亭杂文》）鲁迅先生曾经竭力摸索，总想画出那被压在大石下，默默地生长，萎黄，枯死的草——“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见《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7卷《集外集》）然而，这一“沉默的国民的魂灵”究竟是什么？阿Q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典型？对于这个问题，却始终说法不一。有人说阿Q“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人类的普通弱点的一种”；也有人说阿Q是觉醒的农民、农村流氓无产者；或说不是农民，是城市流氓雇工；也有人说阿Q是破落地主阶级等等。

众说纷纭，不一而足。总之，人们在尽力捕捉阿Q这一形象的典型性，即它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但是鲁迅先生的本意所要表现的主旨，除去阿Q“质朴”的一面之外，恐怕表现他的愚蠢、游手之徒的狡猾的一面的成分居多，这同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对于阿Q典型性的论述恰好相合。毛主席说：“《阿Q正传》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

总之，阿Q是贫苦农民，属于革命阶级，但他却承受着从封建社会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长期的阶级压迫、民族压迫所强加给劳动人民的各种精神枷锁。因此，他的性格是复杂的，矛盾的，多元化的，被扭曲的。在他身上，凝聚着劳动人民与非劳动人民的性格和品质，交织着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意识，表现出本质与非本质的矛盾和统一，体现了二、三十年代落后的中国国民的灵魂。这就是鲁迅先生依了自己的觉察，所写出的在他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见《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一句话，阿Q形象，是作者笔下中国国民性的综合写照。阿Q是不朽的典型，阿Q性格，是中国国民的一面镜子。如今，阿Q生活的时代虽然已经一去不再复返，但阿Q形象表现出的国民弱点，至今仍有普遍意义。

阿Q这个人，对于在不同时代的和身处不同情况的人，应该有不同的看法。现在我们常常说发扬“阿Q的精神”，我们也常说阿Q是一个傻子，是一个甘愿承受别人的压迫的无产阶级。在阿Q时代“阿Q精神”是一种亡国精神，而在现代又有很多人把这种精神作为一种依托。阿Q被骂过，被褒奖过，当然也被被同情过。总之我眼中的阿Q是一个多重化的人，我对他不能肯定的以某一种观点评判。

可怜的人，普通的人，无大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