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杀复活红字:文学急！急！急！

楚辞 :楚辞渊源于中国江淮流域楚地的歌谣。它受着《诗经》的某些影响，但同它有直接血缘关系的，还是在南方土生土长的歌谣。

先秦诸子散文 :先秦诸子散文诸子百家是先秦至汉初各个学派的总称，诸子即指各家的代表人物，亦指他们的代表作；百家即指各学派。

魏晋玄学 :魏晋玄学,以名理、玄论、旷达三系分。大抵由汉魏到锺会一段,以「名理」称之;

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被誉为“诗母” 《古诗十九首》是汉末一批无名诗人所创作的抒情短诗

格律诗（近体诗）: 格律诗是在字数、韵脚、声调、对仗各方面都有许多讲究的诗。它规定诗有定句，句有定字，字讲平仄，严格压韵.

乐府: “乐府”原是古代掌管音乐的官署。后来又专指汉代的乐府诗。汉惠帝时，有乐府令一官，可能当时已设有乐府。

《文心雕龙》:是刘勰（约465—约532）字彦和，东莞莒（今山东莒县）人，世居京口．所写《文心雕龙》的文学思想是传统观念与时代思潮的集合

唐传奇:唐代传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小说文体，是在六朝志怪小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楚辞 :楚辞渊源于中国江淮流域楚地的歌谣。它受着《诗经》的某些影响，但同它有直接血缘关系的，还是在南方土生土长的歌谣。

先秦诸子散文 :先秦诸子散文诸子百家是先秦至汉初各个学派的总称，诸子即指各家的代表人物，亦指他们的代表作；百家即指各学派。

魏晋玄学 :魏晋玄学,以名理、玄论、旷达三系分。大抵由汉魏到锺会一段,以「名理」称之;

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被誉为“诗母” 《古诗十九首》是汉末一批无名诗人所创作的抒情短诗

格律诗（近体诗）: 格律诗是在字数、韵脚、声调、对仗各方面都有许多讲究的诗。它规定诗有定句，句有定字，字讲平仄，严格压韵.

乐府: “乐府”原是古代掌管音乐的官署。后来又专指汉代的乐府诗。汉惠帝时，有乐府令一官，可能当时已设有乐府。

《文心雕龙》:是刘勰（约465—约532）字彦和，东莞莒（今山东莒县）人，世居京口．所写《文心雕龙》的文学思想是传统观念与时代思潮的集合

唐传奇:唐代传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小说文体，是在六朝志怪小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楚辞
战国时期兴起于楚国的一种诗歌样式。"楚辞"的名称,最早见于西汉前期。汉人有时简称它为"辞",或连称为"辞赋"。又由于楚辞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屈原的《离骚》，所以后人也有以"骚"来指称楚辞的。如萧统《文选》中的"骚"类、刘勰《《文心雕龙》》中的《辨骚》篇，就是对整个楚辞而言。从汉代开始，"楚辞"又成为屈原等人作品的总集名。
楚辞渊源于中国江淮流域楚地的歌谣。它受着《诗经》的某些影响，但同它有直接血缘关系的，还是在南方土生土长的歌谣。楚地早有歌谣，据刘向《说苑》记载，约公元前 6世纪有《越人歌》和《楚人歌》。《论语》载孔子曾听到《接舆歌》，《孟子》中也有《孺子歌》等等。可是这些楚地歌谣仅一鳞半爪地存于历史记载中，只是到了战国中期，屈原等人的一系列作品出现于楚国文坛之后，楚辞才形成一代文学样式。
楚辞的主要作者是屈原。他创作出了《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不朽作品。在屈原的影响下，楚国又产生了一些楚辞作者。据《史记》记载，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现存的《楚辞》总集中，主要是屈原及宋玉的作品；唐勒和景差的作品大都未能流传下来。
秦兴，楚辞未有发展。汉初，楚的文学艺术得到复苏。这大概同汉皇室及大臣多楚人有直接关系。汉高祖刘邦就是楚人，他所作的《大风歌》等就是楚声，他的宠姬戚夫人会楚舞，他亲自为她唱楚歌。西汉前期几个皇帝都曾"征天下能为楚辞者"。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屈原作品受到重视，另一方面通晓楚辞的人也受到宠幸，如《史记·酷吏列传》载朱买臣"以楚辞与（庄）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此外不少人活跃在朝廷和诸侯王国内，以楚辞体从事创作。今存王逸《楚辞章句》中，还保存了西汉人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庄忌、王褒、刘向等人的作品。他们虽然大多只是从形式上模拟屈原的作品。有的甚至"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者"（朱熹《楚辞辩证》），但由此可以窥知当时楚辞受重视的程度。
楚辞的特征，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中概括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见《宋文鉴》卷九十二)。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除此而外，《楚辞》中屈、宋作品所涉及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风俗习尚以及所使用的艺术手段、浓郁的抒情风格，无不带有鲜明的楚文化色彩。这是楚辞的基本特征。它们是与中原文化交相辉映的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楚辞约于西汉前期已成为屈、宋等人作品的总称。《史记》、《汉书》在记述西汉事时，或者以《春秋》与"楚辞"对举，或者把"六艺"与"楚辞"并列，都表明此点。西汉末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刘向领校中秘书，整理屈、宋诸作品，始编定《楚辞》。虽然东汉末郑玄、晋代郭璞等在注释其他典籍场合，引述屈原作品有时还以"离骚"来代称楚辞，但作为总集名称的《楚辞》，已流传于世。至于《楚辞》这一总集的篇目、卷数,王逸《楚辞章句叙》里曾提到:"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四库全书总目》则说："初，刘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宋玉《九辩》、《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及刘向所作《九叹》,共为《楚辞》16卷,是为总集之祖。逸又益以己作《九思》与班固二'叙'，为17卷，而各为之注。"刘向编定的《楚辞》16卷久已亡佚。只有王逸的17卷本《楚辞章句》流传至今，可以略见《楚辞》原本的大概。
第一个为楚辞作品作传的，是汉武帝时的淮南王刘安。他在建元二年（公元前 139）受武帝之命作《离骚传》，此书失传已久，只在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离骚序》里还有片断征引。自刘安以后，为楚辞作注的人渐多。如班固、贾逵、马融等，但这些注都没有流传下来。
安帝元初初年，王逸作《楚辞章句》。这就是现存最古的《楚辞》注本。以后，历代学者又对《楚辞》作了大量研究，产生了许多专著。
《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诗》、《骚》并称，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源头。特别是《楚辞》中的屈原作品，以其深邃的思想、浓郁的情感、丰富的想象、瑰丽的文辞，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它的比兴寄托手法，不仅运用在遣词造句上，且能开拓到篇章构思方面，为后人提供了创作的楷模。而它对其后的赋体、骈文、五七言诗的形成，又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诚如刘勰所说："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汤炳正）

2.先秦诸子散文
诸子百家是先秦至汉初各个学派的总称，诸子即指各家的代表人物，亦指他们的代表作；百家即指各学派。《汉书·艺文志》作者根据刘歆的《七略》一书，把儒家经典列入〈六艺略〉中，在〈诸子略〉中，又把先秦至汉初各学派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同时，还著录各家著作，「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

小说家
先秦九流十家之一，乃采集民间传说议论，借以考察民情风俗。《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

杂家
战国末期的综合学派。因「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汉书．艺文志》及颜师古注)而得名。秦相吕不韦聚集门客编着的《吕氏春秋》，是一部典型的杂家著作集。

农家
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注重农业生产而得名。此派出自上古管理农业生产的官吏。他们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应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孟子．滕文公上》记有许行其人，「为神农之言」，提出贤者应「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表现了农家的社会政治理想。此派对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也注意记录和总结。《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被认为是研究先秦农家的重要资料。

纵横家
中国战国时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列为诸子百家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等。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苏秦力主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拒秦，张仪则力破合纵，连横六国分别事秦，纵横家由此得名。他们的活动对于战国时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战国策》对其活动有大量记载。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纵横家曾有著作「十六家百七篇」。

名家
名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从事论辩名（名称、概念）实（事实、实在）为主要学术活动而被后人称为名家。当时人则称为「辩者」、「察士」或「刑（形）名家」。代表人物为惠施和公孙龙。

阴阳家
阴阳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这一学派，当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代表人物为战国时齐人邹衍。阴阳学说认为阴阳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正反两种对立和转化的力量，可用以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五行学说认为万物皆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原素组成，其间有相生和相胜(葜)两大定律，可用以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邹衍综合二者，根据五行相生相胜说，把五行的属性释为「五德」，创「五德终始说」，并以之作为历代王朝兴废的规律，为新兴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论根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此派著作二十一种，已全部散佚。成于战国后期的《礼记·月令》，有人说是阴阳家的作品。《管子》中有些篇亦属阴阳家之作，《吕氏春秋·应同》、《淮南子·齐俗训》、《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保留一些阴阳家的材料。

法家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汉书·艺文志》著录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书》和《韩非子》。

墨家
墨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创始人为墨翟。这一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墨家有严密的组织，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相传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励志。其徒属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领袖称「巨（钜）子」。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墨翟死后，分裂为三派。至战国后期，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

道家
道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又称「道德家」。这一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

儒家
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的一个学术派别。同时，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
诸子散文包括：
1、士的兴起与诸子百家。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与士这一阶层的兴起有密切关系，由社会各个阶层转化而来的士，成为此期活跃于政坛及思想界、教育界的风云人物，其中“九流十家”，有完整的思想体系，成为诸子百家的代表。
2、兵家与早期道家的格言体散文。《孙子兵法》谋篇布局的特点；《孙子兵法》的语言特色；《老子》的思想；《老子》的格言式散文。
3、语录体散文集《论语》。孔子的思想；《论语》精粹的语言艺术；《论语》对人物性格及语态的描写。
4、对话式论辩体散文《孟子》和《庄子》。《孟子》的思想；《孟子》的论辩特点；《孟子》的语言艺术；《孟子》的寓言艺术；《庄子》的思想；《庄子》散文的浪漫主义特点；《庄子》的寓言艺术。
5、论说体散文《荀子》与《韩非子》。《荀子》说理文的艺术；《韩非子》的寓言艺术。

3.魏晋玄学
魏晋时期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的理论形态就是魏晋玄学。魏晋玄学的形成和老庄思想有明显的关系，东晋以后又吸取了佛学的成分，步入新的 阶段。这是一种思辨的哲学，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纯哲学的思考。 它和两汉的神学目的论、谶纬宿命论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魏晋玄学提供了 一种新的解释经籍的方法，对于打破汉代繁琐经学的统治也起了积极的作用。从 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是中国思想史的一大转折。
玄学有几个重要的论题：崇有与贵无、名教与自然、言意之辨、形神之辨、 名理之辨。对文学和艺术有直接影响的是崇尚自然的一派、言不尽意的一派和得 意忘言的一派。
“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其所谓 “自然”，不是近代所谓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自然界，而是一种状态，即非人 为的、本来如此的、天然而然的。玄学家郭象在《庄子注》中对老庄的自然之义 有进一步的发挥。老庄认为有一个先天地万物而生的道，郭象则认为连这样一个 道也不存在，之所以有万物，万物之所以如此，并不是由道产生的，也不是道使 然的，是它们自然地如此。而“我”也是自己而然的，不取决于任何什么，也不 依赖于任何什么，因而完全独立。只要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无所待，无所使， 自然而然，就可以进入自由自如的境界。“真”，也不见于《论语》和《孟子》， 是道家特有的哲学范畴。老子把“真”视为道的精髓、修身的极致。《庄子》对 “真”有一个界定：“真者，精诚之至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 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 禄禄而受变于俗，故不足。”（《渔父》）这就是说：“真”是一种至淳至诚的 精神境界，这境界是受之于天的，性分之内的，自然而然的。圣人不过是谨慎地 守住这个精神境界，不受外物的干扰而已。不受礼教约束的、没有世俗伪饰的、 保持其天性的人，就是“真人”。这样看来，“真”和“自然”有相通的地方， 它们不仅属于抽象理念的范畴，又属于道德的范畴。玄学中崇尚自然的思想，其 影响所及就是进一步确立了以“自然”与“真”为上的审美理想。“自然”和 “真”，在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虽然还未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体 现着这种美的陶渊明的出现，以及嵇康、阮籍、锺嵘、刘勰、萧统等人关于“自 然”和“真”的论述，却对此后整个中国文学产生了极极深远的影响。嵇康和阮 籍本身就是玄学家；陶渊明不仅是诗人也是哲人，他的思想和玄学有很深的关系。 陶渊明的作品是魏晋玄学渗入文学之中所结出的硕果。后人极力推崇陶渊明，并 把他的自然和真视为文学的极致，证明了玄学对文学产生的积极影响。
言意之辩讨论的内容是言辞和意旨之间的关系，其中言不尽意论和得意忘言 论对文学创作和文学鉴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以荀粲为代表的言不尽意论，认为 言可达意，但不能尽意，指出了言意之间的联系和差别，以及言辞在表达意旨时 的局限。以王弼为代表的得意忘言论，认为象的功用是存意，言的功用是明象， 只要得到象就不必拘守原来用以明象的言，只要得到意就不必拘守原来用以存意 的象。如果不忘象就不能真正得到意，不忘言就不能真正得到象。要想真正得到 意必须忘象，要想真正得到象必须忘言。言不尽意论对创作论有所启发，得意忘 言论对鉴赏论有所启发。语言是人类伟大的创造，然而它同人类丰富的感情、心 理相比，同大千世界相比，又是苍白无力的。文学创作欲求达意，最好的方法是： 既诉诸言内，又寄诸言外，充分运用语言的启发性和暗示性，以唤起读者的联想， 让他们自己去体味那字句之外隽永深长的情思和意趣，以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 效果。陆机在《文赋》中已经注意到文学创作中的言意关系：“恒患意不称物， 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此后，陶渊明《饮酒》其五说：“山气日 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说： “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 意在咫尺而思隔山河。”“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至 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其微矣乎！” 锺嵘在《诗品》中每以滋味论诗，他说：“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心动，是诗之 至也。”滋味，固可求诸言内，更须求诸言外。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个道理对诗 人和读者都很重要。中国诗歌的艺术精髓说到底就在于此。而这正是受了魏晋玄 学的启发而得到的。

4.《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被誉为“诗母”. 是汉末一批无名诗人所创作的抒情短诗，《古诗镜》中评价其是：谓之 风余，谓之诗母。其内容主要是反映汉末社会动乱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它继承了《诗经》以 来现实主义的传统，在表现手法上，吸取了汉乐府民歌的营养。
古诗十九首侧重抒情，以情融事； 其次在结构上，乐府民歌一般以事情自身的发展顺序为线索，古诗十九首中的作品多按感情 的起伏节奏为主线；语言方面，后世评论乐府民歌是：质而不鄙，浅而能深，近而能远。论 古诗十九首是：随语成韵，随韵成趣。誉之为“秀才说家常话”。在意境方面，乐府民歌可 以说是其境深厚，古诗十九首则可说是其境旷远。
《古诗十九首》兼有风余和诗母这两个特点，说明它在古典诗歌从前古到中古的重大转换中，处于枢纽地位（以汉末建安年间为分界）。前古时期的诗歌，从审美角度来看，无论 是《诗经》、《楚辞》或是汉乐府，都是作者心声的自然表达，从文学作品来讲，可以说作 不自觉的文学作品。唐诗僧皎然在其《诗式》中称之为：天予真性，发言自高。

5.格律诗
我国古代的诗歌，是没有平仄、对仗、声韵等严格的格律的。 到了南北朝时期，诗歌创作逐渐向格律化方向发展。到了唐朝，诗的格律才完全成熟而定型。因为这种受平仄、对仗、声韵等严格约束的诗体是新近形成的，所以唐朝人称之为“近体诗”，而把是没有平仄、对仗、声韵等严格的格律的诗体。称之为“古体诗”，“近体诗”称之为“格律诗”，经宋、元、明、清沿用至今。
“近体诗”，前人概括为四句话：“限字限句有定数，平仄相间要协调；对仗恰当要工整，用韵韵部要统一”。
古体和近体在句法、用韵、平仄上都有区别：
句法：古体每句字数不定，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乃至杂言（句子参差不齐）都有，每首的句数也不定，少则两句，多则几十、几百句。近体只有五言、七言两种，律诗规定为八句，绝句规定为四句，多于八句的为排律，也叫长律。
用韵：古体每首可用一个韵，也可以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韵，允许换韵；近体每首只能用一个韵，即使是长达数十句的排律也不能换韵。古体可以在偶数句
押韵，也可以奇数句偶数句都押韵。近体只在偶数句押韵，除了第一句可押可不押（以平声收尾则押韵，以仄声收尾则不押韵。五言多不押，七言多押），其余的奇数句都不能押韵；古体可用平声韵，也可用仄声韵；近体一般只用平声韵。
平仄：古、近体最大的区别，是古体不讲平仄，而近体讲究平仄。唐以后， 古体也有讲究平仄，不过未成规律，可以不管。

6.乐府
“乐府”的含义是在变化的。最早它指汉代的音乐机关，后来将收集的民歌也叫“乐府”，再后来，文人模仿汉代民歌的诗也称为乐府，这就是所谓新乐府或类乐府了，此时它已与音乐无关了。

乐府诗
中国古代乐府官署中配乐演唱的诗 歌。包括民歌和文人创作两大类。后人多用以代称入乐的民歌。两汉乐府诗体裁以五言为主，兼有七言和杂言。句式灵活自由，语言自然流畅，通俗易懂，琅琅上口，生活气息比较浓厚。乐府诗主要保存在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并按音乐性质的不同，被分为郊庙歌辞、燕射歌辞、相和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杂曲歌辞、清商曲辞等12类。两汉乐府民歌又称汉乐府，多收入相和歌辞、鼓吹曲辞和杂曲歌辞中，风格活泼自然；南朝乐府民歌多收入清商曲辞、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中，风格清新宛转；北朝乐府民歌多收入梁鼓角横吹曲中，风格质朴刚健。这部分诗，与《诗经》中的国风性质相同，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最具有人民性，是乐府诗的精华。文人创作多为民歌的仿制品，难与民歌相媲美。宋元以后，乐府诗的外延进一步扩大，词、曲因配乐演唱的缘故，也被雅称为乐府。

7.《文心雕龙》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南朝梁刘勰著。成书于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501～502）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文学理论专著。全书共10卷，50篇，分上下两编，各25篇。

内容全书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4个部分。总论含上编的《原道》至《辨骚》5篇，明确提出了其文学批评的根本原则，是全书的“文之枢纽”。其中《原道》、《征圣》、《宗经》3篇是理解全书的钥匙。文体论含上编的《明诗》至《书记》20篇。其中前10篇是论有韵之文，后10篇是叙无韵之笔。讨论的文体约35种。对各体又按“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就其源流演变，及其不同特征等分别进行了论述。创作论含下编的《神思》至《总术》19篇，剖情析采，论述了文学创作的基本方法。其中《神思》篇论艺术构思；《体性》篇论作家的风格；《情采》篇论述了作品的文质关系。其详密深刻，远远超过前人。批评鉴赏论含下编的《时序》至《程器》5篇。其中《知音》篇论述了批评鉴赏的方法和态度；《才略》篇从不同角度品评了历代作家的才能与贡献；《程器》篇论述了作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最后一篇《序志》，叙述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态度和原则。

主导思想

刘勰继承并发挥了儒家的文学思想，把原道、徵圣、宗经作为理论核心，贯穿全书的始终。认为儒家经典是一切文体的本源，如赋、颂、赞等都源于《诗经》；并从儒家经典的风格特色出发，提出关于文学批评的根本原则：“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每一则又都指出了合乎经与不合乎经的两个方面，来作为他品评文章优劣的重要标准。从而给他的理论蒙上了一层经学色彩。

贡献与影响

《文心雕龙》的创作目的是反对当时文风的“浮诡”、“讹滥”，纠正过去文论的狭隘偏颇。它在文学批评史上的突出贡献是：

①初步建立了文学史的观念。他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他在《时序》篇中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并在《时序》、《通变》、《才略》诸篇里，从上古至两晋结合历代政治风尚的变化和时代特点来探索文学盛衰的原因，品评作家作品。比如他说建安文学“梗概而多气”的风貌，是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而形成；东晋玄言诗泛滥，是由于当时“贵玄”的社会风尚所决定。注意到了社会政治对文学发展的决定影响。不仅如此，他还注意到了文学演变的继承关系。并由此出发，反对当时“竞今疏古”的不良倾向。这些都是十分可贵的。

②分析论述了文学创作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关系，主张文质并重。在《风骨》篇里，他主张“风情骨峻”；在《情采》篇里，他强调情文并茂。但在二者之间，他更强调“风”、“情”的重要，他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坚决反对片面追求形式的倾向。

③从创作的各个环节上总结了经验，提出了应该避免的失败教训。他指出，在创作上，作家“神与物游”的重要，强调了情与景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他还指出，不同风格是由于作家先天的才情、气质与后天的学识、习染存在着差异的结果。针对当时“近附而远疏”、“驰骛新作”的风气，他提出了继承文学传统的必要，论述了文学创作中“新”、“故”的关系。此外，他对创作中诸如韵律、对偶、用典、比兴、夸张等手法的运用，也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④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在《知音》篇里，他批评了“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各执一隅之解”的不良风尚，要求批评家“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六观”的批评方法：一观位体，看其内容与风格是否一致；二观置辞，看其文辞在表达情理上是否确切；三观通变，看其有否继承与变化；四观奇正，看其布局是否严谨妥当；五观事义，看其用典是否贴切；六观宫商，看其音韵声律是否完美。这在当时是最为全面和公允的品评标准。

《文心雕龙》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的发展史上具有巨大的奠基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是一份十分宝贵的遗产，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理论工作者越来越多的注意和重视。在中国，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注释、翻译著述颇多。现存版本有影元至正本、《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本，另有今人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等。

8.唐代传奇
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小说文体，是在六朝志怪小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唐传奇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初唐时期，作品数量少，仅存“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游仙窟”三篇，2，盛唐至中唐时期，这是传奇的鼎盛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作家和作品，如“离魂记”“柳毅传”“李娃传”“霍小玉传”“南柯太守传”“莺莺传”“长恨歌传”等大批佳篇，3，晚唐时期，这是传奇走向衰落的时期，数量虽多，但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都远逊于前期，只有反映豪士侠客生活的作品较有特色，如袁郊的”红线传”“聂隐娘”“虬髯客传”等。现存唐传奇大部分收录在“太平广记”里，另外“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全唐文”等书里也保存了一些。鲁迅辑录“唐宋传奇集”是一个较好的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