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别墅的材料:伤痕文学具体指的是什么？

1977年，刘心武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拉开了人们回顾苦难的序幕。

对文革苦难的揭露真正成为一种潮流，则是以1978年8月卢新华发表的短篇小说《伤痕》为标志。

价值：
1.伤痕文学是对文革的整体否定。
2.人们在伤痕文学中发现了久违的悲剧精神。
3.伤痕文学开始注重对普通人的刻画，从而摆脱了十七年和文革中文学只能反映“工、农、兵”甚至只能以“英雄人物”为创作中心的教条规定。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文学创作，被冠以“伤痕文学”而总其成。这些作品所讲述的悲情故事，触及了被长时间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所摧残的人间亲情，唤醒了已经厌倦了紧张的斗争的中国人内心感情中久遭压抑的一面，成为此时关于思想解放和艺术民主的第一次文学尝试。

伤痕文学是新时期出现的第一个全新的文学思潮。社会主义新时期是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历史起点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打着毛泽东旗号对当代中国人民的一场公开迫害。这种对灵魂的摧残尤其容易造成惨痛的心灵创伤。但这只有在挣脱了精神枷锁、真正思想解放之后，人们才能意识到这“伤痕”有多重、多深。这是伤痕文学喷发的历史根源。

新时期伊始，中国人民在政治上解放了，但由于两个“凡是”未 被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依然流行，所以文学理论与创造仍受到严重束缚，以致出现“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奇特现象。随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当代中国才真正出现转机，文学才走上康庄大道。这种社会情势正是伤痕文学出现的时代背景。

新时期文学首先必须面对的是文化大革命，所以伤痕文学自然而然地以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时期作为了重要内容。当时的文学作品或以悲欢离合的故事，或以鲜血淋淋的场景，对长达十年的大动乱对中国人民造成的精神创伤予以了“字字血、声声泪”的强烈控诉，对肆虐横行的极左路线予以了强烈的谴责。这便是伤痕文学的核心思想内涵。

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伤痕文学并非只有其思想上特点，其实也有其独特的美学特征。在艺术上，由于感情的觉醒比思想的觉醒总是来得更迅速、更灵敏，所以当时感情的渲泄比思想的表达更明显，而且由于这种悲痛的情感的流淌而使之出现明显的“伤痕”格调。同时，既曰“伤痕文学”，这势必也使之出现一种悲剧性的美学风格。文学理论、文学史界过去多只关注伤痕文学的思想内涵，忽视其美学特点、价值和意义，这是有失偏颇的。故对这一方面的研究应该加强。

伤痕文学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悲剧高潮。在思想上，它对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艺术上，它第一次给当代文坛带来悲剧意识。这一意识可以说是新时期文学的“原色”之一，其整个文学时期的悲凉格调也由此而出。这便是伤痕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所在。

1977年，刘心武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拉开了人们回顾苦难的序幕。

对文革苦难的揭露真正成为一种潮流，则是以1978年8月卢新华发表的短篇小说《伤痕》为标志。

价值：
1.伤痕文学是对文革的整体否定。
2.人们在伤痕文学中发现了久违的悲剧精神。
3.伤痕文学开始注重对普通人的刻画，从而摆脱了十七年和文革中文学只能反映“工、农、兵”甚至只能以“英雄人物”为创作中心的教条规定。
回答者：sharron0829 - 秀才 三级 6-15 13:04

伤痕文学是新时期出现的第一个全新的文学思潮。社会主义新时期是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历史起点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打着毛泽东旗号对当代中国人民的一场公开迫害。这种对灵魂的摧残尤其容易造成惨痛的心灵创伤。但这只有在挣脱了精神枷锁、真正思想解放之后，人们才能意识到这“伤痕”有多重、多深。这是伤痕文学喷发的历史根源。

新时期伊始，中国人民在政治上解放了，但由于两个“凡是”未 被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依然流行，所以文学理论与创造仍受到严重束缚，以致出现“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奇特现象。随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当代中国才真正出现转机，文学才走上康庄大道。这种社会情势正是伤痕文学出现的时代背景。

新时期文学首先必须面对的是文化大革命，所以伤痕文学自然而然地以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时期作为了重要内容。当时的文学作品或以悲欢离合的故事，或以鲜血淋淋的场景，对长达十年的大动乱对中国人民造成的精神创伤予以了“字字血、声声泪”的强烈控诉，对肆虐横行的极左路线予以了强烈的谴责。这便是伤痕文学的核心思想内涵。

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伤痕文学并非只有其思想上特点，其实也有其独特的美学特征。在艺术上，由于感情的觉醒比思想的觉醒总是来得更迅速、更灵敏，所以当时感情的渲泄比思想的表达更明显，而且由于这种悲痛的情感的流淌而使之出现明显的“伤痕”格调。同时，既曰“伤痕文学”，这势必也使之出现一种悲剧性的美学风格。文学理论、文学史界过去多只关注伤痕文学的思想内涵，忽视其美学特点、价值和意义，这是有失偏颇的。故对这一方面的研究应该加强。

伤痕文学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悲剧高潮。在思想上，它对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艺术上，它第一次给当代文坛带来悲剧意识。这一意识可以说是新时期文学的“原色”之一，其整个文学时期的悲凉格调也由此而出。这便是伤痕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所在。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文学创作，当时文学界曾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等概念来指称。这些概念被广泛接受和使用。它们的出现，既表现了当代批评家热衷于文学潮流的类型概括的“传统”，也反映了当时创作的实际状况。因而在用来描述这一时期的创作上相当有效。当然，对文学潮流的这种描述，又同时参与了对文学走向与秩序的制约。“伤痕文学”等概念所指称的创作，主要是小说，尤其是中、短篇小说，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它们也与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等概念等同。
“伤痕文学”最初是批评性的、带有贬斥含义的称谓。这些作品的感伤的、悲剧性的情感基调，揭露性的取材趋向，被一些批评家看作是五六十年代“暴露文学”、“写阴暗面”等在80年代的重演。因此，围绕《伤痕》等作品，在1978年夏到次年秋天发生了热烈的争论。评价上的分歧，集中在如何看待这些作品的意识形态含义，和如何估量它们的社会功用上——问题提出，仍延续中国左翼文学批评的特定方式。持否定态度者认为，它们对“伤痕”的暴露太多，“情调低沉”，“影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斗志”；它们是“向后看”的、“用阴暗的心理看待人民的伟大事业”的“缺德”文艺(注：对这些小说持否定意见的代表性文章有《向前看啊!文艺》(黄安思，1979年4月15日《广州日报》)，和《“歌德”与“缺德”》(李剑，1979年第6期《河北文艺》)。后一篇文章写道，我们“坚持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的文艺，应该“歌德”。因为“现代中国人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无衣无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仗行凶，夜不怕黑布蒙面的大汉轻轻扣门。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地，艳阳高照，当今世界如此美好的社会主义为何不可‘歌’其‘德’?”文章并说那些“怀着阶级的偏见对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攻击的人”，“只应到历史垃圾堆上的修正主义大师们的腐尸中充当虫蛆”。)。辩护者同样从“接受”的角度，却认为它们可以发挥“使人警醒起来、感奋起来”的社会功能(注：冯牧《对于文学创作的一个回顾和展望》，《文艺报》1980年第1期。)。不久，伤痕文学概念的贬斥含义便逐渐消褪。这一争论，是40年代初(延安)和五六十年代有关“歌颂”和“暴露”，有关“写真实”等争论的延续。由于社会和文学状况发生的变化，对问题的严重性的估计和争论的势头已明显削弱：这一长期争论不休的“严重”问题，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史”中，开始“边缘化”；虽然在以后，坚持认为这一问题具有严重性质的论者，还会一再将它提出。
“伤痕文学(小说)”的概念产生不久，又有了“反思文学(小说)”的提法出现。这两个概念的出现略有先后，各自指称的作品，大体上也可以按时间加以排列。但是，在特征上两者的界限并非十分清晰，有的作品，也很难明确它们的归属。即使那些具有鲜明的类属特征的作品，也并不一律按时间的先后呈现。这些复杂的情况表明，它们只是对这一时期创作的一种大致的描述。对它们之间的关系的一种说法是，伤痕文学是反思文学的源头，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深化。(注：何西来《历史行程的回顾与反思》，《当代文艺思潮》(兰州)1982年第2期。)反思小说在“问题”的提出方式上，有明显的变化。这类小说的主题动机和结构，表现了作家这样的认识：“文革”并非突发事件，其思想动机、行动方式、心理基础，已存在于“当代”历史之中，与中国当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与民族文化、心理的“封建主义”的积习相关。对于“文革”的性质，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及“责任”，作家以对现代化国家的热切追求出发，来表达他们的相当一致的思考。在这方面，同时出现的“改革文学(小说)”也有着相同的思想基点。前者揭露、思考“文革”对现代化(尤其是人的现代化)的阻滞和压抑，后者则面对“文革”的“伤痕”和“废墟”，呼唤、表现在城市和乡村的改革。蒋子龙在这个时期，显然是特别关注这一题材的作家(注：蒋子龙(1941-)在1976年，就以改革题材的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而知名。在“文革”后的这段时间，他发表的表现工厂、城市改革的小说，还有《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拜年》、《赤橙黄绿青蓝紫》、《锅碗瓢盆交响曲》、《开拓者》等。)。发表于1979年的短篇《乔厂长上任记》，被看作是开“改革文学”的风气之作。另外一些被列举为“改革小说”的作品，还有《沉重的翅膀》(张洁)、《龙种》(张贤亮)、《花园街五号》(李国文)等。有的批评家，还把《人生》(路遥)、《鲁班的子孙》(王润滋)、《老人仓》(矫健)，以及贾平凹、张炜的一些小说，也归入这一类型。“改革文学”或“改革题材小说”既切合对于创作贴紧现实，与社会生活同步的要求，又能平衡对于“伤痕”揭发在创作上的比重，因而受到指导创作的部门的重视、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