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女配清月弄影:和谐社会主义理论指什么？为什么说和谐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理论中国化的新发展

为什么说和谐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理论中国化的新发展

　　和谐社会

　　民主法治 公平正义 诚信友爱 充满活力 安定有序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社会实践的重大理论成果，标志着我们党执政理念的重要升华，也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重大认识创新。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于社会主义的最为基础的理论创新价值，就是实现了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者的成功衔接。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上最大的创新之处，就在于不仅从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实现了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在衔接。之所以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主要基于两大历史法宝：一是我们党从来都主张并且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二是我们党从来都是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论者。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一种科学理论，又是一种科学实践；既是一种崇高理想，又是一个历史过程；既是一个远大目标，又是一个具体任务。我们就是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状态中积极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客观地存在着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条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共产党的领导，是坚强的政治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是坚实的物质基础；马克思主义根本指导地位的确立，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坚实的思想基础。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人既继承传统、又与时俱进，既坚持远大理想、又一切从实际出发。

　　我国目前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使现实的和谐社会的发育程度不可能达到高级的程度，但它同时又较好地具备了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从而为实现更高级的和谐社会准备了条件。一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积极体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定相统一，和谐社会的原则要求和基本特征必然要贯穿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体部署和具体工作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必须体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求。另一方面，初级阶段的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初级阶段。正如社会主义本身要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一样，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要经过不同的发展阶段，才能达到较高程度。我们应当从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依据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探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途径，确定切实可行的具体目标，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地构建和谐社会。

　　从总体上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使社会和谐成为与社会主义基本政治框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居于同等地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内涵的一个崭新层面。也就是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充实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并使其更加健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命题的提出，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深化拓展为包括和谐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和谐社会内容的加入，为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来审视和处理现代化建设的各种问题，提供了更完整、更科学的坐标系。

　　面对史无前例的社会变迁，我们党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经济成分多样化、利益关系多样化的历史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协调好多元力量之间的利益关系，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增添力量。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为了探索一种与此相适应的新的社会运转、社会服务机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际上是一种整体性思考方式和理念的确立，从而把治国理政的事业拓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人等各个方面，并统筹解决社会协调发展、全面进步的问题。

　　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命题。“和谐社会”的提出，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认识的新发展。它表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布局已经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三位一体，提升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这不只是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认识上的一大飞跃。和谐社会心向往之，问题是如何建设和谐社会。

　　一、首要的是处理好阶级、阶层的关系

　　不同阶层之间的经济地位是有差别的，有时还是有悬殊的。差别不大是正常的，悬殊过大是危险的。高低悬殊必然带来不安宁、不和谐。因此，我们必须建立阶层利益的整合机制。

　　中国是多民族、多宗教、多党派、多阶层的国家。多民族、多宗教、多党派、多阶层，概括起来，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社会因素繁多、社会资源丰富的社会。然而，同任何事情都有二重性一样，“丰富”也有二重性。不丰富，相互关系简单，容易协调；丰富了，相互关系错综复杂，协调起来就难了。常量、变量、多变量，函数、反函数，线性、非线性，有时候要协调好，简直是难上难。可是，如果不协调好又不行，非协调好不可。

　　和谐社会是一曲交响乐。其“音符”，说到底，是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

　　共和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两大对立阶级不复存在了，不能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可是这决不等于没有阶级了，更不等于没有阶层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社会少不了分层。当今中国有哪些阶层，尚在讨论中，不管是八个，还是十个，总而言之，是没有人否认中国还有阶级、阶层存在这一客观实际。

　　根据现代阶层理论，阶层是指按一定标准区分的社会群体，或经济标准，或政治标准，或职业标准。根据不同的理论和不同的研究目的，也有不同的划分标准和方法。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中不同阶层因在改革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和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出现了分化和组合。

　　首先，经济体制的变革，国有企业的改革，工人阶级逐渐在分化。就连纯粹的产业工人，也因从事不同产业，如夕阳产业与高科技产业的工人，老工业基地与新兴产业基地的工人，劳动密集型产业下岗职工与知识密集型产业技术工人等，因职业性质的明显差异，其阶级归属感和阶级意识也有明显差异。万变不离其宗。不管怎么变，工人总归是工人。孙中山先生曾高呼“劳工神圣”，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工人的地位呢？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农民进入了刚刚兴起的乡镇企业，转化为企业职工。还有一部分农民进入城市后，由于没有稳定职业，形成了流民性质的群体。第三，知识阶层在崛起。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战略造就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新形象与新地位，知识经济的出现又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舞台。第四，私营个体阶层在发展壮大。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需要，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鼓励下，个体私营阶层有了较大发展，他们参与政治的愿望与兴趣越来越大。第五，企业经营管理阶层逐渐凸现出来。在计划经济社会中，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一直属于党政干部系列。但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使得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有不同阶层存在，不同阶层之间就会有矛盾，有磨擦。比如说，新的利益群体的出现，必然会使各阶层在维护自身既得利益和预期利益的过程中产生各种矛盾甚至冲突。冲突不是和谐。可是冲突能够转化为和谐。阶层矛盾普遍存在，问题是如何处理。阶层是执政党的政治资源。阶层之间的矛盾在卓越的执政党面前，也是可贵的执政资源，也是考验执政能力、检验执政理念、优化执政方式的难得机遇。执政党犹如交响乐的指挥。指挥有方，荡气回肠。

　　按照“和谐社会”理论，决定和谐的首要因素是财富分配。不同阶层之间的经济地位是有差别的，有时还是有悬殊的。差别不大是正常的，悬殊过大是危险的。高低悬殊必然带来不安宁、不和谐。因此，我们必须建立阶层利益的整合机制。

　　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可能的趋势有三种：一是在国家经济持续发展中，逐步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其结构形态将从现在的“洋葱头形”，即底层很大但中间阶层发育不起来，演变成为“扁平化”的理想状态，即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二是受到改革不及时、不配套的制约，和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成为病态的社会阶层结构，其结构形态可能继续保持现在的“洋葱头形”。三是由于改革出现重大失误，经济社会发展严重不协调，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停止发育成长，从现在的“洋葱头形”退化为“蜡烛台形”，即底层越发庞大，自底部往上就一路孱弱始终无法壮大，中间阶层不大，头也不大，这样的一种畸形社会形态和社会骨架，根本无法促成现代化发展。

　　为了实现阶层“扁平化”，应当调整过高收入，反对灰色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应当提高所得税，增加利息税，扩征遗产税。要让富人懂得：抽肥补瘦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普遍的做法。要让富人懂得：缩小差距以后仍然有差距，富人依然是富人。要让富人懂得，这样做也是富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需要。

　　为了实现阶层“扁平化”，应当在政策上适当向困难群体倾斜。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研究报告《走向更加公正的社会》的计算，如果将城乡贫困人口、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失业和下岗职工、残疾人、灾难中的求助者、农民工等各类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口加总，再扣除彼此重叠的部分，中国的困难群体大约有1.4－1.8亿人。不承认有困难群体存在，就是无视困难群体。不承认有困难群体，就会导致困难群体越来越大。邓小平同志1993年9月16日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社会分层是天经地义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分层犹如棱镜可以把一束光分成红橙黄绿青蓝紫。“红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在中国，历史地落实到了中国共 产 党的身上。共 产 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文化的认同，宪法的赋予。执政党的使命就是要协调阶层关系。

　　二、从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入手优化社会结构

　　三、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四、以制度创新构建和谐社会

　　五、管理的重心转向社会管理

　　要发展社会管理的硬件，提高社会事业投资的比例。不仅要不断提高社会事业投资的绝对数，而且要提高社会事业投资的相对数。要制定尽可能完整的社会指标体系、人文指标体系。要把繁荣文化提到应有的高度。现代经济中的文化含量在提高，现代经济的运行常常要走文化快车道，现代文化的经济功能在增强。这既是现代经济的特征，也是现代文化的特点。

　　现代化事业是三分建设，七分管理。管理相当重要。政府的职能不论有多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都应当是最主要的。

　　首先是要发展社会管理的硬件，提高社会事业投资的比例。随着经济发展，不仅要不断提高社会事业投资的绝对数，而且要提高社会事业投资的相对数。社会事业投资要与GDP同步增长。鉴于有些社会事业过去投资较少，在一定时间内应当以更大幅度增加。要把那些建立在牺牲社会事业基础上的、破坏社会和谐的经济超常高速度降下来，用于发展社会事业。社会矛盾的高发期同超常的高速有联系。社会矛盾的高发期是忽视社会发展的片面发展观的产物，坚持科学发展观就能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其次，是要制定尽可能完整的社会指标体系、人文指标体系。指标是领导的指挥棒。指标是考评的依据。指标是办事的分寸。指标体系不完整，必然会乱提口号，瞎订目标，诸如动不动就吹什么“世界一流”等等。这无不是因为不懂得“世界一流”有什么指标要求的缘故。我们在工作中不仅要关注经济指标，而且要关注社会指标、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当然，指标，一要切合中国实际，二要与国际接轨。人文指标，是要在崇高的人文精神指导下，在丰富的人文知识和广泛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讨论后，订出来。现在一说指标，有人就拿出当年“评工记分”那一套本事来，那是把指标庸俗化。

　　第三，要把繁荣文化提到应有的高度。文化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这已是全世界的共识。有的国家提出：“文化成了城市发展战略的轴心，经济、社会、技术和教育的战略都将越来越维系于这个文化轴心。”巴塞罗那更是响亮提出：“城市即文化，文化即城市。”很多有名的城市、很多有名的国家，不是因为经济而出名，而是因为文化而出名。文化的辐射力大于经济。儿童可能不知道安徒生的出生地菲英岛，甚至还可能不知道安徒生出生的国家是丹麦，可是不大会不知道安徒生的童话。“言必称希腊”，不是说希腊的钢煤粮棉如何如何，而是说言必称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恩格斯说：理论思维是铁的花朵。这花朵不是昙花一现，不是易燃的绢花，一把火就烧掉了。现在有些人是物质上的大富翁，在文化上却穷得很哪！我们要强化文化认同，促进社会和谐。现代经济中的文化含量在提高，现代经济的运行常常要走文化快车道，现代文化的经济功能在增强。这既是现代经济的特征，也是现代文化的特点。

　　和谐有多种：有高度和谐，有低度和谐。我们要的是在发展中高度和谐。这不是能一蹴而就的，这要付出长期的艰苦卓绝的努力。政权不是一劳永逸的。但是，政权是能够在和谐中巩固、在和谐中发展的。只要对市场经济驾驭得好，对和谐社会构建得好，共和国一定长治久安。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目前我们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有条件的地区要快马加鞭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并进而向以社会发展为中心的和谐社会开足马力，奋勇前进！
　　一、以人为本理念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理论前提

　　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从主体上也就是人的方面，真正解决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理论前提。

　　1956年我国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制度。1957年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这样强调：“我们做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怎么就不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建设社会主义，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毛泽东这段话讲得很深刻，实质上是执政党的思维方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里没有使用阶级的概念，而使用的是人口概念。这是因为，党在没有执政之前，必须首先分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以组织阶级队伍领导革命。尽管我们要把全国人民都组织起来进行革命，然而革命是要流血牺牲掉脑袋的，实际上只能把本阶级的骨干力量组织起来去影响更多的人。这个过程中还要利用矛盾，分化瓦解，甚至激化矛盾，以打击敌人。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还是最大限度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思想有三大法宝，第一个就是统一战线，第二个才是武装斗争，第三个是党的建设，这是通过搞好党的建设来驾驭前两个法宝。此乃毛泽东的成功之道。有一位老革命的回忆录，讲红军时期毛泽东曾出题考还是红小鬼的胡耀邦，先问你懂军事吗？胡耀邦对军事的战略、战术说了一通。毛泽东说，你对军事理解的还不够到位。什么是军事呢？军事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不能够死拼到底。然后毛泽东又问什么是政治呢？胡耀邦讲了阶级斗争，群众工作。毛泽东又说你对政治的理解也不深刻。政治就是把赞成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有作为的政治家善于把反对我们的人变成赞成我们的人。共 产 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实质，就是要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实现全国各民族、各党派、各阶层、各方面人民最广泛的团结。中国革命因此赢得胜利，共 产 党成了中华大地上的执政党。

　　共 产 党在成为执政党以后，尤其是在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灭之后，就要全面顾及、通盘考虑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并且尽可能把各种社会矛盾化解在体制之内，求得稳定与发展。因此，党的八大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接着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但是由于毛泽东和共 产 党对我国社会结构和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判断，执政理念从1957年反右斗争后变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才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讲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十六大提出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人”，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包括一切热爱祖国的人们。我国是法制社会，人的概念也就是公民的概念，集中体现为在法律和政策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重要升华。正是在此基础上，科学人才观提出人人皆可成才的观念。

　　以人为本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新的执政风貌和施政特色。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曾在“以民为本”和“以人为本”两种提法之间进行比较，取得的共识是，我国封建社会上千年来就有“民本”思想，资本主义社会也早已有“人本主义”，我们共 产 党人就叫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理念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具有最广泛最充分的包容性，深得人心民意。

　　以人为本意味着对过去较长一个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执政理念的彻底否定。当年我们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次飞跃。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来看，那主要是在工作重心代替意义上的转折（当然意义至关重大），在理论上尚未完全深入到社会历史领域，以致我们这些年的发展进程中仍然不断出现“非以人为本”的现象。诸如曾经发生的姓“社”姓“资”和姓“公”姓“私”的争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责难，对私营企业主的非议，等等。突出以人为本，在社会历史领域里彻底地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是对现实社会中一切违背人性发展的、不尊重人的现象的反思和超越。这是共 产 党在自觉认识到已经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两个根本性转变情况下，在执政理念上的新飞跃。

　　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真正解决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体问题。这就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大家一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了新力量，巩固和扩大了党执政的社会基础。从以人为本理念出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顺理成章。因为以人为本，就将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形成人人都可以成才、人才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的观念；才能做到群众利益无小事，并且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就要维护和保障人权，保护合法的私人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