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微信发多张图片:分析杜牧诗的艺术成就

杜牧的七言律诗，在其全部诗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外甥裴延翰所编次的《樊川文集》二十卷，前四卷共收各体诗歌二百六十一首，其中七律就近六十首；若加上宋人编次的《樊川外集》与《别集》中所收的七律，数量当更大。杜牧的七律不仅数量多，而且在思想艺术上亦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吴乔《围炉诗话》云：“杜牧诗，唯绝句最多风调，……其七言律亦极有佳致。”这就明确地指出其七律的成就仅次于绝句。
　　关于杜牧诗的艺术风格，刘熙载有一个总的概括：“杜樊川诗雄姿英发。”（《艺概·诗概》）刘氏所谓的“雄姿英发”，是与李商隐诗“深情mián＠⑴邈”的风格相比较而言的，意思是说，杜牧的诗在内容上多表现诗人救国救民的豪情壮志，在艺术形式上注重雄俊之气的宏放畅达与情感的宣泄激越，有一股豪迈俊爽之气。这是从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中对杜牧诗的风格所作出的比较准确的评价。一个诗人的艺术风格，是他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主要思想特点和艺术特点相对稳定的综合体。在这个综合体中，始终有一个主调、主旋律，把握住了这个主调、主旋律，也就认识了一个诗人艺术风格的主体。用“雄姿英发”来概括杜牧诗总的艺术风格，可以说是抓住了最主要的特点，这对杜牧的七律诗无疑也是适用的，它是我们认识杜牧七律诗艺术风格的基础。但是，同一个诗人所写的不同体裁的作品，其风格也会在总的艺术风格的基础上呈现出某种个性差异，这正是诗人在艺术上臻于成熟的标志。杜牧的七律诗，就是以“雄姿英发”的总风格为基调而有时又别具一种特点。
　　刘克庄云：“牧于律中常寓少拗峭，以矫时弊。”（《后村诗话》）杨慎也说：“（杜牧）诗豪而艳、宕而丽，于律诗中特寓拗峭，以矫时弊。”（《升庵诗话》）所谓“拗峭”，一方面是指用不依律体常格而加以变化的诗句所造成的陡直峻拔的气势；另一方面是指在律诗中所表现出来的与古体诗有某种相似的豪宕雄浑的意境。推原诸家论旨，我们可以这样概括杜牧七律诗的艺术风格：以雄姿英发为最主要的特征，有时在律体中又故作拗句或出以古意，表现出一种劲直峻峭、气力健举的气势，从而更增强了雄浑豪宕的意境。如《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
　　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
　　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
　　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
　　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诗人登临览胜，托物抒怀，气含广宇，思接千载。首联由眼前景物兴起六朝兴亡之感，言昔日的衣冠文物，尽成荒草，唯有淡天闲云，今古所同，笔力贯注，大有包举宇内，含盖千古之势。颔颈两联写宛溪一带的山色水声、飞鸟居人、深秋帘幕、落日楼台，一幅壮阔的山川风物秋景图，如现目前。尾联抒登阁遥望五湖所产生的思慕古人的豪情，表现了对功成名就后泛舟太湖的英雄人物范蠡的向往。全诗情景交融，气魄壮伟，沉雄劲健而不失于木质枯直，有韵致而不流于柔弱无力。薛雪《一瓢诗话》说：“杜牧之晚唐翘楚，名作颇多，……如《题宣州开元寺水阁》，直造老杜门墙，岂特人称小杜而已哉。”其实，这首诗不仅直造老杜门墙，而且登堂入室，得其真髓。
　　但是，对杜牧这首诗的格律法度，有人却提出异议，如谢榛在《四溟诗话》中就说：“杜牧之《开元寺水阁》诗，……此上三句落脚字，皆自吞其声，韵短调促，而无抑扬之妙。”《贞一斋诗说》亦云：“杜樊川才甚豪俊，法未完密。”这里实际涉及到对律诗中“拗峭”现象的看法问题。按诗法，律体中不宜杂以古句；古体中不宜杂以律句。古诗重气势，讲究劲健古朴；律诗重声韵，讲究婉转流畅。但是，如果将这两种诗体的特点各自推向极端，则古诗就会木质无文，板滞呆相；律诗就会华丽柔靡，流于无力。相反的，如果在正体律诗中穿插安排一些古体诗句，使之成为变体，则可使律诗在婉转流丽中增加一些质朴劲健、峭拔顿挫的特色。这正如刘熙载所说：“古体劲而质，近体（按指律诗绝句一类格律诗）婉而妍，诗之常也。论其变，则古婉近劲，古妍近质。”（《艺概·诗概》）所以，大凡有作为的诗人，既能遵循诗法，而又不泥于成法。沈德潜说：“诗贵性情，亦须论法。……然所谓法者，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若泥定此处应如何，彼处应如何，不以意运法，转以意从法，则死法矣。试看天地间水流云在，月到风来，何处著得死法！”（《说诗＠⑵语》卷上）沈氏本是典型的台阁体诗人，他论诗和选诗“既审其宗旨，复观其体裁，徐讽其声调”（《唐诗别裁集序》），即除了在内容上要体现温柔敦厚的诗教外，对格律和声韵等诗法亦颇重视。但他并没有把诗法看成死法，而是主张“以意运法”，反对“以意从法”。王夫之则说得更直接：“《乐记》云：‘凡音之起，从人心生也。’固当以穆耳协心为音律之准。‘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之说，不可恃为典要。”（《jiāng＠⑶斋诗话》卷二）王氏承认格律诗要讲究格律法度，但也反对把死法当作典要。所以，杜牧的七律诗在雄姿英发的基础上有时“寓少拗峭”，这并不是不懂诗法，而是有意为之，正体现了杜牧七律诗艺术风格的一种个性特点。
　　杜牧七律诗雄姿英发、豪宕劲健的艺术风格是怎样形成的呢？其原因当然很多，我想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些分析。
　　一种诗歌艺术风格的形成，与诗人本身的政治抱负、生活经历、个性气质、感情色彩等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西方文艺评论家有“风格就是人本身”（布封语）的说法；中国古代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刘勰也说：“各师成心，其异如面。”（《文心雕龙·体性》）可见，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艺术风格乃是作家的个性在文学作品中的折光反映。
　　杜牧在政治上豪放有为、刚直敢言，有雄心大志。《新唐书·本传》说杜牧“刚直有奇节，不为龌龊小谨，敢论列大事，指陈病利尤切至”，又说他禀性“疏直”。他在《郡斋独酌》诗中阐述自己的政治理想是：“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弦歌教燕赵，兰芷浴河湟。腥shān＠⑷一扫洒，凶狠皆披攘。生人但眠食，寿域富农桑。”政治上的豪情壮志与远大抱负一方面决定了他的七律多是论政谈兵的奋发有为之言，另一方面又决定了其七律多表现出一种豪宕雄浑、劲健挺拔的气势。例如对中晚唐时西北异族统治者侵边扰民的严重问题，杜牧在其七律诗中多有反映。如《河湟》：
　　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
　　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遗弓剑不西巡。
　　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
　　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诗人歌颂了曾经有意收复边土的代宗时的宰相元载和曾想有所作为的唐宪宗，但他们都是宿愿未了，赍志而没。作为审美客体的元载和宪宗，他们是美的，是一种壮美。诗人又盛赞了沦陷区人民丹心不改，白首望归的民族气节。作为审美客体的沦陷区人民，他们也是美的，同样是一种壮美。诗人把有作为的皇帝和大臣以及有民族气节的人民作为审美对象加以赞颂，这就奠定了全诗雄壮的基础。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杜牧能够把审美客体与审美主体融为一体，通过对审美客体的赞颂抒发诗人自己渴望安边复土、实现国家统一的豪情壮志，使全诗显得沉雄豪壮。这正象他在七律《闻庆州赵纵使君与党项战中箭身死》诗中所说的“谁知我亦轻生者，不得君王丈二殳”一样，他明确地表示，自己并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书生，为了边境的安全，他愿意投笔从戎，请缨执戈，亲自上阵杀敌。诗句的字里行间，洋溢着诗人赤诚豪迈的报国之情，而全诗的豪放之气与壮美意境跃然纸上。
　　如果说杜牧性格中豪放有为的一面主要影响到他的以抵抗异族入侵与削平藩镇割据诸问题为题材的七律诗的风格，那么，杜牧性格中刚直敢言的一面则主要影响到他的以反对朝廷内部的邪恶势力为题材的七律诗的风格。如七律《李给事》就是针对发生在文宗大和九年（835）的“甘露之变”中的人和事有感而发的：
　　一章缄拜皂囊中，sù＠⑸sù＠⑸朝廷有古风。
　　元礼去归缑氏学，江充来见犬台宫。
　　纷纭白昼惊千古，＠⑹＠⑺朱殷几一空。
　　曲突徙薪人不会，海边今作钓鱼翁。事变的一方是宦官头子仇士良，另一方是文宗的宠臣李训与郑注。对这次事变的性质我们姑且不论，只就两方代表人物的个人品质来讲，仇士良的专权跋扈，已到了炙手可热的地步。面对“仇士良窃国柄，势焰熏天”（《韵语阳秋》卷九）的严酷现实，大多数士大夫都敢怒而不敢言，但杜牧却说“纷纭白昼惊千古，＠⑹＠⑺朱殷几一空”，揭露了他在事变中对大批朝官株连滥杀的罪行及由此所造成的恐怖气氛，这应该说是很有胆量的。至于事变另一方的李训与郑注，他们想清洗宦官的动机，未尝不善，但量狭才短，个人品质同样太恶劣了。据《新唐书·李训传》载，李训大权在握之后，“挟注相朋比，务报恩复仇。……尝所恶者，悉陷党中，迁贬无阙日，班列几空，中外震惊”，杜牧的好友李中敏（即李给事）就是李训与郑注的直接受害者。面对这样的恐怖局势，杜牧却说“元礼去归缑氏学，江充来见犬台宫”，把李郑二人比作汉武帝时屡兴巫蛊之狱以残害忠良的江充，斥责他们是得幸用事的佞人，这也应该说是极有胆力的。
　　杜牧对“甘露之变”两方的代表人物都作了批判，但对李中敏却极为赞颂：“一章缄拜皂囊中，sù＠⑸sù＠⑸朝廷有古风。”为什么赞颂李中敏？就因为李中敏“性刚褊敢言，与进士杜牧、李甘相善，文章趣向，大率相类”（《旧唐书·李中敏传》）。李中敏在大和六年（832）曾上书文宗， 请斩郑注之首以雪宰相宋申锡之冤，事虽未果，但这种刚直敢言的精神却深为杜牧所嘉许。杜牧称颂李中敏“sù＠⑸sù＠⑸朝廷有古风”，这也正是他自己刚直敢言性格的自我写照。全诗无论是对邪恶势力的批判，还是对正义人物的赞颂，都充满了阳刚之气，仍然属于雄壮的风格美范畴。
　　杜牧豪放有为，刚直敢言，但仕途却坎坷。他二十六岁时才华发越，闱战连捷，进士及第，制策登科，声闻遐迩，名动京邑。从此，他本可以飞黄腾达，青云直上，取得很高的政治地位，但是等待着他的却是几乎终生的幕僚生涯与远守僻郡。仕途的失意与政治理想的不能实现，不能不对他的性格有所影响，在他豪放的性格中注入了某些貌似消极的因素。这在他的一些七律诗中程度不同地有所表现。如《九日齐山登高》：
　　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
　　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
　　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
　　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表面看来，诗人面对清秋中的落晖，将红尘看破，引黄花美酒为知己，借以排遣人生多忧的愁绪，情调是低沉的。但实际上，杜牧并没有变得心灰意懒，万念俱空，他只是把已往的豪情壮志借助旷达之情曲折地表达出来。旷达之情是在壮志难酬的情况下的一种特殊的豪放之情，基调仍然是开朗达观的。同样是夕阳西下的傍晚景色，为什么在李商隐的笔下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乐游原》），而杜牧却说“不用登临恨落晖”呢？关键问题就在于二人的感情基调不同。李商隐深情缠绵，多愁善感，雨丝风片都会惹起他的愁绪，长安南郊的乐游原本是唐代繁华的游览胜地，但却牵动了他的愁肠，其原因就在于他自己“意不适”。杜牧则不同，他在一般情况下很少表现出什么愁绪，即使在悲秋季节登临的又是远离京师的池州（今安徽贵池）齐山，但他不但不“恨落晖”，而且插花满头，饮得酩酊大醉。而他的纵饮也并非纯粹借酒浇愁，倒很有些象曹操的“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短歌行》），其中的慷慨豪放之情，沛然流乎笔端。杜牧在一些诗文中对曹操的政治抱负与军事才能推崇备至，他自己的为人在慷慨豪放、论政谈兵方面也与曹操颇有相似之处。所以，曹操的“慨当以慷”四句诗正可以作杜牧《九日齐山登高》的注脚；而曹诗“跌宕悲凉”（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与“气韵沉雄”（敖陶孙《qú＠⑻翁诗评》）的风格特点也大体与杜牧此类七律诗的风格特点相似。
　　杜牧的性格又有风流潇洒、倜傥不羁的一面。《太平广记·杜牧篇》就根据他在扬州牛僧儒幕中时的那段风流韵事说道：“唐中书舍人杜牧，少有逸才，下笔成咏。……牧少隽，性疏野放荡。”这种风流倜傥的才子气质，影响及他的七律诗，就表现为在雄劲豪宕的风格特点里增加了一些风华流美之致。杨慎所说的“豪而艳、宕而丽”大约就是指此。但由于杜牧性格的本质是豪放刚直，所以，即使在一些描写青楼红粉、舞榭歌台的艳情诗中也时时露出一种豪气。如七律《见刘秀才与池州妓别》，尽管全诗写的是与歌妓的离别之情，但最后却以“待得枚gāo＠⑼相见日，自应妆镜笑蹉跎”作结。诗人所感叹的岁月蹉跎，其意并不仅仅在青楼红粉一面，其中还包含了壮志难酬，不能及时建功立业的浩叹。姚莹《论诗绝句》云：“十里扬州落魄时，春风dòu＠⑽＠⑾写相思。谁从绛蜡银筝底，别识谈兵杜牧之。”这可以说透过迷人的外表看到了杜牧性格的本质。这种本质的性格特点，决定了其七言律诗雄姿英发、豪宕劲健的基本风格，而艳丽的特点在其七律诗中只是时或有之，未曾成为主流，更未因艳丽而流于柔靡无力。
　　《一瓢诗话》云：“畅快人诗必潇洒，敦厚人诗必庄重，倜傥人诗必飘逸，疏爽人诗必流丽，寒涩人诗必枯瘠，丰腴人诗必华赡，拂郁人诗必凄怨，磊落人诗必雄壮，豪迈人诗必不羁，……”这样的划分虽然不全准确，但却基本道出了一个诗人的个性与其诗歌艺术风格的关系。杜牧的性格可以说是以豪迈磊落为主而兼有畅快、疏爽与倜傥，属于外向的开放类型的性格。所以他的七律诗在雄劲豪宕中有时露出一些流丽之气，这正与其性格特点相合。
　　刘克庄与杨慎在论及杜牧七律诗的艺术风格时都谈到“以矫时弊”。那么，晚唐七律的“时弊”究竟是什么？杜牧是如何矫正的？这也是关系到杜牧七律诗艺术风格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七言律诗自初唐沈quán＠⑿期、宋之问时定型， 其后作者日出， 然直至盛唐除杜甫一人独步外，诸家作品却不甚多。中晚唐，七律始盛，蔚为大观。施子愉先生曾把《全唐诗》中存诗在一卷以上的诗人的作品作了统计，其中七律诗的数字是：初唐72首，盛唐300首，中唐1848首，晚唐3683 首。（转引自沈祖芬《唐人七绝诗浅释》）这个数字说明，自中唐始，七律诗作为一种高度成熟的新体裁，为中国古典诗歌的百花园地平添了一束奇葩，成为广大诗人所喜爱的一种新体诗。但是，事物发展的规律表明，当一种事物发展到它的极盛阶段时，往往又会转向其反面。七言律诗的发展亦不例外，在中唐七律大盛的同时，诗坛上却出现了“大历十才子”这一有倒退倾向的诗派。他们在诗歌的内容上抛弃了杜甫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极少反映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而把点缀升平、应制酬唱、模山范水、称道隐逸作为基本主题；在艺术方面，十才子大都有比较好的艺术修养，善作七律：“七律章法，大历诸公最纯熟。”（《贞一斋诗说》）他们殚思竭虑地在严格的格律限制之内遣词造句，安排声韵，追求形式技巧的华美。所以，脱离现实，华丽柔靡的诗风便是“大历十才子”的主要弊病。《四库全书总目·钱仲文集提要》指出：“大历以还，诗格初变，开宝浑厚之气，渐远渐漓。风调相高，稍趋浮响，升降之关，十子实为之职志。”这个批评还是深中肯綮的。这种华丽柔靡的诗风，直接影响到晚唐的多数诗人。特别是七律诗由于有一套完整而严密的格律，这更给晚唐诗人们提供了炫耀技巧的条件。单纯玩弄技巧的结果，便导致了在七律诗的创作中，风调圆美、滑熟轻艳的柔靡诗风表现得特别严重。钱木ān＠⒀在《唐音审体》中论及晚唐七律时说：“昔人谓七言律诗莫工于晚唐，然自此作者愈多，诗道愈坏。大抵组织工巧，风韵流丽，滑熟轻艳，千手雷同；若以义求之，其中竟无所有。”这正概括了晚唐七律的“时弊”。为了矫正这种“时弊”，杜牧在他的七言律诗中，不但能够重视思想内容与社会现实的联系，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无论反映什么内容，都能写得豪情满怀、气势磅礴，而在格律上有时则不甚拘于细谨，或故作拗峭以增强豪宕劲健的气势。如《商山富水驿》：
　　益戆由来未觉贤，终须南去吊湘川。
　　当时物议朱云小，后代声华白日悬。
　　邪佞每思当面唾，清贫长欠一杯钱。
　　驿名不合轻易改，留警朝天者惕然。诗题下原注云：“驿本名与阳谏议同姓名，因此改为富水驿。”阳谏议即德宗时的谏议大夫阳城，以直言敢谏为人所敬重，后人为避讳，将阳城驿改为富水驿。杜牧在诗的首颔两联写了历史上的直臣汲黯、朱云，为阳城的直言敢谏作陪衬。汲黯的倔强戆直，朱云的直言不屈，这本身就正气浩然，足以振奋人心，诗人以此入诗，就为表现阳城的刚直敢言作了有力的铺垫，并奠定了全诗雄劲豪宕的基础。颈联两句正面描述阳城的疾恶如仇与清贫生活。为官清贫，固然可贵；但作为谏官，刚直敢言尤为重要。阳城任谏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不谏小事谏大事，在关键问题上敢于拼命抗争。裴延龄诬枉陆＠⒁，德宗欲逐陆＠⒁而相裴延龄，在这关键的时候，阳城上书力陈裴延龄谗佞而辩陆＠⒁无罪，廷争恳至，累日不解。杜牧将阳城的刚直敢言用“邪佞每思当面唾”一句加以概括，形象生动而又颇具气势。最后两句是全诗的点题之笔：应保留原驿名而使赴京任职的官员闻驿名而有所警惕。杜牧这次路经阳城驿赴京将要任的官职是左补阙、史馆修撰，而补阙一职正属谏官一类。所以，“留警朝天者惕然”，首先表明了杜牧自己愿以阳城为榜样，做一个刚直敢言的谏官的决心。全诗充满了正义凛然，不可侵犯的豪气，读来颇能激发人心。但这首诗的颈联两句乃是拗对；而“留警朝天者惕然”亦是拗句，它打破了七言句式前四后三的常格，变成前五后二，更增强了全诗的豪宕峭拔之感。所以，杜牧的七律诗之所以写得豪宕拗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对中唐以来竞讲声病、务为柔靡的七律诗风进行大胆的改革，这正如赵翼所说：“自中唐以后，律诗盛行，竞讲声病，故多音节和谐，风调圆美。杜牧之恐流于弱，特创豪宕波峭一派，以力矫其弊。”（《瓯北诗话》卷十一）杜牧的七律诗之所以能以其特有的风格在晚唐诗坛上独树一帜，别开生面，这与他对“时弊”的矫正及改革是分不开的。
　　对前人创作经验的继承与借鉴，亦是形成杜牧七律诗艺术风格的一个重要原因。
　　杜牧对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非常推崇，而在四人中，特别崇拜杜甫和韩愈：“杜诗韩集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天外凤凰谁得髓？无人解合续弦胶！”（《读韩杜集》）清丹阳贺裳黄公《载酒园诗话又编》云：“紫微尝有句云：‘杜诗韩集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此正一生得力处，故其诗文俱带豪健。”杜甫的一百五十多首七律诗，其风格虽然精粗巨细，靡不毕具，但在多样性的艺术风格中始终有一个主要风格、这就是杜甫自己在《进雕赋表》中所说的“沉郁顿挫”。他的七律代表作如《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及被胡应麟称为古今七律第一的《登高》等，都写得深沉蕴积，抑扬顿挫，明显地表现出“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而杜牧正是以此作为主要借鉴的。然而杜甫因终生穷愁潦倒，其诗重在忧国忧民，加之性格内向，故于沉郁顿挫中时露愁苦忧伤之气；杜牧则不同，他出身于名门世族，仕途虽不如意，然终不失为一郡之守，其诗虽也反映现实，但重点在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忧国忧民（特别是忧民）方面不如杜甫，加之性格外向开放，故其诗的风格自与杜甫有别。这种区别的主要标志就是在杜甫诗沉郁顿挫的风格中减却了愁苦忧伤之气而增加了豪放之情。杜牧的七律诗如《润州二首》、《西江怀古》、《怀钟陵旧游四首》等，就题材看和上举杜甫诸诗大体属于同一类型，但在深沉中却时露豪迈俊爽之气。何焯《义门读书记》说：“晚唐中，牧之、义山俱学子美。牧之豪健跌宕，不免过于放。”所谓“过于放”，是与杜甫诗的风格相较而言的，这正是杜牧借鉴杜甫诗而又有别于杜甫诗的独到之处。
　　至于韩愈，王轩在《声调谱序》中说：“韩孟崛起，力仿李杜拗体，以矫当代圆熟之弊。”这种矫正时弊的精神正与杜牧的心胸及爱好相合，给杜牧以启发和鼓舞。又因为韩愈才力雄富，唯古体诗足以恣其驰骤，一束于格律声病，即难展其所长，故他特喜作峻峭挺拔的古诗，而于律诗则不肯多作，特别是“七律则全集仅十二首”（《瓯北诗话》卷三）。所以，杜牧的七律在借鉴杜甫七律诗沉郁顿挫的同时，又参之以韩愈古诗跌宕挺拔的气势。杜牧的七律《闻庆州赵纵使君与党项战中箭身死》就被胡震亨称为与韩愈的古诗《赠张道士》“意亦正同”（《唐音癸签》卷十一）。但韩诗亦自有其失，他的一些诗写得硬语盘空、诘屈聱牙、争难斗险、特别拗峭，使人荡心骇目，不敢逼视，对此，杜牧却没有专意去摹仿。杨慎说杜牧于律诗中“特寓拗峭”，这说明他是有意学韩的；刘克庄说杜牧于律诗中“寓少拗峭”，又说明他不是把韩愈古诗的特点大量照搬填塞于自己的七律诗中。“特”、“少”二字须着眼。
　　大凡有作为的诗人，既能重视对前人创作经验的继承与借鉴，但又不为优孟衣冠，一意学步，而是能将前人成功的经验加以熔冶陶铸，化为己有。我们读杜牧的七律诗，觉得它象杜甫的七律，但又不是杜甫诗；觉得它有韩愈古诗的影子，但又与韩诗的风格迥异。推其原因，就因为杜牧是在借鉴杜韩两家诗歌风格的同时，付出了艰辛的创造性的劳动，而不是专意摹拟。
　　一种诗歌艺术风格的形成，还与具体的艺术表现手法有关。杜牧七律诗雄劲豪宕艺术风格的形成，其表现手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我想着重谈一下诗人在时空描写方面的特色。
　　杜牧的七律往往将空间写得特别阔大，以造成构象宏伟、境界壮阔的浩瀚气势，特别是在写景抒情诗中，这个特点表现得尤为突出。如《西江怀古》中的“上吞巴汉控潇湘，怒似连山静镜光”；《润州二首》其一中的“向吴亭东千里秋，放歌曾作昔年游”；《柳长句》中的“灞上汉南千万树，几人游宦别离中”；《寄题甘露寺北轩》中的“天接海门秋水色，烟笼隋苑暮钟声”；《怀钟陵旧游》其二中的“垂楼万幕青云合，破浪千帆阵马来”；其四中的“控压平江十万家，秋来江静镜新磨”等。这些诗句或写江水，或写秋色，或写楼阁，或写云树，都给人一种阔大宏伟，气势磅礴之感。杜牧是唐代诗人中有名的“算博士”之一，就是说他喜欢用数字入诗。他特别善于用“千”、“万”这些表示大数量的字眼，让想象展翅飞翔，将空间尽量扩充。然而诗人这样写，又并非故作惊人之笔，它是符合感情与想象的辩证关系的。《文心雕龙·神思》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杜牧的远大理想与广阔胸襟，决定了他的艺术构思的气势阔大；而其壮伟之情亦唯有此广阔的天地方可容载，舍此，则局促辕下矣。
　　有时，杜牧在七律诗中又将阔大的空间与悠长的时间融为一体，从时空结合上加以描写，这就更增加了雄劲豪宕的气势。如《题宣州开元寺水阁》中的“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草连空”，空间是多么阔大；“今古同”，时间是多么悠长。而诗人怀古感时的满腔豪情正是在这无限的时空中得以充分的表现。《西江怀古》中的“千秋钓舸歌明月，万里沙鸥弄夕阳”，也是时空结合的名联。《载酒园诗话又编》称赞此联“尤有江天浩荡之景”。但批评杜牧为“算博士”者，曾主张两句开头各截二字。若此，当然仍可勉强成诗，但时空的联系不见了，全诗宏伟阔大的气魄顿消。其实，这两句诗的好处正在“千秋”、“万里”四字，江天浩荡之景与诗人的思接千载之情正容含在这浩渺无际的空间与悠长久远的时间之中。所以，以时空结合的艺术手法进行纵横驰骋的描写，是杜牧七律诗雄劲豪宕的艺术风格得以形成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一、杜牧诗的主要内容有三：第一，抒写经邦济世的雄心壮志和爱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此类诗多用古体，如《感怀诗》、《郡斋独酌》两首长诗，概括了安史之乱以来的历史和现实，对藩镇割据、外族入侵、民生疾苦表现了深沉的慨叹，也表达了自己“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的报国壮志。又如《河湟》、《早雁》。第二，讽刺统治者荒淫奢侈。这类诗多用咏史形式以借古讽今。如《过华清宫三绝句》的前二首，借玄宗荒淫误国来讽今；《过骊山作》借秦始皇以讽今。《赤壁》借折戟而联想前朝，所谓“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其实是慨叹时无英雄。第三，写景抒情。有的通过写景怀古以寄慨，如《泊秦淮》：“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有的描摹自然之美，以抒发俊爽之情，如《山行》：“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二、杜牧的诗论，主张“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兵卫”（《答庄充书》），强调“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献诗启》）。
　　三、杜牧诗的艺术成就。杜牧喜欢用七绝咏史抒怀，其咏史诗长于议论，含蓄深窈，尽得风人之旨。其写景诗敏于观察，含蓄精炼，情景交融。杜牧诗叙事、议论、抒情相结合，以软语抒豪情，形成了气势豪宕而又情韵缠绵的艺术风格。

水平有限，不好分析
只能说：成就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