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是啥样的人:《世说新语》中表现的清淡在哪里

《世说新语》中的清谈

《世说新语》主要记述东汉末年至东晋年间名士文人的言行风貌，反映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和士大夫阶层的生活。其中关于清谈的记载很多，可以说清谈正是名士风度的标志之一。本文拟通过对《世说新语》中清谈的梳理，从一个侧面展现所谓的魏晋风度。
1、清谈之含义
首先提出的问题就是什么是清谈。清谈，在《世说新语》中称为清言、谈玄、共论、共谈、讲论等，内容主要是玄学，反映了当时上流社会流行的研讨辩论的风气。
清谈起源于东汉的太学清议。它是在东汉的桓、灵之世产生的。当时皇室腐朽，宦竖擅权，致使朝政日非，生灵涂炭。《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对清议的时代背景有这样的描述：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可见当时清议是以品评人物，议论时局为主。但到了晋以后，情况却不同了。像鲁迅先生指出的：
这种清谈，本从汉之清议而来。汉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议论政事，其初在社会上很有势力，后来遭执政者之嫉视，渐渐被害，如孔融、祢衡等都被曹操设法害死。所以到了晋代的名士，就不敢再议论政治，而一变为专谈名理。清议而不谈政事，这就成了所谓清谈了。但这种清谈的名士，当时在社会上却仍旧很有势力，若不能玄谈的，好似不够名士的资格；而《世说》这部书，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的教科书《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二讲《六朝志怪与志人》
东晋以后，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一书里可以看到《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可见清谈既可以全身避祸，又是名士风度的象征，可以借此提高身价。而《世说新语》就是这样一部“清谈士全集”陈寅恪语。
2、清谈之内容
清谈的内容和范围颇广，共同特点是远于人事，作抽象的思辨，这和儒家的务实精神大异其趣。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类：
1有关三玄
所谓三玄，指《易》、《老》、《庄》。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庄、老、周易，总谓三玄。”
提到《周易》的地方有：
宣武集诸名胜讲易，日说一卦。简文欲听，闻此便还，曰：“义自当有难易，其以一卦为限邪？”文学29
桓温讲周易，每天说一卦。简文帝对这种做法表示不满。他认为卦有难易之分，不应该做机械的规定。从这一则记述，可见当时讲论《周易》风气之盛。
殷中军、孙安国、王、谢能言诸贤，悉在会稽王许，殷与孙共论易象妙于见形，孙语道合，意气干云，一坐咸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会稽王慨然叹曰：“使真长来，故应有以制彼。”即迎真长，孙意己不如。真长既至，先令孙自叙本理，孙粗说己语，亦觉殊不及向。刘便作二百许语，辞难简切，孙理遂屈。一坐同时抚掌而笑，称美良久。文学56
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郑玄《易赞》。孙盛在这里即持“变易”之理，却不是著名辩论家刘真长的对手。
殷荆州曾问远公：“易以何为体？”答曰：“易以感为体。”殷曰：“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便是易耶？”远公笑而不答。文学61
这里以阴阳感应来解释所谓易体，带有玄学色彩。远公的“笑而不答”甚至有些像后世禅宗的风度。
关于老庄的讨论则更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清谈正是以老庄为本，儒学、佛学在当时都打下了老庄思想的烙印。从文学创作上也可见其影响，所以有如下的批评：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钟嵘诗品总论
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单乎此。《宋书》卷67
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物之志，崇盛忘机之谈。《文心雕龙·明诗》
《世说新语》里很有一些为老庄作注的记述：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文学7
何宴注老子未毕，见王弼自说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复得作声，但应诺诺，遂不复注，因作道德论。文学10
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文学17
王弼老子注、郭象庄子注流传至今，其他淹没无闻的注本当复不少。
也有关于当时人读老庄的记载：
殷仲堪云：“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间强。”文学63
诸葛宏年少不肯学问，始与王夷甫谈，便已超诣。王叹曰：“卿天才卓出，若复小加研寻，一无所愧。”宏后看庄、老，更与王语，便足相抗衡文学13
庾子嵩读庄子，开卷一尺便放去，曰：“了不异人意。” 文学15
第一则说明道德经是殷仲堪的日常读物，第二则讲诸葛宏读老庄以后谈锋大进，可见老庄是当时人清谈之本；第三则讲庾子嵩不读庄子，正反衬出读庄子的人之多，因为他的异类行为，被记述下来。
不读老庄的也因为言似老庄获得赏誉：
人问王夷甫：“山巨源义理何如？是谁辈？”王曰：“此人初不肯以谈自居，然不读老、庄，时闻其咏，往往与其旨合。”赏誉21
如果是能言老庄的，就会因此得到极高评价：
郭子玄有俊才，能言老庄，庾 尝称之，每曰：“郭子玄何必减庾子嵩！”赏誉26
对于《老子》的讨论，集中在“有无之辩”：
汤用彤先生说：玄学者，辨有无之学也。《汤用彤学术论文集》可见有无之辨是魏晋玄学的主要内容。有无之辨涉及宇宙本原问题，是玄学之本。关心宇宙本原是哲学思考深入的表现。
王辅嗣弱冠诣裴徽，徽问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文学8
从这一则可看出当时一般人信奉老子以无为本的宇宙观，所谓“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德经》40章。这里何晏未必真的认为孔子比老子高明，可能只是在言辞上标新立异。
也有标举“有”的，如裴頠：
裴成公作崇有论，时人攻难之，莫能折，唯王夷甫来，如小屈。时人即以王理难裴，理还复申。文学12
裴頠之后，又有郭象的“无无论”。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
《庄子》是当时最热门的读物，《世说》涉及《庄》理最多：
《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马寺，将冯太常共语，因及《逍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文学32
支道林作为和尚，能另立新解，可见其对《庄子》造诣颇深。这里能看到佛道的融合，可以说，在当时即使是佛教徒，如果不懂老庄，也难在上层社会立足。
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流连不能已。文学36
王逸少本来是反对清谈的，也不禁被支道林的才藻吸引。而支讲论的正是《庄子》。
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谢顾诸人曰：“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鱼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凝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文学55
名士雅集而讲论庄子，也是当时习以为常的事。
羊孚弟娶王永言女，及王家见婿，孚送弟俱往。时永言父东阳尚在，殷仲堪是东阳女婿，亦在坐。孚雅善理义，乃与仲堪道齐物，殷难之。羊云：“君四番后当得见同。”殷笑曰： “乃可得尽，何必相同。”乃至四番后一通。殷咨嗟曰：“仆便无以相异。”叹为新拔者久之。 文学62
这则是讨论《齐物论》。
客问乐令“旨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 乐因又举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于是客乃悟服。乐辞约而旨达，皆此类。文学16
这则是论《庄子·天下篇》“旨不至论”。
老庄在当时既然有这么大的市场，那么佛学、儒学受到其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个时候名士们喜欢的一个论题就是“老庄与圣教异同”：
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世谓“三语掾”。卫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于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无言而辟，复何假于一！”遂相与为友。文学18
阮宣子居然凭借三个字得到了官位，这就是著名的“三语掾”。他认为儒道是相通的，正符合当时的思潮，难怪因此有官做。阮宣子也算是高明的投机者了。
《世说》所载的喜言佛理的玄学家有谢安、殷浩、孙绰、孙盛等；所记僧人，据汪藻《世说叙录》卷目所列，有支道林、竺法深、僧意、佛图澄、尸黎密高坐道人、康法畅、康僧渊、提婆、道安、慧远等十九人，佛理涉及“三乘”、《小品》、《维摩诘》、《阿毗昙》等。可见兼通佛道的名士不少。
2有关三理及才性四本
所谓三理，是指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和《养生论》，欧阳建的《言尽意论》。
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文学21
嵇康《声无哀乐论》认为“声音”和“哀乐”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名实有别，“声音”为客观事物，“哀乐”为主观情感，“哀乐自当以情感而发，则无关于声音”。《养生论》提出“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的观点。还说：“神仙虽不目见，然记籍所载，前史所传，较而论之，其必有矣。似特受异气，秉之自然，非积学所能致也”。认为神仙实有，但一般人达不到。认为“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可有之耳”，提出养生的重要。
欧阳建的《言尽意论》提出“夫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辩。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不得相与为二矣。苟其无二，言无不尽矣” ，发展了《周易》的“言不尽意”论。
关于才性四本，据《魏志》记载：
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不载。《世说·文学》刘注引《魏志》
可惜各派具体的言论没有流传下来。钟会综论了这四种理论，撰成《四本论》。《世说》也有记载：
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文学5
专精才性四本的《世说》中提到殷浩：
殷中军虽思虑通长，然于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若汤池铁城，无可攻之势文学34
支道林、殷渊源俱在相王许。相王谓二人：“可试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渊源崤、函之固，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辄远之；数四交，不觉入其玄中。相王抚肩笑曰：“此自是其胜场，安可争锋！”文学51
殷仲堪则以不解四本为憾：
殷仲堪精核玄论，人谓莫不研究。殷乃叹曰：“使我解四本，谈不翅尔。”文学60
3、清谈之评价
清谈在当时自然是评价颇高，看看《世说》政事门的简略和言语、文学、赏誉门对清谈记述之翔实，就可以知道。魏晋时崇尚老庄思想，讲究无为而治，不以能吏为尚。王导的话就很有代表性：
丞相末年，略复不省事，正封箓诺之。自叹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政事15
王夷甫更是以清谈为天下所宗。手挥麈尾，侃侃而谈，丰姿秀美，论辩精彩，这是当时大多数人向往的境界。
不过也不是没有不同的声音，政事门中也记述了不喜清谈的实干家，如何充。王羲之对清谈也有所批评：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费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言语70
后世则一般持批评态度，说“清谈误国”，这就有些矫枉过正了。平心而论，清谈虽然导致浮文妨要，不理实务，但不能把晋亡的责任全推在清谈上。
在国家危急的时候，清谈受到更激烈的攻击。如宋南渡之后，诗人陆游、词人辛弃疾都写下了指责清谈的作品：
夷甫诸人骨作尘，至今黄屋尚东巡。度兵大岘非无策，收泣新亭要有人。薄酿不浇胸垒块，壮图空负胆轮囷。危楼插斗山衔月，徙倚长歌一怆神！陆游《夜登千峰榭》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沈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 况有文章山斗。对桐阴、满庭清昼。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辛弃疾《水龙吟》
但这里更多的是借古讽今，隐晦地表示对当权派和时局的不满。
在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眼里，清谈也是被抨击的：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君而入于禽兽者也。《日知录》卷13“世风·正始”
余嘉锡先生赞同顾炎武的观点，他作《世说新语笺疏》正是处于抗战时期，当时更需要激扬民族大义的议论。
但是任何事都有两面，我们不能因为清谈的害处将其一笔抹杀。清谈之风的盛行在当时有利于政治稳定，调和矛盾。东晋在北方征战杀伐不断的时候保持了相对的安定，清谈应该是起到一定作用的。
清谈本身也有其审美的价值。魏晋人轻裘缓带、挥麈闲谈的风度，论辩叙致、辞令声调的优美，千载以下，仍让人想望不已。
清谈对我们最大的贡献乃是在哲学史上，如冯友兰先生指出的：
玄学的辨名析理完全是抽象思维，从这一方面说，魏晋玄学是对两汉哲学的一种革命。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从两汉到魏晋，觉得耳目一新，这是因为玄学的精神面貌和两汉哲学比较起来，完全是新的。……在中国哲学史中，魏晋玄学是中华民族抽象思维的空前发展。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
玄学是清谈的主要内容，清谈正是推动玄学发展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