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客信条起源反击:帮我找一找『毛泽东的青年时代』的资料好吗？

毛泽东非但没有写过什么自述、自传之类，而且在他的体制下，领导人的家世背景、身体状况、生活习性等等都是党的机密。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初版、一九九六年增订再版的《毛泽东自述》，其实是毛几次接受西方记者的采访问答。其中最个人化的是一九三六年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早已因《西行漫记》而广为人知。

　　一少年经验

　　童年经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的一生，可能会因人而异。对于像毛泽东这样自信，自是、个性强悍且思想具有高度连续性的人物来说，“自我”的塑造完全可以追溯到少年时代。毛向斯诺谈到自己的童年时，主要谈了两种：一是斗争，二是怨恨。

　　在家庭中，毛和父亲就有过两次重要的斗争：

　　十岁，不愿上学又不敢回家，出外流浪了三天。回家后，父亲比过去稍微体谅了一些。结论是只有斗争才能获胜利。

　　十三岁，父亲在客人面前骂毛懒而无用，毛回骂父亲并跑到一个池塘边威胁要跳进水中，父亲软了下来，答应不打毛。结论是公开反抗可以保卫自己的权利，如果只是温顺，父亲只会更多地打他。（参见《毛泽东自述》15—17页，以下只注明页数）

　　家庭中时有斗争，社会更是贫富对立严重。对毛影响甚深的是一九一○年长沙抢米风潮。饥民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济，遭到拒绝后举行游行示威，结果受到镇压，许多人被杀。
　　二不安分的青年人

　　辛亥革命失败后，毛弃武从学。但学什么呢？“我并没有判断学校优劣的特定标准，也不明确自己究竟想干什么。”（29）他对学校的了解一是报纸广告，二是朋友介绍，其选择过程很能见出他的性格：

　　一个警政学校的广告引起我的注意，于是去报名投考。但在考试以前，我看到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的广告，它不收学费，供给膳食，还答应给些津贴。这是一则吸引人鼓舞人的广告。……我改变了投考警校的念头，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这时候，我的一个朋友成了学法律的学生，他劝我进他们的学校。我也读了这所法政学堂的娓娓动听的广告。……我写信给家里，重述了广告上所许诺的一切，要求给我寄学费来。……另一个朋友劝告我，说国家正处于经济战争中，当前需要的人材是能够建设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他的议论打动了我，我又花了一元钱向这个商业中学报名。我真的被录取了并在那里注了册。……有一天我读到了个广告，介绍一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的优点。……我认为最好能在那里成为一个商业专家，就又付了一块钱报名。……我进了这个学校，但是只耽了一个月。我发现，这所新学校的麻烦之处，在于很多课程都用英语讲授。我和其他学生一样只懂得一点点英语。……我的下一个经历是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了一块钱报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我读了《御批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不如独自看书学习。（29—31）

　　转了一大圈，终于还是没有进学校。毛住进湘乡会馆，每天到省立图书馆去读书，主要是世界地理和历史。后来实在没有钱了，才又留意广告，考进湖南师范学校，“我在师范学校当了五年学生，并且抵住了后来所有广告的引诱。最后，我居然得到了毕业文凭。”（32）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八年，这是毛一生接受的最正规、最完整的教育。警察、肥皂制造者、法律学家、经济学家、商人等等都曾向他招手，但毛终于成了一名教师——从小学教师到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

　　最终的选择肯定是正确的，尽管毛受到广告和朋友的影响，但他很快根据自己的意愿作出决断，可见即使没有明确目的，毛也不是受人支配受舆论影响的人；其次，毛无意成为某个行业的专职人员，他的心思不是技术性的职业。师范毕业后，他在教师的岗位上，主要从事的也是社会政治活动。这个不安分的年轻人，是独立特行极有主见的人。

　　一边是救国救民的伟业，一边是买肉买菜的俗务，不但对照鲜明而且难以兼容，毛有理由对此感到恼火。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应当成为革命家，即使是革命家也不可能永远不谈饮食男女。对于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时间来说，言行的主要指向都无疑是生存温饱，他们不能不对女人感兴趣，不能不谈论买肉之类的俗务。毛个人可以对这些毫无兴趣，他的豪情壮志也令人钦佩，但不能期待所有人都对这些毫无兴趣。毛后来的一系列极左政策有很多引发因素，青年时代这种慨然以天下自许的英雄气也妨碍了他关注百姓的日常生活。

　　“六亿神州尽舜尧”，毛意欲使所有肉身凡胎都成为圣人；“人终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毛意欲使所有芸芸众生都具有重于泰山的价值。但无论什么时代什么社会，所有人都成圣、所有人都重于泰山的愿望只能是空想。一定要坚持这种人生理想，结果只能是，普通人没有能成圣、没有成为泰山，却失去了普通人应当享有的那些卑微的却必不可缺少的生存条件。
　　一八二三年美国总统门罗为反对欧洲国家干涉美洲事务，发表宣言，不允许欧洲在美洲殖民，美国亦不干涉欧洲事务。“门罗主义”即孤立保守主义，毛把它中国化为“湘人治湘”，各省自治，中国成为一个联邦国家。在《毛泽东早期文稿》中，与此相关的文章甚多：

　　《湖南人再进一步》（1920年6月11日）；

　　《湖南人民的自决》（1920年6月18日）；

　　《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1920年6月23日）；

　　《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1920年9月3日）；

　　《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1920年9月5日）；

　　《绝对赞成“湖南门罗主义”》（1920年9月6日）；

　　《湖南受中国之累的历史及现状证明之》（1920年9月6、7日）；

　　《“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1920年9月26日）；

　　《再说“促进的运动”》（1920年9月28日）；

　　《“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1920年9月30日）；

　　《“全自治”与半“自治”》（1920年10月3日）；

　　《为湖南自治敬告长沙三十万市民》（1920年10月7日）；

　　《反对统一》（1920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