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辩证法的生活例子:鲁迅.....阿Q

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中最著名的一篇，写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二年二月之间，最初分章刊登于北京《晨报副刊》(注：《阿Q正传》第一章发表于1921年12月4日《晨报副刊》的“开心话”栏，开头讽刺考证家的那些近似滑稽的写法，就是为了切合这一栏的题旨。但鲁迅“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所以越写越认真起来，第二章起便移载“新文艺”栏。至1922年2月12日登毕)，以后收入小说集《呐喊》。
《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农民的典型。阿Q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赤贫者，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从生活地位看，阿Q受到惨重的剥削，他失掉了土地以及独立生活的依凭，甚至也失掉了自己的姓。当他有一次喝罢两杯黄酒，说自己原是赵太爷本家的时候，赵太爷便差地保把他叫了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不许他姓赵。阿Q的现实处境是十分悲惨的，但他在精神上却“常处优胜”。小说的两章“优胜记略”，集中地描绘了阿Q这种性格的特点。他常常夸耀过去：“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其实他连自己姓什么也有点茫然；又常常比附将来：“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其实他连老婆都还没有；他忌讳自己头上的癞疮疤，又认为别人“还不配”；被别人打败了，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于是他胜利了；当别人要他承认是“人打畜生”时，他就自轻自贱地承认：“打虫豸，好不好？”但他立刻又想：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剩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于是他又胜利了。遇到各种“精神胜利法”都应用不上的时候，他就用力在自己脸上打两个嘴巴，打完之后，便觉得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于是他又得胜地满足了。他有时也去欺侮处于无告地位的人，譬如被假洋鬼子打了之后，就去摩小尼姑的头皮，以此作为自己的一桩“勋业”，飘飘然陶醉在旁人的赏识和哄笑中。但是这种偶然的“勋业”仍然不过是精神的胜利，和他的自轻自贱、自譬自解一样是令人悲痛的行动。阿Q的“精神胜利法”实际上只是一种自我麻醉的手段，使他不能够正视自己被压迫的悲惨地位。他的“优胜记略”不过是充满了血泪和耻辱的奴隶生活的记录。
作品突出地描绘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同时又表现了他的性格里其它许多复杂的因素。阿Q的性格是充满着矛盾的。鲁迅后来曾经说过：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注：《且介亭杂文·寄〈戏〉周刊编者信》)。一方面，他是一个被剥削的劳动很好的农民，质朴，愚蠢，长期以来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毒害，保持着一些合乎“圣经贤传”的思想，也没改变小生产者狭隘守旧的特点：他维护“男女之大防”，认为革命便是造反；很鄙薄城里人，因为他们把“长凳”叫做“条凳”，在煎鱼上加切细的葱丝，凡是不合于未庄生活习惯的，在他看来都是“异端”。另一方面，阿Q又是一个失掉了土地的破产农民，到处流荡，被迫做过小偷，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并不佩服赵太爷、钱太爷，敢于对假洋鬼子采取“怒目主义”；还觉得未庄的乡下人很可笑，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没有见过杀头。阿Q性格的某些特征是中国一般封建农村里普通农民所没有的。即瞧不起城里人，又瞧不起乡下人；从自尊自大到自轻自贱，又从自轻自贱到自尊自大，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典型环境里典型的性格。出现在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一方面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后近代中国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为阿Q本身的具体经历所决定。鲁迅从雇农阿Q的生活道路和个性特点出发，按照自己艺术创造上的习惯——“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注：《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遵循主体的需要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在思想熔铸的时候，又突出了人物复杂性格中的某一点，使某具有鲜明的精神特征，从而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意义深刻而又栩栩如生的典型。
作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精神现象，“精神胜利法”主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烙上了民族耻辱的湛深印记。在帝国主义扩张浪潮不断冲击下，封建统治阶级日趋没落，现实环境使他们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精神胜利法”正是这种病态心理的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注：《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第3卷第52页)这是因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而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说来只能受支配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受到统治阶级思想影响是十分自然的。还由于不同阶级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环境和同一个民族环境里，它们接触到的物质条件有一部分是相同的或者类似的，因而也就为这种病态心理的传播制造了机会。与此同时，农民本身的阶级弱点，小生产者在私有制社会里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地位，同样是孕育“精神胜利法”的温床。象阿Q这样一方面没有摆脱本阶级的弱点，另一方面又多少沾染了一些游民阶层落后意识的农民，接受和产生“精神胜利法”便更为容易。鲁迅在写作《阿Q正传》的时候，曾经抱有批判“国民的弱点”(注：伪自由书·再谈保留)的意图，根据这个意图，他还作了如下的说明：“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象是写自己，又象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注：《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艺术必须担负起社会教育的广泛的任务，这表现了一个革命作家对于自己创作的严格的要求。实际上，阿Q也的确不是生活里的具体的“谁”，然而陈Q又的确是艺术上的具体的阿Q，没有阿Q的那些行动，也就没有了所谓“阿Q精神”。作为一个专替人家打杂的雇农的形象，鲁迅在作广泛针砭的同时，仍然是以对农民生活的实际观察作为艺术概括的基础的，他严格地遵循了现实主义典型化的原则。这样，阿Q的“精神胜利法”只能是为阿Q所独有的“精神胜利法”，和另外一些人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有相似的地方，也有根本不同的地方。正如鲁迅后来所说，“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注：《且介亭杂文·寄〈戏〉周刊编者信》)，足见人物形象在鲁迅心中是具体的，确切不易的。他也说过：“还记得作《阿Q正传》时，就曾有小政客和小官僚惶怒，硬说是在讽刺他，殊不知阿Q的模特儿，却在别的小城市中，而他也实在正在给人家捣米。”(注：《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在鲁迅看来，针砭“精神胜利法”的普遍现象和塑造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并不矛盾。普遍性体现在特殊性里。典型性格越是具体深刻，也便越带有普遍性；阿Q的“精神胜利法”越是具有农民阿Q本人的特点，也便越能够取得广泛的社会讽刺的效果。这是因为：只有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吻合于他的阶级地位、生活经历和个性习惯，他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使读过《阿Q正传》的都在脑海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一旦遇见具有类似精神现象的人——尽管在根柢里存在着很大区别，也会立刻想起阿Q，立刻不自觉地叫出阿Q的名字来。艺术典型在普遍性上所引起的广泛影响，决不会也不需要损害它原来的属性。
小说从第七章起，描写阿Q性格在革命到来以后的某些变化，这种变化紧紧地扣住农民阿Q的特点，进一步证明了惯于使用“精神胜利法”的阿Q作为农民典型的不可更易的意义。正当他在生活中处处碰壁，快到“末路”的时候，革命党要进城的消息传来了。阿Q原来认为革命就是造反，造反就是与他为难，一向表示“深恶痛绝”。现在看到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居然这样害怕，未庄的人居然这样慌张，便不免对革命“神往”起来。他想：“革命也好吧，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和“精神胜利”不同，阿Q这个时候的感受完全具有现实的根据：向来骄横霸道的赵太爷换了一副面孔，怯怯地迎着他低声叫“老Q”；赵白眼也改口称他“Q哥”，想从他这里探听“革命党的口风”。这些都使阿Q感到新鲜和高兴。在革命的风暴面前，小说准确地勾画了各阶层人物的情绪和动态，严格地依照生活本身的逻辑和人物性格的逻辑写出了阿Q要革命的阶级特点。阿Q是从被剥削者朴素直感去欢迎革命的。鲁迅没有忽视这种革命性，也没有夸大这种革命性。阿Q觉得造反有趣，又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在他的想象中，革命党都穿着“白盔白甲”，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革命之后，赵家的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还有钱家的桌椅，都搬到土谷祠里来；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阿Q对革命的认识固然十分幼稚，十分糊涂，但由于这种想法里充满着农民式的均分思想和复仇情绪，却又的确反映了农民阿Q具有改变自己生活地位的迫切要求。鲁迅看到农民是一个被剥削的阶级，他们本身存在着许多缺点，不觉悟，不团结；同时也看到农民是一个要革命的阶级，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阿Q真心向往革命，在他身上始终潜藏着革命的可能性。
毛泽东同志说过：“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1卷第16页)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忽视了农民的要求，没有把农民自发的革命热情加以发扬和引导，相反地，却让封建地主篡夺了革命的果实，扼杀了农民的要求。它把皇帝赶下龙廷，却没有给广大人民以任何实际的利益。对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情形，小说也有真实的描写。革命党进了城，却不见得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举人老爷当了民政帮办，带兵的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在未庄，赵秀才便同曾经出过洋的地主阶级里资产阶级化了的假洋鬼子串通一起，抢先向革命投机，挂出了“咸与维新”的招牌，而真正倾向革命的阿Q，曾经鼓起勇气去结识假洋鬼子，假洋鬼子却扬起了“哭丧棒”，不准阿Q革命。赵家的抢案发生后，“做革命党还不到二十天”的把总老爷，为了维持自己的威风，把阿Q抓了去，当作抢犯，当作“惩一儆百”的材料枪毙示众。正如稍后短篇《示众》所描写的一样，十五年前在仙台幻灯画片里见过的围看杀人的镜头，在小说结尾处作了具体的描写，说明人民的精神麻木现象深深地楔入了鲁迅的心坎，使他永远感到痛心。小说这个“大团圆”的结局的阿Q的悲剧，同时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剧。
和鲁迅其它描写农民的小说相比，《阿Q正传》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写出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并且直接联系到农民群众要求解放的问题。辛亥革命的命运是和阿Q的命运紧密地联系着的，阿Q被送上法场，辛亥革命也同时被送上了法场，枪声一响，这个革命的生命便和阿Q的生命一起结束了。这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对现实的宣判。周扬在谈到《阿Q正传》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辛亥革命没有给农民以真正的利益，没有依靠农民，启发他们的觉悟性和积极性，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这就注定了辛亥革命的必然失败。在这里，鲁迅对于农民的弱点方面的批评，同时也正是对于辛亥革命的一个严正的历史的评判。”(注：《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人民文学》1954年5月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初阶段，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社会还缺乏透彻了解，“五四”当时“到民间去”的口号，并未引起一般知识分子对农民状况的认真研究。鲁迅以其长期以来深刻的观察和沉痛的感受，通过艺术描绘，让人重温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虽然他较多地注意到群众的落后方面，但就此提出的启发农民民主主义觉悟的问题，客观上却有重大的意义。鲁迅当时还没有找到、因而也不能够明确的指出人民达到幸福生活的具体道路，却始终站在被压迫人民这一边，站在农民这一边，确信农民有权利过合理的生活，因而也有权利做革命党来争取这个合理的生活：“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注：《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在鲁迅的严峻的现实主义原则里，这里又反映了他的历史乐观主义的精神。阿Q这个人物自从在鲁迅笔底出现以后，一直成为具有类似精神现象的人的代名词，时时挂上批评者的口头，得到了普遍的运用。罗曼·罗兰和法捷耶夫曾经极口称道阿Q这个形象的生动与深刻的意义。法捷耶夫还说：“鲁迅，是短篇小说的名手。他善于简短地、清楚地，在一些形象中表达一种思想，在一个插曲中表达一件巨大的事变，在某一个别的人物中表达一个典型。”(注：《关于鲁迅》，《文艺报》第1卷第3期，1949年10月25日)这不是一般的评价，而是一个具有丰富的革命文学创作经验的作家，从自己的实际体会中总结出来的对于鲁迅小说的印象，以之说明《阿Q正传》的创作特点也是非常确切的。小说到现在为止已经有近四十种不同文字的译本，阿Q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不朽的典型。

《阿Q正传》是鲁迅的代表作之一，它既是中国文学园地的杰作，也是世界文学园地的杰作。鲁迅塑造的阿Q这一艺术形象，在中国早已是妇孺皆知，在世界也是公认的典型形象。高中语文课本第五册全文选取了《阿Q正传》供学生阅读，这对培养和提高学生阅读、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无疑是大有裨益的。但由于作品所描写的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社会现实，所以青年学生读起来难免有些隔膜。怎样理解阿Q这个人物，怎样理解小说的内涵，这里谈几点看法，希望能有助于学生的阅读、欣赏。
一
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一直用两手来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暴力镇压和精神奴役。精神奴役就是用种种封建说教来毒害被统治者，使被统治者愚昧、麻木，做了奴隶而不知道自己的奴隶地位。这种精神奴役给被统治者造成的“内伤”是惊人的，封建毒素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许多人的灵魂之中，使他们成为畸形的人，任帝国主义宰割，任统治阶级蹂躏。中华民族后来已是集内忧外患于一身，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
为了挽救中国危亡的局面，孙中山先生披荆斩棘，不屈不挠；辛亥革命者前仆后继，浴血奋战。革命先驱的救国热忱、献身精神，的确是可歌可泣的。但是辛亥革命终于失败了。这一是因为革命者对封建阶级采取了妥协的态度；二是因为革命者没有注意宣传、教育、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广大人民群众处在不觉悟的状态，没有起来支持和参加这场革命。所以，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依然如故，处在半封建半殖民的状态中。
鲁迅深切地感到，中国必须来一次彻底的变革，而变革要取得成功，则必须唤醒“昏睡”中的国民，改变他们的精神状态。所以，鲁迅一生以笔作刀，解剖中国社会，解剖国民的灵魂，对他们精神世界的落后面、消极面作彻底的暴露和无情的批判。对于被统治者，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写作《阿Q正传》就是要给被统治者以启蒙，让他们正视自己的问题，看清自己身上恶劣的品性，从而摆脱精神上的枷锁，奋起抗争，去“制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所以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二
鲁迅在《阿Q正传》中，正是通过阿Q这一艺术形象，生动地表现了当时许多国民畸形的心态，无情地鞭挞了他们种种恶劣的品性。
阿Q是一个深受封建阶级压迫和剥削的赤贫、地地道道的农村无产者。他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被统治者剥夺得一无所有，连姓名、籍贯都很渺茫。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靠打零工维持生活，别人叫割麦便割麦，叫舂米便舂米，叫撑船便撑船。命运是够悲惨的。但令人痛心的是，他对来自统治者的欺压竟麻木健忘，以自欺来自慰。他在现实中一次又一次地失败，可在精神上却一次又一次地“胜利”。他因为说他也姓赵，被赵太爷叫去打了嘴巴。可挨打之后，他想的是：“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他想到赵太爷这么一个威风八面的人物现在竟成了他的儿子，便得意起来。一方面在现实中处处碰壁，饱尝辛酸，一方面又在幻想中自欺自慰，自傲自足，这就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一个人身处奴隶地位，却这样心安意得，那他怎么会起来抗争？怎么会去改变自己的奴隶地位？鲁迅正是从阿Q实际的失败受辱和虚妄的胜利自傲这两个方面来描写他的性格的。在这里，悲惨和得意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现实和幻想形成了尖锐的对立。阿Q越是获得精神胜利，我们越是感到悲哀，阿Q越是洋洋自得，我们越是感到痛心。
“精神胜利法”已成为阿Q性格的代名词，但“精神胜利法”并不是阿Q性格的全部内涵，阿Q还有其他种种恶劣的品性。
他欺软怕硬，狡滑无赖。别人欺负了他，他无可奈何；受欺之后，他又去欺负弱小者，“口讷的他便骂，力气小的他便打”，以此发泄他被欺后的不平之气。所以他要调戏小尼姑，扭打小D。他偷尼姑庵的萝卜，被老尼姑发现了，死不认账，并耍起了无赖：“这是你的？你能叫得他答应你么？”
他盲目自大，狭隘保守。所有未庄人，他都不放在眼里，连赵太爷、钱太爷他也不格外的崇奉。未庄人少有进城的，他进了几回城，便更加自傲了，嘲笑未庄人没见识，没见过城里煎的鱼。他的名言是：“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什么东西！”他又狭隘保守。凡是不合乎未庄老例的，他都看不惯，说城里人不该把“长凳”叫成“条凳”，煎鱼时不该把葱叶切成了丝。
他假装正经，护卫道学。他仿佛是个“正人”，认为男人女人应该严守“大防”。看见一男一女在那儿说话，便认为是有勾当了，所以要怒目而视，甚至要躲在冷僻处朝他们扔小石头；看见女人一个人在外面走，便认为是在勾引男人。其实，他巴不得有女人勾引他，他还曾在戏台下的人丛中拧过一个女人的大腿哩。
他忌痛护短，以丑为美。他头上长有癞疮疤，颇为此而苦恼。而人们又偏偏爱拿他的癞疮疤寻开心，这时他竟又说“你还不配”，觉得自己头上的癞疮疤非同寻常，是高尚光荣的。他为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而自豪，因为状元也是“第一个”。
此外，他还有安于现状、趋时附势等等恶劣的品性。总之，阿Q就是这样一个畸形的人物，这样一个可悲的角色。
鲁迅刻画阿Q时，是用一个个喜剧性的外套包装着一个个悲剧性的故事。阿Q的遭遇是悲剧性的，他的结局是令人同情的。但这一切又是通过他日常生活中一系列富有喜剧性的事件表现出来的。例如，他同小D扭打时，双方抓住对方的辫子，时进时退，显得那样滑稽可笑；他到尼姑庵偷萝卜，遭到大黑狗的追赶，吓得连滚带爬，显得那样狼狈不堪……所以人们在读《阿Q正传》时，常常被阿Q可笑的言行逗得忍俊不禁；可掩卷沉思，又不免悲从中来，为阿Q的不幸遭遇而唏嘘叹息。鲁迅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阿Q被压迫者的地位、阿Q身上所具有的吃苦耐劳的品格以及他要通过革命来改变自己景况的愿望等等，无疑是“有价值的东西”。但他的欺软怕硬、狡猾无赖，他的盲目自大、狭隘保守，他的假装正经、护卫道学，他的忌痛护短、以丑为美等等，尤其是他的“精神胜利法”，这些都是恶劣的、“无价值的”。鲁迅把他“有价值的”毁灭给人看，把他“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在悲剧性和喜剧性的相互映衬下展开艺术的描写，使作品读起来更加令人心酸，令人颤栗，同时也更能催人醒悟。
三
前边已经说过，辛亥革命是一场失败的革命。《阿Q正传》就用活生生的形象深刻地反映了这场革命是场失败的革命，反映了阿Q在这场革命中可悲的遭遇，令人心寒的结局。
革命党要进城了，举人老爷惶恐至极，深更半夜用船将家产偷偷运到未庄寄放在赵太爷家里。未庄人并不是由于革命党对他们的宣传、发动而知道革命党的，只不过是因举人老爷这件事才知道有革命党，才知道革命党要进城的。
不仅如此，未庄人还把革命党谣传成“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正皇帝的素”。可见，他们把辛亥革命这样一场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误解成一幕“反清复明”的复辟闹剧了。
阿Q由于听信了统治阶级的宣传，一向对革命是“深恶痛绝”的，认为革命就是跟他过不去。但这次由于看到举人老爷对革命这样害怕，看到未庄人对革命如此慌张，才“神往”起革命来。他又是怎样理解这革命的呢？第一是杀“仇人”。而他的“仇人”不仅有赵太爷、假洋鬼子等，还有小D、王胡等同是被压迫者。第二是抢东西。他认为，革命就是“要什么就是什么”，他要把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等等统统搬到土谷祠来。第三是抢女人。革命了，女人可以由他挑，想要谁就是谁。
上述种种说明了什么呢？一方面固然说明包括阿Q在内的未庄人愚昧、落后，对革命缺乏起码的认识；另一方面正说明革命者没有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发动群众，而是严重地脱离群众。广大人民群众不知道这场革命的对象、目的，不知道这场革命与他们的关系，那当然就谈不上起来支持和参加这场革命了。
赵秀才和假洋鬼本来是互不买账、“素不相能”的，在革命到来时，他们勾结到一起，到尼姑庵砸了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后，便宣布他们已经“革命”了，是“革命党”了，这反映了封建阶级对革命的投机。阿Q找假洋鬼子，想“投降”革命党，却被假洋鬼子赶了出来。
革命党进城后，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带兵的还是先前的老把总，举人老爷等等摇身一变都成了“革命党”。政权、军权仍落在封建阶级手里，作威作福的仍是这班人。辛亥革命给未庄带来的唯一变化是许多人将辫子盘了起来。赵秀才他盘而不剪，为的是有一天能放下来，阿Q盘起来，只不过是“学样”罢了。
赵家遭抢，说明辛亥革命后未庄的阶级矛盾依然存在。阿Q遭赵秀才的诬陷被当作抢劫犯抓了起来。革命前压迫他的是封建地主，革命中不准他革命的是封建地主，革命后审问他的仍是封建地主。最后，阿Q被枪决了，成了一具冤魂。看客们反认为枪毙了比不上杀头好看。鲁迅对辛亥革命前前后后的描写，不正说明辛亥革命是一场悲剧么？鲁迅对阿Q在辛亥革命中的遭遇和辛亥革命后的结局的描写，不正说明他死得可悲，至死都没有觉醒么？

阿Q所处的时代已经一不去不复返了，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已是今非昔比了。读读《阿Q正传》，我们会越发感到我们是生活在美好幸福的时代。但我们仍应注意克服自身的缺点、弱点，仍应注意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努力创造更加美好幸福的未来。

《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农民的典型。阿Q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赤贫者，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从生活地位看，阿Q受到惨重的剥削，他失掉了土地以及独立生活的依凭，甚至也失掉了自己的姓。当他有一次喝罢两杯黄酒，说自己原是赵太爷本家的时候，赵太爷便差地保把他叫了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不许他姓赵。阿Q的现实处境是十分悲惨的，但他在精神上却“常处优胜”。小说的两章“优胜记略”，集中地描绘了阿Q这种性格的特点。他常常夸耀过去：“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其实他连自己姓什么也有点茫然；又常常比附将来：“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其实他连老婆都还没有；他忌讳自己头上的癞疮疤，又认为别人“还不配”；被别人打败了，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于是他胜利了；当别人要他承认是“人打畜生”时，他就自轻自贱地承认：“打虫豸，好不好？”但他立刻又想：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剩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于是他又胜利了。遇到各种“精神胜利法”都应用不上的时候，他就用力在自己脸上打两个嘴巴，打完之后，便觉得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于是他又得胜地满足了。他有时也去欺侮处于无告地位的人，譬如被假洋鬼子打了之后，就去摩小尼姑的头皮，以此作为自己的一桩“勋业”，飘飘然陶醉在旁人的赏识和哄笑中。但是这种偶然的“勋业”仍然不过是精神的胜利，和他的自轻自贱、自譬自解一样是令人悲痛的行动。阿Q的“精神胜利法”实际上只是一种自我麻醉的手段，使他不能够正视自己被压迫的悲惨地位。他的“优胜记略”不过是充满了血泪和耻辱的奴隶生活的记录。

《阿Q正传》是鲁迅的代表作之一，它既是中国文学园地的杰作，也是世界文学园地的杰作。鲁迅塑造的阿Q这一艺术形象，在中国早已是妇孺皆知，在世界也是公认的典型形象。高中语文课本第五册全文选取了《阿Q正传》供学生阅读，这对培养和提高学生阅读、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无疑是大有裨益的。但由于作品所描写的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社会现实，所以青年学生读起来难免有些隔膜。怎样理解阿Q这个人物，怎样理解小说的内涵，这里谈几点看法，希望能有助于学生的阅读、欣赏。
一
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一直用两手来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暴力镇压和精神奴役。精神奴役就是用种种封建说教来毒害被统治者，使被统治者愚昧、麻木，做了奴隶而不知道自己的奴隶地位。这种精神奴役给被统治者造成的“内伤”是惊人的，封建毒素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许多人的灵魂之中，使他们成为畸形的人，任帝国主义宰割，任统治阶级蹂躏。中华民族后来已是集内忧外患于一身，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
为了挽救中国危亡的局面，孙中山先生披荆斩棘，不屈不挠；辛亥革命者前仆后继，浴血奋战。革命先驱的救国热忱、献身精神，的确是可歌可泣的。但是辛亥革命终于失败了。这一是因为革命者对封建阶级采取了妥协的态度；二是因为革命者没有注意宣传、教育、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广大人民群众处在不觉悟的状态，没有起来支持和参加这场革命。所以，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依然如故，处在半封建半殖民的状态中。
鲁迅深切地感到，中国必须来一次彻底的变革，而变革要取得成功，则必须唤醒“昏睡”中的国民，改变他们的精神状态。所以，鲁迅一生以笔作刀，解剖中国社会，解剖国民的灵魂，对他们精神世界的落后面、消极面作彻底的暴露和无情的批判。对于被统治者，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写作《阿Q正传》就是要给被统治者以启蒙，让他们正视自己的问题，看清自己身上恶劣的品性，从而摆脱精神上的枷锁，奋起抗争，去“制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所以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二
鲁迅在《阿Q正传》中，正是通过阿Q这一艺术形象，生动地表现了当时许多国民畸形的心态，无情地鞭挞了他们种种恶劣的品性。
阿Q是一个深受封建阶级压迫和剥削的赤贫、地地道道的农村无产者。他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被统治者剥夺得一无所有，连姓名、籍贯都很渺茫。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靠打零工维持生活，别人叫割麦便割麦，叫舂米便舂米，叫撑船便撑船。命运是够悲惨的。但令人痛心的是，他对来自统治者的欺压竟麻木健忘，以自欺来自慰。他在现实中一次又一次地失败，可在精神上却一次又一次地“胜利”。他因为说他也姓赵，被赵太爷叫去打了嘴巴。可挨打之后，他想的是：“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他想到赵太爷这么一个威风八面的人物现在竟成了他的儿子，便得意起来。一方面在现实中处处碰壁，饱尝辛酸，一方面又在幻想中自欺自慰，自傲自足，这就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一个人身处奴隶地位，却这样心安意得，那他怎么会起来抗争？怎么会去改变自己的奴隶地位？鲁迅正是从阿Q实际的失败受辱和虚妄的胜利自傲这两个方面来描写他的性格的。在这里，悲惨和得意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现实和幻想形成了尖锐的对立。阿Q越是获得精神胜利，我们越是感到悲哀，阿Q越是洋洋自得，我们越是感到痛心。
“精神胜利法”已成为阿Q性格的代名词，但“精神胜利法”并不是阿Q性格的全部内涵，阿Q还有其他种种恶劣的品性。
他欺软怕硬，狡滑无赖。别人欺负了他，他无可奈何；受欺之后，他又去欺负弱小者，“口讷的他便骂，力气小的他便打”，以此发泄他被欺后的不平之气。所以他要调戏小尼姑，扭打小D。他偷尼姑庵的萝卜，被老尼姑发现了，死不认账，并耍起了无赖：“这是你的？你能叫得他答应你么？”
他盲目自大，狭隘保守。所有未庄人，他都不放在眼里，连赵太爷、钱太爷他也不格外的崇奉。未庄人少有进城的，他进了几回城，便更加自傲了，嘲笑未庄人没见识，没见过城里煎的鱼。他的名言是：“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什么东西！”他又狭隘保守。凡是不合乎未庄老例的，他都看不惯，说城里人不该把“长凳”叫成“条凳”，煎鱼时不该把葱叶切成了丝。
他假装正经，护卫道学。他仿佛是个“正人”，认为男人女人应该严守“大防”。看见一男一女在那儿说话，便认为是有勾当了，所以要怒目而视，甚至要躲在冷僻处朝他们扔小石头；看见女人一个人在外面走，便认为是在勾引男人。其实，他巴不得有女人勾引他，他还曾在戏台下的人丛中拧过一个女人的大腿哩。
他忌痛护短，以丑为美。他头上长有癞疮疤，颇为此而苦恼。而人们又偏偏爱拿他的癞疮疤寻开心，这时他竟又说“你还不配”，觉得自己头上的癞疮疤非同寻常，是高尚光荣的。他为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而自豪，因为状元也是“第一个”。
此外，他还有安于现状、趋时附势等等恶劣的品性。总之，阿Q就是这样一个畸形的人物，这样一个可悲的角色。
鲁迅刻画阿Q时，是用一个个喜剧性的外套包装着一个个悲剧性的故事。阿Q的遭遇是悲剧性的，他的结局是令人同情的。但这一切又是通过他日常生活中一系列富有喜剧性的事件表现出来的。例如，他同小D扭打时，双方抓住对方的辫子，时进时退，显得那样滑稽可笑；他到尼姑庵偷萝卜，遭到大黑狗的追赶，吓得连滚带爬，显得那样狼狈不堪……所以人们在读《阿Q正传》时，常常被阿Q可笑的言行逗得忍俊不禁；可掩卷沉思，又不免悲从中来，为阿Q的不幸遭遇而唏嘘叹息。鲁迅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阿Q被压迫者的地位、阿Q身上所具有的吃苦耐劳的品格以及他要通过革命来改变自己景况的愿望等等，无疑是“有价值的东西”。但他的欺软怕硬、狡猾无赖，他的盲目自大、狭隘保守，他的假装正经、护卫道学，他的忌痛护短、以丑为美等等，尤其是他的“精神胜利法”，这些都是恶劣的、“无价值的”。鲁迅把他“有价值的”毁灭给人看，把他“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在悲剧性和喜剧性的相互映衬下展开艺术的描写，使作品读起来更加令人心酸，令人颤栗，同时也更能催人醒悟。
三
前边已经说过，辛亥革命是一场失败的革命。《阿Q正传》就用活生生的形象深刻地反映了这场革命是场失败的革命，反映了阿Q在这场革命中可悲的遭遇，令人心寒的结局。
革命党要进城了，举人老爷惶恐至极，深更半夜用船将家产偷偷运到未庄寄放在赵太爷家里。未庄人并不是由于革命党对他们的宣传、发动而知道革命党的，只不过是因举人老爷这件事才知道有革命党，才知道革命党要进城的。
不仅如此，未庄人还把革命党谣传成“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正皇帝的素”。可见，他们把辛亥革命这样一场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误解成一幕“反清复明”的复辟闹剧了。
阿Q由于听信了统治阶级的宣传，一向对革命是“深恶痛绝”的，认为革命就是跟他过不去。但这次由于看到举人老爷对革命这样害怕，看到未庄人对革命如此慌张，才“神往”起革命来。他又是怎样理解这革命的呢？第一是杀“仇人”。而他的“仇人”不仅有赵太爷、假洋鬼子等，还有小D、王胡等同是被压迫者。第二是抢东西。他认为，革命就是“要什么就是什么”，他要把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等等统统搬到土谷祠来。第三是抢女人。革命了，女人可以由他挑，想要谁就是谁。
上述种种说明了什么呢？一方面固然说明包括阿Q在内的未庄人愚昧、落后，对革命缺乏起码的认识；另一方面正说明革命者没有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发动群众，而是严重地脱离群众。广大人民群众不知道这场革命的对象、目的，不知道这场革命与他们的关系，那当然就谈不上起来支持和参加这场革命了。
赵秀才和假洋鬼本来是互不买账、“素不相能”的，在革命到来时，他们勾结到一起，到尼姑庵砸了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后，便宣布他们已经“革命”了，是“革命党”了，这反映了封建阶级对革命的投机。阿Q找假洋鬼子，想“投降”革命党，却被假洋鬼子赶了出来。
革命党进城后，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带兵的还是先前的老把总，举人老爷等等摇身一变都成了“革命党”。政权、军权仍落在封建阶级手里，作威作福的仍是这班人。辛亥革命给未庄带来的唯一变化是许多人将辫子盘了起来。赵秀才他盘而不剪，为的是有一天能放下来，阿Q盘起来，只不过是“学样”罢了。
赵家遭抢，说明辛亥革命后未庄的阶级矛盾依然存在。阿Q遭赵秀才的诬陷被当作抢劫犯抓了起来。革命前压迫他的是封建地主，革命中不准他革命的是封建地主，革命后审问他的仍是封建地主。最后，阿Q被枪决了，成了一具冤魂。看客们反认为枪毙了比不上杀头好看。鲁迅对辛亥革命前前后后的描写，不正说明辛亥革命是一场悲剧么？鲁迅对阿Q在辛亥革命中的遭遇和辛亥革命后的结局的描写，不正说明他死得可悲，至死都没有觉醒么？

阿Q所处的时代已经一不去不复返了，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已是今非昔比了。读读《阿Q正传》，我们会越发感到我们是生活在美好幸福的时代。但我们仍应注意克服自身的缺点、弱点，仍应注意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努力创造更加美好幸福的未来。

作品以辛亥革命前后农村未庄为背景,塑造了以"精神胜利法''为主要特征的贫苦农民阿Q的典型形象.阿Q一无所有,靠打短工度日.尽管他"真能做'',但社会的沉重压迫和剥削,使他时时处于生存的危机,受尽欺凌.他用"精神胜利法''为来自我安慰,自欺欺人,浑浑噩噩,苟且偷生.辛亥革命的消息刺激了他改变生存地位的欲望,他向往革命,但"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并勾结官府,把他充作"革命党''拉上法场枪毙,而阿Q执迷不悟.小说通过阿Q的革命,表现了农民在封建制度的压迫和腐朽的传统思想的毒害下造成的人性的扭曲,揭示了旧民主革命的脱离群众和不彻底.鲁迅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理塑造了阿Q着个具有巨大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表现了对中国农民问题的深刻思考.作品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誉为中国新文学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