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u9pag.dll 64位:最难的问题是什么恩？有谁能告诉我

不是

吴伟业(1609～1671),字骏公,晚号梅村,又号鹿樵生,江苏太仓人。出身于江南书香门第,于优裕的环境中长大,受业于当时文坛盟主张溥,可谓名师高徒,相得益彰。

在中国,考中状元,未必做得文豪,做得文豪,很难考中状元。这其中,二律背反,势难两全。大概八股文做多了,性情文字难免生涩凝滞,脑袋里装满了论、表、诏、诰、判、策之类应试制艺,诗词歌赋的绝妙灵感,也就找不到立锥之地。所以,吴敬梓,金圣叹,曹雪芹,蒲松龄,不幸都是科场上的名落孙山者。

所以,能凭真本事,赢得科举,凭真才华,成为大师者,肯定少之又少,只有极具才华,极富学问,同时又极善科举文章的吴伟业,是这样一位全方位的多才之士,而成为连捷连中的鼎元。我一直想,这超常才华,非凡文彩,还有他江南秀士的都美容止,儒雅器度,是明朝最末一个皇帝朱由检,一直对他十分赏识,并加以回护的原因。

1631年,他到南京应乡试,中举,名列第十二。次年进京,参加会试,得第一。接着殿试,皇帝亲点,为一甲二名进士,即“榜眼”,好一个了得。然后,授翰林院编修。这是崇祯三年的事,当时,朱由检登基之初,正大展宏图,恨不得天下才俊悉皆入吾彀中之际,对这样一个年纪大他一岁的新科副状元,自然会有一种同龄人的惺惺相惜之情。

平心而论,朱由检不是太坏的皇帝,他并不想亡国而亡了国,第一,他不幸,摊上了一个从根子上朽烂的王朝,纵有回天之术,也无能为力了。丧钟早已敲响,就等他来合上棺材盖罢了。第二,更不幸的,此人行事峻急,纠刻猜忌,罚重恩薄,少见情义,这些属于他个人的性格悲剧,也加速了帝国的灭亡过程。他在位十七年,一共换了五十位首辅,平均一年要换三个宰相,最短的黄震亨,大概只干了三个月,仅这用人一件事,可见他驭政的水平。试想,董事长频繁地换总经理,一个再好的公司,也会折腾得七零八落的,何况千疮百孔的偌大帝国。从这里,也就能琢磨得出这位皇帝的喜怒无常,多疑好变的秉性了。

但朱由检独对这位年青诗人,不但善待,甚至偏护,还加以宥庇,“恩重如山”这四个字,对吴来说,是具体而且实实在在的。所以,吴梅村之悔,就悔在他辜负了这位待他不薄的崇祯皇帝。1644年,李自成攻进北京,崇祯在景山上吊而亡,他本应殉国殉主,杀身成仁,或者抗清复明,誓不两立,至少也应当一个明末遗民,老死牖下,也能对得起故主。可是,挣扎了十年,斗争了十年,1654年,终于还是归顺大清,出仕新朝。

他有一首《遣闷诗》,道出他的心声。“故人往日燔妻子,我因亲在何敢死,憔悴而今困于此,欲往从之愧青史。”

吴伟业对于“青史”的“愧”,也就是他一生的“悔”。

中国人,比较缺乏忏悔意识,或者说,不知忏悔为何物。因而,讲面子的中国人,通常不肯认错。错都不认,悔从可来?尤其有点身份,有点地位,有点权势的人物,哪怕是千真万确的错了,死了的鸭子嘴硬,也不肯向被害者承认自己的不是。而最为匪夷所思的,百分之九十九错了,他能咬住那百分之一,理直气壮地说他正确,无比正确,正确到不能再正确,还要那些受害者向他喊“乌拉”。

碰上这样的混账,指望他忏悔,无异与虎谋皮。

中国的文人,也不甚忏悔。他们不是不知道忏悔,而是不肯忏悔。有的人,明知错了,不认错,不但不认错,还赖账,还推诿,还狡辩,还倒打一耙,还张牙舞爪,也真是没劲透顶。甚至屁股上屎迹斑斑,一路遗臭过来,别人掩住鼻子告诉他,阁下,你能回头看看您的臀部吗?他王顾左右而言它,脸都不红一下。

所以,在西方,远一点的,有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近一点的,有卢梭的《忏悔录》,而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学过程中,几乎找不一本类似的著作,真令人遗憾。时下坊间那些文人写的回忆录之类的东西,成篇累牍,有的真让人不能卒读。泡沫泛滥,水份洋溢,涂脂抹粉,炫耀吹嘘。甭说“愧”,甭说“悔”,连西人常挂在口头上的Sorry,也休想听到。

因此,“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的吴梅村,遂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如果不是唯一,也是极其少见的,具有忏悔意识的文人。他痛悔自己“一钱不值”,痛悔自己“浮生所欠只一死”,于“草间苟活,沉吟不断”中一直忏悔到死。

后来人常常不理解,人称吴太史的这样一位文学大师,睿智学者,聪明透顶的人,身受前朝重恩,多蒙故主眷顾,为什么不能像顾炎武、黄宗羲那样埋名隐居,坚拒不就?为什么不能像陈子龙、夏完淳那样宁死不降,舍身成仁?最不济,也可以学王夫之那样,作《惜发赋》,存明代衣冠,逃到湘西大山里潜心读书。

说说是容易的,要做到,可就相当相当的难了。

直到我当了“右派”,才开始懂得,中国知识分子中间,骨头硬者太少,而缺乏钙质者太多。你可以这样高标准地要求吴梅村,但他它肯膝盖软下来求生,而不想站着取死,那你也只好抱憾。

一位研究吴梅村的日本学者安积信,就十分为这位大师惋惜,“第梅村受知于庄烈帝,南宫首策,莲烛赐婚,不十年累迁至宫詹学士,负海内重名久矣。当都城失守,帝殉社稷时,不能与陈卧子,黄蕴生诸贤致命遂志,又不能与顾亭林,纪伯紫诸子自放山林之间,委蛇伏游,遂事二朝,则不若尚书(王阮亭)之峻整,随园之清高远矣。向使梅村能取义成仁,或隐身岩穴间,其节概文章,皆足以为后学标准,而天下所推为一代冠冕者,亦将不在阮亭而在梅村,岂不尤可惜哉?”(见清人方浚师所著《蕉轩随录》)

安积信先生不了解中国文人向来崇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哲学,与他们日本国动不动切腹自杀的武士道精神,是毫无共同点的。且不论切腹这举动本身的正确与否,但对死亡毫无畏惧的坚强,与但求苟且偷生的软弱,是存在着天壤之别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文人,常常处于改换门庭的两难境地,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总是从坚定而软弱,而动摇,而妥协,而降服。江山易色,不得不胡服左衽；朝代更迭,不得不?发蓄辫；为苟安计,不得不与故主拜拜；为活下来,不得不为新朝效力……这一切的“不得不”,实在是由于统治者的高压政策所至。

聪明的统治者对付文化人,并不总采取杀头的办法,只消制造出没完没了的紧张感,一波一波的危机感,高度恐惧的威慑感……不论其中任何一“感”起作用,根本用不着真刀真枪,有一点刀光剑影,知识分子的骨头先震酥了。所以,文革期间,“要文斗不要武斗”,算是吃准了文人的死穴,根本还没斗,臭老九就先趴下了。我亲眼目睹鲁迅先生封的“四条汉子”,三十年间上海,何其风流倜傥于左翼文坛,五十年代北京,何其冠冕堂皇于文化领域,可到了六十年代体育场的批判大会上,革命群众也不过呼了几声“打倒”罢了,并未打,就乖乖地倒在那儿了。

试想,鼎革以后的清朝统治者,会比体育场上的造反派和红卫兵更文明些吗?

我读过一则清人笔记,说吴出仕清朝后,他在北京的寓所,经常有满州官员骚扰,对其妻妾,也是动辄裹挟而去。大有李后主降宋后,在开封为违命侯,他最宠爱的小周后,时不时会被宋太宗赵光义派来一顶小轿,抬进皇宫那样。对吴梅村是否落入这种处境之中,我是不甚相信的。但从他写给儿子写的遗书,“吾一生遭际,万事扰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这“苦”,这种在极度恐惧中的身不由己之“苦”,相比之与崇祯皇帝对他的眷顾,更是悔之不已了。

平心而论,朱由检是个比较寡情薄义的皇帝,但独对他,屡有额外开恩之处。

崇祯四年会试,引发起一场科场纠纷,主持考政的周延儒被政敌攻讦,说他左袒吴伟业,还未放榜,就高中首元。按今天的话说,这就是走后门了,沸沸扬扬,不可收拾。幸好年轻皇帝亲自出面,御笔在吴的试卷批了“正大博雅,足式诡靡”八个字,认为他的文章很好,而且可以当作“主旋律”的范文,这一句“天语褒扬”,反对派再也不敢放一个屁。随后,又赐这个新科榜眼,“驰节还里门”,合卺完婚,那简直是倾动江南的一场婚礼。

这份御赐的荣光,在遗嘱《与子?疏》中也念念不忘,“不意年逾二十,遂掇大魁,福过其分,实切悚栗。时有攻宜兴座主(即周延儒),借吾作射的者,故榜下即多危疑,赖烈皇帝保全。并给假归娶先室程氏。”

九年,崇祯简命他为湖广乡试主考,那时他仅28岁,可见其受信任的程度。十年,更高看一眼,被命为东宫讲读,这是要在将来派大用场的儒学之士,才能坐上的位置；十一年,皇太子出阁,就读于文华殿,崇祯帝临场视学,亲自垂问《尚书》大义,讲毕,获赐“龙团月片,甘瓜脆李”。

甚至后来,吴伟业从北京调到南京,这其间吴闯了一点祸,也被崇祯化解了。十三年,大名士黄道周开罪朱由检,被杖系狱,吴一向景仰他,追随他,即派监中生员涂某前往营救。此人到京后上书崇祯,有不敬语,惹下大祸。他在《与子?疏》中也提到此事：“涂上书触圣怒,严旨责问主使,吾知其必及,既与者七人,而吾得免”。在这起案件中,被追究者皆受处置,但崇祯对他额外关爱,竟将其轻轻放过。

我一直在猜想,同意他离开都城,到南京国子监任职,应该是崇祯的决策。按朱由检一向对他的器识,会将他留在京城任用。但是,使其离开朝廷党争的漩涡中心,摆脱困境,另开生路。我总感觉到,这种独独赐予他的人情味的关照,很可能是1610年出生的朱由检,对1609年出生的吴梅村,年龄相仿,有一些同声共气的感应。

这所有的一切恩遇,是他仕清以后,悔恨万分,槌胸泣血,最不能原谅自己的罪孽。在中国人心目中,背恩负义,为恶中之恶,最被人不齿。而封建社会里的帝王之恩,称之为“天恩”,连“天恩”一掉脸敢背叛,哪还有什么人味呢?他的智慧,他的良知,他的被拷打的灵魂,永远纠缠在他的“崇祯情结”之中,这是他苦痛的根源,也是他终生不已的忏悔。

据民国蒋芷侪《都门识小录》：“昔吴梅村宫詹,尝于席上观伶人演《烂柯山》(即《买臣休妻》),某伶于科白时,大声对梅村曰：‘姓朱的有甚亏负于你?’梅村为之面赤。”可见时人对他的背主仕清,是尤为憎恶的。朱由检行事峻急,纠刻猜忌,罚重恩薄,少见情义,对他却是优渥有加,关爱备至。这一问,真是问到了他的心痛处。

明末清初,被称之为“江左三大家”的钱谦益、龚鼎孳、吴伟业,钱是一个政治化的文人,深陷党争漩涡,龚是一个市侩气的文人,热衷投机转蓬,吴则是一个更纯粹些的文人,生性怯懦,胆小怕事,体弱多病,努力躲开政治,可是政治偏偏不放过他。所以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梅村当国亡时已退闲林下,其仕于我朝也因荐而起,既不同于降表?名,而自恨濡忍不死,?天?地之意,没身不忘,则心与足迹尚皆可谅。”

谅解是一回事,事实的完全真象,又是另外一回事。吴梅村是人,就免不了人性的弱点。在板荡动乱的大背景下,政治固然不会把你化外,但你想绝对自外于政治,也做不到。尤其——倘若这政治对你可能产生良好效益时,也许只是一根稻草,对一个溺水之人,伸出手去抓挠一把,以求活命,也是很自然的的。

据清人刘声木的《苌楚斋随笔》卷八《吴伟业出仕二姓原委》,也让我们看到吴梅村之悔的大的一面,也有其不可告人的小的另一面。说到底,所谓文人,清代画家龚贤说过的一句名言：“吾等实乃小人”,不能不说是一针见血之谈。包括我自己,也包括我尊敬的那些同行,都很难说不“小人”的；有的,名声鼎沸而更“小人”者,也屡见不鲜。

“吴梅村祭酒传业才华绮丽,冠绝千古。及其出仕国朝,后人怜其才,每多恕词,盖不知当时情形也。祭酒因海宁陈相国之遴所荐起,时在顺治十五年,当时相国独操政柄,援引至卿相极易。未荐之先,必有往来书札,虽不传于世,意其必以卿相相待故祭酒欣然应诏。早已道路相传,公卿饯送。”

这就是清人刘献庭在《广阳杂记》中,所记载的那则轶闻了。“顺治间,吴梅村被召,三吴士大夫集虎丘会饯。忽有少年投一函,启之,得绝句云：‘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举座为之默然。”

这时要踩煞车的话,也还来得及,可是,举家北上的吴梅村,开弓已无回头路了。

刘声木的文章说：“迨至祭酒已报行期,而相国得罪遣戍,欲中止,由势有所不能,故集中咏拙政园山茶,以志感慨,园即相国产也。及其到京,政府诸公以其为江南老名士,时方延揽人才,欲不用,恐失众望,因其前明本官祭酒,仍以祭酒官之,非祭酒所及料也。祭酒若早知其如此,必不肯出。世但知其为老母,而不知亦为妻少子幼,故偷生忍死,甘仕二姓。人生一有系念,必不能以节烈称。祭酒所系念有四,官也,母也,妻也,子也,宜其不克以身殉义,得享令名,后虽悔恨屡见之诗词,然已无及矣。”

应该看到,第一,明亡十年,吴梅村足迹遍江南,说明没有闲着,也说明他生怕世人将他忘却。文人之不甘寂寞,本是通病,过去如此,现在也还是如此。这也是越有名气的大师级的文人,所以要像张天翼先生的《华威先生》那样,情不自禁地要在各种场合抛头露面的缘故。清廷对这样一个大文人,汉族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早晚要控制在自己手中,不会放任不管,听其自由的。第二,那些已经为清廷效力的前朝官吏,也要拉他下水,岂能容他成为名节孤贞之士,万世流芳?包括他的这位亲家,现在苏州拙政园就曾是他私人官邸的顺治重臣陈之遴,会不敦劝他,老弟台,你等了十年,也看了十年,难道看不出大局已定,复明无望了吗?第三,我认为最重要的,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两面性,依附性,本来在灵魂深处,就存在着对于统治集团的顺从心理,对于强势力量的慑服心理,对于权力人物的竞迎心理,也使吴梅村终于坐不住了。他知道他要付出的是：一生名节,半世清誉,然而,他也在想,说不定交出这点薄本,能够换来更可观的名和利呢?

吴梅村性格软懦,不影响他拥有入世之心,身体脆弱,不耽误他爱慕虚荣之念。文学大师的声名,复社宗主的威望,领袖群伦的人气,一代士子的风范,若是再加上新朝新帝对他的剖眼相待,像前朝崇祯帝那样,那他还有什么犹豫的呢?

于是,只有一条路可走,到北京去报到,等待分配工作。

结果,令他大失所望的是,付出失节的代价,付出叛主的代价,付出数十年声名的代价,付出在知识分子中树立起来高风亮节的代价,得到的是冷遇,是漠视,是猜疑,是不信任,是区区不足道的一名编纂,小小学官而已。早知如此,不若不降。

打错了算盘的他,悔上加悔,真是无以为生了。

“万事催华发,论龚生,天年竟夭,高名难没。吾病将难医药治,耿耿胸中热血。待洒向、西风残月。剖却心肝今置地,问华佗解我肠千结。追往恨,倍凄咽。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艾炙眉头瓜喷鼻,今日须难诀绝。早患苦、重来千叠。脱?妻?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间事。”(《贺新郎·病中有感》)

吴梅村在这首诗中所表现出来的沉重,抑郁,内咎,自责的心情,尽管相隔数个世纪,字里行间,仍能体会到诗人愁肠千结的苦痛。

可他也不想想,一位归顺得太晚的文人,还能指望坐稳江山的顺治,为你开欢迎会么?于是,在京三年期间,风云谲变,如鸟惊弓,大案迭兴,唯恐牵连,旧病复发,沉疴难愈,亲友远离,处境凄凉,日子过得诚如其言,“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他细细算了算帐,什么也没有得到的同时,他这个人,这个人的一生,这个人的未来,都成了零。这场不是赌博的赌博,这场不是投机的投机,真是输得够惨。文人,有什么办法?能够不存任何幻想,诀绝地挺直了腰杆站立者,又能有几多?

吴梅村只有用他的忏悔,度过他的残生。这就是他在《临终诗四首》之一中所写的：“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应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一直到死神来临的那一瞬间,他对他的背叛,他的失节,也始终不肯自谅。

清康熙十年(1671),逝世。据《清史稿》：吴伟业“临殁顾言,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死后殓以僧装,葬我邓尉灵岩之侧,坟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起祠堂,勿乞铭,闻其言者皆悲之。”

这个凄凄惶惶的,悔恨不已的诗人,在天大的压力下,敢于做出一点点有限而有限,可怜而可怜的反抗,你不让我做明朝人,我也不做你清朝人,以赎前愆,来还精神和感情的债,还道义和良知的债,还故国和故主的债。

就凭这种对自己,对世界,对历史所体现出的负责感情,你不能不表示深深的敬意

附上吴伟业的《圆圆曲》：

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恸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红颜流落非吾恋，逆贼天亡自荒宴。电扫黄巾定黑山，哭罢君亲再相见。

相见初经田窦家，侯门歌舞出如花。许将戚里箜篌技，等取将军油壁车。车本姑苏浣花里，圆圆小字娇罗绮。梦向夫差苑里游，宫娥拥入君王起。前身合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横塘双桨去如飞，何处豪家强载归。此际岂知非薄命，此时只有泪沾衣。熏天意气连宫掖，明眸皓齿无人昔。夺归永巷闭良家，教就新声倾座客。座客飞觞红日暮，一曲哀弦向谁诉。白皙通侯最少年，拣取花枝屡回顾。早携娇鸟出樊笼，待得银河几时渡。恨杀军书抵死催，苦留后约将人误。

相约恩深相见难，一朝蚁贼满长安。可怜思妇楼头柳，认作天边粉絮看。遍索绿珠围内第，强呼绎树出雕栏。若非壮士全师胜，争得娥眉匹马还。

娥眉马上传呼进，云鬟不整惊魂定。蜡炬迎来在战场，啼妆满面残红印。专征萧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车千乘。斜谷云深起画楼，散关月落开妆镜。

传来消息满江乡，乌桕红经十度霜。教曲妓师怜尚在，浣纱女伴忆同行。旧巢共是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凰。长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

当时只受声名累，贵戚名豪竞延至。一斛明珠万斛愁，关山漂泊腰肢细。错怨狂风扬落花，无边春色来天地。

尝闻倾国与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君不见馆娃初起鸳鸯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径尘生鸟自啼，堞廊人去苔空绿。换羽移宫万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为君别唱吴宫曲，汉水江南日夜流。

你问的这个问题就是最难的问题！

主要是你的心思太细腻了嘛 ～
也充分说明你是个多愁善感的人～
只有你心里面去想快乐的～ 那你就不会感到孤独
无聊～寂寞～

谢谢～
纯属本人看法～

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