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八怪的钢琴曲:中国法律与人权

今天在百度看到一个问题，“中国法律与人权哪个大？”觉得很突然，法律与人权难道要比大小吗？
　　我们时常讨论的一个话题是主权与人权的问题，我们国家向来坚持主权高于人权，因为人权要得以保护与实现，必须以主权的存在为前提，这即便在国际法上，也是公认的理论。关于法律与人权的问题，我确实还是第一次听说。以前也没有思考过，因为这两个范畴确实不能拿来比的，两者也不应该发生矛盾。人权本身就是一个法律概念，每个国家由于法制基础不一样，人权的实现状况也就丰富多彩，人权从产生到实现再到对其保障措施的设立，都是法律的使命。法律的终极目的就是保护人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在法治社会中，人权应该是高于法律的，法律是为人权服务的。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人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与公民的权利是不同的。公民权利与社会经济权利等，都是具体的权利，比如说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财产权、人格权等等。具体的权利大的方向可以分为公法权利和私法权利。关于权利的性质，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认识，法理上大体有利益说、资格说、自由说、义务说等等，现在以利益说最为广大学者接受。但是，法定权利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特征:第一,权利设定以后,须有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对应,这样才能保证权利有实现的可能；第二,有了权利,就要有相应的救济机制,一旦义务人不履行义务,不承担责任,可以通过法律途径使权利获得救济。可见，这些具体的权利都是法律赋予的，法律只有赋予了这样的权利，才能够对其进行保障，这样的利益才能称为“权利”。
　　但人权不一样。首先，从权利产生的基础来看,人权是人作为自然主体其生存所必须具有的权利，也有学者称为人的“自然权利”。尽管存在着形成于不同的文化和文明传统的人类生活的不同方式,而自然权利则是为所有民族,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人们所完全一致地拥有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人与生俱来的,按照宗教的说法是上帝或主或神赋予的"所以它总是保持可信和不可变易。人权是摸不着看不见的，我们不可能以所谓抽象的“人权”遭受侵害为由向法院寻求救济。这就是“人权”这个概念的基本特点。这样我们就发现，我们所谈到的这个权利那个权利都不是所谓的“人权”，它们都是从人权中派生出来的。其次，人权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而不是静止不变的。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对于人权都可能有不同的理解。
　　因此，法律不可能去赋予一个人以“人权”，它只能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例举各种具体权利或用概括式的规定来表达人权、确认人权、保护人权。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权高于法律。
　　最后，我认为这个问题与“依法治国”有密切关系。依法治国讲的是国家的行为必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并且要求立法机关的立法必须是良法。这就是说，立法机关的立法不是随心所欲的，要受到各种制度与原则的制约，将民主制度纳入立法程序，就是要使得我们的法律能够充分保护人权，不断发展人权，完善保障人权的机制。
　　但有学者认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矛盾的，强调以德治国是“倒退”，我不能赞同。前面指出，依法治国是对国家机关而言，是对良法之治的要求。然而，我们知道，国家不是一台机器不是一台电脑，输入一个程序就可以自动运转。国家机关的运作不能忽视了“人”在这个系统里的作用。中国人是生在中国这样一个特定历史背景文化条件下的，古往今来，人们对于“德”的追求从来没有停滞过。早在西周时期的立法思想，就有了“以德配天”的说法，隋唐以降，立法中都强调“德”的作用。唐朝时期的立法思想就有“宽简”“划一”的原则，也是以德治国的体现。《唐律疏义》这部在世界法制史上都闪烁着耀眼光芒的巨作，无处不体现出立法者对“德”的追求。今天，我们强调以德治国，是针对国家机关系统中的“人”而言的，是对他们自我树立高尚的品德的一种要求。这也能在我国目前法治并不完善，漏洞、缺陷非常多的情况下，起一个很好的弥补作用，也体现了道德与法律的互动作用。
　　虽然解决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等现象不能寄希望于道德的自律，而根本要靠严密的制度与严格的措施。然而，在制度与措施缺失、有漏洞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就无能为力了呢？不重视道德的作用，排斥道德在治理国家中的重大作用，也会使得一切设计得再完善的制度也无法真切地落实。今天，在我们这样的法律制度下，既炼出了郑培民这样的清官好官，也催生了成克杰这样的贪官污吏。那些认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互矛盾的学者们，应该好好从法理学与法制史的角度思考一下法律与道德的联系。
　　以上是我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也请大家指出我的错误，进一步探讨。

法律是保护人权得一实现的，这两个事情怎么能发生冲突呢，我国的人权是宪法设定的，法律赋予你什么样的人权你才有什么样的人权呀，这个问题你问的不太对啊，你是不是想问法律大还是人情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