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os 下ifconfig修改:请问“格物致志”是什么意思

格物致知"：《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穷究事物的原理法则而总结为理性知识。"格物致知"一词出自《大学》。格，至也。物，犹事也。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格物致知是儒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概念。北宋朱熹认为，"致知在格物者，言欲尽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这是朱子对"格物致知"最概括、精确的表述。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对于朱熹的的解释，我们的理解是，格物就是即物穷理，凡事都要弄个明白，探个究竟；致知，即做个真正的明白人，为人行事决不湖涂。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格物致知”出自于儒家的经典《大学》。大学被后世儒者认为是儒家的入门篇。但这个“入门”不是从初级到高级的过程，而是说《大学》是儒家学问的概括。而“格物致知”，就是儒家全部学问的基点。

因为“格物致知”有如此的地位，所以由古至今，对这个问题讨论不己。因此，也就产生了多种解释，有说“格物致知”就是“格心”，近代佛教有些大德也持此说；有说“格物致知”是客观唯心主义，方法上是唯物，本体上是唯心；当然也有说，格物致知是唯物主义观点。其实这些论辩，都涉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格物致知”的出发点是什么？

要想知道“格物致知”的出发点，就得先了解《大学》的宗旨是什么。纵观《大学》，它是对儒家的概括，但是，这个概括也是某种角度的概括，《大学》强调的重点，是“仁”的推广，“大学”就是太学，太学就是“极致”之学的意思，极致什么呢，是“天道化度于天下”，这就是大学的极致。而推行天道（明明德于天下），关健要了解天道的体是明德，所以，讲格物致知，它的体是明德，这是《大学》一篇重点。

也就是说，通过格物而致明德。格物致知是一个方法。

到了明儒王明阳那里，格物致知就不是一个方法了，他经过“格竹子”，认为格外物根本不对，所以直究心源，提出“知行合一”的著名论断。说，格物就是了达自心，性德本具。这是他的证悟。此说一出，立刻被主流儒士目为异端。

事实上，二者辩诤是没有什么必要的。就本体论而言，二者所说是一事。不过在逻辑上，二者是迥然的不同。首先王阳明对于“格物”的理解与前人不同。他认为格物是追究具体事物自身的道理，这个观点就是一切物有自性，这是他思维的起点。按照这样的理解，当然“格物”是不能格出心体来的。所以他最终得出的结论，虽然是以批评朱熹的观点为依止，而事实上与程朱理学并没有本质的不同。程朱理学的观点是通过格物而显映心体。

因此，王阳明讲出的“知行合一”，由于不把“格物致知”作为方法，而作为事实上的本体了，那么，目之为异端也不为过。因为按照王阳明的逻辑，要明明德于天下，则先要悟道，然后推仁于世。可是如果是这样，那还格什么物啊，这岂不是一悟即了吗？根本不必有“格物致知”这种先后顺序了。所以王阳明实际是推翻了《大学》的逻辑，也就是说，他的意思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是他释解经文是错误的。这实际也是他自相矛盾之处。后来讲学，经常遇到这个问题，比如说讲孝道，过去的儒士认为，要格孝道这法，然后明心，《论语》也说这是君子之本，就是说这里面有因有果，孝是因，明德是果。可是按王阳明的说法，只要“明心见性”，自然懂得孝道之法，为解释道理，他就说人性本善。这里面的逻辑就不清楚了，有一点硬撑的感觉。同时，也有人问他，如果是这样，那初学人怎么办呢？这时他又回到日常的具体修行上来了——所以最终他也不能离开日常的渐修，而这正是程朱释“格物致知”的要点。

王阳明与程朱的冲突，可是说是对“格物致知”讨论的终结，因为后世无论怎样分析辩论，都没有逃出这个范围：外物与内心。

对于“格物致知”的解释，还是以程朱为准比较妥当。当然朱熹有些解释，也确实有一种心外求法的感觉，但问题还不是太大，因为他提倡理，这个“理”虽然本质上是神道理智化，但大体上仍属心法的范畴。

“格”字的意思在上古时候很多，一说是“来、至”的意思，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这个意思是由“木长”这个本义衍生的。“木长”与“长木”的意思有一点区别，段玉裁说，木长是说木的丰美。这里面有赞的意思。所以这里引申出来的“来、至”，有一种积极的意思在里面。《书·舜典》说“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取的就是这个意思。

另外，格也有“纠正”的意思，《论语·为政》说“有耻且格”。这里侧重心性上的修养，王阳明实际取的就是这个意思，他说“格”就是“格除”，“格物”就是“格除”心中之物。

根据儒家的思想，“格物致知”的格，实际是“明通”的意思。参究外事，明通心体。这是修心的根本方法，无论是儒家，还是佛教，都用这个方法修心。这里的物，含“物”意，也含“事”意。王阳明因为当时对“物”理解太狭隘，所以走上岐路。《孟子正义·尽心上》注云：“事也”，《周礼·地官·大司徒》“以乡三物”，《礼记·月令》“兼用六物”，皆注为“物，犹事也。”而且，这个物，还包含事物的本质内容。《易·家人》：“君子以言有物”，就是取的这个意思。

物，就是与“我”相对的存在。《易·系辞下》：“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那么修心养性，本来是自心的事，为什么要谈到他物呢？这是因为早期儒家就认为，天道“广大悉备”，及于人，就于人心有关了。也就是说，事物外相虽然不是心本身，但事物的“理”（本体）却是心。这个心到宋儒说为“理”，到王阳明说为“良知”。人的心与外物息息相关。所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就是“格物致知”。

佛教讲不净观，也是先修外在的不净观想，以去除内心的贪执。如果修不净想只是在表相上，意识分别上产生一个不净的观念，而对于自己的贪性本身认识不足，事实上也就无法住于禅定，那么这个不净观就不成功。“格物致知”的道理是一样的。象王阳明那样，辛苦地去格竹子，累得病了，最后仍然一无所获。

对于“格特致知”分歧的产生，我认为是对于人性的认识（或者说是立论）的不同造成的。后世许多儒士，尤其是王阳明，与早期儒家有一些不同。最早的儒家认为“明明德”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孟子以降，明明德则是一个“发现本来善性”的过程，也就是说，前者认为“明德”是学习的果，后果认为“明德”是性之本善。这个观点的不同，最终导致了对“格物致知”解释的不同。

我倾向于前者，认为，“明明德”是指的学习与学习的结果，觉得这样更符合孔学的原意。性之本善固然也有道理，但性之本善是不能孤立讲的，讲性之本善，一定与学习有关，否则讲一个性之本善，等于没讲。

所以，格物致知，是讲学习，诚心正意（中庸正道），是学习用于心，修身齐家，是学习用于行，治国平天下，是学习用于大道——新民、至善、明明德于天下。这是儒家仁义的全体思想。

若此，天下何思何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