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ce偶像男团队长:我想知道这个小说在哪里找到

关于“广西三剑客”的说法，源自1997年冬在广西南宁举行的一次作品研讨会，会后我以广西三剑客为名，探讨东西、鬼子、李冯的写作（注：“三剑客”这种说法最早源自著名的军队评论家朱向前，他用于描述朱苏进等几位军旅作家。这一说法转移到描述地方的文学现象，明显不具有理论上的战斗性。）。二年过去了，三位作家在文坛已经是锋芒毕露，声名鹊起；二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又发生了些许变化，经历了一些考验（洪水、金融风暴和炸弹等等）；二年过去了，文学变得更加无力，批评变得更加无能；二年过去了，我们面对千年之末的鼓噪，我们已经无话可说。当然，看看“三剑客”的写作，看看他们的文本，看看他们的冲刺姿态，他们的成功和困扰，这又给言说提供了一些理由和动力。
准确地说，“三剑客”这种说法只有地域性的意义，超出地理学的范畴，他们三人的写作很难牵扯在一起。鬼子瘦硬奇崛；东西诡秘灵巧；李冯清峻隽永……，他们三人的风格大不相同，他们也从未有过共同的组织纲领和行动准则，甚至他们的人事关系如何可能都有疑问。但“三剑客”这种说法很好听，很适合各类组织机构和刊物的操作，也很能给理论的虚张声势提供素材。二年过去了，我希望“三剑客”这种说法没有招致更多的非议，我也决没有要把某些东西包装上市的奢望。我想强调的是，这仅仅是一种理论阐释上的权宜之计。不管如何，这三位作家都是我个人极为欣赏的作家，我始终关注的是他们每个人对文学说话的态度，他们的具体的文本和各不相同的表达方式。
1998年，东西的《没有语言的生活》获得鲁迅文学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东西立即就成为主流作家，这不过表明，在九十年代，主流意识形态本身也处在调整之中，并且，意识形态实践最终都必须通过人来展开，处在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人员结构也发生了某些变化。当然，《没有语言的生活》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印证现实主义传统的再生力量。但东西的小说有一种叙述的力量，这种力量依靠小说语言在叙述时间中细致而执拗的推进来展示特殊的存在状态。继《没有语言的生活》之后，东西又写下《目光愈拉愈长》（《人民文学》）98.1，以下简称《目光》），这部小说主要讲述一对农村夫妇在生活的困境中互相敌视而越陷越深的故事。处在困境中的人们并不能相互理解，却容易走向互相敌对的极端。刘井无法忍受丈夫农村懒汉马男方而试图离婚，但却并不能如愿，相反，丈夫莫明其妙猜忌她与村上其他男人私通，对刘井进行肉体虐待。农村妇女刘井完全处在无助的地步，她的生存权明显遭到严重的践踏。故事的推进以刘井的层层不幸为动力，这个农村妇女对自身的困境毫无办法。更不幸的事件接踵而至。她的儿子居然被丈夫的妹妹卖掉，只有在这时，农村懒汉马男方才痛苦不堪，他唯一能做的也就是天天到镇派出所去打听儿子的下落。当然，悲剧还在演绎，村上的骗子又骗了他们变卖家产的钱而并没有帮他们找寻丢失的儿子。最终儿子还是由公安局找回来了，但儿子最终还是跑到外面去了，刘井的目光看不到儿子，她的结局很可能就是从房顶上掉下摔死。
这种苦难兮兮的故事并不少见，在当今中国的一些报刊杂志上时常可以读到类似的纪实报道。对于一个已经不再可能全方位控制新闻的社会来说，文学暴露阴暗面并不是什么惊人之举，但当代中国文学也确实在直接面对生存现实这方面无从下手。对于现在的小说写作来说，与其说表现苦难可能发掘出某些特别有力度的思想，不如说可能找到一种特殊的叙述方式。东西正是把乡土中国的生存困境放在叙述语言的情境中，这使得他的叙述力量压制了对苦难的单纯呈现。也许，东西笔下的生存状况最重要的特性在于“困境”，困境给他叙述表现提示了足够的余地。东西的叙述中的力量，来自于他对苦难的超越，他并不沉浸于苦难或不幸之中，而是始终保持距离，以冷峻的视点从不同的侧面观看这些人物的行为和状态。小说的故事以及内在隐含的意义其实并不重要，对于东西来说，让事件、人物、行为和语言略加变形，偏离原来的轨迹，由此留下的空间，给叙述提示了无限的可能性。东西的小说中始终流宕着一种苦涩的荒诞感，人物总是不能恰当判断和处理自己面对的问题，以至于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愈走愈远。马男方不去田里劳动，却怀疑妻子在地里与帮助他们家干活的邻居私通（而其他的村民似乎都不怀好意，他们神经兮兮地把这个家庭推向破碎的边缘）。马男方在毫无证据的情形下，就烧红烙铁在妻子刘井腿上留下伤痕。处在困境中的人们是如此轻易地自虐和他虐，制造困境和苦难似乎是马男方这种人的生存本能。他津津乐道于妻子刘井和朱正在南山的消息，他决不会往好处去想，想反，他迅速就把事情往最坏的方面想像：
整个下午南山的消息源源不断地到来，马男方想他们由暗示到不说话，事情已发展到不必说话的地步。赵凡连话都不想说了，可见事情是多么严重。马男方爬上屋顶，站在瓦梁上，他的脖子愈伸愈长，他想我就不相信看不见你们。他的目光越过山梁，看见朱正和刘井钻进稻草堆里，看见刘井肥大的臀部，听到刘井发出被捅了刀子似的嚎叫，他还闻到禾杆和新谷的气味。马男方终于看到了这么一个答案，他的眼睛一黑，双腿一软，跌坐在瓦梁上，差一点从屋顶上摔了下来。
目光愈拉愈远——根本的问题在于处在困境中的人们对生活采取的盲目性措施，他们越是试图看清事物、事件或生活的本质，越是偏离本质。马男方执拗地要把目光投向生活的远方，他的结果就是把生活的本质搞得面目全非。也许对于处于困境中的人们来说，生活在其本质上就是荒诞的。刘井渴望儿子能改变命运，让他的姑姑带他到城里上学，但结果却是儿子被拐卖了（小说对此没有明确的结论），儿子找回来后，终究为了一双胶皮鞋还是逃离了家乡。刘井也爬上屋顶，试图看到儿子，看到儿子的未来，结果却是从屋顶上摔下来。这些人看不到自己的生活，看不清事物的真相，看不到生活的前景。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其结果就是更深地陷入困境。东西竭力去呈现底层劳动人民生活的困境及其荒诞性，从生活变形的状态中，从动机与结果颠倒的时刻，从人物的自虐和他虐的情境中，不断涌溢出黑色幽默的效果，它们在制造文本快乐的同时，也触动人们的思想。是什么东西使这种生活处在如此境地？是什么力量使这些人离自己的生活越来越远？是他们自己吗？是，也不全是。
东西在1999年发表《肚子的记忆》，这也是一篇奇特的小说，其奇特处不仅仅在于东西一如既往把人物及其生存状态进行扭曲，从而为叙述建立一个延长地带；而且，这篇小说中的所有的人物都参与叙述，每个人物既是叙述人也是被叙述人。巴赫金指称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复调小说给每一个人以同等说话的权力，巴赫金说的“复调小说”主要是指在对话结构中来处理人物的平行关系。东西则让每个人物直接参与叙述，人物在叙事中的地位不断变换，他在看别人的同时，也被别人所看。全知全能的叙述人，现在随时被改变。这部小说讲述一个患“暴食症”的家伙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东西的小说叙述总是选取——不如说总是把生活加以扭曲，然后展开他的反常事件。这个患暴食症的邮递员同时患了失忆症，因为失忆而暴食，因为暴食而失忆。这些故事和人物当然都是反常的，东西叙述的力量来自对生活扭曲和变形产生的张力。卑琐的希望，可怜的欲求，徒劳的挣扎，这些都使东西的那些反常规的人物不断制造荒诞效果。东西竭力去寻找生活到底在哪里出了毛病。很显然，东西过分沉浸于他所揭示的那种荒诞情境——在这些情境中，确实显示出东西超人的才华，但东西回避了生存世界的病根，那些更根本的问题，更症结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也许答案并不难找到，但在小说叙事中如果更深刻地去洞察生活内在复杂性，也许会使东西的小说获得更深刻的力量。东西同时期还有不少作品颇为出色，例如，《我和我的机器》（《江南》99.2），《把嘴角挂在耳边》（《作家》99.2）《戏看》（《作家》98.1）等等。
如果说东西是通过把底层小人物的生活加以扭曲来建立叙述的可能性，那么，鬼子则是把底层人物的生活推到苦难的极端，通过层层加码，使他的人物遭受所有的不幸，从而建构一部苦难的奏鸣曲。1999年鬼子发表了《上午打瞌睡的女孩》（《人民文学》第6期）， 这篇小说无疑表现了鬼子对苦难的书写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鬼子二年前以《被雨淋湿的河》而令文坛震惊，中国当代小说已经多年无法直面人民的苦难，鬼子面对了，不留余地。在二年前的一篇文章里，我曾分析过鬼子的个人经历与他对苦难书写的关系。确实，当代中国作家也少有像鬼子那样出身于底层劳动阶级，对苦难生活有着切身的体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书写苦难的。那些享受着特权社会所有好处的人，那些在红地毯上漫步的人，奢谈苦难就令人怀疑。但鬼子有资格，他经历过，而且始终铭刻在心。反复书写底层人的苦难，表现他们无法承受的生存压力，这是鬼子写作的持续主题。
这篇小说讲述一个家庭的母女俩经历的不幸生活。故事可能发生在一个小县城，因为下岗而生活拮据的女工程师偷了一块猪肉，导致丈夫出走。这使母女俩的生活立即陷入恐慌，母亲的所有愿望就是找到出走变心的丈夫。这是绝望的“寻找”，其结果是女儿也遭遇更大的不幸，母亲也终于死去。从传统的现实主义角度来看，这篇小说无疑是典型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它尖锐暴露了底层民众的生活困境和在这种困境中的无助。中国社会是一个落差极大的社会，在沿海地区和发达的大城市，改革开放无疑带来社会相当大的进步，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发生了相应的飞跃。最先进的后工业化社会的那些现象在中国的大城市里比比皆是，传媒、广告业、时装、各种演艺和体育赛、电脑、网络……等等，但中国的基层社会依然贫穷落后。从现在的各种传媒中不难看到鬼子所反映的现实生活的真实性。鬼子并不单纯描述苦难生活的一些事实，这篇小说隐含的实际主题，在于揭示处于经济变动的时期，家庭所承受的灾难性后果。对于一些弱势群体来说，经济变动给他们带来的只是灾难。一部分人富起来了，另一部分人却更加贫穷，他们别无选择。这位母亲可能属于这一类型。她虽然身为工程师，也属于科技知识分子一类，但她的思想观念却依然停留在半个世纪前。我们也许会责备她自做自受，但作为生活的弱者，她们无能为力。生活中总是有很多的弱者，没有那么多自强不息的人。她们的生活只能靠外部较好的环境来建立安全感，一旦处在困境中则只能任凭生活走向崩溃的结局。父亲当然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坏蛋，被当今商业社会激发起的欲望所俘获，个人的欲望满足完全淹没了传统的家庭伦理和社会责任。最不幸的也许还是寒露。这个未成年的中学生由家庭的破碎而走向个人生活的绝境，她四处寻找父亲不过是她生活无望的一个象征，她就是找回了父亲，她又能如何呢？所有不该经受的苦难，她都经历了。
这部小说把一个家庭的生活推到苦难的极端，母亲的故事有如“为奴隶的母亲”的现代演绎，打瞌睡的女孩寒露的故事则更甚于《卖火柴的小女孩》。毫无疑问，这篇小说对苦难生活的书写催人泪下，对底层人民不幸的反映在当今小说中也是绝无仅有。鬼子小说的叙事凝炼而冷峻，直接切入生活的实质，他的叙事几乎是偏执地向前推进，固执地走向极端。鬼子的小说也有值得追问的地方。这篇小说在艺术上相当纯粹，干净利落，鬼子的那种凝炼冷峻的叙事风格表现得非常充分。鬼子的这篇小说接近电影的表现手法，这不只是把握情绪和情感的单纯方面，同时在把一种情感氛围做到极致。他处理那些结构的转折也很像电影，例如“偷肉”、“父亲出走”、“失身”等等关键性的情节转换，带动人物的命运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显示出情节本身的内在生长力。而那些情境的处理也很具有电影的氛围，如在宾馆寻找父亲，那种表现情感的现场情境气氛就极有表现力。但从另一方面来看，鬼子的小说的情节过于硬性，它们像是一个合目的性的必然过程。鬼子只关心苦难和不幸，他过分专注于他要达到的目的，以至于人物所经受的苦难像是叙述的强加，鬼子叙述总是不顾一切层层加码，直到把苦难和不幸推到极端。这使他的人物总是有单面化和类型化的特点。好人就是好，坏人就绝顶的坏，不幸就是绝对的不幸，苦难就到绝境。当然，书写苦难本身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没有彻底没有绝对就没有苦难，对于某一部小说也许是必要的，我只是担忧鬼子如何处理生活和人物的复杂性和相对性。当然，鬼子可以以他的方式去表现他所理解的生活，去演奏他的苦难奏鸣曲。
阅读李冯的小说永远是一件漫不经心的事，他恰恰和鬼子可能处在某种状态的二极。李冯的小说总是在轻松自如中给人以明晰的快感，那些快乐和智慧的趣味是随时随地从段落和句子、看上去不经意讲述的人和事中透露出来的。近二年李冯的小说风格变化不大，写作的主题也还是在二个维度上展开，一方面是当下的城市边缘文人的生活，另一方面是对近现代历史的演绎。《一周半》（《山花》99.1）描写二个外省青年人进京，试图以自由撰稿人的方式在北京谋求发展。但他们很快就被生活的现实性所压垮，他们面对经济的困窘和个人的生理欲望无能为力。李冯写出了一部分“藏匿于高校的异类”不安分的生活幻想，一种在商业主义时代的小资产阶级生活幼稚病。概括李冯小说的主题和内容并不难，但李冯小说的特别之处在他对那些生活过程的灵巧而机智的表达。随意出现的生活场景，偶然涌现的想像，李冯的小说就像是不经意打开的一个生活侧面，你随时随地都可眺望到那么一些情趣。鬼子的小说像一堵硬梆梆的墙，他总是去发掘墙下的生活死角；东西的小说有如指给你看那些翻墙者，他总是不怀好意地去拉扯那些翻墙者的腿部关节，致使他们的姿态怪异可笑；而李冯则是在墙上随意乱画，或是打开一扇窗户，他自己就跳将过去。李冯的小说如同可写性文本，不知道他在哪里开始，也不知道他要在哪里结束。开始和结束都是暂时的，也不重要，它们不过是短暂的停顿。李冯的那个叙述人不断参与到叙事中，他的感觉细致，稍稍超出常人，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那些平常的生活细节，其实常常越出生活的正常轨迹，在叙述的平实外表下，掩盖着对生活重新改写的那种力量。如果说鬼子是重拳出击，东西是怪招频出，李冯则是四两拨千斤。鬼子是拿一副鞭子拷打生活，东西是拿一把锥子扎生活，李冯则是手持一支狗尾巴草，给生活搔痒。有时候，这种搔痒搔到要害处也会叫人受不了。李冯的那些漫不经心的嘲弄，使生活在变质的那个瞬间，突然变得陌生，突然使人涌溢出挚爱生活和生命的感受。老吴拍打电脑，老吴冲动地买下电话，老吴渴望和那个光头女孩约会，暮色中二男二女在胡同里有目的又没有目的地行走……，这些非常平实的日常生活细节，隐藏着复杂的心理，涌动着难以压制的生活渴望。什么是有质感的生活？有时候是要把人、把生命压垮的那种东西（如鬼子的有些场景），有时候就是那些突然涌溢出的愿望。这篇小说在李冯的小说中并不能算是突出的和典型的，但却是耐人寻味的那种作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李冯的小说在趣味和风格方面有点类似汪曾祺，尽管他们写作的生活性质完全不同，但那种格调，那种韵致，那种情致，有某些异曲同工之意。当然，汪曾祺的那种老道和意境是李冯所不具有的，但李冯有另一种东西。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经验，有对待生活不同的态度。在本质方面是不可比的，但作为汉语写作，他们又有某种共通的地方——他们都可以在平淡之处，显示出生活的隽永和不可磨灭的痕迹。
李冯的写作确实有向着俏皮方面发展的趋势，这不仅在他的一些关于现实的小说中可以见出（例如这里提到的《一周半》以及《在天上》等等），在一些关于改写近现代历史的故事中也越发明显。他在99年发表的《谭嗣同》，就完全像是历史讽刺小说。对历史的改写和颠覆一直是李冯的业余爱好，之所以说是业余爱好，李冯写这些小说像是从不刻意要去完成的作品。他的那篇关于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小说，同样是在解构历史。历史英雄和名人，都在他的改写中变成一个普通人。对历史进行解魅，从中获取叙述的快乐，这是李冯的特殊才情。
李冯最近写的《在天上》和《七短章》都是不错的作品，依然是那样轻松从容地剖析生活。对于李冯来说，生活在哪里变质，哪里就快乐出现。生活的那些动人之处，恰在于那些变形错位的环节。那个一心想换系的铁梅和“我”（《在天上》），那个在安美美安莉莉之间周旋的杜马，这些人物都有些神经兮兮，但他们总是渴望越轨。也许是一种生活的勇气，也许是当代生活在最本质方面出了毛病。李冯总是躲在幕后，不置可否。他让我们去感受生活并自己作出判断。在广西的三剑客中，李冯也许是最不负责的一个，这与最负责任的鬼子形成强烈的反差。鬼子决不含糊地告诉你，什么是生活中该诅咒的东西；东西告诉你什么是生活中应该撕开来看看的东西；李冯则只告诉你什么是有趣的可以随便看看的东西。
不管怎么说，这三个作家同出于广西，他们风格其实大相径庭。但他们的存在给当代文坛输入了活力，他们的存在恰如其分地在当代中国文学最薄弱的那些环节起到支撑的作用。鬼子多少有些暴力化的写作倾向，给软弱的文学写作注入一种强硬的力量；东西的诡秘使当代小说叙述的呆板裂开一道缝隙；而李冯的灵巧也使笨重的文学获得暂时的轻松。但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存在就无可挑剔，也不必挑剔。事实上，我总是觉得，鬼子的写作过于沉重；东西则过于诡诈；李冯过于轻巧……，这当然都是他们的特点，我不知道如果他们之间稍微靠拢一点，是否会抹去各自的特点？或者各自就走向个人的极端，独树一帜也未尝不可？我无法得出结论。我知道广西汇聚了一批极有才情的作家，如海力洪、凡一平，……等等，他们都很有实力，跃跃欲试，虎视眈眈。桂军势不可挡，迟早要拿下中国文坛的半壁江山。
1999年12月21日于北京忘京斋
注：“三剑客”这种说法最早源自著名的军队评论家朱向前，他用于描述朱苏进等几位军旅作家。这一说法转移到描述地方的文学现象，明显不具有理论上的战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