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猫发货中多久到账:千古奇怨，西蜀一魏

《三国演义》第五十三回有一段文字不多、但绝对是作者伏笔的描述：
“云长引魏延来见，孔明喝令刀斧手推下斩之。玄德惊问孔明曰：‘魏延乃有功无罪之人，军师何故欲杀之？’孔明曰：‘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吾观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故先斩之，以绝祸根。”
“反骨”云云，固然是无稽之谈。诸葛亮对魏延的偏见，由此便见端倪。这种偏见，大概是与魏延此前的经历有关。
魏延在书中第一次出现，是四十一回。当时荆州刘表病死，夫人蔡氏与其弟蔡瑁等串通，篡改遗嘱，让蔡氏亲生儿子刘琮继位。适值曹操大兵压境，刘琮等惶恐无计，议献荆州。本应成为荆州之主的刘表长子刘琦求助于堂叔父刘备。正巧刘备也被曹兵追赶得走投无路，便引兵前来，刘琮惧不敢见，蔡瑁等在敌楼上乱箭射下。此时“城中忽有一将，引数百人径上城楼，大喝：‘蔡瑁、张允卖国之贼！刘使君乃仁德之人，今为救民而来投，何得相拒！’”此人即是魏延，时为刘表手下大将。魏延挥刀斩开城门，欲放刘备入城，不料另一刘表部将文聘不忿，斜刺里杀出与魏延相搏，双方杀作一团。刘备不忍百姓受难，主动引军离去。魏延与文聘厮杀不过，逃出城来，找不到刘备，便改投长沙太守韩玄去了。
赤壁战后，刘备乘势经略荆南四郡。关羽受命袭取长沙。韩玄令老将黄忠出战，因疑其与关羽暗通关节，便欲斩之。又是投奔于此的魏延打抱不平，刀劈韩玄，救下黄忠，献城与关羽。由此引出第五十三回诸葛亮的那段话。
乍一看，诸葛亮欲杀魏延的理由颇为充分：你为人部属却杀了上司，你职在守土却献了城池，如此不忠不义之人留之何益？所以连刘备都无法为魏延说情，只好另找角度为之开脱：“若斩此人，恐降者人人自危，望军师恕之。”实际上，聪明的军师并不是真的想要魏延的命，刘皇叔正处在兵微将寡之际，网罗人才尚恐不来，送上门的一员虎将，焉有随便杀掉之理！“故先斩之”之说，不过是给这个桀骜不驯的家伙一个“下马威”罢了。刘备未必就不知道他的军师的心理，两人这一唱一和多少有些演戏的味道，不过是演得很逼真而已。
但是，在这里，诸葛亮对魏延的印象多少有些先入为主。从魏延投奔刘备一直到死，他始终没能得到过先军师、后丞相的诸葛亮的青睐。诸葛亮脑海里留下的恶劣的“第一印象”，严重影响了魏延的升迁，乃至最终还是要了他的命。
刘备在争取成为鼎足三分之一“鼎”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他的事业的后半程，魏延的作用非常重要。可是公平地说，魏延获得的地位和荣誉，却与他的贡献不相般配。即以“五虎大将”而言，关、张、赵、马、黄，前两位与刘备同起蒿莱，属于“共有股份者”，且战功卓著，固是理所应当；赵云以大战当阳、单身截江两度救护幼主，其功亦应名列其中；黄忠虽然入伙较晚，但在取西川的艰苦征程中却是屡建殊勋，位居“五虎”似也说得过去。惟有马超，既与刘备真刀真枪地做过对，又不曾在开疆拓土方面有什么了不起的建树，只凭着是马腾的儿子便骤登高位，难免给人留下刘备搞“裙带关系”的把柄。就战功而论，无论如何，魏延要比马超出色得多，可他却未能跻身“五虎大将”之列。个中原由，不言而喻。
诸葛亮对魏延的政策，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控制使用”，既要用你，又不能绝对信任你。在蜀汉后期，这一点表现得愈发明显。当然，这也与魏延与诸葛亮在北伐方针上的不同思路有关。
刘备“三顾茅庐”时，二十七岁的诸葛亮提出著名的《隆中对》——一篇千古传诵的战略决策。短短的三百字里，他对魏、蜀、吴三分天下的历史趋势的精辟分析，成为蜀汉开国的奠基石，它从政治、军事、内政、外交诸方面开创了刘备事业的新局面。遗憾的是，进据益州后，诸葛亮却没有坚持原则，阻止刘备对隆中决策最要害的联吴方针的扭曲，违心地同意他引兵东出，造成彝陵之败；白帝城托孤之后，又没能根据后来形势的变化及时修正其中已经过时的一些计划和设想。
依《隆中对》的设想，刘备先取荆、益，以此为根据地而逐鹿中原，“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形成钳形攻势包抄曹操，进而夺取北方地区。就孔明出山之前的形势看，这个方案足称精明。问题是，刘备死后，秦川与宛、洛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的重要性已经下降，外交和军事重心的南移使荆州的战略地位后来居上，在这种情况下，单凭益州兵马出秦川夹击曹魏，是很难取胜的；况且由于关羽违背联吴抗曹的外交国策，与东吴翻了脸，丢失荆州要隘，而刘备为给关羽报仇，感情用事，起兵伐吴，遭到“火烧连营”之败，蜀国兵力损失几达三分之一，致使元气大伤，客观上已经没有力量再与曹魏北向争锋了。由此可见，荆州一失，蜀军纵有万千兵马，也只能被封闭在秦岭、大巴山和巫山以内不得施展，即使出得秦川、夺占甘、陇，也不会形成对曹魏的致命威胁，这就决定了蜀汉不可能有大的作为。以诸葛亮之智而未能预见荆州形势的变化及其对蜀国的重要性，让关羽孤军远悬却不添一兵一卒，也未令距荆州最近的上庸守将刘封、孟达向关羽靠拢，更没有派驻军阆中和江州的张飞、赵云前往荆州增援，这不能不说是个最严重的失误。
诸葛亮与魏延在伐魏战略上的争执发生在第一次北伐中原出兵之际，时为蜀汉建兴五年，即公元227年春。从这一年起，轰轰烈烈的“六出祁山”历时七年，终以失败告终。这个结局，印证了《三国志》作者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说到底，是诸葛亮制定的战争指导思想与用人方略存在问题，而魏延则在这方面显示出了他的战略头脑。
蜀汉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有了一定的军事实力。但是，相对强大的曹魏而言，蜀军仍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加之为险峻的秦岭所阻，从战略上说利于速战。当时曹主派遣驸马夏侯茂率关中诸路军马前来相拒。有鉴于此，饱经战阵的魏延提出独到的行兵方案：“夏侯茂乃膏粱子弟，懦弱无谋。延愿得精兵五千，取路出褒中，循秦岭以东，当子午谷而投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夏侯茂若闻某骤至，必然弃城望横门邸阁而去。某却从东方而来，丞相可大驱士马，自斜谷而进，如此行之，则咸阳以西一举可定也。”这个方案的特点就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精兵奇袭，直捣长安，再在斜谷大军配合下，进占扶风、天水诸郡，一鼓荡平泾水以左，削去曹魏的西北屏障。应当说，这是一个很有获胜希望的战略构想。不仅诸葛亮的主要对手司马懿事后庆幸说：“诸葛亮平生谨慎仔细，不肯造次行事。他却不知吾境内地理。若吾用兵，先借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与魏延的主张不谋而合，可见魏延的设想是可行的；而且清人毛宗岗在评点到此处时也叹息说，魏延的建议“亦韩信暗渡陈仓之计，惜孔明之不用也。”“武侯只是小心，不肯放胆。”
京剧《失·空·斩》的故事为人们所熟知。诸葛亮对魏延的偏见导致蜀军首出祁山即遭败绩。从表面上看，这是因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一介书生马谡违背诸葛亮的调度出现的结局，但实际上，主要责任还是要记在诸葛亮身上。街亭一地既为战略重地，街亭之战便属关键性战役，按说对这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事，诸葛亮无论如何也应当亲临指挥，至少应把指挥部设在街亭附近。可是他却远在祁山遥控，以当时落后的通讯手段来看，指挥不灵是必然的。自认为熟读兵书的诸葛亮却忘记了前人的告诫。《孙子兵法》云：“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以千里而应战；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尉缭子》云：“立坐之阵，相参进止，将在其中。”《六韬》云：“将，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名曰礼将，将不服礼，无以知士卒寒暑。”这些讲的都是为将者应与士卒同为进止，共相甘苦，以鼓舞士气。而诸葛亮派马谡孤军远出，正应了“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的兵家大忌。毛泽东在评点至此时也批评诸葛亮“亭初战，宜亲临街亭。”
不能说诸葛亮在决定出兵路线时意气用事，但他对魏延的偏见是显而易见的。你想从子午谷间道直取长安，我偏要“从陇右取平坦大路，依法进兵”；你想自引精兵亲往，我偏要让马谡、王平立此奇功。这种“反其道而用之”的结果是，兵锋骁锐的蜀军转了一个大圈子自汉中向西绕道阳平关，经武都、天水而祁山，在崇山峻岭里兜来兜去，不仅使十万将士的体力和宝贵的粮秣辎重无谓地消耗在长途跋涉中，也严重挫伤了军队士气，更糟糕的是，曹魏得以从容地做好迎战准备，以逸待劳，最终使蜀军坐失良机，败回川中。事后，诸葛亮虽然严惩了马谡，且自贬三级，但却并未在战略战术上吸取教训，其后五次北伐仍循旧路，师老于司马懿的坚城之下而无可奈何。
再把话头拉回魏延身上。此公虽个性较强，“不肯下人，”但对诸葛亮却是既畏且服的，即使他那条被毛宗岗认为“未尝不善”的“子午谷之谋”为丞相否定之后，他仍能顾全大局，按孔明的意见办，且在执行中尽心尽力。然而诸葛亮至死仍以成见待魏延。建兴十二年秋，他在五丈原病危，安排后事时，主观地认为：“我死，魏延必反。”将魏延排斥于治丧人员之外，引起魏延不满，导致魏延与杨仪冲突，终使其死于马岱之手。
其实，魏延之死的确是个冤案。史载，杨仪与魏延本就有隙，只是诸葛亮在世时，他们不敢将矛盾公开化。诸葛亮扬杨抑魏的作法使二人之间的冲突暴露出来。这一点，从《三国志》中便可见端倪。“长史杨仪宿与魏延不和，见延摄行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举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仪等）追而杀之。”魏延时统率着蜀军精锐，如果真想“举众北附”，是有条件的，但他却“本无此心”，而是主张杨仪“扶柩入川安葬，我自率大兵攻司马懿，务要成功。岂可因丞相一人而废国家大事耶？”所以他的被杀，说到底是蜀汉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只是罗贯中为了给诸葛亮开脱，证明他的“远见卓识”，也是为了照应前头的“反骨”之说，硬给魏延安了个不忠的尾巴，让他与马岱商量：“我等投魏，若何？”明眼人看得出来，这完全是“欲加之罪”。
魏延的不幸，在于他始终未能得到最高权力层的认可。纵使他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而且最后还落了个身首异处的可叹下场。这不能不说是个悲剧——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蜀汉的悲剧：经过这一场内部箕豆之争，蜀汉元气大伤，魏延之后，再也没有可以在战场上独当一面的猛将了，只有一个姜维也是独木难支大厦倾，无法挽救炎刘最终的灭亡。

参考文献：
（1） 徐澄清：《评诸葛亮用人与魏延之悲剧》，《炎黄春秋》2000/12
（2） 陈寿：《三国志·蜀志·魏延传》
（3） 陈寿：《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4） 王夫之：《读通鉴论》

千古奇冤 西蜀一魏

魏延，被认为是西蜀政权中仅次于五虎上将的猛将，也是后主时代蜀军的支柱，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社稷重臣，却始终背负着“反贼”的骂名，可事实果真如此吗？
首先来看一看魏延有没有“反”的动机。对于魏延的“反”，有几种说法：
其一，也是演义中表面上的“正统”解释，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相信这种说法没有几个人会真当回事，毕竟识人不是相面，坏人脸上也不写字，这只是一个拙劣的借口而已。
其二，魏延在孔明手下不受重用，心怀不满，故欲反蜀投魏，这才是罗老想让世人以为的魏延必反的真正原因。罗老可谓处心积虑的设置了种种铺垫，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魏延献计奇袭长安被孔明否决后，“怏怏不悦”。但是仔细分析一下，会发现这种说法也很荒谬。翻看魏延的履历表，可以发现他在西蜀政权历任重职。刘备进位汉中王之时，魏延就力压诸多德高望重的老将以黑马姿态被任命为汉中太守，俨然已和关圣人平起平坐；到诸葛亮出师伐魏时他在从军武将中排名第一，那时他的头衔已经变成镇北将军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都亭侯，赵云死后，他已经事实上成为蜀汉军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角色。以这样的身份和履历，孔明之后兵权将毫无疑问的落入魏延之手，即使诸葛亮更赏识他的嫡传门生姜维，可此时刚投蜀不久的姜维又怎能与魏延相提并论呢？放着这样的锦绣前程不要，而去反蜀投魏，孟达和黄权的例子就在眼前，投魏大不了也就是“累官故不失州郡”的下场，我想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鸡头不做非得冒着极大风险去作凤尾吧。所以这条理由也不成立。
至于与杨仪不和之类鸡毛蒜皮的小事更不可能成为魏延“谋反”的理由，所以魏延本来就没有“反”的动机。
那么魏延有没有谋反的实际行动呢？
首先，一个人如果想要谋反，最重要的就是必须掌握兵权，笼络人心，培植亲信，以图举事。魏延位高权重，如果真有不臣之心，即使有诸葛亮压制，想要暗地里搞个反革命集团也是易如反掌。可按书中所述，魏延谋反之时，刚一交战，被对方一个无名小卒一番话，部下就“大喊一声，散去大半”，竟连一个亲信也没有，只留下个不知心腹的马岱相随，最终还被其所杀，这哪像是谋反，分明是伸着脖子让人家砍。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魏延平时确实兢兢业业，根本没有非分之想，导致临时事发之时一点准备也没有，才会中了杨仪的诡计。
其次，从孔明死后魏延的反应来看也证明他根本没有反意。按常理判断，魏延若反，孔明病重，必然安插耳目探听消息，孔明一死头等大事就是攻杀杨仪，夺取兵符，收回兵权，到那时无论是投魏还是杀回成都自立为王都不费吹灰之力。可演义所述，魏延直到第二天杨仪姜维收兵回蜀以后才从前来探营的费祎口中得知孔明的死讯，还天真地等着老奸巨滑的费祎把兵符送来，导致此后一步被动步步被动，最终事败。一个叱咤风云戎马半生的猛将就是这样策划攸关自己生死存亡的“谋反大业”的，真不知罗老是在嘲笑魏延的智商还是读者的智商。
总而言之，魏延既无谋反的动机，也根本没有谋反的行为，却被泼了一身“反贼”的污水，实在是千古奇冤。倒是那位“平叛功臣”杨仪，日后一语道出心事“昔日丞相初亡，吾若将全师投魏，宁当寂寞如此耶”，活脱脱一张小人嘴脸。

我....
魏延本是刘备的近卫部队中的一名小卒（地位还不如近卫军统领赵云），刘备入川后他因战功卓越逐渐成为刘备军中的一员大将。他参加了汉中争夺战，并立下大功。攻下汉中后，刘备考虑镇守汉中的人选，大臣们都认为张飞比较合适，而魏延却自告奋勇，豪迈的说道：“若曹操举天下之众而来，请大王御之。若派副将领十万兵来，臣请为大王吞之！” 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在他镇守汉中期间，曹军始终没能攻破汉中。

刘备手下的“五虎大将”大家都知道，而这几个人在真实的历史上都有些徒有虚名。关羽“刚而自矜”，性格上有很多缺陷，而在作战方面几乎没有什么特长。张飞“暴而无恩”，对士兵极为残暴，口碑也不好。赵云长期担任近卫军统领，官职卑微，声望还不如其他几个人。马超降蜀后没几年就死了，基本就没为蜀汉做过什么事。而黄忠除了斩杀夏侯渊之外好象也没什么功劳了。蜀汉军中唯一作战经验丰富，战功卓越，声明显赫的就是没有被罗贯中列入五虎大将的魏延。在刘备死后，蜀汉已没有了大将，只有魏延一个人在疆场上拼命厮杀，为蜀汉奋战。他作为主力参加了南征孟获，北伐曹魏的许多战役，都立有奇功。他对蜀汉一直是忠心耿耿，鞠躬尽瘁，别的武将也都敬佩他的才能与人品。只有长史杨仪平时依仗丞相诸葛亮的赏识，看不起出身卑微的魏延，对他傲慢无礼，两人关系势如水火。诸葛亮死后，杨仪诬陷魏延造反，将魏延父子擒获斩首。后来杨仪自以为功劳卓著而后主却没有赏赐，于是说出了“丞相死日，我若举全军投魏何致于此？”这样的话来，可见真正有反意的不是魏延，而是杨仪。

魏延一生身经百战，为蜀汉立下无数战功，最后不幸惨死。这样的英雄本应受到民众的爱戴，却因为一部《三国演义》变成了“反骨仔”，这和村正的命运是何其的相似！屈原说过“忠不必用，贤不必举”，即使是村正这样的利刃，魏延这样的良将，不都因为某个人的一句话，一个命令而造成了他们悲剧的命运吗？

但既然这个事物本身不是人们所错误认识的那样，就一定会有澄清真相的那一天。

书我看的少,但电视看过很多次,我觉得魏延确实也是一将才,自己起初怀才不遇,自己的顶头上司有是无能之悲,自己不气才怪呢,后降蜀后,在诸葛亮面前一直抬不起头来,虽立下不少战功,诸葛亮却处处刁难,
我就觉得他是被诸葛亮逼反的!!!

《三国演义》第五十三回有一段文字不多、但绝对是作者伏笔的描述：
“云长引魏延来见，孔明喝令刀斧手推下斩之。玄德惊问孔明曰：‘魏延乃有功无罪之人，军师何故欲杀之？’孔明曰：‘食其禄而杀其

魏明伦写过一出川剧《祁山夕照》是给魏延平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