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ulerc怎么用:中西比较,中国饮食文化的特色和优劣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高考问答 时间:2024/05/01 12:05:25

1925年,鲁迅先生总结道:中国不过是一个巨大的厨房。今天我则反过来想,厨房便是一个浓缩的中国。饮食文化成为显学以来,对它的研究大致有两派:一是专注于做菜,眼盯着烹饪生产阶段,称之为烹饪文化派;一是专注于吃菜,陶醉于饮食消费阶段,称之为饮食文化派。他们共同的特征是,整理国故,发扬“国粹”。两派方向不同,研究成果却一致。窃以为研究中国烹饪不光是要研究做菜和吃菜,更应当研究做菜的人和吃菜的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应该说,我对当今“烹坛”知之甚少,只是因为对烹饪界一些现象感到厌恶,才使我斗胆将近年来危害中国烹饪之怪现象总结罗列于后。

我们祖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自然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为了研究或称谓的方便,对于饮食文化的民族多样性和地域多样性,我们完全可以用不同的表述系统。清末民初时,大致称“帮口”,意指不同帮派所具有的不同烹饪特色。一帮一伙的厨师,为了生存需要,自发地按风味流派组织起来,传承、操练技艺,开拓发展空间,同时还带有浓厚的封建行帮色彩。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菜系说”广为传播。先是四川人、江苏人、山东人、广东人出来宣扬川、苏、鲁、粤“四大菜系说”;紧接着,便有湖南人、福建人、浙江人、安徽人出来鸣不平,于是四大菜系又摇身变为八大菜系;眼见别人都成了气候,当然北京人、上海人也坐不住了,结果,八大菜系又增补为十大菜系。1992年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烹饪辞典》,居然把尚在争论中的“菜系说”作为学术成果写了进去,从此,便给菜系之争埋下了伏笔。
山东人欲以鲁菜涵盖黄河中下游风味,河南人岂能坐忍?只需稍做调查,不仅山东人的始祖姜太公发迹之前长期定居河南屠狗卖肉,就连“食不厌精”的孔圣人也是河南商丘人的子孙。“四大菜系”之一的苏菜,深受河南的影响;“八大菜系”的浙菜,更是北宋开封菜的后代。岂有“子孙”在前,“祖先”殿后的道理?如此一来,在菜系排行榜前,河南人便不肯买账。接下来,陕西人出来说,汉唐是中国亘古惟有的盛世,且西安烹坛尚有三绝:牛羊肉泡馍、饺子宴和仿唐菜,而“秦菜”不在八大十大“菜系”之列,令人费解!很快,贵州人站出来说话了,贵州的菜要比川、湘辣好几倍;山西人说山西菜全球最酸;新疆人说全国羊肉串的根在新疆;东北人说是他们发明了猪肉炖粉条。闹来闹去,便有人站出来和稀泥了———既然大家都有理,那也不必受十大八大的数字限制,各省区均可成系。于是乎,菜系排行榜前,四大八大十大中有名的,都在拼命捍卫已有的地位,而那些榜上无名的省区,则是削尖了脑袋也要挤进去。一时间,全国三十几个省区纷纷提出要建立自己的“菜系”,就连刚从四川脱离出来的重庆,也有人出来鼓吹“渝菜说”。于是,菜系说的学术泡沫演变成了一场大跃进式的闹剧。
饮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表现出一定的区域相异和民族相异本来很正常,不过,这种相异性并没有明确具体的空间和时间界限,更无法量化。譬如我们常吃的红烧肉,南北方家庭主妇都在做,然而各自的风味却不大相同,当然也无优劣高下之别,有人硬说它属“湖南菜”,就近乎于扯淡。实践证明,“菜系”之说机械地运用行政区划来分割的做法是相当愚蠢的,这是一套削足适履的表述系统,只会造成文化上的“封建割据”和无休止论战。当初鼓吹这一“学说”的人,也许仅仅是为规范学术名词和方便研究,然而,这一“学术成果”却被相关省区所利用,最终异化为省区餐饮实力之间排座次、争范围的工具,而那些后起的弱势省区除了奋起抗争以外,也在竞相建立自己的“菜系”,凸显自己的地域文化特色。
如果让“菜系说”继续说下去,那肯定会阻碍中国烹饪的发展。

中国烹饪的历史虽久,但搞烹饪大赛却算是新生事物。1980年以前,各地也举办过诸如活鸡拔毛、快速切肉之类的技能比赛,不过影响都有限。1983年11月,全国烹饪名师技术表演鉴定会在北京举行,这也是最早举办的具有全国影响的大型行业赛事。作为烹饪社会化的产物,大赛无疑是行业内交流技艺、提高水平、展示形象的良好平台,对于中国烹饪事业的促进作用也不容置疑。
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烹饪大赛过分追求菜点的外在美,一味地推崇雕刻盘饰,从而陷入到形式主义的泥潭。从文化根源上讲,中国饮食文化是模糊哲学的产物,理性主义的先天不足导致了中国烹饪成为感性烹饪,从而又导致了以口目等感官刺激为审美价值取向的传统。而在生产者一方,由于历史的原因,从业者文化素质相对低下,既无力以科学手段改造旧传统,又缺乏足够的理性来建立正确的审美思想体系。这种情况下,相关行业组织的正确引导就显得特别重要。然而近十年来,尽管有识之士为此喊破了嗓子,各种烹饪大赛的形式主义仍愈演愈烈。一些厨师为了在大赛上取得好成绩,故弄玄虚,哗众取宠。泡沫雕龙,人乳入菜;头顶切面,人背作砧;穷形尽相,不一而足。
1983年以来的20年间,在全国大赛上产生的金牌菜银牌菜铜牌菜数以千计,再加上省市级各类大赛产生的获奖菜数以万计,这一来,全国各地饭店里的菜谱怕是盛不下了,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如今,各地大小饭店的菜谱上根本就看不到这类获奖菜的影子,而经营者对这类花拳绣腿菜也从来是敬而远之。既然市场不肯买账,那么举办这类形式主义的大赛又有何益?如此众多的行业精英聚首一处,堆积山珍海错、耗费巨资,难道只为博三五评委一笑吗?市场经济下的社会是成本社会,任何一种社会行为都要追求合理的投入产出比例,以尽可能地降低无效成本。每次烹饪比赛“胜利闭幕”时,组织者总是在台上大谈本次大赛如何在规模档次上超越了上届,获奖选手增长了多少等等,然而,对烹饪大赛的社会成本问题则鲜有人提及。

眼下,人类已进入21世纪的第四个年头,许多手工生产行业都在与时俱进,可奇怪的是,大都市星级酒店的厨房里,仍然是少数“灶头”在作威作福。徒弟要给师傅磕头、作揖、洗工装,“灶头”可以随意打骂徒弟。发生这样的事情,施者不必自责,受者也不必自愧,好像这还都是小事,最要命的还在于包厨制度和行业垄断。包厨制度不知源于何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它充满了寄生色彩的封建行业制度残余。常常可以见到这样的现象:一个酒店的厨房,三万元包给“灶头”,他自己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拿走两万,剩下的一万,才由他那30多个徒弟去分。30多人分一万元,也决不会让大家均了贫富,“二灶”独拿三千,“三灶”“四灶”一人两千,剩下再层层瓜分。可怜那些刚入门的生瓜蛋子学徒,经年累月的辛苦,到头来也拿不到几个钱,逢年过节,还要从自己牙缝里挤出礼品钱来讨师傅欢心。

包厨制度使极少数“灶头”短时间内就聚敛了大量财富,为其实施行业垄断奠定了经济基础。于是,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做后盾,这些“灶头”很容易打通关节,润滑关系,控制下一个自己看中的厨房。在不断扩张控制厨房的同时,他们还染指行业组织,左右重要的行业赛事,利用烹饪大赛、收徒等手段党同伐异,培植自己的势力,最终成为厨霸。
不难看出,不合理的包厨制度是产生厨霸的土壤,也是下层厨工生活贫困的根源。而厨房等级制是旧时代封建生产方式的产物,是行业不平等的根源,因此,我们如果任其发展的话,只会将中国烹饪引向歧途。

复古主义是老毛病了,凡是号称“国粹”的行业似乎从来都未能幸免,今日之中国烹饪也不例外。复古学者翻开《烧尾宴食单》,发现有一道“乳酿鱼”,不由两眼放光,啧啧赞叹,“看看,欧洲人尚在茹毛饮血,我们的祖先就会用乳产品做鱼吃了!”再翻开《红楼梦》,见到“茄鲞”又是一阵陶醉,“当我们用鸡肉烧茄子的时候,美国人还在啃生牛排呢!”能从古代菜谱中抢救出一些民族自豪感来,也算是这些整理国故派学者之所以吃香喝辣的缘故。多亏了他们孜孜不倦的努力,我辈才能在曲阜吃上“孔府菜”,在北京吃上“红楼菜”,在徐州吃上“彭祖菜”,在浙江吃上“西施菜”……
中国烹饪文化的复古,大致走的是两条路。其一是“专求于故纸”,譬如所谓的“红楼菜”,它的研制者就声称,这红楼宴里的每一道菜都能在《红楼梦》里找到出处,每一道菜都选料精良,造型美观,南北兼容,营养丰富,滋补健身。其实,复制这一桌筵席也并非难事,问题是不知道餐桌周围西装革履的一群,究竟想从中吃出点什么来?形式和内容永远矛盾对立,强调形式必然损害内容。这红楼菜又要出处,又要造型,又要兼顾南北风味,拼凑到最后,恐怕是顾不上营养健康了。另一种复古则连故纸也不要,完全由学者杜撰,由大厨凭空创造,譬如彭祖菜、西施菜之类。这类菜荒诞无稽,根本经不起推敲。烹饪复古,无论“故纸派”或“杜撰派”,都不过是学者的煽情和店家的噱头,我们万不可当真。
古并非就是毛病,而好的古药方我们至今吃着,好的古装戏我们至今看着,好的古饭菜我们有时也要吃一些。我们这里探讨烹饪复古的动机———学者为名、店家图利,其实都相当单纯。如果有人想借此重温贵族老爷的旧梦,生发帝王将相之豪情,那他(她)就走到邪路上去了。现实中,这样的人有,还不少。

豪门宴虚火上升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当初从南方沿海发达地区过来的燕翅鲍豪门宴狂潮,现已迅速感染着内地餐饮市场,尤以内陆省会中心城市为重灾区。2002年,我曾写过一篇《燕翅鲍是条邪路》的文章,对郑州餐饮市场豪门宴邪风劲吹现象予以关注。又是一年过去,燕翅鲍丝毫没有收敛的意思。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燕翅鲍不仅遍及郑州的大中型饭店酒楼,而且还从省城普及到了县城,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恐怕不久即可普及到乡镇。
燕翅鲍等豪门宴短时间内就在全国餐饮市场形成了气候,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今餐饮市场正在走向专业化的大趋势。而在这一消费现象背后,隐藏的却是近年来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拉大、贫富分层严重的社会现实。
马克思批评说,亚洲城市的兴旺,完全与政府的消费有连带关系,这话现在听起来仍有些意味深长,因为现实社会豪门宴的兴旺,就完全适用于这一规律。如果豪门宴仅仅是几个阔人的斗富,那么有危害,但有限;可怕的是它的兴旺与政府的消费有某种连带关系。在现行体制下,一个处长将公款往自己口袋装一毛钱都是不允许的,但他一年吃掉100万也不会出事。这样,他很可能把手中的权力变成个人谋取生活享受的资本,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大吃豪门宴。于是,豪门宴开始异化为腐败分子挥霍享乐的工具,无数民脂民膏也在豪门宴的一派繁荣里面,随着下水道流走了。

我常常惊叹餐饮市场“与时俱进”的速度,这里仍以我生活的城市为例。昨天还在上演着“小尾羊”和“小肥羊”的火锅对抗赛,一夜之间,街头又到处流行起“小毛驴”火锅了。对于美食爱好者来说,这实在是口腹之欲的黄金时代。1995年以来,先是红焖羊肉席卷郑州,接下来甲鱼泡馍、煳辣鱼、汉宫姜母鸭、迷宗菜、燕翅鲍、东北菜等先后粉墨登场,乱花渐欲迷人眼,城头变幻大王旗。郑州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枢纽特征,决定了她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作全国餐饮市场的晴雨表。因此,郑州餐饮市场的盲目跟风现象也就不是孤立个案,而是具有代表性。一道菜走红,一个品牌叫响,大家都来依葫芦画瓢,一哄而起,搞得李逵不像李逵,李鬼不像李鬼,随后一哄而散,转而又去寻找新目标。这一次次大跃进式的克隆运动,搞臭了李逵,搞跨了李鬼,企业不断重复建设又随即毁灭,使整个行业发展趋向泡沫化。
之所以屡屡出现各种盲目跟风现象,根本原因还在于当前整个行业缺乏一套建立在现代意识和科学精神之上的游戏规则。在市场大潮中,许多餐饮业主往往不是倾向于争取行业游戏规则的公开、公平、公正,而是迷信于建立在个人经验之上的投机规则。虽然某些时候个别餐饮业主可能会成为投机规则的受益者,但总体来说,当一般性行业规则不能清晰建立时,行业中的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

协会林立,多头领导,不良竞争,这在20年以前是不可能出现的问题,因为那时许多行业组织尚未建立,当然也就无矛盾纷争可言了。1987年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行业组织成立,在彼此业务交叉的领域,矛盾日渐突出。就“国家级”行业组织来说,与餐饮和烹饪相关的行业组织就有烹饪协会、饭店协会、旅游饭店协会、烹饪文化研究会、食文化研究会等数家,家家都自称权威“正宗”,家家都可以发文件、搞活动,影响行业发展。由于行业组织间约束机制的不完善和游戏规则的不规范,因此,在巨大的行业利益驱使下,这些组织交叉渗透便越来越多,冲突也越来越尖锐。当前的现状是,政出多门和多头领导给整个餐饮行业带来了不少混乱,同时还造成了一些不良社会后果。下面,笔者仅试举二例。
一是烹饪大师名师泛滥成灾。评定烹饪大师名师,本来是件好事,但甲协会评了,乙协会也要评;国家协会评了,省市协会接着评;春天刚评了一批,秋天再来一批。于是最近一两年来,中国烹饪界迎来了空前的大师名师丰收季节,每年都要产生“国家级”大师数百、名师数千,“省市级”大师名师数万。
祝福我们的大师名师们吧,他们因为幸逢盛世,花数千元即可购得几块精致铜牌,既圆了大师名师梦,又丰富了家庭收藏。
二是名店名菜泛滥成灾。评定名店名菜,同样是好事,但由于不良竞争,于是乎又变了味道。一个不大的饭店,为了装点门面扩大影响,花钱评上甲协会的名店名菜,招牌还没有来得及挂,乙协会的文件又下来了,甲协会的名店名菜我们一律不予承认,直到又花钱买来乙协会的铜牌挂上,才算告一段落。
名店名菜泛滥成灾,苦的是左右为难的饭店酒楼,乐的是那些做铜牌的商家。更为严重的是,这类短期行为极大地损害了行业信誉和行业形象,破坏了全国烹饪界同行之间的团结,不利于我们中国烹饪的长远发展。

真正在国外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觉得老外活这一辈子真冤,从头到尾都没吃着什么正经东西 饿了想在街上买点什么,发现除了热狗三明治和各种巧克力葡萄面包就没别的东西了 像咱家里啊,白吉馍、麻辣烫、铁板烧…… 为什么外国人很快能接受中国饮食,而中国人则相对难以接受西方饮食?是因为中国人已经把烹调发展到及至了 中国人在外面生活,从吃上来说,简直就是煎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