柠檬尖爪:成都的由来？

成都是三国名城，地处四川盆地中部的成都平原上，沃野千里，号称“天府”。刘备因为成都之主创建蜀国，名噪三国，流传至今。
pppp但是成都在刘备入主之前并非叫做“成都”，笼统称做“益州”而已。这从有关成都的史料中可以得知。
pppp成都之名出自刘备：“一年成市，三年成都”：先主刘备入蜀之后重视发展，决心让成都发达成为象当时的洛阳、长安，以为蜀都，与曹魏争雄；于是定下了让成都一年成市，三年成都的目标，成都由此得名。后明朝罗贯中在著《三国演义》时候也许没有顾及到这点。

四川省会成都，位于四川省中部，川西平原腹地，东界龙泉山脉，南临云贵高原，西靠邛崃山，北依秦岭山脉，辖区总面积1.26万平方公里，人口1100多万，上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现代化城市。
成都平均海拔500米，具有典型的盆地气候特征。在亚热琏季风气候作用下，这里春早、夏热、秋凉、冬暖，年平均气温16，年降雨量1000毫米左右。成都气候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多雾，日照时间短；二是空气潮湿。因此，夏天虽然气温不高，却显得闷热；冬天平均气温虽在5℃以上，但阴天多，空气潮，却显得很阴冷。成都的雨水集中在7、8两个月，冬春两季干旱少雨，极少冰雪。每年3至6月，9至11月是来成都旅游最佳季节。
成都是中国西南地区最大陆路和空中交通枢纽，交通四通八达，极为便利。以成都火车站为起点的成渝、宝成、成昆、成达等多条铁路线分别通往重庆、贵州、云南、甘肃、陕西、河南、湖北等省市；川藏、川滇、川陕、川青、成渝等公路干线通往西南、西北各省；省内公路发达，有多条干线或高速公路通往省内主要城市，联结各乡县公路，形成了成都平原上的密集交通网。成都也是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航空港，双流国际机场是全国大型机场之一，160多条国际国内航线，飞往国内外60多个大中城市，游客吞吐量居全国第4位。
自战国初期蜀王迁都于此，成都距今已有2400多年的历史，被国务院列为我国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公元前316年，秦国大军灭蜀后设置蜀郡，重筑成都城作为蜀郡首府。秦太守李冰在此建成了举世闻名、万代受益的都江堰，使成都"水旱从人，不知饥谨"，从此被誉为"天府之国"。汉代，成都经济繁荣、织锦业尤为发达，是西汉时期的著名五都会之一，朝廷在此设置锦官管理，并在城西南筑"锦官城"，后世也因称成都为"锦城"。唐代，成都的手工业和商业进一步发展，与长安、扬州、敦煌并列为全国四大名郡。五代时，后蜀皇帝孟昶命百姓遍植芙蓉，花开时节，满城生辉，故成都又被称为"蓉城"。
成都是古蜀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早在商周时期就创造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西汉时期，蜀郡守方翁在成都创办了中国历史是第一所学堂--石室学堂。当时第一流的辞赋家司马相如，大文学家扬雄，道学家严君平等都出自成都。此后，成都还出现过唐代著名音乐专著《乐府杂录》的作者安节，五代著名词人孙光宪、画家黄筌，北宋史学家范镇、范祖禹，明代第一流学都杨升庵，以及现代作家巴金等一大批文化名人。唐宋期间是成都文化最为繁荣时期，当时著名诗人李白、杜甫、李商隐、元稹、苏轼、陆游、范成大等都曾流寓此地，为成都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迹。
成都旅游区是四川旅游的核心地带，这里不仅地处全川中心，同时也是四川省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成都不仅人文景观丰富，自然风貌也独具一格，早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诗人就唱出了“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名句。

“天府之国”——成都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平原，共6个城区、4个郊区、6个县，总面积1.26万平方公里，人口1000多万。

作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成都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1500多年前的晋代诗人左思曾由衷地称它是“既崇且丽”。不论是“诗仙”李白，还是“诗圣”杜甫都曾无限深情地讴歌过这座风姿独具的城市。的确，成都是一座既宁静又繁荣，既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又有优美自然环境的城市。
成都是四川省省会，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全市总面积1.23万平方千米，总人口989.2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318.5万人。成都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热量丰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雨热同期，有利于发展农业。

从四川省博物馆陈列的历史文物中，我们可以看见最早成都人的生活足迹：青羊宫附近出土的陶纺锤、骨针等和钻法、灼法及龟甲，足以推测蜀人的祖先可能于3700多年前在成都这块肥美的土地上开始了他们的劳动生活。 2300多年前，古蜀王开明九世从今郫县、双流方向迁都到此，取“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之意，这里才定名为“成都”，其称号一直沿用至今。由于成都在中国西南所处的特殊经济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历史上重要的政治、军事要地。从西汉末年（公元8-25年），蜀郡太守公孙述据成都称帝算起，历史上至少出现过7个地方割据政权。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700年前刘备、刘禅建立的蜀汉政权。这些历代割据四川的封建政权，都无一例外地以成都为都城，进而控制全川，雄视西南，问鼎中原。

成都作为一座城市，其城址千古不徙，历劫不衰，在世界城市史上，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古老的成都，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获得过不少美称。东汉(公元25－220年)时因织锦发达，曾设专门机构“锦官”管理，故有“锦官城”（简称“锦城”）美誉。西汉末年(公元8年)成都与洛阳、邯郸、临淄、宛城并称为“五均（均是市场管理的意思）”，成为全国五大商业都市之一。五代后蜀皇帝(公元933-965年)，在城墙上遍植芙蓉，故又有“芙蓉城”(简称“蓉城”）之称。到宋代(公元960－1279年)，因综合经济水平列全国前茅，时人又有“扬一益二”的评价，与有水运商港之利的扬州齐名。自2000多年前秦蜀太守李冰主持兴修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后，成都地区从此“水旱从人，不知饥馑”，被誉为天府之国。

旅游景点有：杜甫草堂、武侯祠、王建墓、蜀王陵、文殊院、青羊宫、百花潭、昭觉寺、大慈寺、四川省博物馆、府南河沿线、望江公园、成都动物园、成都市游乐园、人民公园、南郊公园、新华公园、塔子山、狮子山、凤凰山、百工堰、龙泉湖、黑龙滩水库、朝阳湖、银厂沟、望崇祠、宝光寺、桂湖、九龙沟、九峰山、都江堰、青城山、米亚罗、四姑娘山、西岭雪山

“西蜀游赏之俗，自古甲于天下”。每年正月、二月青羊宫有灯会和花会，三月龙泉有桃花会，四月都江堰有清明放水节，仲春之月新都的木兰会，彭县的牡丹会，端午节新津、金堂的龙舟会，初夏郫县的望丛祠赛歌会，九月新都桂花会，大都兼有艺术欣赏和农贸交易功能相结合的特点。灯会是成都艺术中古老而常新的一绝，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唐代，每年农历正月初一至十五举行，一直流传到今天。灯会以当年的生肖动物为主题，设计出万千彩灯，汇成绚丽的灯的海洋，供游客们欣赏。一年一度的花会从古代的“花市”演变而来，以每年农历二月十五日为正期，前后长达一月以上，百花汇聚，异彩纷呈、馨香馥郁、色彩艳丽。 成都又是戏剧之乡。清代乾隆时在本地车灯戏基础上，吸收融汇苏、赣、皖、鄂、陕、甘各地声腔，形成含有高腔、胡琴、昆腔、灯戏、弹戏五种声腔的用四川话演唱的“川剧”，常见于舞台的剧目就有数百，唱做念打皆能，妙语幽默连篇，器乐帮腔烘托，“变脸”、“喷火”独树一帜，再加上写意的程式化动作蕴涵着不尽的韵味，广为世人所喜爱。

中国有句俗话“吃在四川”，点出成都习俗“尚滋味”的特点。美不胜收的农产品，为成都的饮食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而四川的潮湿气候，则促成了以麻辣香为主要特色的饮食风味。来自各省移民的不同饮食习尚经过互相融摄，又丰富了成都美食的内容。成都饮食含川菜、小吃和糕点三大类。川菜为中国四大菜系之一，品种三千，名菜数百，“炒、炖、蒸、烧、拌”手段丰富，色泽、香气、味道、造型、器皿诸要素皆巧尽能事，令人叹为观止。成都“小吃”驰名海内外，品种数百、价廉物美、色鲜味佳、造型别致。遍布大街小巷的钟水饺、龙抄手、赖汤元、叶儿粑、韩包子、夫妻肺片、麻婆豆腐等等已成为成都街市的一种“风景”。而近年崛起的“火锅”正后来居上，风靡一时。

成都历史悠久，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据史书记载，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古蜀国开明王朝九世时将都城从广都樊乡（今双流县）迁往成都，构筑城池。关于成都一名的来历，据《太平环宇记》记载，是借用西周建都的历史经过，“以周太王从梁山止岐山，一年成邑，三年成都，因之名曰成都”。公元前316年，秦国大军入蜀，蜀国灭亡。为加强中央集权制，秦国在蜀地设置蜀郡，秦大将司马错重筑成都城，作为蜀郡首府。汉代，成都的织锦业发达，成为朝廷重要贡赋来源，朝廷遂设置锦管理，并在城西南筑“锦官城”，后世因此把锦官城作为成都的别称，简称“锦城”，汉代的成都，经济已相当繁荣，晋人左思在所著《蜀都赋》中称“既丽且崇，实号成都”，是西汉时期著名五都会之一。唐代，成都的手工业和商业进一步发展，与长安、扬州、敦煌并列为全国四大名都会。就其商业的繁荣程度而言，它仅次于扬州，时有“扬一益二”（唐代的成都是益州的首府）之说。五代时，后蜀皇帝孟昶偏爱芙蓉花，命百姓在城墙上遍植芙蓉树，花开时节，成都“四十里为锦秀”，故成都又被称为芙蓉城，简称“蓉城”。元代设四川行中书省，成都一直是省会所在地，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都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两个奇迹：一是它的名字，两千多年来从未变更过，这在中国地名史上实属罕见；二是两千多年来，成都一直是四川地区的郡、州、府、道、省等行政区划的首府所在地（包括几个独立王朝的都城），从未变更过，可以算得上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省会城市之一。

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成都，这座西南重镇，一直以其历史悠久和文化积淀雄厚而知名于世。然而，成都含义为何?古今学者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说法。兹将诸家之说简述于下，以明关于此问题的学术渊源。最早对成都二字作出解释的是宋人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卷七二)。乐史认为成都的得名是“以周太王从梁山止岐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曰‘成都’”。宋人祝穆《方舆胜览》成都府路郡名条认为“盖取《史记》所谓三年成都之义”。这种说法流传甚广，影响较大。今人王文才先生就赞同其说。他在《成都城坊考》中认为“史称：舜耕历山，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宋人因古语以释成都之义，亦无不可。”任乃强先生在《成都》一文中认为：“望帝杜宇新营过这座都城，所以取名‘成都’，是取成功、成就、完成的意义”。因为杜宇“认为建国功成，可垂久远，这个都城可以一成不变了，所以命名为成都。”李金彝、王家佑先生根据《山海经》有“成都载天”之山、“成侯之山”的文字记载，认为成都的“成”是古族名或国名，其字形为戊与丁的合体，戊是斧钺的形象，丁象箭或箭中靶形，“成侯就是以这个字来作为部落酋王的权力的象征。”“都”字在藏语中指两条河的交汇处 。按照他们的解释，成都二字的含义就应是成侯居住的(两河交汇的)地方温少峰先生则认为成都二字“不过是用中原华夏文字对蜀语‘成都’这两个音的一种对译罢了”。然后根据读音推论“成都之成是蜀人族称，其义为高原人”，“成”字是“蒲卑”二字的对译。又根据氐羌系统的普米族“很可能是古代蜀族先民的直接后裔”，在普米语中，地名末尾的“都”音是表示“地方”、“地域”，从而推测成都之“都”字也应是这个意思。由此得出结论：“‘成都’的蜀语含义是成族人的地方，换言之，即蜀族人的地方，或蒲卑人的地方刘冠群先生对于成都得名的由来提出了一种新看法。他认为：成都二字是蜀语音译的中原文字，“成都”的古蜀语读音相当于现代汉语的“du du”，而蜀族的“蜀”字古代也读如现代汉语的“du”音，那么，蜀语“成都”二字的读音就是蜀都。“‘成’者‘毕也’‘终也’”，成都的含义“就是蜀国‘终了的都邑’，或者说‘最后的都邑’ 西禾先生在《蜀族的演进与成都聚落的形成》一文中，也对成都的得名作了考察。西文通过对古代西南地区民居形式和名称的分析，提出了成都古代的居住形式是一种称作“笼”的巢居，成都的“成”字就是重叠的“笼”，“都”字本意是水泽汇聚之地，古成都地势低洼，池沼密布，故称为“都”的新看法 沈仲常、黄家祥先生通过对考古材料的分析，特别是根据先秦至秦汉时期四川漆器铭文演变序列：成——成亭——成市——蜀郡工官，从而推测“‘成都’一名，在周秦以前不存在的可能性极大，而且也发生过变更，它是在秦汉之际出现，并在秦以后才普遍流行起来的。”至于“成都”二字的含义，沈、黄二先生未予明确的解释，只是说《华阳国志·蜀志》中有蜀王开明迁居成都的记载，“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因此，秦汉之际人们遂将开明氏建都这个地方称之为成都了
孙华先生《成都得名考》一文对上引诸说一一进行了驳议，孙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首先认定蜀开明氏就是崇庸氏、庸成氏，因此，成都的“成”字，其含义应当与蜀开明氏的旧称“崇庸”或“庸成”相同，本意为“垣墉城郭”，后来抽象作族名或国名。至于成都的“都”字，他赞同徐中舒先生的说法：“都从邑，者声。凡从者声之字多有聚义，如‘水泽所聚谓之都，亦曰潴’(见《水经·涑水注》)，因此人之所聚亦曰都。”由此，成都二字的含义“就是成人聚居之地，也就是开明氏(即崇庸氏、庸成氏)聚居的地方。开明氏聚居于成都，是因为开明氏将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迁到了这里，当然成都的‘都’字也就具有了首都的含义”，“因此，成都二字的含义也可进而解释作开明氏(即崇庸氏、庸成氏)蜀国的都城。” 孙先生此说和上引李金彝、王家祜、温少峰诸先生的看法相似，都是将“成”视为族名，但他认为开明氏就是崇庸氏和庸成氏，则略嫌证据不足。因为，“崇庸氏”的提法能否成立，还有可商之处；而“庸成氏”仅见于史料价值不高的宋人罗泌《路史》 ，所以，在先秦是否真的有崇庸氏或庸成氏两个部族，还很难说。即使退一步说，真有这两个部族，它们和开明氏是否同族，亦无确证。因此，孙说也让人难以信服既然目前诸家关于成都名义研究的各种说法都无法让人满意，那么就有必要另辟蹊径对此作深入的探讨。笔者着意于此有年，发现成都一名的起源甚为古老，它最早是作为古蜀人的“圣山”之名的。本文所论，多是推测性的，虽不足遽为定论，然年邈代远，文献不足征，舍此则几无所措手。因此，但求能发明本义，斯臆测之讥，亦所不辞 成都一名，学者一般认为见于传世文献最早的是汉司马迁《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 而在出土文物中，成都一名至迟在战国晚期就已经出现了：四川青川出土的吕不韦戟的戈面上有“成都”二字铭文 。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中亦有关于“成都”的记载：“以县次传诣成都，成都上恒书太守处。” 事实上，在前此的先秦典籍《山海经》 中就已经有了“成都”一名的记载。《山海经》中记载“成都”一名的共有两处，一是《海内东经》：“高山在城(成)都西。”然此段文字，毕沅《山海经新校正》认为是阑入的《水经》之文 ，袁珂师亦从其说 ，故可置而不论。另一处是《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 据蒙文通先生的考证，《大荒经》的写作时代大约在西周前期，并认为“虽曾推断《大荒经》部分的写作年代大致在西周前期，但它记载的文化遗产，则当是更古更早的东西。” 因此，“成都”一名的最早记载可前推于此，远较出土文物的记载为早《大荒北经》关于成都上载云天的记载，并非泛泛之词，它透露了成都在先民心目中可能是一座“天梯”的信息。因为在先民看来，最初民神可以互相交通往来，如《国语·楚语下》：“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袁珂师认为“昭王之问”实际上反映了民神最初是可以交通的。龚自珍《定庵续集》卷二《壬癸之际胎观第一》：“人之初，天下通，人上通，旦上天，夕上天，天与人，旦有语，夕有语。”就是对此情形的概括 。古人想象质朴，认为神民之间的交通往还还须有凭借物，这就是天梯。充当天梯的自然物一是高山，一是大树。以高山为天梯，见于《山海经》记载的就有昆仑、肇山、登葆山、灵山。以树为天梯，古籍可考者，惟有《山海经·海内南经》、《海内经》及《淮南子·地形训》所记之建木 。其中最著名者自然是昆仑。成都上载云天，完全有资格充任天梯，王孝廉先生就认为“成都载天”是“神话中上通于天，下通于幽都之门的天柱” 。所谓天柱，亦即天梯，同为天梯的成都和昆仑是否有渊源关系呢?答案是肯定的，兹作论证如下
让我们先看看古籍中关于昆仑的记载。《山海经·西山经》：“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郭璞注：“天帝都邑之在下者。”《海内西经》：“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虚即昆仑丘。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引《说文·八上·丘部》：“虚，大丘也，昆仑丘谓之昆仑虚。”可见昆仑是天帝在下界的都邑。郭璞《山海经图赞》“昆仑丘”条云：“昆仑月精，水之灵府。惟帝下都，西老之宇。嵘然中峙，号曰天柱。” 《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第八》：“昆仑之山，乃地之柱，上承皇天，气吐宇内，下处后土。”《河图括地象》：“昆仑山为天柱，气上通天。”昆仑的“上承皇天”和成都的“载天”并无二致天柱昆仑最显著的特征是它的成(层)级构造。《尔雅·释丘第十》云：“丘一成为敦丘，再成为陶丘，再成锐上为融丘，三成为昆仑丘。”《释名·释丘第五》亦云：“三成曰昆仑丘。”《水经·河水注》：“三成为昆仑丘。〈昆仑说〉曰：‘昆仑之山三级：下曰樊桐，一名板桐；二曰玄圃，一名阆风；上曰层城，一名天庭，是为太帝之居。”昆仑的三成(级)构造，表明了它在先民心目中是最为高峻的，可以直达天庭，如《易林·比之八》所云：“登昆仑，入天门。”甚至可以藉此成为神灵，如《淮南子·地形训》云：“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乃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只不过这样的幸事，凡人却难以企及，据《山海经·海内西经》云：“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就是说只有射手英雄后羿才能登上昆仑极顶 这里还要附带说明一下，为什么昆仑三成就能表示最高呢?因为在先民的认识中，三是多的意思。最初，这和先民的认知水平有关，“在非常多的原始民族中间(例如在澳大利亚、南美等地)，用于数的单独名称只有一和二，间或也有三。超过这几个数时，土人们就说：‘许多，很多，太多’。”而三和多的认同对后来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就是“三”和“多”的相通。宋永培师在《上古“文”、“化”及其系统词义》中说：“古人深知‘三’与‘万’的相互关系及其内涵，所以用‘三’来概括‘万’。”并举《说苑》和《老子》的记载为证： 《说苑》：发于一，成于二，备于三。 《老子》：一生二，三生三，三生万物。可见三和万相通 。影响所及，在古代典籍中，三非实数，往往虚指多的现象，俯拾即是 。而《楚辞·天问》：“昆仑县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几里?四方之门，其谁从焉?”王逸注：“昆仑，山名也，在西北，天气所出。其巅曰县圃，乃上通于天也。《淮南》言昆仑之山九重，其高万二千里也。”晋王嘉《拾遗记》卷十云：“昆仑山有昆陵之地，其高出日月之上。山有九层，每层相去万里。”三层的昆仑变成了九层的昆仑，显然是出于后人的踵事增华，已非古貌矣 从上面的引述可知，昆仑作为“帝之下都”，其典型形态为“三成(级)”构造。我认为 “成都”一名实际上就含括了昆仑的这两个主要特征，义即“三成之都”。《山海经·南山经》： “又东五百里，曰成山，四方而三坛。”郭璞注：“形如人筑坛相累也，成亦重耳。”郭注中“累” 亦即重也。《楚辞·招魂》：“层台累榭”，王逸注：“层累皆重也。”可见成山的“四方而三坛” 和昆仑的四方而三成，殊无二致。成山实即成都，犹如昆仑或称昆山或称仑山一样。《吕氏春 秋·孟春纪·重己》：“人不爱昆山之玉、江汉之珠。”《战国策·赵策一》：“昆山之玉不出”， 帛书本《战国纵横家书·苏秦献书赵王章》则作“纶(仑)山之玉不出” 。此外，《淮南子·俶 真训》：“钟山之玉”，高诱注：“钟山，昆仑也。”钟从重得音义，而重即成，《广雅·释诂四》： “成，重也。”《吕氏春秋·音初》：“九成之台”，高诱注：“成犹重。”故钟山即成山也。此尤可证昆仑(钟山)即成都(成山)也。由此可见成都和昆仑虽异名而同实，似二实一作为山名的成都和后来作为城市名的成都，是否有渊源关系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得先从昆仑说起 昆仑究竟在什么地方，一直是一个困扰学界的难题。蒙文通先生巨眼卓识，独标新义，认为昆仑就是岷山：“考《海内西经》说：‘河水出(昆仑)东北隅以行其北。’这说明昆仑当在黄河之南。又考《大荒北经》说：‘若木生昆仑西’(据《水经·若水注》引)，《海内经》说：‘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这说明了昆仑不仅是在黄河之南，而且是在若水上源之东。若水即今雅砻江，雅砻江上源之东、黄河之南的大山——昆仑，当然就舍岷山莫属了。” 他是依据《山海经》的内证来证成此说的，自然结论相当可信。此外，邓少琴先生亦谓“岷即昆仑也，古代地名人名有复音，有单音，昆仑一辞由复音变为单音，而为岷” 。昆仑是岷山，也就意味着成都是岷山 然而，成都或昆仑的“四方而三成”的特殊形态，不仅是岷山，就是现实世界中的任何一座山都不具备。事实上，成都或昆仑是居住在岷山的原始先民以岷山为原型，在心目中构拟出来的一座“圣山” 。那么，这支以岷山为圣山崇拜的原始先民是谁呢?我认为就是起初居于岷山，后来迁徙到成都平原的蚕丛氏《古文苑》卷四扬雄《蜀都赋》章樵注引《先蜀记》云：“蚕丛氏始居岷山石室中。”段渝先生认为蚕丛氏“约在夏代前后便已辗转移徙到达成都平原” ，成为早期蜀族的重要来源之一。而且，蚕丛成为了古史记载中最早的一代蜀王。《蜀王本纪》云：“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华阳国志·蜀志》亦云：“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次王曰柏濩，次王曰鱼凫。”蒙文通先生据“此三代各数百岁，”提出：“蚕丛等都是一代之名，而非一人之名。”也就是说，蚕丛氏统治古蜀国达数百年之久。很明显，成都一名就是最先由他们带入成都平原的，只不过已由祖居地的圣山名变为新居地的城市名，因此，后人径谓：“成都，古蚕丛之国。” 这种“地名搬家”、“名从主人”的现象，在中国上古史中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盖因“地之有名，因居之者而有，居者他徙，其名亦徙”。成都一名一经蚕丛氏确立后，后人便沿用不改，以迄于今。至于蚕丛氏的族属，任乃强先生认为是羌族 ，段渝先生认为是氐族，而“氐族实际上就是从羌族中分化出来后由高地向低地发展并经营农业的族类”，所以说蚕丛氏是古羌族的一支，当无疑义。前文我们认为蚕丛氏以岷山(亦即成都或昆仑)为崇拜的圣山，实际上这并非一个孤立的文化现象，征诸史籍，犹可以看出羌族“圣山崇拜”的种种蛛丝马迹来。 《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现代学者认为羌与姜本是一个字，男的为羌，女的为姜。“姜姓望国，不过齐许申吕”，而齐许申吕诸姜姓国都是四岳或大岳之后。《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左传·隐公十一年》：“夫许，大岳之胤也。”杜预注：“大岳，神农之后，尧四岳也。”《水经·洧水注》：“故许男国也，姜姓，四岳之后矣。”《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姜，大岳之后也。”杜预注：“姜姓之先为尧四岳。”《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姜戎子驹支云：“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杜预注：“四岳之后皆姜姓，又别为允姓。”《诗·大雅·崧高》：“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甫即吕，如《书·吕刑》，《史记·周本纪》、《尚书大传》、《礼记·表记》并作《甫刑》。从上面的引述可以知道，齐许申吕等姜姓国是四岳或大岳之后，换言之，即视岳神为自己的先祖，反映了姜姓诸国有“圣山(岳)崇拜”的信仰。在《山海经》中，亦有氐羌为山岳之后的记载。《海内经》云：“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顾颉刚先生认为“乞”疑是“允”之讹文，和上引杜注“又别为允姓”相符。蚕丛氏是氐羌族，可见他们和姜姓诸国一样，自古即实行“圣山(岳)崇拜”。不仅如此，我们在今天仍然可以看到羌族“圣山崇拜”的孑遗，即“白石崇拜”。“羌族崇拜的众多神灵几乎皆无偶像，而统统以白石为象征，供于屋顶塔子上，屋角神龛上，火塘里，田地中，山头上，神林里”。所谓“白石崇拜”，实际上就是“圣山崇拜”的一种卑化形式而已 通过上面的考述，我们大致可以论定成都最先是圣山名，后来由羌族的一支蚕丛氏带入成都平原这个新居地，而转化为城市名。无独有偶，“蜀”这个地名(或国名)最先亦是圣山名，后来成为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古方国的国名，兹论证如下“蜀”最初见于商代的甲骨文。对于“蜀”的含义，学者们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据《说文·十三上·虫部》：“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诗》曰：蜎蜎者蜀。”段注：“葵，《尔雅》释文引作桑。”认为蜀就是蚕，甚至与蜀王蚕丛联系起来，以为蜀国的得名就是由于最初养蚕的缘故 ；或谓是野蚕 。一种据《韩非子·说林下》：“鳣似蛇，蚕似蠋。人见蛇则惊骇，见蠋则毛起。”《淮南子·说林训》：“今鳝之与蛇，蚕之与蠋，状相类而爱憎异。”高诱注：“人爱鳝与蚕，畏蛇与蠋。”认为蜀、蚕非一，而蜀是一种毒虫，是商代的统治者对蜀人的一种贱称，并说这与历代王朝在少数民族的族称用字上，都加一“犭”或“虫”偏旁，是一致的。前一种意见，以后说攻之，其不能成立，自不待言。然而后一种说法细究起来亦难成立。诚然，华夏中央王朝对四夷少数民族以犬、虫视之的现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然而在殷商一代，我们并没有见到这方面的直接证据。从甲骨文看，商代用作方国名和地名者，无一贱称之例 ，似乎蜀不当例外。就拿大家习知的四夷来说，蛮、狄是贱称，并无疑义，然二字皆不见于甲骨文。夷、戎见于甲骨文，然夷在甲文中亦作“人”或“仁”，其非贱称，当无疑义；戎在甲文中作戈、盾之形 ，其非贱称，亦无疑义。蜀在西周亦曾被视为四极之一，《班簋》：“乍(作)四方亟(极)，秉緐(繁)蜀巢。” 其中三极的秉緐巢亦非贱称，蜀恐亦不当例外。我认为对四夷的少数民族以贱名称之当始于周代，因为周代的中央王权得到极大的加强，已远非殷商王朝与众方国之间的松散的联盟关系可比，于是华夏自我中心主义思想也相应地膨胀起来，“严夷夏之防”，以贱名称呼四夷的少数民族的现象才开始出现。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且字不从虫，从虫之蜀始见于西周时期的周原甲文，所以说蜀起初并非贱称那么蜀的本义是什么呢?蜀即蜀山，亦即岷山。《广雅·释山》：“蜀山谓之山。”王念孙《疏证》云：“，《说文》作，字或作岷，又作汶。……蜀读为犭蜀，字或作渎，《史记·封禅书》云：渎山，蜀之汶山也。《水经·江水注》云：岷山即渎山也。”蜀古音独，故渎山亦即蜀山也。前文我们已经论证了岷山即羌族人崇拜的圣山，是沟通天地的天梯，自然是独一无二之山了。岷山又被称为蜀山，就是指其“独一无二”而言。《方言》卷十二：“一，蜀也。”郭璞注：“蜀犹独耳。”《广雅·释诂》：“蜀，弌也。”“弌”即古文“一”。《尔雅·释山》：“狷者蜀。”皆可证蜀即独一之义，此即为蜀之本义。岷山作为圣山，被称为蜀(即独，亦即一)山，犹如商周的天子常自称为“一人”或“余一人”一样，都是至尊无上的意思，换言之，就是人之至尊称“一人”，山之至尊称“蜀(一)山”。同时这也反证了我们前面推论岷山为圣山的不诬 我们认为，史籍上所谓的“蜀山氏”就是以蜀山为“圣山崇拜”的部族。任乃强先生认为蜀山氏本是羌人，后来才进入成都平原 。而治蜀史者几无例外，皆谓蜀山氏是古蜀族的最早来源之一 ，蜀的这个名称显然是他们最先带入的。蜀之一名，经历了圣山名(即蜀山)到地名(即方国名)或族名的演变过程，这和成都由圣山名(即岷山)到地名(即城市名)的演变过程若合符契明白了蜀山氏和蚕丛氏都有“圣山崇拜”的风习信仰后，我们可以对一些古蜀史上的文化现象重新作出合理的解释 《蜀王本纪》云：“李冰以秦时为蜀守，谓汶山为天彭阙，号曰天彭门，云亡者悉过其中，鬼神精灵数见。” 汶山即岷山。《书·禹贡》：“岷嶓既艺”，《史记·夏本纪》岷作汶，可证。亡者灵魂返归岷山，实际上就是返归故乡的圣山。因为岷山作为沟通天地的圣山，亦即连接天堂和地狱之山，既是神灵居住之所，又是灵魂归往之地，这和与之异名同实的成都与昆仑的记载是相一致的《山海经·大荒北经》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后土即是冥王。岷山实即冥山，亦即黑暗之山。《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云：“民之为言固犹瞑也。”《书·吕刑》：“苗民弗用灵”，《论语·泰伯》：“民可使由之”，郑注皆云：“民，冥也。” 岷从民得音义，故岷即瞑、冥义。岷或作山昏，《汉书·地理志上》：“山昏山之阳”，《正字通·山部》：“山昏，同岷。”昏亦为黑暗之义。岷山又作蒙山，《太平御览》卷一三五引《竹书纪年》：“后桀伐岷山”，《楚辞·天问》作“桀伐蒙山”，蒙亦为黑暗之义。昆仑和岷山一样，亦为黑暗之义。《晋书·孝武文李太后传》谓李太后“形长而色黑，宫人皆谓之昆仑”。又唐宋时期的笔记小说里，有许多关于昆仑奴的记载，这里的昆仑奴是专指贩卖进来的黑人，昆仑奴就是黑奴，可证昆仑即是黑义。昆仑为黑暗之山，其下方即是幽都。《博物志·地》：“昆仑山北，地转下三千六百里，有八玄幽都，方二十万里。”《楚辞·招魂》：“魂兮归来，君无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约，其角觺觺些。”幽都就是地府、冥国；土伯就是后土，也就是冥王。人死归于幽都，所以《博物志·杂说上》：“老子云：万民皆付西王母。”西王母是昆仑主神，故付西王母亦即付昆仑也。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知道岷山和昆仑不但名义相同，而且都是灵魂返归的圣山，这再一次证明了昆仑就是岷山1956年，在成都北郊羊子山，考古工作者曾经清理了一座高大的土台建筑，即著名的羊子山土台 。它是一座四方形的三级土台，高出地面约10米以上。土台的年代，林向先生认为其上限当在商代晚期或商周之际。土台的社会功能，他则认为是古蜀国的祭坛 。无独有偶，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所出土的青铜大立人雕像，其基座也是三层四方形的，而据测定，羊子山土台和三星堆祭祀坑的方向都是朝向他们的祖居地蜀山(即岷山) 。事实上，无论是羊子山土台，还是青铜大立人像的基座，其四方三层的形制，都是对他们祖先圣山的模仿。他们原来是生活在岷山山区的古老部族，而以岷山为“圣山崇拜”。他们进入成都平原后，修建起和圣山形制一样的高大土台以作祭坛，显示了“圣山崇拜”对古蜀文明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青铜大立人站在四方三层的基座上，也就是站在圣山上，显示了他是古蜀人的始祖神。因为古蜀人来源于氐羌，而氐羌正是岳(山)神的后代，《山海经·海内经》：“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可证。 此外，在古蜀国留下的文化遗迹中，还有颇引人注目的“大石遗迹”。诸如天涯石、支机石、五块石等，据记载都是体形高大的巨石，而且全是千辛万苦从西部的邛崃山采运来的。究其实际，它们仍然是“圣山崇拜”的产物，是具体而微的圣山。行文至此，本来可以结束了，但我还想赘上几句，就是有学者曾证明，古代梵文称中国为Cina(中译为支那、指那或至那)，影响所及，西伯莱文Sinim，希腊文Sinae,Seres，以及英文China，皆由Cina一词节节转译，而Cina(支那)实即“成都”的对音 。如果“支那名称源于成都”之说为不诬的话，那么本文对成都含义的溯源性研究，其意义亦不仅限于巴蜀文化矣。

成都城市的形成和兴起，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大约在春秋末期，古蜀五世开明帝“自梦郭移”“徙治成都”，成都由此得名并成为蜀国都城。当时建有一个最早的“少城”，它位于今将军衙门一带，呈长方形，较为规整。城内外以“干栏”式建筑为主，少有土墙。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后置蜀郡。
在公元前311年，张仪和郡守张若对成都进行了大规模修建。按秦都咸阳建制兴筑了成都、郫城和临邛三城的城垣。成都城周长12里，高7丈，东为太城，是郡守官舍区域；西为少城，是商业区，开店列铺，商业繁盛，设有盐铁官收盐铁税，市官管理市场，主收商业税。成都城市在这一年才算正式建立。经过长时经营，成都成为秦国有名的商业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