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蛇全文:毛泽东少年时代资料

毛泽东的少年时代
　　埃德加.斯诺
　　我于一八九三年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我父亲叫毛顺生，我母亲在娘家的名字叫文其美。
　　我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只好去当兵。他当了好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克勤克俭，攒积下一点钱，买回了他的地。
　　这时我家有十五亩田地，成了中农，靠此每年可以收六十担谷。一家五口一年共吃三十五担——即每人七担左右——这样每年还有二十五担剩余。我的父亲利用这些剩余，又积蓄了一点资本，后来又买了七亩地，这样我家就有富农的地位了。那时候我家每年可以收八十四担谷。
　　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我的国文教员是主张严格对待学生的。他态度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因为这个缘故，我十岁的时候曾经逃过学。但我又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县城的方向走去，以为县城就在一个山谷里。乱跑了三天之后，终于被我家里的人找到了。我这才知道我只是来回兜了几个圈子，走了那么久，离家才八里路。
　　可是，我回到家里以后，想不到情形有点改善。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一些了，老师态度也比较温和一些了。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次“罢课”胜利了。
　　我刚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账。他要我学珠算。既然我父亲坚持，我就在晚上记起账来。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他每月十五对雇工们特别开恩，给他们鸡蛋下饭吃，可是从来没有肉。对于我，他不给蛋也不给肉。
　　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我家为了这事多次发生过争吵。
　　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凡是明显的感情流露或者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都批评，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
　　但我到了十三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同我父亲辩论的有效的方法，那就是用他自己的办法，引经据典地来驳他。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就引用经书上长者必须仁慈的话来回敬。他指摘我懒惰，我就反驳说，年纪大的应该比年纪小的多干活；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多干活。我还宣称：等我到他这样年纪的时候，我会比他勤快得多。
　　我的不满增加了。在我们家里，辩证的斗争在不断地发展着。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大约十三岁的时候，有一次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在他们面前争论了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我。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母亲追上前来，竭力劝我回去。父亲也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旁边，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提出了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错。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
　　回想起来，我认为我父亲的严厉态度到头来是自招失败。我学会了恨他，我们对他建立了真正的统一战线。同时，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账，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
　　我父亲读过两年书，认识一些宇，足够记账之用。我母亲完全不识字。两人都是农民家庭出身。我是家里的“读书人”。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这位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说它们是坏书。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我十三岁时，终于离开了小学堂，开始整天在地里帮长工干活，白天做—个全劳力的活，晚上替父亲记账。尽管这样，我还是继续读书，如饥如渴地阅读凡是我能够找到的一切书籍，经书除外。这教我父亲很生气，他希望我熟读经书，尤其是在一次打官司时，由于对造在法庭上很恰当地引经据典，使他败诉之后，更是这样了。我常常在深夜里把我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这本书我非常喜欢。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我父亲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他要我读一些像经书那样实用的东西，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
　　《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厚望。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动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争吵，最后我从家里跑了。我到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在那里读了半年书。以后我又在一位老先生那里读了更多的经书，也读了许多时论和一些新书。
　　那年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长沙有成千上万的人饿饭。饥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挤。但抚台傲慢地回答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没有饭吃?城里有的是。我就总是吃得饱饱的。”抚台的答复一传到人们的耳朵里，大家都非常愤怒。他们举行了群众大会，并且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他们攻打清朝衙门，砍断了作为官府标志的旗杆，赶走了抚台。这以后，一个姓庄的布政使骑马出来，晓谕百姓，说官府要采取措施帮助他们。这个姓庄的说话显然是有诚意的，可是皇上不喜欢他，责他同“暴民”勾结。结果他被革职，接着来了一个新抚台，马上下令逮捕闹事的领袖，其中许多人被斩首示众，他们的头挂在旗杆上，作为对今后的“叛逆”的警告。
　　这件事在我们学堂里讨论了许多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多数学生都同情“造反的”，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出发。他们并不懂得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单纯地把它看作一件耸听的事而感兴趣。我却始终忘不掉这件事。我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
　　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乡里发生了粮荒。穷人要求富户接济，他们开始了一个叫做“吃大户”的运动。我父亲是一个米商，尽管本乡缺粮，他仍然运出大批粮食到城里去。其中有一批被穷苦的村民扣留了，他怒不可遏。我不同情他，可是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也不对。
　　这时还有一件事对我有影响，就是本地的一所小学来了一个“激进派”教师。说他是“激进派”，是因为他反对佛教，想要去除神佛。他劝人把庙宇改成学堂。大家对他议论纷纷。我钦佩他，赞成他的主张。
　　这些事情接连发生，在我已有反抗童识的年轻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我父亲决定送我到湘潭一家同他有来往的米店去当学徒。起初我并不反对，觉得这也许是有意思的事。可是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说有一个非常新式的学堂，于是决心不顾父亲反对，要到那里去就学。学堂设在我母亲娘家住的湘乡县。我的一个表兄就在那里上学，他向我谈了这个新学堂的情况和“新法教育”的改革。那里不那么注重经书，西方“新学”教得比较多。教学方法也是很“激进”的。
　　我随表兄到那所学堂去报了名。我说我是湘乡人，以为这所学堂只收湘乡人。后来我发现这所学堂招收各地学生，我就改用湘潭的真籍贯了。我缴纳一千四百个铜元，作为五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我父亲最后也同意我进这所学堂了，因为朋友们对他说，这种“先进的”教育可以增加我赚钱的本领。这是我第一次到离家五十里以外的地方去。那时我十六岁。 在这所新学堂里，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西学的新学科。

　　上学带三份饭
　　毛泽东在村里小学的时候。一起上学的同学，有些饭也吃不上，就主动把自已的饭分给同学吃。回家后狂吃一通，他母亲觉得奇怪，就问，你上学带的饭也不少，怎幺好像没吃一样。毛泽东悄悄告诉母亲说，有的同学没饭吃，分给同学吃了。

　　毛泽东的母亲笃信佛教，心地善良，听了儿子这样说。反而夸了儿子，鼓励他有能力的时候，要帮助弱小。并说，以后，你就多带些饭，分给那些吃不上饭的同学。但条件是不能让他爸爸知道，毛泽东的父亲亦农亦商，精打细算，是个有些抠门儿的人。毛泽东这样以后上学，就偷偷带上三份饭。
　　毛泽东一生同情支持弱者，任何时候，他都站在贫苦百姓一边。

　　目睹农民造反被杀

　　在读了很多传统经典后，有一个问题，一直无法释怀，多年以后他在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说：为什幺我们读的书中没有农民？？这些书中总是一些英雄和官员，从来没有反映在地里种地的那些农民，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两年多。1901年，长沙暴发了农民抢米事件，很多哥佬会成员被斩首，血淋淋的头颅高挂在城门。这一幕，深深的印在少年毛泽东的脑海里，加深了他对农民的同情。正是目击了农民的悲惨境遇，使毛泽东萌生了早期的政治意识。

　　初进新学堂受尽奚落
　　在读了几年私塾后，毛泽东转入他外婆家附近的国立东山一小读书，在当地算是最好的学校了，学费很贵。学校中多是一些富家子弟，穿着都是绫罗绸缎。而毛泽东毕竟是个农家子弟。衣着要寒酸多了。入学之后，常常被人奚落。毛泽东只能默默忍受。正是在这一段时间，他写下了一首《咏蛙》诗，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做声。不久后，毛泽东又写下，〈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等文章，令老师大为震惊，当时老师的批语是：此君似有仙骨，此文似黄河之水，一泻不可止也。毛泽东也因此成为学校里的名人。当年的作文原件和老师的批语仍保存在湖南省博物馆中。
　　

　　

毛泽东的少年时代
埃德加.斯诺
我于一八九三年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我父亲叫毛顺生，我母亲在娘家的名字叫文其美。
我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只好去当兵。他当了好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克勤克俭，攒积下一点钱，买回了他的地。
这时我家有十五亩田地，成了中农，靠此每年可以收六十担谷。一家五口一年共吃三十五担——即每人七担左右——这样每年还有二十五担剩余。我的父亲利用这些剩余，又积蓄了一点资本，后来又买了七亩地，这样我家就有富农的地位了。那时候我家每年可以收八十四担谷。
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我的国文教员是主张严格对待学生的。他态度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因为这个缘故，我十岁的时候曾经逃过学。但我又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县城的方向走去，以为县城就在一个山谷里。乱跑了三天之后，终于被我家里的人找到了。我这才知道我只是来回兜了几个圈子，走了那么久，离家才八里路。
可是，我回到家里以后，想不到情形有点改善。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一些了，老师态度也比较温和一些了。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次“罢课”胜利了。
我刚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账。他要我学珠算。既然我父亲坚持，我就在晚上记起账来。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他每月十五对雇工们特别开恩，给他们鸡蛋下饭吃，可是从来没有肉。对于我，他不给蛋也不给肉。
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我家为了这事多次发生过争吵。
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凡是明显的感情流露或者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都批评，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
但我到了十三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同我父亲辩论的有效的方法，那就是用他自己的办法，引经据典地来驳他。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就引用经书上长者必须仁慈的话来回敬。他指摘我懒惰，我就反驳说，年纪大的应该比年纪小的多干活；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多干活。我还宣称：等我到他这样年纪的时候，我会比他勤快得多。
我的不满增加了。在我们家里，辩证的斗争在不断地发展着。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大约十三岁的时候，有一次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在他们面前争论了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我。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母亲追上前来，竭力劝我回去。父亲也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旁边，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提出了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错。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
回想起来，我认为我父亲的严厉态度到头来是自招失败。我学会了恨他，我们对他建立了真正的统一战线。同时，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账，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
我父亲读过两年书，认识一些宇，足够记账之用。我母亲完全不识字。两人都是农民家庭出身。我是家里的“读书人”。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这位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说它们是坏书。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我十三岁时，终于离开了小学堂，开始整天在地里帮长工干活，白天做—个全劳力的活，晚上替父亲记账。尽管这样，我还是继续读书，如饥如渴地阅读凡是我能够找到的一切书籍，经书除外。这教我父亲很生气，他希望我熟读经书，尤其是在一次打官司时，由于对造在法庭上很恰当地引经据典，使他败诉之后，更是这样了。我常常在深夜里把我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这本书我非常喜欢。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我父亲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他要我读一些像经书那样实用的东西，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
《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厚望。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动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争吵，最后我从家里跑了。我到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在那里读了半年书。以后我又在一位老先生那里读了更多的经书，也读了许多时论和一些新书。
那年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长沙有成千上万的人饿饭。饥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挤。但抚台傲慢地回答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没有饭吃?城里有的是。我就总是吃得饱饱的。”抚台的答复一传到人们的耳朵里，大家都非常愤怒。他们举行了群众大会，并且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他们攻打清朝衙门，砍断了作为官府标志的旗杆，赶走了抚台。这以后，一个姓庄的布政使骑马出来，晓谕百姓，说官府要采取措施帮助他们。这个姓庄的说话显然是有诚意的，可是皇上不喜欢他，责他同“暴民”勾结。结果他被革职，接着来了一个新抚台，马上下令逮捕闹事的领袖，其中许多人被斩首示众，他们的头挂在旗杆上，作为对今后的“叛逆”的警告。
这件事在我们学堂里讨论了许多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多数学生都同情“造反的”，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出发。他们并不懂得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单纯地把它看作一件耸听的事而感兴趣。我却始终忘不掉这件事。我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
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乡里发生了粮荒。穷人要求富户接济，他们开始了一个叫做“吃大户”的运动。我父亲是一个米商，尽管本乡缺粮，他仍然运出大批粮食到城里去。其中有一批被穷苦的村民扣留了，他怒不可遏。我不同情他，可是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也不对。
这时还有一件事对我有影响，就是本地的一所小学来了一个“激进派”教师。说他是“激进派”，是因为他反对佛教，想要去除神佛。他劝人把庙宇改成学堂。大家对他议论纷纷。我钦佩他，赞成他的主张。
这些事情接连发生，在我已有反抗童识的年轻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我父亲决定送我到湘潭一家同他有来往的米店去当学徒。起初我并不反对，觉得这也许是有意思的事。可是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说有一个非常新式的学堂，于是决心不顾父亲反对，要到那里去就学。学堂设在我母亲娘家住的湘乡县。我的一个表兄就在那里上学，他向我谈了这个新学堂的情况和“新法教育”的改革。那里不那么注重经书，西方“新学”教得比较多。教学方法也是很“激进”的。
我随表兄到那所学堂去报了名。我说我是湘乡人，以为这所学堂只收湘乡人。后来我发现这所学堂招收各地学生，我就改用湘潭的真籍贯了。我缴纳一千四百个铜元，作为五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我父亲最后也同意我进这所学堂了，因为朋友们对他说，这种“先进的”教育可以增加我赚钱的本领。这是我第一次到离家五十里以外的地方去。那时我十六岁。 在这所新学堂里，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西学的新学科。

毛泽东的少年时代
埃德加.斯诺
我于一八九三年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我父亲叫毛顺生，我母亲在娘家的名字叫文其美。
我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只好去当兵。他当了好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克勤克俭，攒积下一点钱，买回了他的地。
这时我家有十五亩田地，成了中农，靠此每年可以收六十担谷。一家五口一年共吃三十五担——即每人七担左右——这样每年还有二十五担剩余。我的父亲利用这些剩余，又积蓄了一点资本，后来又买了七亩地，这样我家就有富农的地位了。那时候我家每年可以收八十四担谷。
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我的国文教员是主张严格对待学生的。他态度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因为这个缘故，我十岁的时候曾经逃过学。但我又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县城的方向走去，以为县城就在一个山谷里。乱跑了三天之后，终于被我家里的人找到了。我这才知道我只是来回兜了几个圈子，走了那么久，离家才八里路。
可是，我回到家里以后，想不到情形有点改善。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一些了，老师态度也比较温和一些了。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次“罢课”胜利了。
我刚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账。他要我学珠算。既然我父亲坚持，我就在晚上记起账来。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他每月十五对雇工们特别开恩，给他们鸡蛋下饭吃，可是从来没有肉。对于我，他不给蛋也不给肉。
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我家为了这事多次发生过争吵。
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凡是明显的感情流露或者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都批评，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
但我到了十三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同我父亲辩论的有效的方法，那就是用他自己的办法，引经据典地来驳他。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就引用经书上长者必须仁慈的话来回敬。他指摘我懒惰，我就反驳说，年纪大的应该比年纪小的多干活；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多干活。我还宣称：等我到他这样年纪的时候，我会比他勤快得多。
我的不满增加了。在我们家里，辩证的斗争在不断地发展着。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大约十三岁的时候，有一次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在他们面前争论了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我。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母亲追上前来，竭力劝我回去。父亲也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旁边，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提出了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错。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
回想起来，我认为我父亲的严厉态度到头来是自招失败。我学会了恨他，我们对他建立了真正的统一战线。同时，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账，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
我父亲读过两年书，认识一些宇，足够记账之用。我母亲完全不识字。两人都是农民家庭出身。我是家里的“读书人”。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这位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说它们是坏书。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我十三岁时，终于离开了小学堂，开始整天在地里帮长工干活，白天做—个全劳力的活，晚上替父亲记账。尽管这样，我还是继续读书，如饥如渴地阅读凡是我能够找到的一切书籍，经书除外。这教我父亲很生气，他希望我熟读经书，尤其是在一次打官司时，由于对造在法庭上很恰当地引经据典，使他败诉之后，更是这样了。我常常在深夜里把我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这本书我非常喜欢。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我父亲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他要我读一些像经书那样实用的东西，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
《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厚望。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动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争吵，最后我从家里跑了。我到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在那里读了半年书。以后我又在一位老先生那里读了更多的经书，也读了许多时论和一些新书。
那年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长沙有成千上万的人饿饭。饥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挤。但抚台傲慢地回答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没有饭吃?城里有的是。我就总是吃得饱饱的。”抚台的答复一传到人们的耳朵里，大家都非常愤怒。他们举行了群众大会，并且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他们攻打清朝衙门，砍断了作为官府标志的旗杆，赶走了抚台。这以后，一个姓庄的布政使骑马出来，晓谕百姓，说官府要采取措施帮助他们。这个姓庄的说话显然是有诚意的，可是皇上不喜欢他，责他同“暴民”勾结。结果他被革职，接着来了一个新抚台，马上下令逮捕闹事的领袖，其中许多人被斩首示众，他们的头挂在旗杆上，作为对今后的“叛逆”的警告。
这件事在我们学堂里讨论了许多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多数学生都同情“造反的”，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出发。他们并不懂得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单纯地把它看作一件耸听的事而感兴趣。我却始终忘不掉这件事。我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
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乡里发生了粮荒。穷人要求富户接济，他们开始了一个叫做“吃大户”的运动。我父亲是一个米商，尽管本乡缺粮，他仍然运出大批粮食到城里去。其中有一批被穷苦的村民扣留了，他怒不可遏。我不同情他，可是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也不对。
这时还有一件事对我有影响，就是本地的一所小学来了一个“激进派”教师。说他是“激进派”，是因为他反对佛教，想要去除神佛。他劝人把庙宇改成学堂。大家对他议论纷纷。我钦佩他，赞成他的主张。
这些事情接连发生，在我已有反抗童识的年轻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我父亲决定送我到湘潭一家同他有来往的米店去当学徒。起初我并不反对，觉得这也许是有意思的事。可是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说有一个非常新式的学堂，于是决心不顾父亲反对，要到那里去就学。学堂设在我母亲娘家住的湘乡县。我的一个表兄就在那里上学，他向我谈了这个新学堂的情况和“新法教育”的改革。那里不那么注重经书，西方“新学”教得比较多。教学方法也是很“激进”的。
我随表兄到那所学堂去报了名。我说我是湘乡人，以为这所学堂只收湘乡人。后来我发现这所学堂招收各地学生，我就改用湘潭的真籍贯了。我缴纳一千四百个铜元，作为五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我父亲最后也同意我进这所学堂了，因为朋友们对他说，这种“先进的”教育可以增加我赚钱的本领。这是我第一次到离家五十里以外的地方去。那时我十六岁。 在这所新学堂里，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西学的新学科。

对人民群众的利益的关心，是毛泽东伟大情怀的魅力所在。而如何真正了解和维护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利益，毛泽东始终将调查研究作为一个利器。1955年11月，毛泽东离开北京，乘专列南下，一路调查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情况。当时的一张时间表，生动反映了毛泽东对了解情况的渴望之情：“十一月二日，晨六时五十八分，到德州车站，停车一小时，与德州地委书记谈话。上午十时四十三分到达济南，与谭震林、山东省委书记舒同谈话，下午一时结束。晚九时十分，与济南市委书记、副书记、市长谈话，九时五十五分结束。十一时五十六分到达泰安，在火车行进中，继续与泰安地委书记、副书记谈话。”1958年秋，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正是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说，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个客观规律，违反它，要碰得头破血流。他切切叮嘱全国的公社党委书记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1959

年钢产量指标，从3000万吨降到1800万吨，这是很大的调整幅度，这个变化来自他亲身的调查研究。

然而，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并不都如他所愿。1959年9月，毛泽东赴河北、山东、河南调查，一路所见所闻，都是粮棉高产，一片丰收在望。其实，由于各地事先安排，他所看到的，不是农业研究所的试验田，就是很少数办得特别好的人民公社的几片丰产田。这些却被毛泽东看作判断形势、作出决策的重要依据，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

“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

毛泽东历来重视理论的指导，在重要的历史时刻需要总结经验的时候，他就特别强调读书，学习理论。

读书伴随着毛泽东度过了一生，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离开的一部分。他最后一次读书的时间，有记录可查，是1976年9月8日晨，也就是临终前一天的5时50分，是在医生抢救的情况下读的，读了7分钟。

毛泽东读书，有个显著特点：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结合当前中国正在做的事情和他个人正在思考的问题，发表议论。1958年11月，毛泽东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这封信，他提出：“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

“我不学李自成，你们不要学刘宗敏”

清廉朴素，伴随了毛泽东一生。在延安时期，他曾特意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印成小册子，号召全党干部阅读，提出要引以为戒。1950年2月27日，毛泽东从苏联回来，到了哈尔滨。哈市设宴招待，把最好的东西做给他吃，有熊掌、飞龙等。第一顿饭，有胡志明在座，他吃了。回到住地，毛泽东对卫士说：“我们国家现在这么穷，搞得这么丰富干什么！从明天开始，还按我们在家的标准去办。”后来到了沈阳，饭菜比哈尔滨安排得还好。毛泽东很生气，接见干部时专门讲了这个事。他说：“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1951年12月，刘青山、张子善因为贪污侵吞国家资财被河北省人民法院判处死刑。之前，是否“给他们一个改过机会”的意见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俩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后来薄一波回顾这段历史时说：“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

中央文献研究室再接再厉，这次是逄先知和金冲及主编。全书共43章、130万字。厚厚两大本。全面和准确，是编者的诉求点。

它有一个指针---《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用的依然是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大量文稿、讲话和谈话记录，中共中央文件和有关会议记录，人民日报、新华社电讯等资料，同毛泽东有过直接接触的同志的回忆录和对他们访问的记录等。

书中可以看到，在新中国建立后怎样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毛泽东思考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对探索这两大问题颇下功夫、费心神。他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作出了历史的贡献。

书中同样可以看到毛泽东的失误，比如“文革”。这些编者并未讳言。但他们并未停留在失误本身，而是对当时的国内外历史背景和毛泽东作出决策的思考过程、失误原因，作了客观的叙述。《毛泽东传（1949－1976）》共43章，130万字。它的内容，从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到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前后27年。这部传记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导，以大量可靠的档案材料为主要依据，着重反映毛泽东在领导恢复国民经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中所作的历史性贡献，以及在探索过程中所经历的曲折历程。

这部传记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材料丰富扎实，其中相当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布。书中使用了大量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毛泽东文稿、批件、讲话和谈话记录，中央会议记录，还使用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新闻稿等报刊资料、有关的书籍和访问记录。尤其是很多小范围的谈话，往往能更真切地反映毛泽东的真情实感。在使用的其他材料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部党的高级领导人的日记，一部是已经出版的《杨尚昆日记》，一部是未出版的王任重日记，它们都记载了一些人们很少了解的重要情况。

对这些材料的使用，我们注意完整性，避免支离破碎地引用，更切忌断章取义，力求全面完整地反映传主的思想。在引用毛泽东的讲话和谈话时，注意背景的衬托，说明它是在什么情况下、针对什么问题讲的，便于读者理解讲话的内容，又不显得那么枯燥。

另一个特点，是用事实说话。书中着重通过大量第一手材料来反映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和变化过程，反映他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和决策过程。作者只作一些简单的分析和评论。夹叙夹议，以叙为主，主要还是把事实说清楚，给读者留下更多的思考空间，让读者自己去作结论，让历史去作结论。

传记再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不只写历史，而是以相当大的力量来写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可以给人很多的启示。书中对建国后的许多重大决策过程作了详细的描述，努力把它们的来龙去脉写清楚。例如，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及形成的过程，读者从传记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是根据国内形势的新变化，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从而改变了原来设想的如何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具体步骤的。又如，关于《论十大关系》的形成过程，过去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是听了34个中央部门的汇报后形成的，但很少具体了解毛泽东是根据哪些汇报情况和怎样一步一步地思考而形成的，更少有人知道李富春的关于第二个5年计划设想的汇报，对毛泽东形成《论十大关系》的直接作用。这些，书中都根据当时的会议记录如实反映出来了。还有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形成过程等，也都作了详细披露。 实事求是，是编撰这部传记最根本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在领导新中国的27年间，有伟大的功绩，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遭受过严重的挫折，犯过严重的错误。对这段历史，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作出结论。《毛泽东传(1949-1976)》在此基础上，用大量档案材料，把它展开，把它具体化。这对于读者深入具体地了解共和国的这段历史，深入具体地了解毛泽东很有帮助。

可以说，在这段历史时期，当他进行正确领导的时候，也包含有错误的东西；在他犯错误的过程中，也有一些正确的东西。正确和错误常常交织在一起，情况非常复杂，需要作具体的分析，不能简单化。对于毛泽东的错误，包括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发动“大跃进”，特别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没有回避，而是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加以反映，对所犯错误的历史背景、错误产生的原因，作了简要具体的分析。

比如，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历史性胜利，使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书中在肯定这一点的同时，对改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要求过快过急，错误地批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等，也明白地指了出来。又如，发动“大跃进”，他的本意是想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使中国早日改变落后面貌。但由于头脑过热，脱离实际，加上没有经验，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结果造成令人痛心的损失。在发现错误后，他比较快地着手纠正，但纠正的过程又非常曲折。本书如实反映了这种曲折的过程，对历史进行冷静的分析。

再比如，“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的核心，导致严重后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发展生产和科学技术、对经济工作和人民生活问题就不重视了，他仍然关注生产和经济问题。他强调阶级斗争为纲，以至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以为阶级斗争抓好了，就能充分调动起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就能推动生产大大发展。结果事与愿违，“天下大乱”并没有达到“天下大治”，反而造成灾难性后果。这其中包含许多深刻教训。

总之，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对中国来说是很大的不幸，对毛泽东本人也是一个悲剧。但毛泽东毕竟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远远超过了他的过失。

记者：这部书的出版对于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

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是结合新中国的发展历程撰写的领袖传记。它不仅进一步完善了我们党对老一代革命家思想、生平的研究和著作出版工作，更从不同视角、为不同层次的读者提供极为深刻的精神启示。

对于党史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来说，传记提供了丰富而权威的历史材料和基础性研究成果。对于各界读者来说，既可以从中深入了解、认识毛泽东的后半生，也可以深入了解、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的这段坎坷历程；既可以从中领略毛泽东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驾驭全局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也可以感受他丰富的思想感情、崇高的精神品格和敢于面对一切困难的无畏气概；既可以充分认识到他对党、对国家和人民的丰功伟绩、卓越贡献，也可以从中看到他的错误和失败，特别是了解到这些错误是如何发生、在什么时候和环节发生、又是如何一步步发展起来，直到最终发动文化大革命，犯下全局性的严重错误。

这些经验和教训，对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尤为宝贵。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就是记取、总结这些严重教训，使之变为一种财富，由此提出新的方针、新的政策，使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的。今后，这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在我们新的历史征程中，也仍然拥有可资借鉴和汲取的宝贵价值。就要如实地写建国以来毛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所写、所说、所作、所为，并把这些摆到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中，他所处的历史变化中，写出其前因和由来，写出其历史的后果。就是说，需要跟随传主的步履，走过他这一生的后二十七年。不虚构，不夸张，不回避，不掩饰。实事求是，写传记的科学基础就在这里。

历史、后人、传记作者对传主的评价，是传记中所不可缺少的。虽然这种评价可以是展开地写在传记中，也可以是隐约地含在传记中。毛泽东是一个政治人物，是中国共产党很长时期内的最高领袖，对他的历史评价，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这部《毛传后篇》对毛泽东这二十七年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二十七年的历史，努力按照事实来说话，大量运用材料来说话；同时对这二十七年的评价，又是努力遵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结论，遵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建国以来历史经验不断深入总结的精神，按照邓小平对建国以来历史和毛泽东功过的评论，按照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有关论述,并且参照了中央批准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中国共产党简史》的论述。

读这部《毛传后篇》，我们既跟随毛泽东一同走过了他一生的后二十七年，又跟随党走过了重新评价毛泽东的这二十七年。从“两个凡是”到实践标准，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从确认中国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到确认社会主义还要搞市场经济，从形成邓小平理论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经过二十七年的历史的沉淀和冷静的反思，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建国以后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二十七年的历史，达到了毛泽东在世时不可能达到的新的认识高度。《毛传后篇》努力体现了这个新的高度。

这是《毛传后篇》的第一个特点。它的第二个特点，就是搜集和引用的第一手资料，特别丰富。

首先是公开文献的引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陆续编辑出版了毛泽东的各种专题文集十余种（大都包含建国以来部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十三册、《毛泽东文集》八卷（后三卷为建国以来的文章），二十多年来文献公布的数量很大，成绩斐然。但是卷帙浩繁，不要说一般读者，就是专门研究者也大都未能全读。这部《毛传后篇》充分引用已公布的文献，把它们贯穿在对毛泽东这二十七年的叙述中，读起来使人有强烈的实在感并且时有新鲜感。

其次是内部档案的引用。这是文献研究室的一大优势，《毛传后篇》充分发挥了这个优势。书中引用大量未曾发表过的档案，包括中央会议记录、毛在党内外各种场合讲话的记录、毛与各色人等谈话的记录，还包括若干按体例应当编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而由于某种原因失收的文稿。这样，就第一次披露了一些人们知之不详或不曾知晓的史实，厘清了一些不确的传言，使此书具有同类书难以比拟的可靠性和权威性。毛泽东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两篇重要作品，一篇是《论十大关系》，作这篇报告事先听取了国务院三十四个部门的汇报，《毛传后篇》几乎逐日披露了毛听取汇报时的谈话和插话的记录，人们可以从中看出“十大关系”思想形成的详细过程；另一篇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讲话是经过多次修改才公开发表的，《毛传后篇》根据原始档案，逐次叙述毛自己四次修改和七次征求意见后修改的情况，这个过程正好反映出毛在反右前后的思想变化，为人们了解和研究整风反右的历史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再次是档案之外资料的引用。历史上发生的许多事情未必都有档案记载，即使有记载也未必都囊括于档案馆中。1959年上庐山前毛从湖北回家乡湖南韶山，王任重随行，王的日记里记下了毛一路同他的谈话。毛讲了秦穆公用大将孟明视伐郑失败，自己主动承担责任，继续重用孟明视，后来在伐晋战争中得胜的故事；引用《史记》“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的话，称赞陈云对经济工作有研究，对没有趁着上半年开人代大会的机会，修改1958年公布的钢、粮产量数字和1959年的生产指标，表示后悔。看似闲谈，却反映出毛初步觉察“大跃进”问题以后的反思。这样的谈话，一般不会有正式记录，有心的当事人写了日记，成为今天追溯历史的重要材料。同正式记录比起来，日记还有一个特点，不仅记录谈话的内容，而且写下场景、神态、心情，让人感受到历史的氛围。《毛传后篇》引用了杨尚昆日记：毛泽东得知毛岸英牺牲的消息，“长叹了一声之后，他说：牺牲的成千上万，无法只顾及此一人。事已过去，不必说了。精神伟大，而实际的打击则不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有下乡休息之意。” 寥寥数语，情景交融，语者的神情和听者的心态兼备，令人慨叹。

除了旁人的日记，还引用了旁人的回忆文字和访谈记录。这类事后的回忆，准确性不如原始文字记载。但是在没有原始文字记载的情况下，事后的文字记载有它的独特价值，史学界称之为口述史料。《毛传后篇》利用的口述史料，当事人身份各异，有中央领导人、部门或地方负责人、将领、亲友、外国政要和名人、新闻记者，也有身边的秘书、翻译、医生、护士、卫士。他们的追忆，或者填补缺失原始文字记载的遗憾，或者充实一般史书仅有大局而少细节的不足。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宣读的公告是登了报纸的，但是，公告中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部委员的详细名单是根据张治中的提议临时加上去的，这个情况却很少有人知道。当时在场经办此事的记者的回忆文章，提供了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中国是否派志愿军援助朝鲜的情况，大概是没有会议记录，《毛传后篇》没有公布什么档案材料，主要利用彭德怀、聂荣臻的回忆和访问杨尚昆的谈话。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的未刊回忆，讲到了毛最后一年清明节前后的身体状况，讲到毛多次说自己是“供展览的偶像”，讲到毛远新、江青等人到毛那里汇报和毛的反应。比起人们已经知道的情况，这些口述史料提供了更多（有些是更关键的）的历史细节。

《毛传后篇》还有第三个特点，那就是篇章的安排，内容的剪裁，颇具匠心。

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毛在建国后日理万机，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国防诸方面无不涉及，而且这段历史进程又曲折起伏，错综复杂。全书如何布局，看来编写者很费斟酌。现在的书稿，凡四十三章，不是年谱式地罗列杂陈，而是分段式地记叙大事，有疏有密，疏疏密密，密而不烦，疏而不漏，可谓头绪清楚，线索分明。

毛传同党史、国史密不可分，许多史实既是党史、国史的内容，也是传主的生平，而写作的角度却可以有所不同。抗美援朝是国家大事、党的大事，也是毛泽东的生平大事，书里是着重从毛泽东的视角写的。出不出兵，中央领导层意见不一，毛泽东一开始也是左思右想，权衡利弊，煞费苦心。自己有了主意，仍然认真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多次开会商量。用毛泽东后来对金日成的话说，“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决策之艰难、之民主，于此可见。如何对待富农，是建国以后土地改革中的一个新问题。毛泽东访苏时同斯大林交换过意见，又在党内广泛征求各种意见，特别是听取新解放区各地方负责人的意见，对不同地区解决问题的不同方案反复比较，即便中央全会通过土地法草案，还是在党内外继续征求意见，集思广益，达成一致。“大跃进”出了乱子，1958年秋冬毛泽东初步觉察，南下北上，席不暇暖，从地方、基层发现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智慧，算旧账、下放基本核算单位这些问题，都是他从下面了解不同意见后，再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主张的。

有些史实在党史、国史著作里可以简略叙述，写毛传却需要浓墨重彩。毛第一次访问苏联，因为是他平生中第一次走出国门，又因为访问经历很不寻常，也因为访苏成果意义重大，《毛传后篇》用了整个一章的篇幅来写这件事，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曲折经过写得更为详尽，尤其是引用当时毛写回来的机密信件并参照俄罗斯档案中斯大林同毛几次会谈的记录和俄方当事人当时的报告和事后的回忆，使得事情的真相更加清楚。1958年炮击金门，决策和部署是毛做出的，整个斗争是在毛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是政治、军事、外交诸多方面斗争艺术熔于一炉的范例。事情发生在“大跃进”中，但是《毛传后篇》没有把它夹写在“大跃进”的章节里，而是独立成篇，可以用比较宽裕的篇幅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读起来也清爽。

夹在某一主题的章节里写其他事情的情形，《毛传后篇》里也有。解放战争后期一些解放区就先后出版了不同版本的《毛选》，建国前夕在西柏坡时党中央就决定正式编辑经作者审定的《毛选》。访苏时斯大林也向毛提出了这个建议。因为建国伊始内外事务的繁忙，《毛选》编辑工作一再推迟。直到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胜利后，毛泽东才集中一段时间，在石家庄郊区一所房子里，在几位秘书的协助下，仔细完成了《毛选》的编辑和审定。1951年10月《毛选》第一卷出版，第一次印行即逾百万。《毛传后篇》在“抗美援朝”的前一章里写这件事，并没有给人头绪过多的印象，反倒看出运筹帷幄、指挥战事之余，毛泽东紧张的工作节奏。在“纠‘左’的努力”一章里，夹写平定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叛乱的事情，也是一例。

《毛传后篇》的体例安排颇费思量，内容剪裁同样很是讲究，既有勾勒历史大局的“写意”，也有描述历史细节的“工笔”。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是毛主持制定的，整个过程写得非常详细，其中有一个细节，过去人们没有弄清楚。那就是毛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上关于宪法草案的讲话，最后说了一段很深刻的话：“有人说，宪法草案中删掉个别条文是因为由于有些人特别谦虚。不能这样解释。这不是谦虚，而是因为那样写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不是本来应当写而因为谦虚才不写。科学没有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搞宪法是搞科学。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这段话是针对什么说的呢？删掉的条文是什么样的呢？这次《毛传后篇》从档案中查清楚了，原来删去的条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为国家之元首”。傅作义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讨论宪法草案时曾说：“在召集人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写上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国家元首。可是被毛主席抹去了。但是这并不能抹去亿万人民衷心的爱戴。愈谦逊愈伟大，愈伟大愈谦逊。”当时大家公认要选毛泽东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所以傅认为删去这条是因为毛泽东谦虚。毛上面那段话反映了人们当时对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民主国家的政治体制的一种确定的认识。除了这类关乎大局的细节，书中还有许多反映毛泽东生活情趣的细节。还是举起草宪法的例子吧。毛主持起草宪法，住在景色宜人的杭州，紧张工作之余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登山，两个多月几乎走遍了西湖附近的大小山峰。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毛主席爬山，有毅力，风雨无阻，坚持锻炼，说得到就做得到，要改变他的主意很难。说今天下雨，不上山了。他说，去，带上雨伞。说路滑，他说拄上竹棍。”是写传主的兴致，更是写传主的性格，人物的形象跃然纸上。这样的细节书里同样不少，使全书具有了一种特别的阅读魅力。

有这样三个特点，整个《毛传后篇》，从史料的丰富到叙述的流畅、评价的审慎，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全面地记叙毛泽东一生中这最复杂而曲折的后二十七年的一部力作。当然，金无足赤，书无完书。《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的时候，胡乔木写了一篇题记，高度评价了这部书，又说：“有所取，必有所舍，有所详，必有所略。但取舍详略之际，考虑间有未周，在所不免。而知人论世之处，作者颇具匠心，究难悉当。”我想，这几句话，移用到评论《毛传后篇》，也是适当的吧。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部很花了功夫的力作。要研究毛泽东，就不能不读它。对毛泽东的评论，人们尽可以见仁见智，然而，只要是本着严肃的态度进行研究，就不可能绕过这本书，无视这本书，否则，对毛泽东的研究至少会是有缺陷的。

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聚讼百年千年甚至更久。毛泽东逝世已经二十七年。要说盖棺不一定能论定，那么，经过五年时间的考验和全党的讨论，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基础上，重新肯定了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伟大领袖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成果的指导意义，从而应该说是论定了。这以后到现在又经过了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的实践表明，尽管我们国家又发生了并且还在不断发生巨大变化，历史决议的基本结论是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的。

既然如此，对毛泽东的认识和评价是不是就可以停留在原处，不再前进了呢？当然不是，不应该，也不可能。从那以后，党在改革开放的不断前进中不断深入总结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继续推动着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的逐步深化，从而不能不继续推动着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和社会主义探索的研究的逐步深化。在思想不断解放的同时，人们的视野不断开阔，人们的视角不断更新，历史的真相不断澄清，历史的档案不断解秘，国内外研究不断交流，这些都不能不继续推动对建国以来二十七年历史和毛泽东历史的更加深入的研究。

现在这部《毛传后篇》，是吸取这些年来理论和历史研究的成果，产生出来的研究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一部新著作。不妨说，这本书为研究毛泽东提供了一个新起点。既然是起点，过程就没有完结。毛泽东研究在中国在世界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从毛泽东逝世算起也已经有二十七年，也许还要研究和讨论二十七年，那就是二○三○年了，甚至这个研究和讨论将要贯穿整个二十一世纪。毛泽东的历史功绩、理论开拓、道路探索、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抗击霸权的斗争勇气，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毛泽东在探索中的失误所提供的历史教训，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这两种财富都要深入了解和深刻记取。对毛泽东的研究还将不断进行，不断前进，与时俱进，与党俱进。对毛泽东，可以也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