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手牵手:毛泽东少年时代事迹

少年毛泽东

曾经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五千年前，舜帝南下巡视，来到湘江流域。在一座山上，他让 人演奏起动听的“韶乐”，竟引来凤凰起舞。后人就把这座山叫做韶山，被它环抱的一块狭 长的谷地便是湖南省湘潭县的韶山冲。

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韶山冲农民毛贻昌家出生 了一个男孩，取名泽东，字咏芝（后改润之）。他们家的头两胎婴儿都在襁褓中夭折了。母 亲生怕他也不能长大成人，便抱他到娘家那边的一座石观音小庙，叩拜一块巨石，认做干 娘，还取了个小名，叫石三伢子。

韶山毛氏原籍江西。明朝开国时，始祖毛太华随军远征南澜沧（今云南省澜沧拉祜自治 县内），在当地娶妻生子。明朝洪武十三年（一三八○年），毛太华年老移居湖南湘乡县。 十年后，他的两个儿子又迁到邻近的湘潭县韶山冲。这里位于湘潭、宁乡、湘乡三县的交界 处，地处湘江中游西岸四十公里，群山环抱，居民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从此，毛氏宗族在 这里垦荒务农。到毛泽东这一辈，已传二十代，大约五百年了。

尽管韶山来历的传说是那样美丽，毛泽东出生时，这里的现实环境却同旧中国其他闭塞 而贫穷的乡村没有多少两样。冲里住着六百多户人家。祖父毛恩普是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 因为家境窘迫，不得不把祖传的一些田产典当给别人。毛恩普只有一个儿子，去世的时候， 孙子毛泽东长到了十岁。父亲毛贻昌，字顺生，号良弼。十七岁开始当家理事，因为负债被 迫外出在湘军里当了几年兵，长了不少见识，也积累了一些银钱。还乡后，赎回毛恩普典出 去的土地，不久又买进一些，增加到二十二亩，每年能收八十担稻谷。湘潭有着在湘中很有 点影响的米市。毛顺生善于经营，后来又集中精力去做稻谷和猪牛生意，资本逐渐滚到两三 千元，还自制了一种叫“毛义顺堂”的流通纸票。在小小的韶山冲，可算是个财东了。

在旧中国，靠自身奋斗摆脱贫困的农民，大多克勤克俭，精明刚强。父亲的这种性格， 自然对从小目睹这一切的毛泽东产生了影响。毛顺生和大多数走上坡路的农民一样，试图按 自己的生活模式塑造儿子。毛泽东从六岁起就做一些家务和农活，如拔草、放牛、拾粪、砍 柴，识字后也帮父亲记帐。特别是十四到十五岁大约两年的时间内，他成天在地里跟家中雇 的长工一同干活。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对父亲的严厉感受很深，后来回忆说，“他是一个 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帐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 两个弟弟”，“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帐，免 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于是，犁、耙、栽、割，全套农活，他都样样在行。还常常跟长 工争胜，抢重活干，养成了山区农家子弟的本色：吃苦耐劳，勤快朴实，不怕艰难，对农民 的疾苦也体会很深。

毛顺生期望儿子将来成为同他一样生财有道的精明的人。一旦发现儿子的行为不合自己 的准则，便用高压手段来管教，父子冲突就不可避免。对毛泽东来说，却促成了他最初的反 抗心理。

一九○六年的冬至这一天，毛顺生设酒席宴请生意场上的朋友，吩咐十三岁的毛泽东帮 着招待客人。毛泽东不愿意做这些事，父亲生气了，就骂他懒而无用，为子不孝。他当着客 人反驳道：“父慈子孝”，只有“父慈”才能“子孝”。毛顺生更加生气，举手就要追打。 他便跑到家门前的一口池塘边，声称父亲再要逼近，就跳下水去。在母亲的调解下，一场风 波才和平解决。从此，毛泽东悟出一个直观的道理：在压力下如果温顺示弱，反会遭受更多 的打骂，只有用坚决反抗的办法，才能保护自己。

毛泽东对父亲最大的“不孝”，大概要算默默的抗婚了。十四岁那年，毛顺生给他包办 娶了个十八岁的媳妇罗氏，实际上是为家里添个劳力。毛泽东始终不承认这桩婚事，从未和 她同居。父亲也无可奈何，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毛罗氏”作为毛泽东的原配妻子写进毛氏 家谱。

同父亲比较起来，给少年毛泽东影响更大更深的是他的母亲。母亲姓文，在同族姐妹中 排行第七，人称文七妹。娘家在湘乡县唐家坨（后改为棠桂阁），同韶山冲只有一山之隔， 相距十余华里。文家也以务农为业，家境小康。七妹十八岁时和毛顺生结婚，共生五男二 女，但四个都夭折了，只剩下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三兄弟。

作为普通的农村妇女，文七妹一生默默地操持家务，抚养儿辈。她待人接物，纯朴善 良，极富同情心。灾荒年月，常背着丈夫送米给讨荒的人。平时还虔诚地烧香拜佛，把“积 德行善”、“因果报应”一类的信念灌输给孩子。毛泽东九岁时和母亲认真讨论过用什么办 法让父亲也信佛的问题。十五岁那年，母亲病了，他还专程到过南岳衡山进香许愿。当时他 未必懂得多少佛教的道理，但母亲的言传身教，使毛泽东从小同情贫弱，乐于助人。

附近一个毛姓农民，曾收下定金把猪卖给了毛顺生。过几天父亲派毛泽东去赶猪时，猪 价已涨了。这个农民叹气，埋怨自己运气不好，还说少了几块钱对富人不打紧，对穷人家里 却是个大空缺。毛泽东听后就把这桩买卖退掉了。

毛泽东十一岁那年，毛顺生要买进堂弟毛菊生赖以活命的七亩田产，毛泽东和母亲的态 度是一致的，都觉得应该设法周济毛菊生渡过难关，不应该乘机买他的田产。毛顺生却认为 用钱买田是天经地义的事。母子俩的劝说自然没有效果，却给毛泽东留下很深的印象。建国 后，他多次对毛菊生的儿子毛泽连说：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 二叔是堂兄弟，到买二叔那七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毛泽东对 母亲的感情很深。一九一八年夏，他从长沙赴北京前夕，十分挂念在外婆家养病的母亲，特 地请人开了一个药方寄给舅父。次年春返回长沙，便把母亲接来就医。十月五日，文七妹患 瘰疬（俗称疝子颈）病逝，终年五十二岁。毛泽东日夜兼程从长沙赶回韶山守灵，并和泪写 下一篇情义深长的《祭母文》。他这样追念母亲：“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 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洁净之风，传 遍戚里。”当时，毛泽东还给同学邹蕴真写信说：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利己而不 损人的，可以损己以利人的，自己的母亲便属于第三种人。母亲对他的影响力，在他的一生 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母亲去世后，毛泽东把父亲接到长沙住了一阵。父亲后来不再干涉他的选择，继续供他 上学。毛泽东是很感激的。毛顺生于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患急性伤寒去世，时年五十 岁。

父母的教养对儿童成长的关系很大，学堂的教育则影响着少年未来的发展。

毛泽东童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湘乡唐家坨的外婆家度过的。外祖父家虽是务农的， 但有一个舅舅在开馆教读，毛泽东有时也在那里听听。直到一九○二年八岁时，父母把他接 回韶山入私塾开始读书。十六岁前，中间曾停学两年在家务农，其余时间内他先后在韶山一 带的南岸、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井湾里、乌龟井、东茅塘六处私塾读书。毛泽东后来 把自己的私塾生活概括为“六年孔夫子”。在上学期间，他早晚还要放牛拾粪，农忙时也 参加收割庄稼。这时，科举已经废除，新式学堂已经开设。西学东渐、赴东瀛求学已成时代 风气。就在毛泽东八岁接受启蒙那年，后来对他影响很大的恩师杨昌济和他钦佩的文化巨人 周树人（鲁迅）先后去了日本。在韶山，私塾仍是儿童们求学的唯一选择。父亲供他念书， 没有多大的雄心，无非是略识几个字，便于记帐或打官司等。毛泽东照例从《三字经》、 《百家姓》、《增广贤文》、《幼学琼林》这些普及读物入门，去接触他从小注定要接受的 儒家文化传统。随后是点读“四书”“五经”。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至今还保存着他小时候读 过的《诗经》和《论语》。

毛泽东不大喜欢这些枯燥难懂的经书，但他有着过人的记忆力和理解力，仍然学得很 好。自幼烂熟于胸的知识，是很难抹去的，成年后常会自然地使用。以后，读了《左传》， 使他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六年“孔夫子”的教育，培养了他“鉴古知今”的爱好， 帮助了他后来的“古为今用”。

少年时的毛泽东很相信孔孟之道，而老师照本宣科的教法对他没有吸引力。一九○八年 在井湾里私塾就读时，他最爱读被塾师称为“闲书”和“杂书”的《水浒传》、《西游 记》、《三国演义》、《精忠岳传》、《隋唐演义》等旧小说。在学校里，老师不让读，他 用课本挡住偷着读；在家里，父亲不让读，他就用布把窗户遮住，使父亲看不见灯光。

毛泽东读了这些故事，他就和小朋友乃至村里的老人们互相讲述。他后来回忆说：“有 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 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作为农民的儿子，毛泽东对这一点纳闷了 很久。他开始分析小说的内容，发现这些小说的主人公“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 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他觉得这样是不平等的。

农民们自然常要反对这种不平等。《水浒》里汇聚在梁山造反的人物，便成了毛泽东心 目中的英雄。这种影响是意味深长的，在后来艰难备尝的革命生涯中，《水浒传》一直是他 放在手边常常阅读的书。

毛泽东在旧小说里关注的事情，在现实社会中也发生了。一九一○年四月，长沙发生了 饥民暴动。起因是荒年粮价飞涨，有人率全家投塘自尽。饥民们涌到巡抚衙门请愿，反而遭 到枪击，当场打死十四人，打伤的更多。他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放火烧了巡抚衙门，捣 毁了外国洋行、轮船公司、税关。清政府派兵镇压，暴动者的鲜血染红了浏阳门外的识字岭 （二十年后，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也是在这里牺牲的），被杀者的头颅高高挂在南门外示 众。

几个卖兰花豆的湘乡小贩逃出长沙，把饥民暴动的消息传到了韶山。大家愤激地议论了 好几天。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对这件事逐渐淡忘了，毛泽东却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他觉 得那些参加暴动的人都是善良的老百姓，只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起来造反，结果无辜被杀。 这使他很痛心。几十年后，他感慨地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

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节，韶山一带又闹粮荒。饥民们组织起来“吃大户”，劫走了毛 顺生准备运往县城粜出的一批大米。毛顺生气得要命，毛泽东并不同情父亲，“又觉得村民 们的方法也不对”②。

一个叫李漱清的维新派教师从外地回到韶山，毛泽东很钦佩他，常去听他讲各地见闻， 特别是维新变法的故事。这期间，读到一本十几年前出版的叫《盛世危言》的书，作者是郑 观应，书里讲社会要改良，毛泽东非常喜欢。这样，他开始知道一些发生在山外的当今中国 的大事，感到中国不能守着老样子不变了。

毛泽东也不愿再守着老样子不变了。他十六岁了，足迹所及只限于韶山冲和唐家坨。父 亲本来打算送他到湘潭县城 一家米店当学徒，可是他到外面继续求学的愿望更迫切。恰好在这时，表哥文园昌告诉 他，离韶山五十里的湘乡县立东山小学堂在讲授新学。他听了很动心，便先后请八舅文玉 清、堂叔毛麓钟和表哥王季范劝说父亲。毛顺生听后，觉得儿子进洋学堂也许是件有利的好 事，就同意了。

一九一○年秋天，毛泽东离开闭塞的韶山，走向外面更广阔的世界。这是他人生历程中 的第一个转折。他的激动心情是可以想象的。临行前，他改写了一首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 的帐簿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东山小学堂在湘乡县城附近的东台山下。同旧式私塾相比，它除了传统的经籍外，还有 些自然科学和地理、英语等新科目。在这里，毛泽东才知道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已经死了， 新皇帝宣统已在朝两年。他依然认为皇帝和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善良和聪明的人，只是需 要有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人来帮助他。毛泽东这时较多地接受了维新派思想，特别喜欢梁 启超那些笔端常带感情的文章。康有为、梁启超成了他崇拜的人物。他并不知道，此时孙中 山主张的推翻清政府的民主革命思潮，已代替康、梁的维新变法思想而成为时代的主流。但 革命派把主要精力放在联络会党和新军发动武装起义上面，没有在思想启蒙上下很大工夫。 革命派所办的刊物在内地也不能公开流传。而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日本刊印《新民丛 报》，广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和政治思想，在国内风靡一时。湖南又是维新运动的重 要基地，梁启超曾主讲于长沙的时务学堂。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主要从维新派那里接受政 治启蒙是很自然的事情。

《新民丛报》已经在一九○七年停刊。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时，表哥文园昌曾借给他一 套自己保存的合订本。他读了又读，上面的一些文章差不多能背出来，还写下一些批注。在 第四号上的《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处，他写道：“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 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 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 国之列朝也。”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政论文字，表明他当时对君主立宪和封建专制两种国 家体制的理解。从相信孔孟到崇拜康梁，从赞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到主张以英、日为楷 模进行立宪变法，是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的第一个梯阶。更重要的是，梁启超的《新民说》 深入接触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主张从“变化民质”入手来寻求社会改革的途径。这个思路 开五四时期主张改造国民性的先河，对毛泽东的影响也持续了较长时期，他以后组织的新民 学会的会名显然就是从这里来的。

他开始注意中国以外的事情。从一位在日本留过学的教员那里了解到日本通过明治维新 强大起来的事情后，非常羡慕。他从同学萧子袄（即后来的著名诗人萧三）手中借来一本 《世界英雄豪杰传》，被书中描写的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等人的事迹感染，还 书时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究富国强兵之道，……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 努力。”

一九一一年春天，东山小学堂的贺岚冈老师应聘到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任教。因为毛泽 东成绩优异，贺老师愿意带他前往读书。他第一次坐轮船到长沙，顺利地考入了湘乡驻省中 学。

长沙是湖南的省城。这时，中国已到了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夜。湖南是革命党人活动十分 活跃的地方，反对清政府的宣传特别激烈。驻守长沙的新军也越来越倾向革命。

初到省城，十八岁的毛泽东的眼界顿时开阔得多了，感受到一种和乡下完全不同的社会 气氛。他第一次看到革命派办的《民立报》，成为它的热心读者，接触到许多革命言论。当 他在这张报纸上读到黄兴领导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新闻时，思想受到巨大的冲击。他后来说： “宣统三年三月十九日（即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引注）黄兴在广州起事，全国震 动。消息到湘，学生界中之抱革命主义者，已跃跃欲试。”

毛泽东就是这“跃跃欲试”者当中的一个。一天，他在学校墙壁上贴了一篇文章，表示 支持革命党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纲领，提出把孙中山请回来当大总统，康有为做内阁总 理，梁启超做外交部长。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表达他的 政见，尽管他当时这种构想还很幼稚，连孙中山和康梁之间政治主张的分歧也不太清 楚。

为了表示同腐败的清政府彻底决裂，毛泽东在湘乡驻省中学倡议并带头剪掉了辫子，还 和一些积极分子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把十几个答应剪辫子、却迟疑不肯动手的同学的辫子 给强行剪掉了。这多少透露出他少年时代就具有的那种说到做到、果断利索的行动风格。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了。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派代表赶来长沙，要求湖 南革命党人立即举义响应。一位代表还到湘乡驻省中学介绍武昌起义的情况。这是一次激动 人心的讲演，二十多年后毛泽东仍记忆犹新：“当场有七八个学生站起来，支持他的主张， 强烈抨击清廷，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①他自己更是兴奋异常，觉得正在进行的 激烈战斗需要更多的人投入，决定投笔从戎，北上武汉参加革命军。正当他和几个朋友整装 待发的时候，长沙革命党人于十月二十四日发动武装起义，成立了湖南军政府。毛泽东随即 投入长沙革命军。他不愿参加学生军，而是投入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 了一名列兵。

在当兵期间，他除了接受军事训练外，把每月七元的军饷大多用来订阅报刊和购买书 籍，了解时事政治。他读报读得十分认真，以后成为他一生的习惯。有一天，他从《湘汉新 闻》上读到一篇谈论社会主义的文章。这是他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其实，当 时他所看到的社会主义是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鼓吹的社会改良主义，毛泽东却很有兴趣，和 士兵们讨论，还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学提出应该研究这个问题。可是，反应很冷落，只有一 个人回信表示同意。

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武昌起义后不到两个月，全国大多数省份已宣告独立。袁世凯通 过南北议和窃取了革命胜利的果实，当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清王朝宣布退位后，人们普遍 兴高采烈，认为革命已经成功了。毛泽东也觉得自己参军的目的已经实现，开始重新考虑自 己的前程，决定退出军队，继续求学。他一共当了半年兵。

他开始关注报纸上的招生广告，在专业的选择上举棋不定。他先后报考了警察学堂、肥 皂制造学校、法政学堂、公立高级学校，都不满意。最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 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

在这所学校里，毛泽东读了半年。留下一篇被国文教员柳潜称为“实切社会立论”的作 文，题目叫《商鞅徙木立信论》。文章劈头就说：“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 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 也。”看来，关于救国之道，他继续沿着梁启超开启民智、塑造新民的路子在思考。这是毛 泽东留下的第一篇完整的文章。全文仅六百字，老师的批语却有一百五十字，说作者“才气 过人，前途不可限量”，“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还 批给其他同学“传观”。

毛泽东觉得这种学校中刻板的校规和有限的课程，远不能使他满足。不久，柳潜借给他 一套《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共一百一十六卷。他读得很认真。读完后，收获很大，愈发觉 得在学校里读书还不如自学。毛泽东对他认定了的事，是敢于采取哪怕惊世骇俗的行动的。 他断然决然地从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退学，寄居在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每天步行三里路 到浏阳门外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

他订了一个庞大的自修计划。他的学习十分勤奋，像牛进菜园一样，不停歇地埋头读了 大量中外书籍。他兴趣最大、收获最多的是西方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近代科 学的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特别是严复翻译的书，如亚 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 等，他几乎一一读过，可以说相当集中地接受了一次较为系统的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启蒙教 育。他在这个图书馆第一次看到那里墙上挂着的一张世界大地图，那是每天经过时都要看到 的。他才知道世界原来是多么大，中国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湘潭县在地图上根本没有。这 个发现，对一个走出乡关才一年多的知识青年来说，感受该是多么新鲜和强烈！又一个半年 过去了。

毛泽东的自学生活虽然“极有价值”，但已难以为继。他遇到了难题：父亲不支持他 这种似乎是漫无目的的读书，拒绝继续供给费用。同时，他寄居的湘乡会馆也被占了，住进 了些被遣散的湘乡籍士兵，经常滋事打架。这里不能再住下去了。

他不得不面对现实来设计自己的未来，而对人生的选择似乎还处于徘徊状态。这时，他 已是不乏阅历的快满二十岁的青年了。

韶山毛氏原籍江西。明朝开国时，始祖毛太华随军远征南澜沧（今云南省澜沧拉祜自治 县内），在当地娶妻生子。明朝洪武十三年（一三八○年），毛太华年老移居湖南湘乡县。 十年后，他的两个儿子又迁到邻近的湘潭县韶山冲。这里位于湘潭、宁乡、湘乡三县的交界 处，地处湘江中游西岸四十公里，群山环抱，居民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从此，毛氏宗族在 这里垦荒务农。到毛泽东这一辈，已传二十代，大约五百年了。

尽管韶山来历的传说是那样美丽，毛泽东出生时，这里的现实环境却同旧中国其他闭塞 而贫穷的乡村没有多少两样。冲里住着六百多户人家。祖父毛恩普是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 因为家境窘迫，不得不把祖传的一些田产典当给别人。毛恩普只有一个儿子，去世的时候， 孙子毛泽东长到了十岁。父亲毛贻昌，字顺生，号良弼。十七岁开始当家理事，因为负债被 迫外出在湘军里当了几年兵，长了不少见识，也积累了一些银钱。还乡后，赎回毛恩普典出 去的土地，不久又买进一些，增加到二十二亩，每年能收八十担稻谷。湘潭有着在湘中很有 点影响的米市。毛顺生善于经营，后来又集中精力去做稻谷和猪牛生意，资本逐渐滚到两三 千元，还自制了一种叫“毛义顺堂”的流通纸票。在小小的韶山冲，可算是个财东了。

在旧中国，靠自身奋斗摆脱贫困的农民，大多克勤克俭，精明刚强。父亲的这种性格， 自然对从小目睹这一切的毛泽东产生了影响。毛顺生和大多数走上坡路的农民一样，试图按 自己的生活模式塑造儿子。毛泽东从六岁起就做一些家务和农活，如拔草、放牛、拾粪、砍 柴，识字后也帮父亲记帐。特别是十四到十五岁大约两年的时间内，他成天在地里跟家中雇 的长工一同干活。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对父亲的严厉感受很深，后来回忆说，“他是一个 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帐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 两个弟弟”，“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帐，免 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于是，犁、耙、栽、割，全套农活，他都样样在行。还常常跟长 工争胜，抢重活干，养成了山区农家子弟的本色：吃苦耐劳，勤快朴实，不怕艰难，对农民 的疾苦也体会很深。

毛顺生期望儿子将来成为同他一样生财有道的精明的人。一旦发现儿子的行为不合自己 的准则，便用高压手段来管教，父子冲突就不可避免。对毛泽东来说，却促成了他最初的反 抗心理。

一九○六年的冬至这一天，毛顺生设酒席宴请生意场上的朋友，吩咐十三岁的毛泽东帮 着招待客人。毛泽东不愿意做这些事，父亲生气了，就骂他懒而无用，为子不孝。他当着客 人反驳道：“父慈子孝”，只有“父慈”才能“子孝”。毛顺生更加生气，举手就要追打。 他便跑到家门前的一口池塘边，声称父亲再要逼近，就跳下水去。在母亲的调解下，一场风 波才和平解决。从此，毛泽东悟出一个直观的道理：在压力下如果温顺示弱，反会遭受更多 的打骂，只有用坚决反抗的办法，才能保护自己。

毛泽东对父亲最大的“不孝”，大概要算默默的抗婚了。十四岁那年，毛顺生给他包办 娶了个十八岁的媳妇罗氏，实际上是为家里添个劳力。毛泽东始终不承认这桩婚事，从未和 她同居。父亲也无可奈何，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毛罗氏”作为毛泽东的原配妻子写进毛氏 家谱。

同父亲比较起来，给少年毛泽东影响更大更深的是他的母亲。母亲姓文，在同族姐妹中 排行第七，人称文七妹。娘家在湘乡县唐家坨（后改为棠桂阁），同韶山冲只有一山之隔， 相距十余华里。文家也以务农为业，家境小康。七妹十八岁时和毛顺生结婚，共生五男二 女，但四个都夭折了，只剩下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三兄弟。

作为普通的农村妇女，文七妹一生默默地操持家务，抚养儿辈。她待人接物，纯朴善 良，极富同情心。灾荒年月，常背着丈夫送米给讨荒的人。平时还虔诚地烧香拜佛，把“积 德行善”、“因果报应”一类的信念灌输给孩子。毛泽东九岁时和母亲认真讨论过用什么办 法让父亲也信佛的问题。十五岁那年，母亲病了，他还专程到过南岳衡山进香许愿。当时他 未必懂得多少佛教的道理，但母亲的言传身教，使毛泽东从小同情贫弱，乐于助人。

附近一个毛姓农民，曾收下定金把猪卖给了毛顺生。过几天父亲派毛泽东去赶猪时，猪 价已涨了。这个农民叹气，埋怨自己运气不好，还说少了几块钱对富人不打紧，对穷人家里 却是个大空缺。毛泽东听后就把这桩买卖退掉了。

毛泽东十一岁那年，毛顺生要买进堂弟毛菊生赖以活命的七亩田产，毛泽东和母亲的态 度是一致的，都觉得应该设法周济毛菊生渡过难关，不应该乘机买他的田产。毛顺生却认为 用钱买田是天经地义的事。母子俩的劝说自然没有效果，却给毛泽东留下很深的印象。建国 后，他多次对毛菊生的儿子毛泽连说：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 二叔是堂兄弟，到买二叔那七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毛泽东对 母亲的感情很深。一九一八年夏，他从长沙赴北京前夕，十分挂念在外婆家养病的母亲，特 地请人开了一个药方寄给舅父。次年春返回长沙，便把母亲接来就医。十月五日，文七妹患 瘰疬（俗称疝子颈）病逝，终年五十二岁。毛泽东日夜兼程从长沙赶回韶山守灵，并和泪写 下一篇情义深长的《祭母文》。他这样追念母亲：“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 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洁净之风，传 遍戚里。”当时，毛泽东还给同学邹蕴真写信说：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利己而不 损人的，可以损己以利人的，自己的母亲便属于第三种人。母亲对他的影响力，在他的一生 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母亲去世后，毛泽东把父亲接到长沙住了一阵。父亲后来不再干涉他的选择，继续供他 上学。毛泽东是很感激的。毛顺生于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患急性伤寒去世，时年五十 岁。

父母的教养对儿童成长的关系很大，学堂的教育则影响着少年未来的发展。

毛泽东童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湘乡唐家坨的外婆家度过的。外祖父家虽是务农的， 但有一个舅舅在开馆教读，毛泽东有时也在那里听听。直到一九○二年八岁时，父母把他接 回韶山入私塾开始读书。十六岁前，中间曾停学两年在家务农，其余时间内他先后在韶山一 带的南岸、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井湾里、乌龟井、东茅塘六处私塾读书。毛泽东后来 把自己的私塾生活概括为“六年孔夫子”。在上学期间，他早晚还要放牛拾粪，农忙时也 参加收割庄稼。这时，科举已经废除，新式学堂已经开设。西学东渐、赴东瀛求学已成时代 风气。就在毛泽东八岁接受启蒙那年，后来对他影响很大的恩师杨昌济和他钦佩的文化巨人 周树人（鲁迅）先后去了日本。在韶山，私塾仍是儿童们求学的唯一选择。父亲供他念书， 没有多大的雄心，无非是略识几个字，便于记帐或打官司等。毛泽东照例从《三字经》、 《百家姓》、《增广贤文》、《幼学琼林》这些普及读物入门，去接触他从小注定要接受的 儒家文化传统。随后是点读“四书”“五经”。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至今还保存着他小时候读 过的《诗经》和《论语》。

毛泽东不大喜欢这些枯燥难懂的经书，但他有着过人的记忆力和理解力，仍然学得很 好。自幼烂熟于胸的知识，是很难抹去的，成年后常会自然地使用。以后，读了《左传》， 使他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六年“孔夫子”的教育，培养了他“鉴古知今”的爱好， 帮助了他后来的“古为今用”。

少年时的毛泽东很相信孔孟之道，而老师照本宣科的教法对他没有吸引力。一九○八年 在井湾里私塾就读时，他最爱读被塾师称为“闲书”和“杂书”的《水浒传》、《西游 记》、《三国演义》、《精忠岳传》、《隋唐演义》等旧小说。在学校里，老师不让读，他 用课本挡住偷着读；在家里，父亲不让读，他就用布把窗户遮住，使父亲看不见灯光。

毛泽东读了这些故事，他就和小朋友乃至村里的老人们互相讲述。他后来回忆说：“有 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 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作为农民的儿子，毛泽东对这一点纳闷了 很久。他开始分析小说的内容，发现这些小说的主人公“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 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他觉得这样是不平等的。

农民们自然常要反对这种不平等。《水浒》里汇聚在梁山造反的人物，便成了毛泽东心 目中的英雄。这种影响是意味深长的，在后来艰难备尝的革命生涯中，《水浒传》一直是他 放在手边常常阅读的书。

毛泽东在旧小说里关注的事情，在现实社会中也发生了。一九一○年四月，长沙发生了 饥民暴动。起因是荒年粮价飞涨，有人率全家投塘自尽。饥民们涌到巡抚衙门请愿，反而遭 到枪击，当场打死十四人，打伤的更多。他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放火烧了巡抚衙门，捣 毁了外国洋行、轮船公司、税关。清政府派兵镇压，暴动者的鲜血染红了浏阳门外的识字岭 （二十年后，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也是在这里牺牲的），被杀者的头颅高高挂在南门外示 众。

几个卖兰花豆的湘乡小贩逃出长沙，把饥民暴动的消息传到了韶山。大家愤激地议论了 好几天。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对这件事逐渐淡忘了，毛泽东却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他觉 得那些参加暴动的人都是善良的老百姓，只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起来造反，结果无辜被杀。 这使他很痛心。几十年后，他感慨地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

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节，韶山一带又闹粮荒。饥民们组织起来“吃大户”，劫走了毛 顺生准备运往县城粜出的一批大米。毛顺生气得要命，毛泽东并不同情父亲，“又觉得村民 们的方法也不对”②。

一个叫李漱清的维新派教师从外地回到韶山，毛泽东很钦佩他，常去听他讲各地见闻， 特别是维新变法的故事。这期间，读到一本十几年前出版的叫《盛世危言》的书，作者是郑 观应，书里讲社会要改良，毛泽东非常喜欢。这样，他开始知道一些发生在山外的当今中国 的大事，感到中国不能守着老样子不变了。

毛泽东也不愿再守着老样子不变了。他十六岁了，足迹所及只限于韶山冲和唐家坨。父 亲本来打算送他到湘潭县城 一家米店当学徒，可是他到外面继续求学的愿望更迫切。恰好在这时，表哥文园昌告诉 他，离韶山五十里的湘乡县立东山小学堂在讲授新学。他听了很动心，便先后请八舅文玉 清、堂叔毛麓钟和表哥王季范劝说父亲。毛顺生听后，觉得儿子进洋学堂也许是件有利的好 事，就同意了。

一九一○年秋天，毛泽东离开闭塞的韶山，走向外面更广阔的世界。这是他人生历程中 的第一个转折。他的激动心情是可以想象的。临行前，他改写了一首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 的帐簿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东山小学堂在湘乡县城附近的东台山下。同旧式私塾相比，它除了传统的经籍外，还有 些自然科学和地理、英语等新科目。在这里，毛泽东才知道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已经死了， 新皇帝宣统已在朝两年。他依然认为皇帝和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善良和聪明的人，只是需 要有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人来帮助他。毛泽东这时较多地接受了维新派思想，特别喜欢梁 启超那些笔端常带感情的文章。康有为、梁启超成了他崇拜的人物。他并不知道，此时孙中 山主张的推翻清政府的民主革命思潮，已代替康、梁的维新变法思想而成为时代的主流。但 革命派把主要精力放在联络会党和新军发动武装起义上面，没有在思想启蒙上下很大工夫。 革命派所办的刊物在内地也不能公开流传。而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日本刊印《新民丛 报》，广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和政治思想，在国内风靡一时。湖南又是维新运动的重 要基地，梁启超曾主讲于长沙的时务学堂。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主要从维新派那里接受政 治启蒙是很自然的事情。

《新民丛报》已经在一九○七年停刊。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时，表哥文园昌曾借给他一 套自己保存的合订本。他读了又读，上面的一些文章差不多能背出来，还写下一些批注。在 第四号上的《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处，他写道：“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 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 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 国之列朝也。”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政论文字，表明他当时对君主立宪和封建专制两种国 家体制的理解。从相信孔孟到崇拜康梁，从赞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到主张以英、日为楷 模进行立宪变法，是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的第一个梯阶。更重要的是，梁启超的《新民说》 深入接触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主张从“变化民质”入手来寻求社会改革的途径。这个思路 开五四时期主张改造国民性的先河，对毛泽东的影响也持续了较长时期，他以后组织的新民 学会的会名显然就是从这里来的。

他开始注意中国以外的事情。从一位在日本留过学的教员那里了解到日本通过明治维新 强大起来的事情后，非常羡慕。他从同学萧子袄（即后来的著名诗人萧三）手中借来一本 《世界英雄豪杰传》，被书中描写的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等人的事迹感染，还 书时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究富国强兵之道，……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 努力。”

一九一一年春天，东山小学堂的贺岚冈老师应聘到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任教。因为毛泽 东成绩优异，贺老师愿意带他前往读书。他第一次坐轮船到长沙，顺利地考入了湘乡驻省中 学。

长沙是湖南的省城。这时，中国已到了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夜。湖南是革命党人活动十分 活跃的地方，反对清政府的宣传特别激烈。驻守长沙的新军也越来越倾向革命。

初到省城，十八岁的毛泽东的眼界顿时开阔得多了，感受到一种和乡下完全不同的社会 气氛。他第一次看到革命派办的《民立报》，成为它的热心读者，接触到许多革命言论。当 他在这张报纸上读到黄兴领导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新闻时，思想受到巨大的冲击。他后来说： “宣统三年三月十九日（即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引注）黄兴在广州起事，全国震 动。消息到湘，学生界中之抱革命主义者，已跃跃欲试。”

毛泽东就是这“跃跃欲试”者当中的一个。一天，他在学校墙壁上贴了一篇文章，表示 支持革命党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纲领，提出把孙中山请回来当大总统，康有为做内阁总 理，梁启超做外交部长。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表达他的 政见，尽管他当时这种构想还很幼稚，连孙中山和康梁之间政治主张的分歧也不太清 楚。

为了表示同腐败的清政府彻底决裂，毛泽东在湘乡驻省中学倡议并带头剪掉了辫子，还 和一些积极分子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把十几个答应剪辫子、却迟疑不肯动手的同学的辫子 给强行剪掉了。这多少透露出他少年时代就具有的那种说到做到、果断利索的行动风格。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了。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派代表赶来长沙，要求湖 南革命党人立即举义响应。一位代表还到湘乡驻省中学介绍武昌起义的情况。这是一次激动 人心的讲演，二十多年后毛泽东仍记忆犹新：“当场有七八个学生站起来，支持他的主张， 强烈抨击清廷，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①他自己更是兴奋异常，觉得正在进行的 激烈战斗需要更多的人投入，决定投笔从戎，北上武汉参加革命军。正当他和几个朋友整装 待发的时候，长沙革命党人于十月二十四日发动武装起义，成立了湖南军政府。毛泽东随即 投入长沙革命军。他不愿参加学生军，而是投入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 了一名列兵。

在当兵期间，他除了接受军事训练外，把每月七元的军饷大多用来订阅报刊和购买书 籍，了解时事政治。他读报读得十分认真，以后成为他一生的习惯。有一天，他从《湘汉新 闻》上读到一篇谈论社会主义的文章。这是他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其实，当 时他所看到的社会主义是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鼓吹的社会改良主义，毛泽东却很有兴趣，和 士兵们讨论，还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学提出应该研究这个问题。可是，反应很冷落，只有一 个人回信表示同意。

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武昌起义后不到两个月，全国大多数省份已宣告独立。袁世凯通 过南北议和窃取了革命胜利的果实，当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清王朝宣布退位后，人们普遍 兴高采烈，认为革命已经成功了。毛泽东也觉得自己参军的目的已经实现，开始重新考虑自 己的前程，决定退出军队，继续求学。他一共当了半年兵。

他开始关注报纸上的招生广告，在专业的选择上举棋不定。他先后报考了警察学堂、肥 皂制造学校、法政学堂、公立高级学校，都不满意。最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 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

在这所学校里，毛泽东读了半年。留下一篇被国文教员柳潜称为“实切社会立论”的作 文，题目叫《商鞅徙木立信论》。文章劈头就说：“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 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 也。”看来，关于救国之道，他继续沿着梁启超开启民智、塑造新民的路子在思考。这是毛 泽东留下的第一篇完整的文章。全文仅六百字，老师的批语却有一百五十字，说作者“才气 过人，前途不可限量”，“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还 批给其他同学“传观”。

毛泽东觉得这种学校中刻板的校规和有限的课程，远不能使他满足。不久，柳潜借给他 一套《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共一百一十六卷。他读得很认真。读完后，收获很大，愈发觉 得在学校里读书还不如自学。毛泽东对他认定了的事，是敢于采取哪怕惊世骇俗的行动的。 他断然决然地从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退学，寄居在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每天步行三里路 到浏阳门外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

他订了一个庞大的自修计划。他的学习十分勤奋，像牛进菜园一样，不停歇地埋头读了 大量中外书籍。他兴趣最大、收获最多的是西方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近代科 学的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特别是严复翻译的书，如亚 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 等，他几乎一一读过，可以说相当集中地接受了一次较为系统的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启蒙教 育。他在这个图书馆第一次看到那里墙上挂着的一张世界大地图，那是每天经过时都要看到 的。他才知道世界原来是多么大，中国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湘潭县在地图上根本没有。这 个发现，对一个走出乡关才一年多的知识青年来说，感受该是多么新鲜和强烈！又一个半年 过去了。

毛泽东的自学生活虽然“极有价值”，但已难以为继。他遇到了难题：父亲不支持他 这种似乎是漫无目的的读书，拒绝继续供给费用。同时，他寄居的湘乡会馆也被占了，住进 了些被遣散的湘乡籍士兵，经常滋事打架。这里不能再住下去了。

他不得不面对现实来设计自己的未来，而对人生的选择似乎还处于徘徊状态。这时，他 已是不乏阅历的快满二十岁的青年了。

不容易

毛泽东的少年时代
埃德加.斯诺
我于一八九三年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我父亲叫毛顺生，我母亲在娘家的名字叫文其美。
我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只好去当兵。他当了好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克勤克俭，攒积下一点钱，买回了他的地。
这时我家有十五亩田地，成了中农，靠此每年可以收六十担谷。一家五口一年共吃三十五担——即每人七担左右——这样每年还有二十五担剩余。我的父亲利用这些剩余，又积蓄了一点资本，后来又买了七亩地，这样我家就有富农的地位了。那时候我家每年可以收八十四担谷。
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我的国文教员是主张严格对待学生的。他态度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因为这个缘故，我十岁的时候曾经逃过学。但我又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县城的方向走去，以为县城就在一个山谷里。乱跑了三天之后，终于被我家里的人找到了。我这才知道我只是来回兜了几个圈子，走了那么久，离家才八里路。
可是，我回到家里以后，想不到情形有点改善。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一些了，老师态度也比较温和一些了。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次“罢课”胜利了。
我刚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账。他要我学珠算。既然我父亲坚持，我就在晚上记起账来。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他每月十五对雇工们特别开恩，给他们鸡蛋下饭吃，可是从来没有肉。对于我，他不给蛋也不给肉。
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我家为了这事多次发生过争吵。
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凡是明显的感情流露或者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都批评，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
但我到了十三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同我父亲辩论的有效的方法，那就是用他自己的办法，引经据典地来驳他。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就引用经书上长者必须仁慈的话来回敬。他指摘我懒惰，我就反驳说，年纪大的应该比年纪小的多干活；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多干活。我还宣称：等我到他这样年纪的时候，我会比他勤快得多。
我的不满增加了。在我们家里，辩证的斗争在不断地发展着。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大约十三岁的时候，有一次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在他们面前争论了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我。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母亲追上前来，竭力劝我回去。父亲也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旁边，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提出了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错。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
回想起来，我认为我父亲的严厉态度到头来是自招失败。我学会了恨他，我们对他建立了真正的统一战线。同时，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账，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
我父亲读过两年书，认识一些宇，足够记账之用。我母亲完全不识字。两人都是农民家庭出身。我是家里的“读书人”。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这位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说它们是坏书。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我十三岁时，终于离开了小学堂，开始整天在地里帮长工干活，白天做—个全劳力的活，晚上替父亲记账。尽管这样，我还是继续读书，如饥如渴地阅读凡是我能够找到的一切书籍，经书除外。这教我父亲很生气，他希望我熟读经书，尤其是在一次打官司时，由于对造在法庭上很恰当地引经据典，使他败诉之后，更是这样了。我常常在深夜里把我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这本书我非常喜欢。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我父亲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他要我读一些像经书那样实用的东西，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
《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厚望。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动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争吵，最后我从家里跑了。我到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在那里读了半年书。以后我又在一位老先生那里读了更多的经书，也读了许多时论和一些新书。
那年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长沙有成千上万的人饿饭。饥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挤。但抚台傲慢地回答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没有饭吃?城里有的是。我就总是吃得饱饱的。”抚台的答复一传到人们的耳朵里，大家都非常愤怒。他们举行了群众大会，并且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他们攻打清朝衙门，砍断了作为官府标志的旗杆，赶走了抚台。这以后，一个姓庄的布政使骑马出来，晓谕百姓，说官府要采取措施帮助他们。这个姓庄的说话显然是有诚意的，可是皇上不喜欢他，责他同“暴民”勾结。结果他被革职，接着来了一个新抚台，马上下令逮捕闹事的领袖，其中许多人被斩首示众，他们的头挂在旗杆上，作为对今后的“叛逆”的警告。
这件事在我们学堂里讨论了许多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多数学生都同情“造反的”，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出发。他们并不懂得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单纯地把它看作一件耸听的事而感兴趣。我却始终忘不掉这件事。我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
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乡里发生了粮荒。穷人要求富户接济，他们开始了一个叫做“吃大户”的运动。我父亲是一个米商，尽管本乡缺粮，他仍然运出大批粮食到城里去。其中有一批被穷苦的村民扣留了，他怒不可遏。我不同情他，可是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也不对。
这时还有一件事对我有影响，就是本地的一所小学来了一个“激进派”教师。说他是“激进派”，是因为他反对佛教，想要去除神佛。他劝人把庙宇改成学堂。大家对他议论纷纷。我钦佩他，赞成他的主张。
这些事情接连发生，在我已有反抗童识的年轻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我父亲决定送我到湘潭一家同他有来往的米店去当学徒。起初我并不反对，觉得这也许是有意思的事。可是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说有一个非常新式的学堂，于是决心不顾父亲反对，要到那里去就学。学堂设在我母亲娘家住的湘乡县。我的一个表兄就在那里上学，他向我谈了这个新学堂的情况和“新法教育”的改革。那里不那么注重经书，西方“新学”教得比较多。教学方法也是很“激进”的。
我随表兄到那所学堂去报了名。我说我是湘乡人，以为这所学堂只收湘乡人。后来我发现这所学堂招收各地学生，我就改用湘潭的真籍贯了。我缴纳一千四百个铜元，作为五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我父亲最后也同意我进这所学堂了，因为朋友们对他说，这种“先进的”教育可以增加我赚钱的本领。这是我第一次到离家五十里以外的地方去。那时我十六岁。 在这所新学堂里，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西学的新学科。

毛泽东简介
毛泽东，字润之，笔名子任。1893年12月26日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中国人民的领袖，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诗人，书法家。 1936年-1976年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43年-1945年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主席，1945年-1976年任中央委员会主席，1949年-1954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1959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毛泽东加入湖南起义新军。1913年-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1919年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1920年发起组织新民学会和俄罗斯研究会，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年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和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领导长沙、安源等地的工人运动。 1923年6月，出席中共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24年参与中共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活动。在国民党一大、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任宣传部代理部长。1926年主办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11月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到武汉任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此期间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依靠农民同盟进行革命的主张，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萌芽。 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到湘赣边发动和领导秋收起义，建立工农革命军第1师，后率部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建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8年4月，率部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会师后，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党代表。5月，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特委书记，后任中共第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6月，在中共六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在此期间的革命实践中，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思想，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惟一正确道路，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 1930年8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1931年任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同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被选为主席。从1930 年12月到1933年2月，同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先后粉碎了国民党的四次大规模军事“围剿”。1933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5年1月，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1935年12月，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造成的危机，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后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的报告，阐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1936年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担任这一职务直至逝世。为了迎接抗日战争，提高干部水平，克服教条主义，1937年写了《实践论》、《矛盾论》哲学著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领导人民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批判了亡国论、速胜论的错误思想，指明了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途径。1938年11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发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的讲话。 1942年号召全党开展整风运动，使中共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高度的统一，为战胜困难和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1943年3月，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以后在历届中央委员会都连续当选为主席直到逝世。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重要著作，阐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政策和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 抗日胜利后，针对蒋介石企图消灭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现实，提出“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1945年8月，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签订《双十协定》。1946年夏，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毛泽东分析了双方力量对比，提出了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和打败蒋介石的政治方针与军事原则，在粉碎蒋介石全面进攻、重点进攻后立即转入战略反攻。1948年9月-1949年1月，指挥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大战役，取得了战略决战的胜利。接着，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发动渡江战役，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大西北，推翻了国民党政府。1949年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作重要报告，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规定了党在全中国胜利以后的各项基本政策。同年6月，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阐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性质及其内外政策。9月，主持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当选为主席。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头三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全国人民一面在国内完成了繁重的土地制度改革和其他民主改革任务，一面迫于美国军队攻入北朝鲜、威胁中国东北部的形势，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同时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 1953年，按照他的建议，中共中央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有系统地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选举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任职到1959年。1956年4月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一些初步探索。同年9月，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1957年2月，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内部和敌我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 从50年代末开始，领导中共同苏共领导人奉行的大国主义和干涉、控制中国的企图进行了坚决斗争。70年代，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开始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主要著作收入《毛泽东选集》，其他已公开发行的著作有《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和《毛泽东诗词选》等。 毛泽东有三子二女。长子在朝鲜战争中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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