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薛之谦是什么意思:医生护士小品或话剧

我想这个“试”营业是该结束了。在恋爱进入三个月的时候，我们就渴望得到正式执照，结果这个营业“试”了两年多，现在，应该可以正式“开业”了。

都渴望，没有附加条件的爱情。我不这么想。没有附加的东西是什么？没有雨水的云彩？没有灰尘的空气？经不住清风轻轻的吹拂，就散落了。我不相信纯粹的爱情。我相信有阳光的地方，就会有阴影。风雨过后还会有彩虹。没有一尘不染的大地，否则，我们怎么生存？有附加的是真实的爱情。接受它，愉悦的接受它，就会快乐！

接受了阮巡在信息里的求婚，我们终于走进围城，把自己放进婚姻的盒子里。有人说，不经历婚姻的人生不是真正的人生。我不知道这是否准确？也不知道我们婚姻的未来会怎样？我们能否会将婚姻进行到底？但我们还是迫切地想走进婚姻的殿堂，想体会幸福牵手一起变老的感觉。

和阮巡的同居生活进入第三个年头的时候，体会到生活开始趋于平淡，我们从相恋时的新鲜、亢奋，到如今平淡、琐碎，这种过度是那样的自然，现在想起来，仿佛看不见一丝痕迹，可是，我们已经确实被改变了，变的更像夫妻，变的更婆婆妈妈，变的更相亲相爱……

有一点我感触较深的，那就是，两人世界是否长久？需要看彼此心态是否平衡？我觉得，心态平衡非常重要。很多夫妻最终分手，我想恐怕是心态没有找到平衡点的缘故，当然，这只是我对婚姻的感觉，我想肯定每个人的情况是不同的。

2004年7月22号，我和阮巡都很激动，他更是显得有些亢奋，我们共同走进海淀区万寿路婚姻登记处。这一天登记结婚的人很多，隔壁离婚办事处却一个人也没有，这似乎让我看到了希望，现实并不是象人们说的，时代在进步，离婚人群越来越多，我看到的是喜结良缘的温馨场面，这是好兆头。

因为人多，我们排队，办事人员大概认出了我，很友善的说，你先来吧。我不敢冒然。

结果，快中午了，我们还没有排上队，因为事先没有想到会这么久，中午我还要乘飞机去外地演出，实在没有办法，我和在我前面排队的一对小年轻商量是否可以在他们前面办理？那是一对看上去非常恩爱的小两口，男的是军人，很温和，女的小鸟依人般可人。

“没有关系，你们先办吧。”他们同时说。

我和阮巡赶紧进到里屋，把准备好的照片还有材料递给办事员，办事员看见我们的身份证抬眼看了看我和阮巡，我俩象商量好了似的，都装做没有看见，低头填写表格。办事员很郑重的让我们念表格上的字，阮巡字正腔圆带有话剧般的磁性嗓音，听起来十分悦耳。

在等待证书制作的过程中，我们看见几位工作人员来回的在身边穿过，很善意的打量着这一对“特殊”的小两口，我和阮巡一直保持着优雅的笑容。当一位很和蔼并且漂亮的中年妇女把我们领到被红色包围的房间的时候，突然，有一股神圣和神秘的感觉令我肃然起敬。

在漂亮的中年妇女宣布我们为合法夫妻时，我和阮巡幸福的相视一笑。因为完全没有想到领结婚证该想到的一些细节，所以，连喜糖也没有准备，为此，我们很抱歉的请她们谅解。

我捧着结婚证书，心情复杂的走出了登记处，看着阮巡喜滋滋的笑脸，仿佛看见幸福婚姻的曙光。

说实话，阮巡对婚姻总是充满信心，看他从不想未来我们彼此间的差异的样子，我就想笑，真的，他往往总是把重要的事情，看的很单纯，而经常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这就是我的爱人……阮巡。

不管怎样，现在，我们都很爱对方，这就够了！

将来……我们不知道。

未来……让未来去说吧。

有一天，他跑到我面前问：“老婆，你说我们老了是什么样子？”

“老了？老了就是老了的样子呗，满脸皱纹，牙也掉了，不过也许我装假牙比现在更好看呢。”

他点点头表示赞同：“对”。突然，他大叫，“那半夜我要是醒了，转身看见你没有牙，那太可怕了，肯定吓死人。”

我仿佛看见他已经被老态龙钟的我吓坏的样子，笑得腰都直不起来。我说：“这一天会来到的。但是，我们并不一定还睡在一张床上。”

“你又来了，我不跟你扯这个。”他说。

彻底的告别了独身，希望在拥有爱与被爱的日子里，我们仍然不失真诚与自由。关于“幸福”这件事，我想说，那完全是每个人内心的感受，是看不见摸不着说不出的。笑了，而且笑的那样温馨愉悦，有可能，心，正与幸福对话，和甜蜜握手。当然，幸福是否会永远与我们心心相印？恐怕不是谁可以左右。

那么，就让我们快乐的过每一天吧，这是最重要的。
七十年代考艺术学校，也象考状元一般，一个县只中一名，我是幸运的那个“状元”。

十三岁那年，我开始学唱黄梅戏。这以前我也喜欢唱，可我只喜欢唱歌，大都是电影里的歌。印象最深的是电影《闪闪的红星》插曲，里面所有的歌我都会唱，我就是唱着“红星照我去战斗”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战斗”到安徽省艺术学校，“战斗”到黄梅戏队伍里来的。十三岁，多么小的年纪啊！现在想起来，什么都不懂，是艺术学校的老师一点点的教，为我们费尽心思，才让我们迈进了这道门槛。那时候老师们都好年轻，我想，她们也一定很想登台演出吧，可是她们为了我们选择作为一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我们。我永远尊敬他们。

1975年夏天，我背着行囊在爸爸妈妈的陪同下离开了长江边上的繁昌县，走进安徽省艺术学校。清楚的记得，当我站在迎接新同学的敞棚大卡车上时，那种快乐自由的感觉象风一般飞扬。我对妈妈说：“我要唱戏了。”我妈说：“那有什么好，不过是为家里减少一张吃饭的嘴呗。”

我是第一个进学校报到的学生，可见我是多么迫切的想离开家。和现在的孩子相比，一个十三岁的女孩独自去遥远的地方，恐怕是大人小孩都难以接受的。刚进艺术学校的时候，我还经历了这么一件事，那时候很盛行露天电影，无论是我们学校或是工大（工业大学和我们是邻居）只要放电影，就有很多人前来观看，那天我们学校开了一场，电影内容已经没有印象了，只记得电影一开始，坐在我身旁的男生就开始做小动作，我很奇怪，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就在我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这家伙竟然把手伸到了我的胸前，我一下子恼怒了，一个小女生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我猛的站起来，抓住那人的衣领，一个巴掌就煽了过去，大喊到：干什么？流氓。那时侯，“流氓”这个词就很流行。大家正安静的看电影，突然发生这样的喊叫，场面就混乱了，双方打了起来。学校的老师和男同学都很仗义，把那帮臭小子赶出了校门。为了防止意外，怕他们晚上找来报复，老师们一直陪我们到深夜，并且把所有的门窗都检查了一遍。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十三岁的我，便给大家留下很泼辣的印象。

我确实很泼辣，象山里的小辣椒，但我更热情，我不是班级里年龄最大的，却经常把自己扮成大姐的角色，把所有的激情和热辣都放在了这个集体，快乐的为每一位新到校的同学擦床铺，打开水，买饭，每一位送女儿来学校的妈妈都喜欢我，夸奖我重视集体、关爱同学，并一致选我做班长，这更激起了我的荣誉感，似乎也觉得自己有责任肩负这样的重担，把集体当作自己的家，一心一意的为这个“家”疯忙。

那时候，学校都要安排新生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概就和现在的军训差不多吧。我们接受再教育的地方叫小汤镇，十八个女生住在一间大屋子里，都是地铺，用稻草铺成的。白天我们到田里摘棉花，清晨和傍晚在晒稻场练功或学唱，突出的劳动成果并不能掩盖我在业务上的笨拙，因此，专业课上我常常是被老师骂的对象，也是一些同学私下取笑的素材。那时的老师都很严厉，对一些没有专业基础的学生总怀有恨铁不成钢的心情，所以偶尔我还会挨老师的鞭子，特别是练习跑圆场（戏曲表现奔跑的一种特殊形式，）因为我是扁平足，既跑不快也跑不漂亮，挨鞭子就很正常了。所谓挨鞭子，不过是老师狠狠的举起，又轻轻的放下罢了，一点不疼，样子吓人，最要命的是丢脸。但是我并没有因为业务落后而沮丧，依然热爱劳动，关心集体，也有属于自己的那份成就感。日子就这样在劳累、开心和新鲜中快速的飞过，我也越来越爱这个“家”。

不久事情起了变化。

有一天，看见几个同学笑得好开心，便凑过去问：说什么呢？这么好笑？她们一怔，突然谁也不说话了，表情怪怪的，我很纳闷，便知趣的走开了，心想他们一定是在议论我吧。果然刚走几步，又听见了她们的笑声：“这么胖，跟个小猪似的，也来唱戏？她也就能唱唱老旦，干干杂活吧。”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傻楞在那里，不知道是应该跟她们吵一架，还是就这样沉默着。眼泪在我的眼眶里打转转。我没想到自己热心为着大家竟然会得到这样的回报，那些轻蔑的话，象一记闷棍，把我打成了哑巴，但我选择了沉默。那一刻，我由一个快乐无忧的少年突然间长大，才懂得妈妈说的那句话：在外不比在家。

心里长了牙，事情就能咬住。我发誓要干出名堂来给他们看看，我一定要在业务上拔尖。我把自己的练功计划排得满满的，什么圆场、基本功、毯子功（戏曲舞台翻打的一种形式），什么唱腔、念白、小品（那时我们也排小品），我都要争取第一。很快，专业成绩上去了，而我离那个集体也渐渐远了。1976年初还有“白专道路”这一说，十四岁的我虽然对此理解不深，但也切身感觉到阴郁的天空随时有可能降临狂风暴雨。

记得有一天晚自习，我刚刚练功结束，发现教室的灯已经亮了，想起要开班会，我紧赶慢赶抱着刀枪、靠旗（戏曲里将士在战场上穿的服装，很威风的，但要是耍好看了，得下很大的的工夫）汗流浃背的跑进教室，看见有的同学拿眼睛瞪我，有的爱搭不理，明显大家对我迟到不满，都在等我。准确的说，没有我参加，这个班级会就失去意义，它是为我开的，因为我是大家“评判帮助”的对象。看见这个阵势，我一下子蔫了，全没有了适才穆桂英驰骋沙场的那种神气，低着头默默的走到最后一排，轻轻的坐下，可怜兮兮的两只眼睛不知道往哪看。“帮助”会上，和我一般大的小女生们，拿起报纸上的文字来对照我的行为，什么“资本主义道路”，什么“白专道路”，最后竟然有了“叛徒，特务”这样的词，令我如云里雾里般糊涂。我一句话没有说，心想，管你叫我“叛徒”还是“特务”，反正我不要做小胖猪。现在想起来，那不过是一群完全不懂事的女孩们在一起玩闹，十三、四岁，谁懂那些呀，不过是跟着瞎嚷嚷，象是一出搞笑剧，这也看出当时我们少女般天真纯良的心。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我只当过这么一回班长，历时一个月。
我想，我是不会被分配到省黄梅戏剧团了。

当时，我那么希望分配到省黄梅戏剧团，是因为我的初恋男友方在合肥工作，方是上海人，留在合肥对他已经很无奈了，如果再随我到偏僻的城市，恐怕就更委屈了，所以为了他，我要努力争取留在合肥，当然，我也自信的认为，我出色的专业成绩会为我赢得进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的机会。然而，这一事件让我彻底灰心了，我想我只能去马鞍山黄梅戏剧团了。男友说：别难过，我和你一起去。让我很感动。

所幸的是，这回上帝站到了我这一边，我还是分配到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同时，分配到剧团的有十个同学，五男五女。五个女生就是后来被人们热称的“五朵金花”，男同学当时虽然没有显山露水，但现在，他们都是黄梅戏界的顶梁柱。当然也有彻底改行做别的去了。

我以总分第一的毕业成绩离开了安徽省艺术学校，走进安徽省黄梅戏剧院
1980年我如愿分配到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八十年代，还不叫黄梅戏剧院）有一天，我拎着两壶开水路过剧团资料室，这时，只听见一阵无法用语言形容的音质穿透心坎，“三年日月浓如酒，乡中人好水也甜……”那如泣如诉、真挚淳朴的演唱催人泪下，我不禁驻脚，泪流满面……“三年日月浓如酒”，《牛郎织女》中织女这样唱的。我想，我在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十二年的日日月月也该是“浓如酒”甚至是“浓如血”的吧？

第一次听到严凤英先生唱《牛郎织女》，她的声音震撼了我，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深深地镶嵌在我的脑海里。从那时起，我决定开始学习“严”派，那年我十八岁，正值豆蔻年华，定下这一目标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要到处寻找严凤英老师的资料，可找到了录音资料又没有录音机（那个时候还是大开盘放音机），只有到处蹭着听，只要听到哪儿放严凤英的录音或者是电影，都要跑去。后来，我省吃俭用攒了点儿钱，终于抱了一台大开盘放音机回来，那个美啊！没有一天不听不练的，说“着了迷”是轻的，简直就是“着了魔”。由于我的自身嗓音条件与严派有着较大的差别，严派嗓音属于中、低音非常出色，而我却是高音部分比较好，这样，在学习的过程中难度就很大。好在周围的老同志见我这么痴迷于严派，都主动地指导我，渐渐地我掌握了严派的特点，想想真不容易，用剧团同事“取笑”我的话说，吴琼每天练唱面对的那一棵梨树，比别的树都早开花、早结果（哈哈，那时他们就发现音乐对树木有催长作用）。

1981年我在合肥著名的江淮大戏院演出严凤英的代表作《女驸马》，这是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第一次赴香港前的练习。当我演出结束后，观众席一片寂静，我想，一定是演砸了！许久，观众席才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议论纷纷。当时，我什么也听不见，我看见剧院的一些老同志，当年和严凤英老师共事的老演员，默默地不言不语。我心里特别纳闷、不解，后来他们告诉我说，这么多年，他们是第一次看到真正的严派味道，听到严派的声音。他们没有来祝贺你，是因为一些老同志都悄悄地哭了，他们在想念严凤英。这一场《女驸马》的演出，勾起了大家对严凤英老师的深切怀念。从此“小严凤英”之称也就自然而然地叫开了。首先，安徽省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做了长篇报导，录制了由我演唱的大量严派作品，各大报纸也陆续做了介绍，那一年我二十岁。

这以后，许多荣誉随之而来，尤其是观众对我宠爱有加，我想，这些都缘于大家对严派的热爱。他们把对严凤英的那份情感和喜爱都给了我。这期间我演出的剧目大多是严派的代表作品，并进行了长时期的巡回演出，得到了充分的实践和锻炼。但是赴港演出却没有轮上我，这个后面再谈。

1983年左右，我们刚从香港及全国各大城市巡回演出回来，领导就把我一个人调离当时的二团（也就是赴香港的那个团），分派到以中年演员为主的一团，从此，我和小姐妹们就分开了。在二团，走的都是省会城市，到一团，跑的都是乡镇，条件反差巨大，一开始很难适应。还好，我的极端任性让我坚持并扎根在一团。记得，首次随一团下乡演出，是到江苏一个叫吴桥的镇子。所有的女人都睡一个屋子，地上铺的是稻草，我们就睡在上面，很多小跳蚤与我们同眠，它“亲”得我们身上一个一个的大包，疼痒难忍。那时候晚上演出，白天放电影，一天下午，当地的农民和剧团的人不知什么原因发生了冲突，引起了“战争”，剧场内一阵骚动，只听的座椅乒乓作响。当时我正在小树旁练唱，突然“飕”的一声，团里一个同事从身边飞过，跨过几道木墩，冲进售票房。那速度和动作估计不比世界跨栏冠军刘翔差多少。接着一大批农民兄弟，手拿铁杈镰刀，肩扛锄头扁担紧跟其后。我想，完了，人肯定要被他们打死了，怎么办？我不能袖手旁观呀，急中生智我想起电影里很多漂亮的女演员引诱敌人注意力的镜头，便高歌唱起了《刘三姐》，“哎，唱山歌哎……”还真有人楞住了，他们停下了脚步，不过只一小会儿，便头也不会的继续他们的战斗去了。我很沮丧，以为朋友的性命肯定完了。结果，却看见那些扛锄头的人垂头丧气的出来了，并没有我想象的血肉模糊的场景，叫人纳闷。后来才听说，他竟然翻过快到屋顶的墙，而且屋里并没有梯子或可做搭脚用的工具，这是什么力量？求生的力量。可见人的潜力是无限的。

当时那些农民兄弟就是要找和他们打架的人，那阵势仿佛象周星弛的电影《功夫》：手拿铁具的人在院子里发威，院子里的人却很平静，有的人装做练习写毛笔字，有的人捧一本书，有人弹琵琶，有的拉二胡，有人打太极拳，有的人急中生智把大幕裹在身上，变成一根幕柱，我们女孩子对镜化妆，洗衣服……一片太平景象，好象都与这场打斗不相干，搞的农民朋友丈二摸不着头脑，在院子里转了数圈，扬言明早再来。吴桥是演不下去了。连夜，全团悄悄的装上道具行李，乘着月光逃离了镇子。后来还听说，那些农民天一亮真的又来了……幸亏我们走得快。

江苏与安徽挨的很近，对黄梅戏一直情有独钟。过去走很多城市，观众都很热情，但由于黄梅戏演唱风格比较柔软，所以人们爱听，但不一定鼓掌叫好。江苏不同，可能受地域的影响，淮剧和扬剧中的清板（无伴奏演唱）在当地比较流行，观众也得到熏染。记得在江苏宝应演出《女驸马》，当我唱到那段脍炙人口的“驸马原来是女人”时，突然，一阵雷鸣般的掌声，我懵了，唱错了词？还是裤子炸了线？这样一担心，后面的唱词竟想不起来，急得汗也出来了，幸亏乐队有经验，反复演奏过门帮我解了围。第二天，剧场门口排起了长队，我莫名其妙的正要出去买吃的，被剧团管盔头兼安排伙食的谷老师一把拦住，他哑着嗓子说：“别瞎跑了，今天加演《女驸马》一会儿就开演了。”

“加演？谁演呀？”我问。当时女驸马角色是由A、B组轮换演的。

“当然是你演咯，人家都冲你买票的。”

“我演？我还没吃饭呢？”

“早给你准备了，领导安排的，排骨炖藕呢。”让我加演还给我加餐？心里美滋滋的，有一点得意，还有些虚荣。

自从江苏省巡回演出，我开始明白什么叫“人气”。人气热了，自信心也强很多，学生气逐渐减少，演唱慢慢走向成熟。那时，每天可以主演《女驸马》还有《五女拜寿》，甚至一天演出三场，内心是满足的。

一个演员，从龙套晋升为台柱，需要凭实力说话。特别是那些能够长期站在舞台中间的人，不是凭一时的侥幸或投机就可以占领舞台。所谓舞台就是演员现身的地方，演员的一招一式、行腔韵白是逃不过观众的眼睛的，更重要的是演员全面的综合素质是决定他能否成为一个“角”的关键。所以，做一个优秀的演员，乃至荣升为“角儿”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由此，我想，虽然我在舞台上有一些成绩，也受到全国一些观众的青睐，但我始终认为，距离一个“角”的风范，还是需要更加努力。

每到夜晚，看着自己的双脚在舞台上跑得象煤矿工人一样从袜子黑到脚丫，也从未想到“累”这个字，还是十分的乐意打着背包，提着暖壶水桶脸盆什么的快活的从一个县城转到另一个县城。偶尔赶上梅雨天，看着那个雨点儿大的恨不得把地砸个坑，我们只能望雨叹息，心情自然象这个天气一样潮呼呼的，逢到这时转点，剧团里的男人冒着雨把音响道具还有背包一趟趟的搬上车，我们女孩会主动的打着伞为他们遮雨，那场面是至今动人。

剧团以演出为生存。八十年代剧团的演出真叫一个频繁，我们象赶着大篷车到处游荡的吉普塞人，好象总也没有个头。由于演出劳务费的提高，大家的激情也随之高涨。我刚进黄梅戏剧团的时候，演出一场2毛钱、4毛钱，一块钱已经是比较好的了，大约从83年开始，有了承包制，演出费一下子涨到十快钱，实在是非常诱人。第一次巡回演出回来，竟然发现自己成了有钱人，钱夹里有五百元，这数字太惊人了。清楚的记得这五百元分别寄给了我妈和初恋男友的母亲，并特别在汇款单上注明是请她们买洗衣机（那时有半自动的）。

随着演出越来越多，内心逐渐躁动不安。我由刚开始的兴奋、满足慢慢觉得平淡无趣，不断的重复，使我感到有些许疲倦。那时候，好象没有你想演或不想演这一说，只有让你演和不让你演的限制。我想歇歇，没有借口，更没有理由，内心随着演出的疲倦逐渐转为厌倦，一心想离开演出团体。为了达到目的，我干了两件荒唐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我把自己“失踪”了。借着我嗓子有点问题，便申请留在南京治疗，当时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段军医很有名，一个疗程结束后，我没有回队，而是跑到上海疯玩。那时没有手机，团里自然不知我的去向，我便塌实的呆在上海看越剧看沪剧看昆曲看电影，发现沪剧的现代戏总是排得很好，也非常欣赏茅善玉这个演员，还学会了沪剧《雷雨》中繁漪的几段唱腔。在上海看得最多的竟然是电影《天仙配》，严凤英先生的演唱一次次令我着迷，我也有最初的看热闹慢慢的体会到严凤英先生的表演唱腔的神韵。就这么逍遥着，终于，弄堂里喊有电话找，说心里话，我还是吓着了，害怕被团里开除。乖乖的，我又回到剧团所在的演出地。还好，领导见我安全回来，脸上已经没有了严厉而是笑呵呵的叫我晚上就演出，对我“失踪”二十多天只字不提，令我感动。戴罪立功，这一演便没完没了。

第二件事就更离谱了，为了逃避从早到晚的演出，我和朋友说，真不想一直这么下去，无法继续演了。他说，不想演可以呀，除非你躺着不能动，仅仅感冒什么的是不行的，或者你瘸了，那你可以休息了。我一想，那就瘸吧，当天晚上，我洗脚的时候，一瓶开水浇到了脚上……瞬间红肿起泡。

多狠哪，这不是自虐吗？难道我有自虐症？还好这样的事件仅此一次，够了。

领导同事很心疼，给我买了很多消炎药，我得到应有的亲切关心，这场看似无心却是有意的表演并达到任何目的。我还得继续穿上驸马爷的靴子，神采奕奕的登上舞台。水疱烂在靴子里，沾着袜子揭不开……台上，我装摸作样，观众看不出一点痕迹，台下，我一瘸一簸，朋友背我回宿舍。这件事让我明白自己是多么愚蠢。如果说第一件事纯属年轻好玩的话，那第二件事，也让“那时我年轻”这个词来替代我无知极端的行为吧。

冒充伤残的小插曲，给我带来了大痛苦，没几天人真病了。这就是老人们常说的惩罚。对我无知的惩罚也是对“冲动的惩罚”。记不清具体年月日，我们在湖北黄皮县演出。晚上，演出完《五女拜寿》，大家高兴的吃了夜宵便睡了。半夜，腹部隐隐作痛，一阵强似一阵，折腾到天亮。实在忍不住的爬起来，同室的人说：你脸色很难看。我说，我的肚子很难受。我坚持着去茅房，却发现小便解不出，疼痛让我站不起来，我想我病了。

送进医院，我没有了任何矜持，大呼小叫，翻身打滚，汗，已经湿透内衣。所有的人被我痛苦的呐喊吸引，围了过来，医生护士病人家属，都可怜兮兮的看着我，不知所措，为了缓解我的疼痛，医生决定给我打一针，后来我才知道那让我慢慢平静的针叫“杜冷丁”。昏昏迷迷感觉领导同事不停的穿越我的病房，我无力睁开眼睛。傍晚，领导问我晚上能否坚持演出？我说：试试吧。就这样，又坚持了几场演出，领导决定送我回合肥检查治疗。

从黄皮到武汉是要坐船的，船行至江中，我的病又犯了，小腹开始隐痛起来，汗珠一滴滴滚落，我也由轻轻呻吟变成不顾一切的大声呼喊，我不想活了。我只有这一个想法。在护送我的朋友怀里，我挣扎要跳江。那一刻，我真的想跳下去。我翻上栏杆的动作吓坏了同船的人，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轻生，纷纷帮助我的朋友把我从栏杆上拽了下来。隐约听见有人说，这么年轻的姑娘怎么要寻死呀？真想不开。

不得已，我们中途下了船，在旅客们的指点下，找到就近的青山医院。看见医生我象看见救星，不顾一切的抓住医生的手，给我杜冷丁，快给我！医生震住了，同情的看着被疼痛扭曲的我的脸，给了我想要的。

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原来活着还是好的，健康的活着更好。尝到了生不如死的滋味，我知道更加珍惜所有。

到baidu中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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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活着的时候要满足某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