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卡子做轮船:西路军是怎么回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高考问答 时间:2024/05/03 07:59:34

红军西路军始末

一、为什么要组建西路军?
1936年10月8日,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的会宁胜利会师,这标志着三大主力红军历时两年的战略转移正式结束。但是,红军面临的局面并未根本好转,形势依然非常严峻。

当时的陕甘苏区只有九个县,40万人口,而且北面是大沙漠,东面是黄河,南面是***的几十万大军。十万红军麇集在这里,经济上根本无法支撑,军事上也无回旋之地,长此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根据这个情况,中央军委制定了“宁夏作战计划”,目标是夺取宁夏,再占甘西,直至新疆,打通国际路线,从苏联获得军事和经济援助。有了苏联的支援和可靠的后方,对巩固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联盟也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具体计划是,四方面军从甘肃渡过黄河,然后沿河北上,一方面军则从陕北进入宁夏,从宁夏渡河,两军两面夹击,夺取银川,然后西向夺甘,二方面军负责侧翼掩护。

二、西路军遭遇的挫折乃至最终失败的经过

第一个挫折:宁夏作战计划开局就不顺利。中央军委10月11日制定的作战纲领中要求四方面军11月10日前做好渡河准备,但没料到蒋介石提前摆平了“两广事变”,迅速腾出手来,10月21日就对红军发起了总攻,四方面军不得不边渡河边仓促应战,只有30军、9军和5军团过了黄河。4军由于阻击敌人未能赶到,31军本已开到河边,但不知为何彭德怀要求该军留在河东作战。结果四方面军只有一半人马2万2千人到了河西,力量大为削弱。

第二个挫折:西路军过河后,战斗还算顺利。但河东方面情况却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蒋军过于强大,一方面军与之成相持状态,无法过河夹击银川,这样,宁夏战役就无法实施。西路军成了孤旅,而面临的敌人马步芳马步青有正规军3万,民团10万,明显敌强我弱。东渡返回不成,就地等候也不行,徐向前陈昌浩只好决定并报军委批准向西独立作战,争取打开局面。不久,军委又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放弃攻打宁夏,转而向东,组建北路军南路军,东进入晋。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在河西创建根据地。(西路军之名由此而来。)这样重大的战略转变,竟然事前事后都未告知徐陈二人。

第三个挫折:西路军方针确定后,一路往西打,还算顺利,但在古浪却遭到了一次不应有的损失。9军遭到马家军的突袭,军首长麻痹轻敌,没有及时突围,而是和敌人硬拼,结果9军损失三分之一,军师首长也牺牲数名。这是西路军渡河后遭到的第一次重大损失,对部队士气打击极大。

第四个挫折:西路军独自在河西孤军奋战,无后方补给支援,减员很大无法得到补充,而且河西走廊地瘠民穷,本应尽快西进,争取尽早打通国际路线,以便得到苏联支援。但这时军委却发来电报,要求西路军停止西进,在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这项决定绝对是不切合实际的。凉州是马步青的老巢,红军如果只是借路,他不会倾全力对付,但如果要把他的地盘全部夺走,他必然要拼命。而西路军当时伤亡惨重,缺兵少将,疲惫不堪,根本没把握战而胜之。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盲目乐观,认为形势一片大好,建立根据地没问题。气的徐向前和他大吵了一通,最后也只有服从命令。结果打了几天,损失日益惨重,这下陈昌浩也没辙了,只好和徐向前再向中央发电报,提出难以支持。但中央回电,依然要求他们就地坚持,并在打败马敌后准备东进策应河东。徐陈有苦难言,只好勉力抵抗,被动挨打,苦不堪言。

后人评价此事,对中央电报颇多疑问,怀疑此事不知是否与当时延安批判张国焘有关,甚至认为中央是在清除异己。另外,徐陈如果当时采取“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态度,坚决向西打,个人命运可能以后会受影响,但西路军将士可能就不会象后来那么悲惨了。

第五个挫折:正当西路军与马匪艰苦搏斗时,西安事变爆发了。这件事对中共、对河东红军都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但对西路军而言,从事后来看,则加速了它的灭亡。西安事变刚爆发时,中央要求西路军继续西进,尽快打通苏联,以获得苏联援助,于是部队动员准备西移。这时时机也不错,马步青早就不想跟红军打了,只有马步芳还一意孤行。但就在这时,何应钦率领的“讨伐”大军开至潼关,准备向张学良进攻,张学良希望西路军能够东返配合河东迎敌,于是军委要求西路军立即东进,徐向前明知不妥,东边马步芳势力强大,但也只能调动部队东进。但这时情况又变了,蒋介石答应了张杨和中共的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军委再次改变决定,要西路军继续西进,占领甘西。于是西路军又开始了艰苦的西征,先后占领了高台、倪家营子等处,稍作休整,准备继续西行。这里离西路军渡黄河处已经有千里之遥了。但这时河东形势再次发生变化,蒋介石回南京后,扣留了张学良,派几十万大军进逼西安,内战一触即发。军委再次要求西路军停止西进,就地集结,建立根据地,随时准备策应河东。这时,数万马家军追了上来,将西路军团团围住。这次,西路军彻底死定了。

第六个挫折:1937年1月12日,马家军以部分兵力钳制倪家营子等处的西路军主力,以重兵进攻孤居高台的5军团,关键时刻,原收编的部分民团叛变,打开城门,迎敌进城,经过一番激烈的巷战,以军团长董振堂为首的3000多将士全部壮烈牺牲,这支宁都暴动参加红军的光荣部队被彻底消灭了。由于该军团唯一一部电台不在身边,徐陈知道此噩耗时为时已晚,西路军又失一股肱。
徐陈曾要求中央派4军、31军渡河西进支援西路军,两面夹击马匪,并提出如果西进不成,要东出青海大通西宁一带活动,但遭到中央拒绝,并以严厉的口吻批评西路军领导人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缺乏认识,这对陈徐无疑是又一沉重打击,尤其是陈昌浩,过去追随张国焘反对中央一事使他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第七个挫折(彻底覆灭):西路军东进不得,西出不能,南下也不被允许,只好被围困在倪家营子与马家军血战。经过一月血战,西路军损失惨重,只剩下数千兵力,徐向前坚决主张突围,并得到大多数人支持,陈昌浩怕违背中央决定,犹豫再三,最后勉强同意。2月21日,西路军突出倪家营子,进至威狄堡,遭到敌人堵截,这时陈昌浩突然提出重返倪家营子,建立甘北根据地,认为突围是右倾逃跑。徐向前愤怒不已,但又无可奈何,部队只好重新回到倪家营子。经过七昼夜的血战,部队越打越少,又待援无望(,中央此时虽组建了援西军,但相隔千里,又有敌人阻击,根本不可能起作用。)陈昌浩这才认识到自己犯了严重错误,决定再次突围,西进祁连山。但此时敌人已不给机会了,部队被彻底打垮了。陈昌浩在石窝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决定部队分散打游击,陈徐离开部队返回陕北向中央汇报。至此,西路军彻底失败。

总结西路军失败原因:第一,中央指挥严重失误,很多指示让人不可思议,别的不说,对西路军缺乏感情是肯定的。第二,陈昌浩指挥失当,有时刚愎自用,这跟他背有沉重思想包袱有关。第三,敌强我弱,马家军人多势众,加之地形有利于敌骑兵发挥。第四,一些偶然因素,如9军的意外失利。第五,命运,正碰上西安事变。

三、尾声 西路军主要领导人的命运

徐向前:石窝会议召开时,徐向前正在指挥作战。知道陈昌浩的决定后,他很不情愿,不愿离开部队,要和大家同生死、共患难。我估计他当时连死的心情都有。亲手带出来的部队垮了,中央又不信任他们,回去干吗?但徐向前是个党性很强的人,陈昌浩是以组织的名义,他只好服从,结果抱憾终身(有临阵逃跑的嫌疑)。徐向前花了一个月时间,终于回到河东,见到了援西军,一路上虽然也要过饭,吃了不少苦,但基本上还算顺利。

陈昌浩:在石窝时,徐向前曾拉着陈昌浩的手,恳请他不要走,不要脱离部队,但陈昌浩激动的说要回陕北与中央作斗争,徐向前只好同意,两人一起出发。但在半路上,陈得了一场大病,两人遂分开,徐向前先走了。陈昌浩运气不是很好,病好后,赶到兰州、西安都没能找到党组织,于是回湖北老家住了一段,想在当地恢复鄂豫皖根据地,但根本行不通,才又重新回到延安。到延安后,他的地位已经不能和中央作斗争了,只能和张国焘一起挨批判。不久,他到苏联治病,直到1952年才回国,担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1967年文革开始后自杀(和李立三情况相仿)。陈昌浩精明强干,作战勇敢,不怕死,但少年气盛,甚至张国焘有时也让他三分,但他早期跟张国焘太紧,犯过不少错误,尤其在肃反方面。

李先念:李先念当时任30军政委。石窝会议上决定,徐陈走后,西路军残余部队政治上由李卓然负责,军事上由李先念负责。然后又分两部分,一部分由王树声率领,一部分由李先念率领,各自为战打游击。李先念运气很好,没多久就意外收到中央电台的呼号,于是按中央指令北折新疆,陈云在星星峡迎接到了他们。后来李一直运气很好。抗战结束后,蒋介石30万大军包围中原军区,李先念只有6万部队,中央为了让蒋介石先打第一枪,准备牺牲中原部队,但没想到李先念又一次安全突围,给了中央意外的惊喜。文革时李先念虽参与了“二月逆流”,但没受多大影响,一直受重用。粉碎四人帮后,李还是不倒,并高升至国家主席。真是好运伴一生。

王树声:王树声当时虽是西路军副总指挥,但在党内并不算三号人物。他率领的残余部队没几天就打散了,大家各奔东西。王树声也吃了不少苦。但他在逃跑时有时不太地道,只顾自己不顾别人。10年后,他担任鄂西军区司令时,又一次在形势严峻时,丢下部队,和一些领导跑了。王树声虽然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但主要是出于照顾山头的需要,按他当时的职务,顶多是个上将。而且他的战绩也并不突出,军事造诣一般,独当一面时指挥的几次战斗不是击溃战就是败仗。
李卓然:西路军政治部主任。原红5军团政委,参加过遵义会议。和李先念一起突围。由于支持张国焘,解放后仅任中宣部副部长。

曾传六:四方面军和西路军政治保卫局长(和政治部主任平级)。张国焘肃反时杀人都是通过他的手。解放后任商业部副部长。

李特:四方面军和西路军参谋长。曾留学苏联,回国后任红25军副军长。张国焘与中央闹分裂时,是张的亲信。与李先念一同突围到新疆,留在那里工作。王明经过新疆时,说他是托派,把他枪毙了。

黄超:四方面军秘书长,鄂豫皖时期任红25军政治部主任。西路军时任5军团政委。情况和李特一样,也被王明枪毙。

附:当初渡过黄河的西路军由五军、九军和三十军组成,总兵力为两万一千八百多人,歼敌两万五千多人,阵亡于战场之上的为七千多人;六千多名病弱、失散的红军干部战士被马家军杀害;三千多名鄂豫皖和宁都暴动及川北的战士颠沛流离,几经磨难,回到自己的家乡;四千五百多名红军经兰州、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和援西军零星或成批营救回延安;其余一千多人流落西北。

一、西路军的来历

众所周知,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当时参加会师的红四方面军中的三十军(军长程世才)、九军(军长孙玉清)、一方面军的五军(军长董振堂)以及四方面军总部直属部队共计21800余人,没有直接开向陕北根据地,而是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于1936年10月24日夜向西渡过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所谓的宁夏战役计划是红军在陕北建立根据地之后,受到敌人的三面包围,西边有国民党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等西北军阀的攻击,南边有胡宗南部队的追击,东面有蒋介石新调的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堵截。这样红军要在陕北站稳脚,就必须向北打通与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联系路线,争取苏联在军事上和战略武器上的支持,当时中央分析打通苏联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占领宁夏,向北通过外蒙古再通向苏联,这一条路线距离较近,而且邓小平等人走过这条路线,有一定经验。另一条是通过甘肃的河西走廊,由新疆通向苏联。当时中央选择了占领宁夏的这条路线,因此就制定了西渡黄河的《宁夏战役计划》,西路军的前身就是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渡过黄河的一部分红军。后来由于战局的变化,宁夏战役计划被取消,西渡黄河的这部分军队共21800余人,奉中央军委命令,转战甘肃河西地区,牵制西部敌人,策应黄河以东红军的作战。同时主要目的是打通“国际交通线”,经过河西走廊,打通通向新疆和苏联的通道。在转战过程中,于1936年11月11日正式组成西路军,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由陈昌浩、徐向前等人领导,从此这支英雄的部队便肩负起了为中国革命开辟甘肃河西根据地,奠定抗日后方基地,打通国际交通线,策应河东红军作战的一系列重大使命,走上了艰苦卓绝、惨烈悲壮的征程。

二、西路军在河西地区敌我力量的对比

征战河西的西路军共由三个军、一个骑兵师(约500人)、妇女独立团、西路军总部(包括机关、医院伤病员及勤杂人员)组成,全军共2万多人,其中三十军和九军是主力,分别有7000余人和6500余人,五军有3000余人。其中非战斗人员约占部队40%,就是在战斗部队中,还有一部分人没有枪,有枪的子弹也不充足,只有少量的手榴弹,没有大炮等重型武器。尽管这是一支身经百战、英勇无畏的英雄部队,但他们经过红军长征之后,没有来得及休整,疲劳之极。孤军深入河西地区之后,没有后援,弹药和人员得不到补充,困难之极。但这支英雄部队在中央军委的领导和指挥下,斗志昂扬,团结拚搏的精神高涨,他们决心战胜任何困难,完成中央军委的战略计划。

西路军面对的敌人是长期盘踞青海和甘肃河西走廊地区异常反动的国民党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等。马步青是国民党骑兵第五师师长,统辖两个骑兵旅,一个步兵旅,另有手枪、炮兵各一个团。马步芳是国民党新编第二军军长,统辖三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及直属手枪、炮兵等团,另外青海南部警备司令部两个骑兵旅也划归马步芳统领。这样敌人直接用来与西路军作战的正规部队就达3万余人,再加上参战的各地反动民团八九万人,共计约十二万人左右,是西路军的六倍。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西路军将士不畏强敌,英勇作战,尽管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也消灭了数万反动军队。

三、西路军在河地区残酷激烈的征战过程

1、西路军强渡黄河,准备进攻宁夏。1936年10月,红三十在靖远虎豹口强渡黄河,取得成功,从此他们就踏上了西征的漫漫征途。执行中央军委计划,准备进攻宁夏。初渡黄河后,三十军、九军、五军在靖远、景泰等打了几次胜仗,鼓舞了全军将士的信心,积极策应河东红军。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迅速追剿,整个战局发生了巨变,中央放弃了进攻宁夏的计划。这时渡过黄河的红军就被敌人与河东的红军截开,靖远、景泰一带是戈壁滩,人烟稀少,不利于大部队久驻,渡过黄河的红军便撤离黄河边,向甘肃河西走廊挺进,策应黄河以东红军的作战。1936年11月,渡河红军先后在古浪、武威征战十多次,歼敌五千余人,取得了初步胜利。同时中央军委命令渡河红军正式组成西路军,在河西创建根据地,以打通通向苏联的路线为作战的新任务。

2、征战河西,策应河东。

西路军明确了主要任务是打通新疆,通向苏联的“国际交通线”后,部队及时调整了部署,迅速西进,以九军进攻古浪,吸引牵制敌人主力部队,五军、三十军绕过敌主力迅速向西推进。1936年11月21日五军占领了山丹,同日,三十军和总指挥部进驻了永昌县城。古浪血战,九军歼敌2000余人,但九军亦伤亡惨重,元气大伤。前进到永昌山丹的西路军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在永昌和山丹一带建立了根据地,策应黄河以东红军作战。这时西路军一面抵抗敌人,一面创建根据地。在永昌县城,西路军总政治部和地方工作部派出大批干部战士,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地宣传,发动群众,召开永昌各界群众代表大会,徐向前、陈昌浩还亲自到会演讲,在广大干部战士的努力下,西路军先后于12月上旬建立了苏维埃永昌县政府、苏维埃山丹县政府。就在红军刚刚立足于永昌山丹,建立根据地的时候,蒋介石来到西安亲自督促张学良和杨虎城进攻陕北红军,同时来电督促马步芳、马步青加紧进攻西路军,在敌人重兵的进攻中,红军伤亡惨重,时值三九寒天,部队长期征战,疲惫不堪,弹药和冬衣缺乏。敌人伤亡之后,能够迅速补充,继续攻打西路军,但西路军毫无援助,河西地区村落稀少,而且群众斗争不易发动,筹粮筹款困难,扩军更困难,而且受地形影响,不利于我西路军打运动战,西路军的战术“围点打援”无法开展,人员弹药有减无增,处在敌人重兵包围之中。这时西路军多次向中央军委电告求援,尽力争取苏联方面的援助。但中央军委及陕北红军此时处境也很困难,中央电告西路军三个月内不要依靠外部援助,要靠自己打开局面。这样西路军就在永昌山丹一带坚持和敌人鏖战。

正当西路军与优势之敌浴血奋战时,传来了“西安事变”的喜讯,全军上下一片欢腾,西安事变使全国的抗战形势全局得到了改观,西路军的行动,也策应陕北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开始转到了配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上。本来想向西推进的西路军就听从中央命令向东返回,但过了几天之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央军委又命令西路军向西推进,执行原来的打通“国际交通线”的任务。这样西路军在永昌山丹一带徘徊了40多天,历尽艰辛,虽然大量歼敌,然自身也由过河时的21800人减到了15000余人,战斗力大大减弱。

3、二次西进,兵败祁连。

1936年12月底,正值数九寒天,河西走廊这时更是冷得出奇,气温下降到零下二三十度,西路军指战员衣衫褴褛,饥肠辘辘,在暴风雪中,坚强的西路军指战员凭着对党和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以顽强的毅力继续西进,先后攻占了高台和临泽县城。三十军和总指挥部驻到沙河堡以南的倪家营子。就在这时,敌人集中2万多兵力进攻高台县城,而高台守军不过2000多人,英勇的五军将士一次又一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但在敌人动用了各种火力攻城的情况下,1937年1月20日,终因寡不敌众,高台城破,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2000多将士除少数人脱险外,其余壮烈牺牲。这支能征善战的主力红军,其前身是著名的宁都起义部队,在第四、五次反围剿中屡建战功,在西征途中,冲锋陷阵,英勇杀敌,高台血战更是前赴后继,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红五军指战员为革命不屈不挠、英勇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光照千秋,永载史册。

高台失守后,西路军兵困倪家营子,马步芳集结了五个骑兵旅,三个步兵旅和大批民团近十万人马围攻倪家营子。西路军 在饥寒交迫中与敌人在倪家营子血战一个多月,击退敌人数十次进攻,打死打伤敌人近万人,但我军也伤亡惨重,弹药、人员有减无增,伤员无医药治疗,部队无粮食给养,连水都喝不上。真到了弹尽粮绝、精疲力竭的地步。1937年3月初,西路军突围,退入祁连山。只剩下3000余人,分兵几路在祁连山中开展游击战,到1937年5月1日,由李先念(后来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率领的一支西路军420余人到达甘肃和新疆的交界处星星峡时,由中央派陈云和滕代远迎接回到了陕甘宁边区,为革命保存了一些骨干力量。

西路军两万多将士,面对10万之众的凶恶敌人,以英勇无畏、不屈不挠的革命英雄气慨艰苦鏖战五个月之久,用血肉之躯坚决执行了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为策应黄河以东红军的战略行动,为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极其巨大的牺牲。据统计,西路军中牺牲在战场上的有7000余人,被除俘的有9200余人,其中5600余人被凶残的敌人杀害,后来流落甘肃、青海、宁夏的有4000余人,最后回到陕甘宁边区的有4700余人。西路军的历史已经过去了60多年,但他们惊天动地的悲壮业绩,将在中国革命史上永放光芒!

红四方面军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邰队之一。
1931年11月7日于黄安七里坪成立,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政治部主任刘士奇。下辖第四军,军部由方面军总部兼;第二十五军,军长旷继勋,政治委员王平章。总兵力共3万余人。
1932年7月,国民党军以30万人的兵力,对鄂豫皖苏区发起第四次“围剿”,由于张国焘战略指导上的失误及敌强我弱等原因,未能打破“围剿”。同年10月,留下两个师坚持苏区斗争,方面军率主力4个师,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经鄂北,豫西,11月到达陕南地区,12月进军川北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7月粉碎川军的三路围攻,将所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七十三师,依次改编为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军,后又将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第三十三军,共辖5个军。总兵力达8万人。从1933年11月至1934年9月,先后取得了反六路围攻,宜达战役,嘉强渡陵江战役的胜利。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6月,在四川懋功与红一方面军会师。8月,红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路军共同北上。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后,另立中央,拒绝执行中共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后在南下中屡遭挫折,部队损失严重。1936年7月初,与红二、六军团在甘孜会师。张国焘被迫取消伪中央,与新成立的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随后红四方面军一部组成西路军渡黄河西进,遭到失败。余部400余人,由李先念率领进入新疆,后来分批返回陕甘宁边区。1937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红四方面军之第四、第三十一军和陕北红军第二十九、三十军等部,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随后,即参加了抗日战争。

为了扼杀中国革命,1933年9月,国民党反动政府集中百万大军,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当时,由于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完全抛弃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进行战略转移——长征。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堪称为世界上最长距离的行军。红军先后走过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青海、甘肃、陕西等12个省,经过汉、苗、壮、彝、回等民族地区。徒步走了二万五千里,终于在1936年10月,完成了战略大转移

青海大军阀马步芳,不仅对北上抗日的红军进行堵截,而且还对西路红军进行围剿,继而对被俘的红军战士,进行残害和惨绝人寰的杀戮,充分暴露了马步芳反共反人民的嘴脸,和马家军凶残野蛮的本质。

红军长征,途经青海 为了堵截红军北上抗日并进入青海,马步青和马步芳兄弟在西北地区做了严密布防。尤其是马步芳在青海全省建立了107个保安团,组织壮丁15万人进行训练。同时,还沿甘肃边境修筑碉堡1200多个,建立了三道封锁线。反革命气焰非常嚣张。

1936年了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兵分两路,继续北上。主力部队由朱德、张国焘和徐向前等率领,前往甘南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

为了掩护主力部队,打击青海马步芳的反革命气焰,另一路约5000人,由陈伯钧、王震、罗炳辉等率领,向青海果洛一带出击。

7月21日,这支约5000人的红军部队,进入果洛州班玛县境,26日进入久治县境。红军占领交通要地白玉寺,击溃了马步芳的驻军,突破了马步芳自夸的第一道防线。7月底,主力部队已进入甘南地区,这支红军已完成了掩护的任务。最后在白玉寺及雅尔塘(在白玉寺北60里处)一线,击溃了马步芳增援的军队,和藏族反动头人组成的所谓“民团”武装,退出果洛地区,赶往甘南与主力部队会合。

这支途经青海的红军,虽非长征的主力,而且在果洛境内时间不长。但是,红军尊重藏族群众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给当地藏族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现在,在今班玛县境内雅尔塘的一处石崖上,还清楚可见当年红军书写的“北上响应全国抗日反蒋斗争”的革命标语。

西路红军,血战河西 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为了建立河西根据地,接通苏联,奠定抗日大后方。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九军,和原一方面军的五军,共21 800余人,组成西路红军,于1936年10月25日至31日,在甘肃靖远县境,强渡黄河,揭开了西征的序幕。

与此同时,蒋介石任命马步芳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兼第五纵队司令官,统辖青海的新二军和马步青的骑五师,配合从宁夏南下的军阀马鸿逵、马鸿宾部,和由兰州西上的胡宗南部,围剿我西路红军。

西路军刚渡黄河,就与马步芳部3万多正规军以及10多万民团,展开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殊死拼搏。

11月初,马步青各部从东北方向压来,马步芳部从西南方面夹击,与西路红军在一条山展开激战。此役激战8天,马步青部前线总指挥马廷祥,被当场击毙,敌军伤亡2500余人,此役沉重地打击了马家军的反革命气焰。

一条山大捷后,红军大举西进。11月15日轻取古浪,但立即遭到敌军5个旅和4个民团的反扑。经过三天激战,虽消灭敌人2000余人。但是红九军伤亡惨重,军长孙玉清负伤,军参谋长陈伯稚、25师师长和27师政委等2000多名在长征中屡立战功的优秀指战员英勇牺牲。其余部最后杀出重围,夺路到达凉州(今武威)地区,与红三十军、五军会合。

西路军经此重创,毫不气馁,继续西进。先后经过四十里堡、八坝、水磨关等一系列恶战后,红五军于1937年1月攻占高占,但立即遭到4万多敌军包围。红五军与敌军血战七昼夜,高台陷落,军长董振堂、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十三师师长叶崇本、参谋长刘培基、骑兵师师长董俊彦等数千名红军指战员战死疆场。除少数人突围外,红五军几乎全军覆没。

高台战役后,面对险恶的形势,红九军、三十军和红五军突围战士不足万人,被迫集中到倪家营子,与七万多马家军决一死战。经过近一个月的殊死恶战,我军伤亡四五千人,已弹尽粮绝,被迫突围到三道流沟。马家军像恶狗狼群一样,尾追包围而至,再血战五昼夜,敌我双方的伤亡都很惨重。3月11日,红军又突围到梨园口,马家军又尾追包围,红军经过三昼夜血战,红三十军两个团全部英勇壮烈牺牲,红九军几乎全军覆没,军政委陈海松牺牲,军长孙玉清被俘。仅余2000余名战士,摆脱敌人尾追,进入祁连山中石窝一带。最后仅有数百人由星星峡进入新疆。

西路红军经过5个月的血战,歼敌 30000余名。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太大,特别是为配合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及西安事变,在河西走廊“蜂腰”地带,徘徊滞留两个月之久,没有回旋的余地,时值天寒地冻,缺少粮衣弹药补济。又得不到援军配合,孤军奋战,而敌人多为骑兵,又有飞机配合作战,我军多为步兵,最终失败。

被俘红军,蒙难青海 马家军在河西围剿中,约有八九千红军指战员,在弹尽粮绝、负伤等情况下被俘。除马家军韩起功等部和甘州民团在甘州杀害、活埋数千名被俘人员外,还有5600人左右,被马步芳部押送到青海西宁。他们虽身陷囹圄,但坚强不屈;有的英勇反抗,惨遭杀害;有的坚贞不屈,慷慨就义;有的含泪受辱,横遭迫害;还有的被编入“工兵营”,受尽了折磨……

马步芳大规模杀害红军被俘人员,往往采取杀人不见血的手段。即指使部下挖“万人坑”,在深夜秘密活埋。据从当时得到的情报,大规模活埋共有3次(一次400多人,一次600多人,一次200多人),总计1300多人。

马步芳把年轻的被俘人员,编入“工兵营”,强制劳动,每天达十几个小时。其中被俘的女战士,白天做劳工,晚上被奸污,有的甚至拉去轮奸。为了防止逃跑、反抗,天天晚上把衣服收走,次日起床时再发。并且还特意把红五军军长董振堂的人头拿出采进行恫吓:谁要闹事逃跑,就是这个下场。战俘们因不堪忍受,有的自杀,有的逃跑,还有的跳入黄河……

尤其是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被押到西宁后,马步芳施尽各种手段,企图使他投降。但孙玉清军长坚贞不屈,马步芳无可奈何,既无法使其屈膝投降,更不愿“放虎归山”,回到中国共产党的怀抱,于1937年4月将其秘密杀害。除孙军长外,还有24师参谋长年鸿才,骑兵团长张福山,三十九团教练朱锦堂等69名红军被俘干部,先后被秘密杀害。更令人发指的是马步芳的随从副官马应富,在对党文秀行刑前,竟丧尽天良地强行奸污了她。

马步芳屠杀、残害红军被俘人员的罪蚝,真是罄竹难书。马步芳用红军的鲜血,换得了蒋介石的信任。不久,马步芳由青海省代主席,升为青海省主席,而马家军成为蒋介石在西北的一支重要的反共人民的力量。

总而言之,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虽败犹荣。他们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永载史册。西路红军烈士,永远活在各族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