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话费怎么充支付宝:余秋雨的散文加赏析，不要太长，赏析也不要太长

余秋雨：《莫高窟》
　　1

　　莫高窟对面，是三危山。《山海经》记，“舜逐三苗于三危”。可见它是华夏
　　文明的早期屏障，早得与神话分不清界线。那场战斗怎么个打法，现在已很难想像
　　，但浩浩荡荡的中原大军总该是来过的。当时整个地球还人迹稀少，哒哒的马蹄声
　　显得空廓而响亮。让这么一座三危山来做莫高窟的映壁，气概之大，人力莫及，只
　　能是造化的安排。
　　公元三六六年，一个和尚来到这里。他叫乐樽，戒行清虚，执心恬静，手持一
　　枝锡杖，云游四野。到此已是傍晚时分，他想找个地方栖宿。正在峰头四顾，突然
　　看到奇景：三危山金光灿烂，烈烈扬扬，像有千佛在跃动。是晚霞吗？不对，晚霞
　　就在西边，与三危山的金光遥遥相对应。
　　三危金光之迹，后人解释颇多，在此我不想议论。反正当时的乐樽和尚，刹那
　　时激动万分。他怔怔地站着，眼前是腾燃的金光，背后是五彩的晚霞，他浑身被照
　　得通红，手上的锡杖也变得水晶般透明。他怔怔地站着，天地间没有一点声息，只
　　有光的流溢，色的笼罩。他有所憬悟，把锡杖插在地上，庄重地跪下身来，朗声发
　　愿，从今要广为化缘，在这里筑窟造像，使它真正成为圣地。和尚发愿完毕，两方
　　光焰俱黯，苍然幕色压着茫茫沙原。
　　不久，乐樽和尚的第一个石窟就开工了。他在化缘之时广为播扬自己的奇遇，
　　远近信士也就纷纷来朝拜胜景。年长日久，新的洞窟也一一挖出来了，上自王公，
　　下至平民，或者独筑，或者合资，把自己的信仰和祝祈，全向这座陡坡凿进。从此
　　，这个山峦的历史，就离不开工匠斧凿的叮当声。
　　工匠中隐潜着许多真正的艺术家。前代艺术家的遗留，又给后代艺术家以默默
　　的滋养。于是，这个沙漠深处的陡坡，浓浓地吸纳了无量度的才情，空灵灵又胀鼓
　　鼓地站着，变得神秘而又安详。

　　2

　　从哪一个人口密集的城市到这里，都非常遥远。在可以想像的将来，还只能是
　　这样。它因华美而矜持，它因富有而远藏。它执意要让每一个朝圣者，用长途的艰
　　辛来换取报偿。
　　我来这里时刚过中秋，但朔风已是铺天盖地。一路上都见鼻子冻得通红的外国
　　人在问路，他们不懂中文，只是一叠连声地喊着：“莫高！莫高！”声调圆润，如
　　呼亲人。国内游客更是拥挤，傍晚闭馆时分，还有一批刚刚赶到的游客，在苦苦央
　　求门卫，开方便之门。
　　我在莫高窟一连呆了好几天。第一天入暮，游客都已走完了，我沿着莫高窟的
　　山脚来回徘徊。试着想把白天观看的感受在心头整理一下，很难；只得一次次对着
　　这堵山坡傻想，它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比之于埃及的金字塔，印度的山奇大塔，古罗马的斗兽场遗迹，中国的许多文
　　化遗迹常常带有历史的层累性。别国的遗迹一般修建于一时，兴盛于一时，以后就
　　以纯粹遗迹的方式保存着，让人瞻仰。中国的长城就不是如此，总是代代修建、代
　　代拓抻。长城，作为一种空间蜿蜒，竟与时间的蜿蜒紧紧对应。中国历史太长、战
　　乱太多、苦难太深，没有哪一种纯粹的遗迹能够长久保存，除非躲在地下，躲在坟
　　里，躲在不为常人注意的秘处。阿房宫烧了，滕王阁坍了，黄鹤楼则是新近重修。
　　成都的都江堰所以能长久保留，是因为它始终发挥着水利功能。因此，大凡至今轰
　　转的历史胜迹，总有生生不息、吐纳百代的独特秉赋。
　　莫高窟可以傲视异邦古迹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千多年的层层累聚。看莫高窟
　　，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一千年而始终活着，血脉
　　畅通、呼吸匀停，这是一种何等壮阔的生命！一代又一代艺术家前呼后拥向我们走
　　来，每个艺术家又牵连着喧闹的背景，在这里举行着横跨千年的游行。纷杂的衣饰
　　使我们眼花撩乱，呼呼的旌旗使我们满耳轰鸣。在别的地方，你可以蹲下身来细细
　　玩索一块碎石、一条土埂，在这儿完全不行，你也被裹卷着，身不由主，踉踉跄跄
　　，直到被历史的洪流消融。在这儿，一个人的感官很不够用，那干脆就丢弃自己，
　　让无数双艺术巨手把你碎成轻尘。
　　因此，我不能不在这暮色压顶的时刻，在山脚前来回徘徊，一点点地找回自己
　　，定一定被震撼了的惊魂。晚风起了，夹着细沙，吹得脸颊发疼。沙漠的月亮，也
　　特别清冷。山脚前有一泓泉流，汩汩有声。抬头看看，侧耳听听，总算，我的思路
　　稍见头绪。
　　白天看了些什么，还是记不大清。只记得开头看到的是青褐浑厚的色流，那应
　　该是北魏的遗存。色泽浓沉着得如同立体，笔触奔放豪迈得如同剑戟。那个年代战
　　事频繁，驰骋沙场的又多北方骠壮之士，强悍与苦难汇合，流泻到了石窟的洞壁。
　　当工匠们正在这洞窟描绘的时候，南方的陶渊明，在破残的家园里喝着闷酒。陶渊
　　明喝的不知是什么酒，这里流荡着的无疑是烈酒，没有什么芬芳的香味，只是一派
　　力、一股劲，能让人疯了一般，拔剑而起。这里有点冷、有点野，甚至有点残忍；
　　色流开始畅快柔美了，那一定是到了隋文帝统一中国之后。衣服和图案都变得
　　华丽，有了香气，有了暖意，有了笑声。这是自然的，隋炀帝正乐呵呵地坐在御船
　　中南下，新竣的运河碧波荡漾，通向扬州名贵的奇花。隋炀帝太凶狠，工匠们不会
　　去追随他的笑声，但他们已经变得大气、精细，处处预示着，他们手下将会奔泻出
　　一些更惊人的东西；
　　色流猛地一下涡漩卷涌，当然是到了唐代。人世间能有的色彩都喷射出来，但
　　又喷得一点儿也不野，舒舒展展地纳入细密流利的线条，幻化为壮丽无比的交响乐
　　章。这里不再仅仅是初春的气温，而已是春风浩荡，万物苏醒，人们的每一缕筋肉
　　都想跳腾。这里连禽鸟都在歌舞，连繁花都裹卷成图案，为这个天地欢呼。这里的
　　雕塑都有脉搏和呼吸，挂着千年不枯的吟笑和娇嗔。这里的每一个场面，都非双眼
　　能够看尽，而每一个角落，都够你留连长久。这里没有重复，真正的欢乐从不重复
　　。这里不存在刻板，刻板容不下真正的人性。这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人的生命在蒸
　　腾。一到别的洞窟还能思忖片刻，而这里，一进入就让你燥热，让你失态，让你只
　　想双足腾空。不管它画的是什么内容，一看就让你在心底惊呼，这才是人，这才是
　　生命。人世间最有吸引力的，莫过于一群活得很自在的人发出的生命信号。这种信
　　号是磁，是蜜，是涡卷方圆的魔井。没有一个人能够摆脱这种涡卷，没有一个人能
　　够面对着它们而保持平静。唐代就该这样，这样才算唐代。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
　　这么个朝代，总算有过这么一个时刻，驾驭哪些瑰丽的色流，而竟能指挥若定；
　　色流更趋精细，这应是五代。唐代的雄风余威未息，只是由炽热走向温煦，由
　　狂放渐趋沉着。头顶的蓝天好像小了一点，野外的清风也不再鼓荡胸襟；
　　终于有点灰黯了，舞蹈者仰首到变化了的天色，舞姿也开始变得拘谨。仍然不
　　乏雅丽，仍然时见妙笔，但欢快的整体气氛，已难于找寻。洞窟外面，辛弃疾、陆
　　游仍在握剑长歌，美妙的音色已显得孤单，苏东坡则以绝世天才，与陶渊明呼应。
　　大宋的国土，被下坡的颓势，被理学的层云，被重重的僵持，遮得有点阴沉；
　　色流中很难再找到红色了，那该是到了元代； ……
　　这些朦胧的印象，稍一梳理，已颇觉劳累，像是赶了一次长途的旅人。据说把
　　莫高窟的壁画连起来，整整长达六十华里。我只不信，六十华里的路途对我轻而易
　　举，哪有这般劳累？
　　夜已深了，莫高窟已经完全沉睡。就像端详一个壮汉的睡姿一般，看它睡着了
　　，也没有什么奇特，低低的，静静的，荒秃秃的，与别处的小山一样。

　　3

　　第三天一早，我又一次投入人流，去探寻莫高窟的底蕴，尽管毫无自信。
　　游客各种各样。有的排着队，在静听讲解员讲述佛教故事；有的捧着画具，在
　　洞窟里临摹；有的不时拿出笔记写上几句，与身旁的伙伴轻声讨论着学术课题。他
　　们就像焦距不一的镜头，对着同一个拍摄对象，选择着自己所需要的清楚和模糊。
　　莫高窟确实有着层次丰富的景深（depth of field），让不同的
　　游客摄取。听故事，学艺术，探历史，寻文化，都未尝不可。一切伟大的艺术，都
　　不会只是呈现自己单方面的生命。它们为观看都存在，它们期待着仰望的人群。一
　　堵壁画，加上壁画前的唏嘘和叹息，才是这堵壁画的立体生命。游客们在观看壁画
　　，也在观看自己。于是，我眼前出现了两个长廊：艺术的长廊和观看者的心灵长廊
　　；也出现了两个景深：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
　　如果仅仅为了听佛教故事，那么它多姿的神貌和色泽就显得有点浪费。如果仅
　　仅为了学绘画技法，那么它就吸引不了那么多普通的游客。如果仅仅为了历史和文
　　化，那么它至多只能成为厚厚著述中的插图。它似乎还要深得多，复杂得多，也神
　　奇得多。
　　它是一种聚会，一种感召。它把人性神化，付诸造型，又用造型引发人性，于
　　是，它成了民族心底一种彩色的梦幻、一种圣洁的沉淀、一种永久的向往。
　　它是一种狂欢，一种释放。在它的怀抱里神人交融，时空飞腾，于是，它让人
　　走进神话、走进寓言，走进宇宙意识的霓虹。在这里，狂欢是天然秩序，释放是天
　　赋人格，艺术的天国是自由的殿堂。
　　它是一种仪式、一种超越宗教的宗教。佛教理义已被美的火焰蒸馏，剩下了仪
　　式应有的玄秘、洁净和高超。只要知闻它的人，都会以一生来投奔这种仪式，接受
　　它的洗礼和熏陶。
　　这个仪式如此宏大，如此广。甚至，没有沙漠，也没有莫高窟，没有敦煌。仪
　　式从海港的起点已经开始，在沙窝中一串串深深的脚印间，在一个个夜风中的账篷
　　里，在一具具洁白的遗骨中，在长毛飘飘的骆驼背上。流过太多眼泪的眼睛，已被
　　风沙磨钝，但是不要紧，迎面走来从那里回来的朝拜者，双眼是如此晶亮。我相信
　　，一切为宗教而来的人，一定能带走超越宗教的感受，在一生的潜意识中蕴藏。蕴
　　藏又变作遗传，下一代的苦旅者又浩浩荡荡。为什么甘肃艺术家只是在这里撷取了
　　一个舞姿，就能引起全国性的狂热？为会么张大千举着油灯从这里带走一些线条，
　　就能风靡世界画坛？只是仪式，只是人性，只是深层的蕴藏。过多地捉摸他们的技
　　法没有多大用处，全心全意的成功只在于全身心地朝拜过敦煌。蔡元培在本世纪初
　　提出过以美育代宗教，我在这里分明看见，最高的美育也有宗教的风貌。或许，人
　　类的将来，就是要在这颗星球上建立一种有关美的宗教？

　　4

　　离开敦煌后，我又到别处旅行。
　　我到过另一个佛教艺术胜地，那里山清水秀，交通便利。思维机敏的讲解员把
　　佛教故事与今天的新闻、行为规范联系起来，讲了一门古怪的道德课程。听讲者会
　　心微笑，时露愧色。我还到过一个山水胜处，奇峰竞秀，美不胜收。一个导游指着
　　几座略似人体的山峰，讲着一个个贞节故事，如画的山水立时成了一座座道德造型
　　。听讲者满怀兴趣，扑于船头，细细指认。
　　我真怕，怕这块土地到处是善的堆垒，挤走了美的踪影。 为此，我更加思念莫高窟。
　　什么时候，哪一位大手笔的艺术家，能告诉我莫高窟的真正奥秘？日本井上靖
　　的《敦煌》显然不能令人满意，也许应该有中国的赫尔曼．黑塞，写一部《纳尔齐
　　斯与歌德蒙》（Narziss und Goldmund），把宗教艺术的产生
　　，刻划得如此激动人心，富有现代精神。
　　不管怎么说，这块土地上应该重新会聚那场人马喧腾、载歌载舞的游行。
　　我们，是飞天的后人。

　　赏析
　　余秋雨先生的散文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散文,在我们看惯了标榜散文的精巧灵活之作后,它呈现在我们眼前一道亮丽清新的风景线,如一股罡风劲吹。.它摆脱了沉湎于自我小天地的小家子气,而表现为一种情怀更为慷慨豪迈的大散文,当然不是篇幅冗长之大,而是体现在一种沉甸甸的历史感和沧桑感,一种浩然而衮毫不矫情的雍容与大气,一种俯仰天地古今的内在冲动与感悟,一种涌动着激情与灵性的智慧与思考。余秋雨先生的散文，在丰富的文化联想与想象中完成对所表现的对象的理性阐释，融合了庄子哲学散文的天马行空，汪洋恣肆的思维与两汉赋体铺叙夸饰，华美凝重的修辞方式，从而表现出浸润了理性精神与内在理趣的诗化特征。落笔如行云流水，舒卷之间灵性激溅，有博雅的文化内涵，笔端饱蘸着深切的民族忧患意识，字里行间充盈着越迈千年的睿智哲思。

风雨天一阁

余秋雨

一

不知怎么回事，天一阁对于我，一直有一种奇怪的阻隔。照理，我是读书人，它是藏书楼，我是宁波人，它在宁波城，早该频频往访的了，然而却一直不得其门而入。1976年春到宁波养病，住在我早年的老师盛钟健先生家，盛先生一直有心设法把我弄到天一阁里去看一段时间书，但按当时的情景，手续颇烦人，我也没有读书的心绪，只得作罢。后来情况好了，宁波市文化艺术界的朋友们总要定期邀我去讲点课，但我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始终没有去过天一阁。

是啊，现在大批到宁波作几日游的普通上海市民回来后都在大谈天一阁，而我这个经常钻研天一阁藏本重印书籍、对天一阁的变迁历史相当熟悉的人却从未进过阁，实在说不过去。直到1990年8月我再一次到宁波讲课，终于在讲完的那一天支支吾吾地向主人提出了这个要求。主人是文化局副局长裴明海先生，天一阁正属他管辖，在对我的这个可怕缺漏大吃一惊之余立即决定，明天由他亲自陪同，进天一阁。
但是，就在这天晚上，台风袭来，暴雨如注，整个城市都在柔弱地颤抖。第二天上午如约来到天一阁时，只见大门内的前后天井、整个院子全是一片汪洋。打落的树叶在水面上翻卷，重重砖墙间透出湿冷冷的荫气。
看门的老人没想到文化局长会在这样的天气陪着客人前来，慌忙从清洁工人那里借来半高统雨鞋要我们穿上，还递来两把雨伞。但是，院子里积水太深，才下脚，鞋统已经进水，唯一的办法是干脆脱掉鞋子，挽起裤管淌水进去。本来浑身早已被风雨搅得冷嗖嗖的了，赤脚进水立即通体一陈寒噤。就这样，我和裴明海先生相扶相持，高一脚低一脚地向藏书楼走去。天一阁，我要靠近前去怎么这要难呢？明明已经到了跟前，还把风雨大水作为最后一道屏障来阻拦。我知道，历史上的学者要进天一阁看书是难乎其难的事，或许，我今天进天一阁也要在天帝的主持下举行一个狞耽仪式？
天一阁之所以叫天一阁，是创办人取《易经》中“天一生水”之义，想借水防火，来免去历来藏书者最大的忧患火灾。今天初次相见，上天分明将“天一生水”的奥义活生生地演绎给了我看，同时又逼迫我以最虔诚的形貌投入这个仪式，剥除斯文，剥除参观式的优闲，甚至不让穿着鞋子踏入圣殿，背躬曲膝、多多索索地来到跟前。今天这里再也没有其他参观者，这一切岂不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安排？
二

不错，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
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的人种之一，让人惊叹地创造了独特而美丽的象形文字，创造了简帛，然后又顺理成章地创造了纸和印刷术。这一切，本该迅速地催发出一个书籍的海洋，把壮阔的华夏文明播扬翻腾。但是，野蛮的战火几乎不间断地在焚烧着脆薄的纸页，无边的愚昧更是在时时吞食着易碎的智慧。一个为写书、印书创造好了一切条件的民族竟不能堂而皇之地拥有和保存很多书，书籍在这块土地上始终是一种珍罕而又陌生的怪物，于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天地长期处在散乱状态和自发状态，它常常不知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自己究竟是谁，要干什么。
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他们明白，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很有一些文人学士终年辛苦地以抄书、藏书为业，但清苦的读书人到底能藏多少书，而这些书又何以保证历几代而不流散呢？“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功名资财、良田巍楼尚且如此，更遑论区区几箱书？宫廷当然有不小少书，但在清代之前，大多构不成整体文化意义上的藏本规格，又每每毁于改朝换代之际，是不能够去指望的。鉴于这种种情况，历史只能把藏书的事业托付给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物了。这种人必得长期为官，有足够的资财可以搜集书籍；这种人为官又最好各地迁移，使他们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处的版本；这种人必须有极高的文化素养，对各种书籍的价值有迅捷的敏感；这种人必须有清晰的管理头脑，从建藏书楼到设计书橱都有精明的考虑，从借阅规则到防火措施都有周密的安排，这种人还必须有超越时间的深入谋划，对如何使自己的后代把藏本保存下去有预先的构想。当这些苛刻的条件全都集于一身时，他才有可能成为古代中国的一名藏书家。
这样的藏书家委实也之出过一些的，但没过几代，他们的事业都相继萎谢。他们的名字可以写出长长一串，但他们的藏书却早已流散得一本不剩了。那么，这些名字也就组合成了一种没有成果的努力，一种似乎实现过而最终还是未能实现的悲剧性愿望。
能不能再出一个人呢，哪怕仅仅是一个，他可以把上述种种苛刻的条件提升得更加苛刻，他可以把管理、保存、继承诸项关节琢磨到极端，让偌大的中国留下一座藏书楼，一座，只是一座，上天，可怜可怜中国和中国文化吧。
这个人终于有了，他便是天一阁的创建人范钦。
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阮元说：“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唯此岿然独存。”
这就是说，自明至清数百年广阔的中国文化界所留下的一部分书籍文明，终于找到了一所可以稍加归拢的房子。
明以前的漫长历史，不去说它了，明以后没有被归拢的书籍，也不去说它了，我们只向这座房子叩头致谢吧，感谢它为我们民族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个小小的栖脚处。
三

范钦是明代嘉靖年间人，自27岁考中进士后开始在全国各地做官，到的地方很多，北至陕西、河南，南至两广、云南，东至福建、江西，都有他的宦迹。最后做到兵部右侍郎，官职不算小了。这就为他的藏书提供了充裕的财力基础和搜罗空间。在文化资料十分散乱，又没有在这方面建立起像样的文化市场的当时，官职本身也是搜集书籍的重要依凭。他每到一地做官，总是非常留意搜集当地的公私刻本，特别是搜集其他藏书家不甚重视、或无力获得的各种地方志、政书、实录以及历科试士录，明代各地仕人刻印的诗文集，本是很容易成为过眼烟云的东西，他也搜得不少。这一切，光有搜集的热心和资财就不够了。乍一看，他是在公务之暇把玩书籍，而事实上他已经把人生的第一要务看成是搜集图书，做官倒成了业余，或者说，成了他搜集图书的必要手段。他内心隐潜着的轻重判断是这样，历史的宏观裁断也是这样。好像历史要当时的中国出一个藏书家，于是把他放在一个颠簸九州的官位上来成全他。
一天公务，也许是审理了一宗代案，也许是弹劾了一名贪官，也许是调停了几处官场恩怨，也许是理顺了几项财政关系，衙堂威仪，朝野声誉，不一而足。然而他知道，这一切的重量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傍晚时分差役递上的那个薄薄的蓝布包袱，那里边几册按他的意思搜集来的旧书，又要汇入行箧。他那小心翼翼翻动书页的声音，比开道的鸣锣和吆喝都要响亮。
范钦的选择，砰撞到了我近年来特别关心的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识，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识的健全人格。没有这种东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志不移，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他曾亳不客气地顶撞过当时在朝廷权势极盛的皇亲郭茵，公然冒犯权奸严氏家族，严世藩想加害于他，而其父严嵩却说：“范钦个是连郭茵都敢顶撞的人，你参了他的官，反而会让他更出名。”结果严氏家族竟奈何范钦不得。我们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到，一个成功的藏书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个强健的人。
这一点我们不妨把范钦和他身边的其他藏书家作个比较。与范钦很要好的书法大师丰坊也是一个藏书家，他的字亳无疑问要比范钦写得好，一代书家董其昌曾非常钦佩地把他与文征明并列，说他们两人是“墨池董狐”，可见在整个中国古代书法史上，他也是一个耀眼的星座。他在其他不少方面的学问也超过范钦，例如他的专著《五经世学》，就未必是范钦写得出来的。但是，作为一个地道的学者艺术家，他太激动，太天真，太脱世，太不考虑前后左右，太随心所欲。起先他也曾狠下一条心变卖掉家里的千亩良田来换取书法名帖和其他书籍，在范钦的天一阁还未建立的时候他己构成两相当的藏书规模，但他实在不明人情世故，不知口口声声尊他为师的门生们也可能是巧取豪夺之辈，更不明白藏书楼防火的技术，结果他的全部藏书到他晚年己有十分之六被人拿走，又有一大部分毁于火灾最后只得把剩余的书籍转绶给范钦。范钦既没有丰坊的艺术才华，也没有丰坊的人格缺陷，因此，他以一种冷峻的理性提炼了丰坊也会有的文化良识，使之变成一种清醒的社会行为。相比之下，他的社会人格比较强健，只有这种人才能把文化事业管理起来。太纯粹的艺术家或学者在社会人格上大多缺少旋转力，是办不好这种事情的。
另一位可以与范钦构成对比的藏书家正是他的侄子范大和，范大和从小受叔父影响，不少方面很像范钦，例如他为官很有能力，多次出使国外，而内心又对书籍有一种强烈的癖好；他学问不错，对书籍也有文化价值上的裁断力，因此曾被他搜集到一些重要珍本。他藏书，既有叔父的正面感染，也有叔父的反面刺激。据说有一次他向范钦借书而范钦不甚爽快，便立志自建藏书楼来悄悄与叔父争胜，历数年努力而楼成，他就经常邀请叔父前去作客，还故意把一些珍贵秘本放在案上任叔父随意取阅。遇到这种情况，范钦总是淡淡的一笑而己。在这里，叔侄两位藏书家的差别就看出来了。侄子虽然把事情也弄得很有样子，但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意气性的动力，这未免有点小家子气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终极性目标是很有限的，只要把楼建成，再搜集到叔父所没有的版本，他就会欣然自慰。结果，这位作为后辈新建的藏书楼只延续几代就合乎逻辑地流散了，而天一阁却以一种怪异的力度屹立着。
实际上，这也就是范钦身上所支撑着的一种超越意气、超越嗜好、超越才情，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在很长时间内的表现常常让人感到过于冷漠、严峻，甚至不近人情，但天一阁就是靠着它延续至今的。
四

藏书家遇到的真正麻烦大多是在身后，因此，范钦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力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家族遗传。不妨说，天一阁真正堪称悲壮的历史，开始于范钦死后。我不知道保住这座楼的使命对范氏家族来说算是一种荣幸，还是一场延绵数百年的苦役。
活到80高龄的范钦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他把大儿子和二媳妇（二儿子已亡故）叫到跟前，安排遗产继承事项。老人在弥留之际还给后代出了一个难题，他把遗产分成两分，一分是万两白银，一分是一楼藏书，让两房挑选。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遗产分割法。万两白银立即可以享用，而一楼藏书则除了沈重的负担没有任何享用的可能，因为范钦本身一辈子的举动早己告示后代，藏书绝对不能有一本变卖，而要保存好这些藏书每年又要支付一代笔费用。为什么他不把保存藏书的责任和万两白银都一分为二让两房一起来领受呢？
我坚信这种遗产分割法老人己经反复考虑了几十年。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给自己出的难题：要么后代中有人义无返顾、别无他求地承担艰苦的藏书事业，要么只能这一切都随自己的生命烟消云散！他故意让遗嘱变得不近情理，让立志继承藏书的一房完全无利可图。因为他知道这时候只要有一丝掺假，再隔几代，假的成分会成倍地扩大，他也会重蹈其他藏书家的复辙。他没有丝亳意思想讥刺或鄙薄要继承万两白银的那一房，诚实地承认自己没有承接这项历史性苦役的信心，总比在老人病榻前不太诚实的信誓旦旦好得多。但是，亳无疑问，范钦更希望在告别人世的最后一刻听到自己企盼了几十年的声音。他对死神并不恐惧，此刻却不无恐惧地直视着后辈的眼睛。
大儿子范大冲立即开口，他愿意继承藏书楼，并决定拨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田租充当藏书楼的保养费用。
就这样，一场没完没了的接力赛开始了。多少年后，范大冲也会有遗嘱，范大冲的儿子又会有遗嘱……，后一代的遗嘱比前一代还要严格。藏书的原始动机越来越远，而家族的繁衍却越来越大，怎么能使后代众多支脉的范氏世谱中每一家每一房都严格地恪守先祖范钦的规范呢？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一再品味的艰难课题。在当时，一切有历史跨度的文化事业只能交付给家族传代系列，但家族传代本身却是一种不断分裂、异化、自立的生命过程。让后代的后代接受一个需要终生投入的强硬指令，是十分违背生命的自在状态的；让几百年之后的后裔不经自身体验就来沿袭几百年前某位祖先的生命冲动，也难免有许多憋气的地方。不难想象，天一阁藏书楼对于许多范氏后代来说几乎成了一个宗教式的朝拜对象，只知要诚惶诚恐地维护和保存，却不知是为什么。按照今天的思维习惯，人们会在高度评价范氏家族的丰功伟绩之余随之揣想他们代代相传的文化自觉，其实我可肯定此间埋藏着许多难以言状的心理悲剧和家族纷争，这个在藏书楼下生活了几百年的家族非常值得同情。
后代子孙免不了会产生一种好奇，楼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到底有哪些书，能不能借来看看？亲戚朋友更会频频相问，作为你们家族世代供奉的这个秘府，能不能让我们看上一眼呢？
范钦和他的继承者们早就预料到这种可能，而且预料藏书楼就会因这种点滴可能而崩溃，因而已经预防在先。他们给家族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处罚规则，处罚内容是当时视为最大屈辱的不予参加祭祖大典，因为这种处罚意味着在家族血统关系上亮出了“黄牌”，比杖责鞭笞之类还要严重。处罚规则标明：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3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1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3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
在此，必须讲到那个我每次想起都很难过的事件了。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卿的内侄女钱绣艺是一个酷爱诗书的姑娘，一心想要登天一阁读点书，竟要知府作媒嫁给了范家。现代社会学家也许会责问钱姑娘你究竟是嫁给书还是嫁给人，但在我看来，她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时代既不看重钱也不看重势，只想借着婚姻来多看一点书，总还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当自己成了范家媳妇之后还是不能登楼，一种说法是族规禁止妇女登楼，另一种说法是他所嫁的那一房范家后裔在当时已属于旁支。反正钱绣艺没有看到天一阁的任何一本书，郁郁而终。
今天，当我抬起头来仰望天一阁这栋楼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钱绣艺那忧郁的目光。我几乎觉得这里可出一个文学作品了，不是写一般的婚姻悲剧，而是写在那很少有人文主义气息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姑娘的生命如何强韧而又脆弱地与自己的文化渴求周旋。
从范氏家族的立场来看，不准登楼，不准看书，委实也出于无奈。只要开放一条小缝，终会裂成大隙。但是，永远地不准登楼，不准看书，这座藏书存在于世的意义又何在呢？这个问题，每每使范氏家族陷入困惑。
范氏家族规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开阁门必得各房一致同意。阁门的钥匙和书橱由各房分别掌管，组成一环也不可缺少的连环，如果有一房不到是无法接触到任何藏书的。既然每房都能有效地行使否决权，久而久之，每房也都产生了终极性的思考：被我们层层叠叠堵住了门的天一阁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就在这时，传来消息，大学者黄宗羲先生要想登楼看书！这对范家各房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撼。黄宗羲是“吾乡”余姚人，与范氏家族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照理是严禁登楼的，但无论如何他是靠自己的人名、气节、学问而受到全国思想学术界深深钦佩的巨人，范氏各房也早有所闻。尽管当时的信息传播手段非常落后，但由于黄宗羲的行为举止实在是奇崛响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间造成非凡的轰动效应。他的父亲本是明末东林党重要人物，被魏忠贤宦官集团所杀，后来宦官集团受审，19岁的黄宗羲在廷质时竟义愤填膺地锥刺和痛殴漏网余党，后又追杀凶手，警告阮大钺，一时大快人心。清兵南下时他与两个弟弟在家响组织数百人的子弟兵“世忠营”英勇抗清，抗清失败后便潜心学术，边著术边讲学，把民族道义、人格道德溶化在学问中启世迪人，成为中国古代学术天域中第一流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在治学过程中已经到绍兴钮氏“世学楼”和祁氏“淡生堂”去读过书，现在终于想来叩天一阁之门了。他深知范氏家族的森严规矩，但他还是来了，时间是康熙十二年，即1673年。
出乎意外，范氏家族的阁房竟一致同意黄宗羲先生登楼，而且允许他细细地阅读楼上的全部藏书。这件事，我一直看成是范氏家族文化品格的一个验证。他们是藏书家，本身在思想学术界和社会政治领域都没有太高的地位，但他们毕竟为一个人而不是为其他人，交出了他们珍藏严守的全部钥匙。这里有选择、有裁断、有一个庞大的藏书世家的人格闪耀。黄宗羲先生长衣布鞋，悄然登楼了。铜锁在一具具打开，1673年成为天一阁历史上特别有光彩的一年。
黄宗羲在天一阁翻阅了全部藏书，把其中流通未广者编为书目，并另撰《天一阁藏书记》留世。由此，这座藏书楼便与一位大学者的人格连结起来了。
从此以来，天一阁有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实行还是十分苛严，在此后近200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10余名，他们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国文化史的。
这样一来，天一阁终于显现了本身的存在意义，尽管显现的机会是那样小。封建家族的血缘继承关系和社会学术界的整体需求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藏书世家面临着无可调和的两难境地：要么深藏密裹使之留存，要么发挥社会价值而任之耗散。看来像天一阁那样经过最严格的选择作极有限的开放是一个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但是，如此严格地在全国学术界进行选择，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家族的职能范围了。
直到乾隆决定编纂《四库全书》，这个矛盾的解决才出现了一些新的走向。乾隆谕旨各省采访遗书，要各藏书家，特别是江南的藏书家积极献书。天一阁进呈珍贵古籍600余种，其中有96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有370余种列入存目。乾隆非常感谢天一阁的贡献，多次褒扬奖赐，并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书楼都彷照天一阁格局营建。
天一阁因此而大出其名，尽管上献的书籍大多数没有发还，但在国家级的“百科全书”中，在钦定的藏书楼中，都有了它的生命。我曾看到好些著作文章中称乾隆下令天一阁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藏书的意义最终还是要让它广泛流播，“藏”本身不应该成为终极目的。连堂堂皇家编书都不得不大幅度地动用天一阁的珍藏，家族性的收藏变成了一种行政性的播扬，这证明天一阁获得了大成功，范钦获得了大成功。
五

天一阁终于走到了中国近代。什么事情一到中国近代总会变得怪异起来，这座古老的藏书楼开始了自己新的历险。
先是太平军进攻宁波时当地小偷趁乱拆墙偷书，然后当废纸论斤卖给造纸作坊。曾有一人出高价从作坊买去一批，却又遭大火焚毁。
这就成了天一阁此后命运的先兆，它现在遭到的问题已不是让不让某位学者上楼的问题了，竟然是窃贼和偷儿成了它最大的对手。
1914年，一个叫薛继渭的偷儿奇迹般地潜入书楼，白天无声无息，晚上动手偷书，每日只以所带枣子充饥，东墙外的河上，有小船接运所偷书籍。这一次几乎把天一阁的一半珍贵书籍给偷走了，它们渐渐出现在上海的书铺里。
薛继渭的这次偷窃与太平天国时的那些小偷不同，不仅数量巨大，操作系统，而且最终与上海的书铺挂上了钩，显然是受到书商的指使。近代都市的书商用这种办法来侵吞一个古老的藏书楼，我总觉得其中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把保护藏书楼种种措施都想到了家的范钦确实没有在防盗的问题上多动脑筋，因为这对在当时这样一个大家族的院落来说构不成一种重大威胁。但是，这正像范钦想象不到会有一个近代降临，想象不到近代市场上那些商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会采取什么手段。一架架的书橱空了，钱绣艺小姐哀怨地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踏过的楼板，现在只留下偷儿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
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听说天一阁遭此浩劫，并得知有些书商正准备把天一阁藏本卖给外国人，便立即拔巨资抢救，保存于东方图书馆的“涵芬楼”里。涵芬楼因有天一阁藏书的润泽而享誉文化界，当代不少文化大家都在那里汲取过营养。但是，如所周知，它最终竟又全部焚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炸弹之下。
这当然更不是数百年前的范钦先生所能预料的了。他“天一生水”的防水秘咒也终于失效。
六

然而毫无疑问，范钦和他的后代的文化良知在现代并没有完全失去光亮。除了张元济先生外，还有大量的热心人想努力保护好天一阁这座“危楼”，使它不要全然成为废墟。这在现代无疑已成为一个社会性的工程，靠着一家一族的力量已无济于事。幸好，本世纪30年代，50年代，60年代直到80年代，天一阁一次次被大规模地修缮和充实着，现在已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人们游览宁波时大多要去访谒的一个处所。天一阁的藏书还有待于整理，但在文化信息密集，文化沟通便捷的现在，它的主要意义已不是以书籍的实际内容给社会以知识，而是作为一种古典文化事业的象征存在着，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于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怆和神圣。
我们这些人，在生命本质上无疑属于现代文化的创造者，但从遗传因子上考察又无可逃遁地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孑遗，因此或多或少也是天一阁传代系统的繁衍者，尽管在范氏家族看来只属于“他姓”。登天一阁楼梯时我的脚步非常缓慢，我不断地问自己：你来了吗？ 你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
很少有其他参观处所能使我像在这里一样心情既沈重又宁静。阁中一位年老的版本学家颤巍巍地捧出两个书函，让我翻阅明刻本，我翻了一部登科录，一部上海志，深深感到，如果没有这样的孤本，中国历史的许多重要侧面将沓无可寻。由此想到，保存这些历史的天一阁本身的历史，是否也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呢？裴明海先生递给我一本徐季子，郑学溥，袁元龙先生写的《宁波史话》的小册子，内中有一篇介绍了天一阁的变迁，写得扎实而清晰，使我知道了不少我原先不知道的史实。但在我看来，天一阁的历史是足以写一部宏伟的长篇史诗的。我们的文学艺术家什么时候能把他们的目光投向这种苍老的屋宇和庭园呢？什么时候能把范氏家族和其他许多家族数百年来的灵魂史袒示给现代世界呢？
赏析：
其实任何领悟都是一段痛苦的旅程，认识事物本性便是旅程的目的地。但余先生并不张扬的笔风，却把认识过程写得透彻而意味深远。常使我回荡于心，回旋于耳畔。余先生这种朴实无华中见神奇，渺小细微中现伟大的韵味和对史料的博览于心是我所未能及的，也是我一直追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