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惠妃分娩慕韵:有没有描写诸葛亮的语段？

《三国演义》对这位主角进行一番外貌描述，说他 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 除此之外，这部小说还在别的章节中提到：诸葛亮执掌刘备军队后，常常手持羽扇，坐一辆四轮小车。总之，小说对诸葛亮外貌特征的定型是：头戴纶巾，身披鹤氅，手持羽扇，有时坐一辆四轮小车。《三国演义》的这种描述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今天，我们看到的诸葛亮形象几乎都来源于此。这是诸葛后人根据上述的描写而绘制的先祖肖像.

诸葛亮

“羽扇纶巾”指诸葛亮或者周瑜的问题,近年来学术界争论较大。有论者认为:“‘羽扇纶巾’并不是诸葛亮专用的,这里当然也就不一定要讲成是诸葛亮。从‘遥想公瑾当年’到‘樯橹灰飞烟灭’,一气呵成,只写了一个人,就是周瑜,写他风雅闲散,谈笑自若,运筹于帷幄之中,很容易地就挫败了敌人。”[7]此说值得商榷。

汉魏无“纶巾”之名,史称“葛巾”。晋人张华《博物志》卷九云:“汉中兴,士人皆冠葛巾。建安中,魏武帝造白巾合。于是遂废,唯二学书生犹著也。”这种情况延续至晋,宋人李昉等奉敕撰《太平御览》卷三三六“国子祭酒”条引《齐职仪》云:“晋令,博士祭酒掌国子学,而国子生师事祭酒执经,葛巾单衣,终身致敬。”“葛巾”与“羽扇”相连,则是诸葛亮。同书卷七○二“巾类”条引《蜀书》云:“诸葛武侯与宣王在渭滨,将战,宣王戎胡莅事,使人视武侯,乘素舆,葛巾毛扇,指挥三军,皆随其进止。”又“扇类”条引晋人裴启《裴子语林》云:“诸葛武侯与宣王在渭滨,将战,武侯乘素舆,葛巾白羽扇,指麾三军,皆随其进止。”陈寿《三国志》中的魏、蜀、吴三书,在宋代以前是各自单独传世的,见《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前引《蜀书》记载,不见于今本《三国志》,说明它是现已亡佚的裴松之注文。这条注文与《裴子语林》记载大致相同,可见它们应该是同出一源。葛巾又称纶巾,大概始于东晋谢安家族。《晋书·谢万传》云:“简文帝作相,闻其名,召为抚军从事中郎。(谢)万著白纶巾、鹤氅裘,履版而前。既见,与帝共谈移日。”谢万为谢安弟。《说文》段注云:“纠青丝成绶,是为纶。”前引晋令规定,太学生才戴葛巾。谢万、谢安这类儒将要戴葛巾,当然得改变用料为青丝,别称纶巾,否则就有违制之嫌。谢氏兄弟如此装扮,自然是景仰诸葛亮之大名。

诚然不错,“羽扇纶巾”作为一种着装习俗,确实兴起于东汉,最初“并不是诸葛亮专用的”。但经诸葛亮穿戴之后,就逐渐演变成诸葛亮所专有了,成为后世儒将、名士隐逸仿效的对象。宋人程大昌《演繁露》云:“世传《明皇幸蜀图》,山谷间老叟出望驾,有著白巾者。释者曰:‘为诸葛武侯服也。’此不知古人不忌白也。”可见诸葛武侯服一直流传下来,对后人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博学多才的苏轼,决不会在世人已把“羽扇纶巾”作为诸葛亮的代称之际,又独出心裁地用其去指代“雄姿英发”的周瑜。

日本学人中原健二先生不明究里,在其《苏轼与“羽扇纶巾”》[8]一文中云:“可知‘纶巾’还是被意识为六朝贵族的服饰。因此,《念奴娇》的‘羽扇纶巾’用在周瑜和诸葛亮身上哪个更合适,也就不言自明了。周瑜是出身名家的赤壁英雄,又精通音乐,被吴人称作‘周郎’,把‘羽扇纶巾’用作他的行为是正相匹配的。”[9]根据《三国志》记载,周瑜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父周异为洛阳令;诸葛亮亦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父诸葛王圭为太山郡丞,从父诸葛玄为豫章太守。他们二人家世相埒,怎么会有贵贱之分呢?中原健二先生在《“羽扇纶巾”之人———周瑜与诸葛亮》一文中又以为,到了明代,诸葛亮又从周瑜那里夺取了“羽扇纶巾”的装束,故写入小说《三国演义》。[9]这种说法与三国故事的形成流传情况,可谓大相径庭,南辕北辙。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魏、蜀、吴三国纷争,演绎出了人世间多少传说故事!《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云:“(周)瑜之破魏军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后书与权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瑜威声远著,故曹公、刘备咸欲疑谮之。”这虽然是曹操为赤壁之败找托词,并使离间计,但也从中可见,赤壁之战故事传说不胫而走,当时就流传甚广。据史家研究,《三国志》裴注多过正文数倍,注引魏、晋人著作多达二百十种,其中不少传闻异词和小说家言。嗣后笔记传奇中,三国故事逐渐丰富。到了唐代,不少诗人都吟咏过三国故事,譬如李商隐《骄儿诗》中有句云:“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其中写得最多的就是诸葛亮,李白、杜甫、刘禹锡、李商隐、胡曾等著名诗人都有歌颂诸葛亮的篇什。尤其是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一云:“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此诗中勾画出了手执羽扇,指挥若定的诸葛武侯的鲜明形象。杜牧《赤壁》诗中有句云:“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已经勾勒出诸葛亮借东风,曹操筑铜雀台欲取二乔等故事情节。可见三国故事在唐代有了更详细系统的发展,这为宋代说书艺人“说三分”奠定了基础。

宋代专称“说三分”的出现,说明了三国故事在说书艺人中的重要地位。苏轼《东坡志林》卷一云:“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可见经“说三分”的传播,三中故事日益深入人心,举国上下妇孺皆知。过去人们认为,蜀汉正统为罗贯中《三国演义》一大特点,事实上这在宋代“说三分”中就早已体现了。在“说三分”之同时,还有人“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之象”。[10]无论是“说三分”,或者是“作影人”(即皮影戏),都会涉及故事人物详细明确的穿戴特征。这种穿戴特征的形成,必然是过去漫长时间的日积月累之结果。一旦形成这种穿戴特征,就会铭记在人们心中,世代相传,不易变更。元本《三国志平话》,实际上就是宋元“说三分”艺人的文字记录本。明初罗贯中根据此本,“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11]加工修改成《三国演义》。这类累积型小说,不可能象中原健二先生认为的那样,到此时诸葛亮又从周瑜那里夺取了“羽扇纶巾”的装束。

罗继祖《枫窗三录》卷一“为曹操翻案”条中云:“杜牧之‘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一绝,为咏史脍炙人口之作,然持论过苛,且违史实。盖曹操微时为桥玄所知,及操显,玄已死,过玄墓辄凄怆,为文以太宰祭之,铜雀台虽建,肯取其二女乎?文人寄兴,往往不切事理如此。”[12]罗先生作为史家,他的气愤是可以理解的。但罗先生忽略了一个常见的现象,古代文人的作品往往会受民间传说故事的影响。在杜牧诗中桥玄已变成了乔玄,曹操筑铜雀台欲取二乔,完全是小说者言,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咏史诗。前引《东坡志林》记载,说明苏轼受“说三分”的影响很大,熟知三国故事。因此之故,其词句“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小桥非“小乔”,显然也是小说者言。赤壁之战时,周瑜三十四岁,已经不年青了,早已结婚,何来“小乔初嫁了”?可见“说三分”和《三国演义》一样,把周瑜描写成年轻英俊,比“羽扇纶巾”的诸葛亮小许多。事实上,当时诸葛亮才二十八岁,比周瑜年轻六岁。

从写作艺术的角度看,“羽扇纶巾”也应该系指诸葛亮。诸葛亮在魏、蜀、吴三分割据的决策中,表现出卓绝的才能,好象鸾凤高翔,独步云霄。他的谋略与伊尹、吕尚等古代名臣不相上下,而出于萧何、曹参之上。在曹操率大军威逼东吴,东吴群臣大多主张投降之际,诸葛亮说服孙权联刘抗曹,为赤壁之战击退曹军提供了前提条件。周瑜亦是“文武筹略,万人之英”,[13]不仅精于战阵韬略,而且风流倜傥,还精通音律。这样一位杰出的儒将,只有与诸葛亮在一起谈笑退敌,方能映衬其风雅闲散、举重若轻的英武气概。况且,周瑜“谈笑”必须有对象,而东吴将士对曹军均怀畏惧之心,不可能与决心拒曹的周瑜共语。如果“羽扇纶巾”系指周瑜,岂不成了一个人的自言自语,何能“谈笑”?因此,“羽扇纶巾”只能是指诸葛亮。这样理解苏轼的词意,丝毫也不会影响对周瑜的描写,而正因为有了诸葛亮的衬托,周瑜的艺术形象才显得更丰满、更高大。这种加进场景的描写,使词句富有立体感,生气盎然,达到妙笔生花的效果,令人回味无穷、浮想联翩。

综上所述,从史籍记载、三国故事形成流传情况、诗词艺术创作等角度来看,“羽扇纶巾”都是指诸葛亮。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始英雄泪满襟.